1944（14）

12月4日

在审改中共中央书记处给晋察冀分局等关于审干反奸问题的指示稿上加写一段话：“九条方针中，最主要的是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两条，两条中又以调查研究为最中心关键，凡无调查研究或虽有而是表面的非真凭实据的，一概不能误认为特务，此点特须使一切干部充分认识清楚。”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答复王震、王首道二日关于“可否取道敌、阎交界线通过”的请示电，指出：“阎锡山在孝义兑九峪线筑工增兵，防我甚严，你们不可引起冲突，只可在其防线以外通过”。

12月7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本日，周恩来、董必武自重庆飞返延安。会议听取周恩来报告此次同国民党谈判情况。会议认为：国民党所提三条明显地不同意成立联合政府和联合统帅部，因此无法求得双方提案的基本共同点。为了答复各方询问，准备早日公布五条协定，以引起舆论注意和督促国民党政府改变态度。会议决定：一、周恩来、董必武不再去重庆谈判，并致函赫尔利说明原因。二、筹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由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发起。成立准备委员会，由党内周恩来、林伯渠等十四人和党外李鼎铭、续范亭等二十一人共同组成。

12月8日

和周恩来同包瑞德进行会谈，坚决拒绝蒋介石的三点建议，批评赫尔利背弃与中共签署的五点建议并为蒋介石的反建议作说客。毛泽东说：蒋介石提出的三点建议等于要我们完全投降，交换的条件是他给我们一个全国军事委员会的席位，而这个席位是没有任何实际作用的。赫尔利说我们接受这个席位，就是“一只脚跨进大门”，我们说如果双手被反绑着，即使一只脚跨进了大门也是没有任何意义的。我们欢迎美国的军事援助，但不能指望我们付出接受这种援助要由蒋介石批准这样的代价。美国的态度令人不解，五点建议是赫尔利同意的，现在他又要我们接受牺牲我们自己的蒋介石的建议。在五点建议中，我们已经作了我们将要作的全部让步，我们不再作任何进一步的让步。由于蒋介石已拒绝成立联合政府，我们决定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是组成一个独立政府的初步的步骤。

12月9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关于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一、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有四个目的：组织沦陷区，加强解放区，帮助大后方，促进联合政府。这四个目的要鲜明地提出。二、在目前情况下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也要从反面考虑一下。虽然不叫政府而叫解放区联合委员会，但是要想到美国不帮助，蒋介石取消八路军，中间派不赞成，我们是否会孤立。三、现在只成立准备委员会，中央主要负责人不要公开发表讲话，也不写社论，看看情况再讨论决定。

12月12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在会上明确提出：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暂缓成立，报上也不宣传，可放口头空气。现在全国总的任务是建立统一中国一切力量的民主联合政府，其他的不提，七大也要采取这种态度。

同日

同周恩来复电王若飞〔1〕，指出：我们毫无与美方决裂之意，五条协定草案可以不发表。“牺牲联合政府，牺牲民主原则，去几个人到重庆做官，这种廉价出卖人民的勾当，我们决不能干。这种原则立场我党历来如此，希望美国朋友不要硬拉我们如此做，我们所拒绝者仅仅这一点，其他一切都是好商量的。”“中央在三个月内集中精力开七大，解放区联合委员会只能在七大以后再说。”毛泽东、周恩来并要王若飞将以上意思转告包瑞德或戴维斯。

12月13日

将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四日关于新四军五师财政困难急待解决给中共中央的电报批给陈毅、刘少奇：“请研究办法。我的意见：（一）师部只管直属队，各分区财政宣布一概自筹，或自筹大部。不把担子交给下面，是无法解决的。但不知道那里是否已交下面还不能解决，或是未交不能解决，请去电询问。（二）与贺、高、陈〔2〕商，设法接济。”十八日，中共中央复电郑位三、李先念等，指出：你处是处在分散游击环境，依照敌后各地经验，经济供给的完全统筹是办不通的，统一政策领导下由分区分散自筹的办法却证明是较好的办法。

〔1〕王若飞十二月十一日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说赫尔利对我们将公布五条协定草案感到很恼火，认为使他难堪；并说包瑞德认为当我们成立解放区联合委员会时，蒋介石会宣布我们搞分裂而打击我们。

〔2〕贺、高、陈，指贺龙、高岗、陈云。

12月15日

在陕甘宁边区第二届第二次参议会上作题为《一九四五年的任务》的演说，指出：“整个反法西斯战争有很大的胜利，打倒希特勒明年就可以实现。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配合同盟国打倒日本侵略者。”但是，中国内部的状态仍然是不团结，国共谈判毫无结果，国民党仍然固执其一党专政及失败主义的政策。因此，全国人民的总任务是：“全国人民一致起来，大声疾呼，要求国民党当局改变现行政策，以便迅速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中国人民不论在大后方，在沦陷区，在解放区，都要为此目标而奋斗。”中国解放区“现在已经成了抗日救国的重心”。一九四五年解放区的任务有十五项，主要是：巩固和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整训和扩大正规军、游击队、自卫军和民兵，加强军队的内部团结，进一步改善军民关系；加强民族统一战线，认真执行“三三制”政策；深入开展减租运动；普遍开展大规模的生产运动；注意文教工作；提高干部的工作能力和水平；用多方面的努力和各种办法促成民主的联合政府尽可能迅速地建立起来。毛泽东在讲话中特别强调党内党外都要大大地提倡民主作风，指出：“我们工作作风中的一项极大的毛病，就是有些工作人员习惯于独断专行，而不善于启发人们的批评讨论，不善于运用民主作风。”“各级领导人员，有责任听别人的话。实行两条原则：（一）知无不言，言无不尽；（二）言者无罪，闻者足戒。”“我们许多人中仍然缺乏民主作风，我们一定要改正这个缺点。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我们有些什么不好的东西舍不得丢掉呢？如果我们改正了这个缺点，那我们就能团结更广大的人民，我们的事业就能获得更大的与更快的发展。”

12月15日—17日

和朱德、周恩来、叶剑英同美国战略情报局伯德上校，就美军可能在山东沿海地区采取的军事行动，中共方面能够提供何种合作和支持的问题，进行探讨和磋商。在场的还有包瑞德。

12月16日

复信赫尔利，信中说：“十一月间，罗斯福总统选举胜利时，我曾去电祝贺他。在他回给我的电报上说：‘为着击败日本侵略者，愿意和中国一切抗日力量作强有力的合作’。请你转达给罗斯福总统，我对于他的这个方针，表示完全同意，并向他致谢！”“请包瑞德上校带此信给你。我希望包上校能够早日回延工作。”“其他要说的，均见于周恩来将军给你的信上”。

同日

周恩来致信赫尔利，说明国共谈判无结果，是由于国民党当局拒绝五条协定草案；对五条协定草案同意暂不发表，但为了便于人民监督政府改变态度，当在适当时候发表。并指出：“在国民党一党政治下的任何人事变动，都不可能变更目前国民政府的制度和政策。”

12月18日

复电程子华〔1〕，指出：“敌对蒋仍是一打一拉，目前又到了拉的时候，但将来还可能打。”“蒋对我党不愿作任何原则上让步，我党应坚持联合政府，在此种立场上不关闭谈判之门，其他不应再谈，结果仍是拖。”“希望你们努力向雁北、绥东、察哈尔、热河及冀东敌占区发展，扩大解放区。同时努力从事城市工作。”

〔1〕程子华，当时任八路军晋察冀军区代司令员、代政治委员。

12月19日

在吕正操十七日转来王树声、戴季英的电报上批示：“高岗、陈云同志：王震来电，太岳大雪，多人受冻，脚部冻伤成残废者三十多人，要王戴部备足鞋袜。今阅此电，又缺少放哨大衣。请急为处置为盼。”

12月20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听取董必武关于大后方工作的报告。毛泽东最后讲话说：董老的报告很好。大后方工作有成绩，南方局、办事处、《新华日报》做了很好的工作。大后方有十万党员，绝大多数是可靠的，去年审干时估计有些错误。审干应采取严肃与谨慎的态度，两者缺一不可。现在沦陷区扩大了，沦陷区的工作很重要，应提到与解放区同等重要的地位。我们要扩大解放区，组织沦陷区，援助大后方。要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党务五门搞好。

同日

关于怎样办地方报纸问题，对晋绥边区《抗战日报》作以下指示：本地消息，至少占两版多至三版。排新闻应以本地为主，国内次之，国际又次之。对于外地消息与国际消息应加以改造，对新华社的文章不能全登，有些应摘要。应根据当地人民的需要（联系群众、为群众服务）办报，否则便是脱离群众，失掉地方性的指导意义。

12月22日

复赫尔利二十一日关于希望周恩来再去重庆商谈的电报，指出：“在目前，吾人认为国民政府尚无根据我们提议的五条方针来进行谈判的诚意，而周恩来将军又因有某种会议需要准备，一时难以抽身，故我们提议请你先派包瑞德上校来延一谈。”

同日

致信邓宝珊：“去年时局转换，先生尽了大力，我们不会忘记。八年抗战，先生支撑北线，保护边区，为德之大，更不敢忘。去秋晤叙，又一年了，时局走得很快，整个国际国内形势都改变了。许多要说的话，均托绍庭〔1〕兄专诚面达。总之只有人民的联合力量，才能战胜外寇，复兴中国，舍此再无他路。如果要对八年抗战作一简单总结，这几句话，鄙意以为似较适当，未知先生以为然否？”

〔1〕绍庭，即刘绍庭，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

12月24日

对晋察冀边区一级英雄李勇因骄傲而落选一事，致电程子华，指出：“李勇这类现象，陕甘宁边区也发生了，各地还会发生，其责任主要的不是在他们本人，而是在于领导他们的人。嗣后凡当选的英雄模范，须勤加教育，力戒骄傲，方能培养成为永久模范人物。如果只有赞扬，没有教育，骄傲落选，将是必然现象，此点请加注意。”

12月25日

中共中央发出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关于目前形势与任务的指示。关于形势方面，指示指出：国共谈判无结果，但未关闭谈判之门。蒋介石军队溃败不堪，重庆及国民党区域人心惶惶。如果日本再向西南及西北进攻，国民党崩溃甚至投降的危险是可能发生的。“最近八个月，中国政治形势起了一个大变化。国共力量对比，已由过去多年的国强共弱，达到现在的国共几乎平衡，并正在走向共强国弱的地位。我党现在已确实成了抗日救国的决定因素。”关于任务方面，指示指出：“一九四五年方针见之十二月十五日毛主席演说，各地应按照自己特点部署工作，特别注意发展生产、城市工作及扩大解放区三方面。”如果在数年之后，我们能达到

一百万至一百五十万有纪律有训练的军队，而又有充足的粮食及日用品供养这个军队，而不感到勉强与竭蹶，中国的命运就可由我们掌握了。“一切决定于任务的提出与政策的恰当，精密地掌握政策的执行，十分必要。”

同日

复电邓小平：“关于十个问题〔1〕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极好。除抄给此间许多同志阅读外，并转发各地参考。我完全同意你们的路线，望坚持贯彻下去。并请告知太行区党委负责同志，我十分感谢他们给我以关于今年生产的非常有用的总结报告。”

同日

复电罗荣桓、黎玉：“（一）关于十个问题的答复，早已收到，内容很好，你们的路线是正确的。（二）每一地区从开始减租到全部彻底完成减租任务，大体要经过三年时间，还要抓得很紧，稍为放松，即难完成。生产工作、民兵工作、官兵关系、军民关系、文教工作，大体也是如此。要有这些时间，全体干部才能学会，全体群众才能发动。你们已有丰富经验，估计一九四五年山东全党工作会有极大进步。（三）人民生产工作，希望加强注意。（四）城市工作希望一年内有普遍发展。（五）减租后，贫农、中农粮税负担必须增加，地主、富农负担则须酌减，方见公平，方能维持军费，但赤贫者须免税。（六）减租后，地主收地必须抑制，其收回自种者可被允许，但仍须同时照顾农民利益，必须保证农民有地可种。”

〔1〕指毛泽东七月二十八日致李先念，饶漱石，罗荣桓，黄敬，邓小平，程子华、林枫的电报中，要求各地答复的十个问题。

同日

复电郑位三、李先念、任质斌：“美军极注意国共磨擦，闻蒋令李宗仁发动对我进攻，他们即令欧高士等来你处进行考察，究竟谁进攻谁。望将国民党一切无理进攻情形随时告知欧高士，同时望通令各部重申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自卫原则，不给国民党以借口。”

12月28日

周恩来致信赫尔利，说明中共不愿在国民党政府有无可能接受建立民主的联合政府的建议问题上继续进行抽象的探讨。特向国民党政府提出四点要求，以观其是否有决心实行民主和团结，即：（一）释放全国政治犯；（二）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和进攻华中新四军、华南抗日纵队的国民党军队；（三）取消限制人民自由的各种禁令；（四）停止一切特务活动。以上四点，请赫尔利转达国民党当局。

12月30日复电王震、王首道，庆贺南下支队经过五十天行军，安全渡过黄河〔1〕。指出：遇安全处宜略作休息，然后前进。一入湘鄂交界，局面将较紧张，一切望依据环境决定。并请告皮定均、徐子荣，中央对他们的努力，甚为满意，并问候他们。

〔1〕南下支队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二十七日踏冰南渡黄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