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上（01）

五十二岁

1月1日

出席中共中央举行的新年干部晚会，并作简短讲话。他说：我们的任务是团结一切力量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共产党员，中国各阶层人民，国际反法西斯的朋友，都要更好地团结起来。我们团结得越好，对敌人的打击也就越有力量。

同日

同前来祝贺新年的郭述申〔1〕等谈话。毛泽东说：同敌人斗争要有长远准备。过去只顾眼前，扩兵筹款，不久根据地也搞空了。河南的同志做得对，他们把扩大的军队留在地方，已扩大了一万多地方部队。去年各根据地生产搞得好，部队每人每日五钱盐、五钱油、一斤菜，比前几年好多了。不管敌人是早倒还是晚倒，我们都要作好准备，有备无患，才能立于不败之地。

1月5日

复电太岳区党委：“二日电悉。不是两年胜利，而是两年准备胜利。我们至少还需两年时间进行各方面准备工作，对于争取胜利方有较大把握。”〔1〕郭述申，一九四一年一月任新四军第二师政治部主任，同年秋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曾任该校第三部主任。

1月7日

和刘少奇同高岗、林伯渠、李维汉、贾拓夫、刘景范〔1〕谈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总结问题。在谈到区乡干部作风问题时，毛泽东和刘少奇一致指出：上级指示行不通的，打个招呼，顶回来，才是真正对革命负责。党的根本宗旨是为人民服务，对人民负责。

〔1〕刘景范，当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民政厅厅长。

1月10日

在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大会上作题为《两三年内完全学会经济工作》的讲话，首先指出劳动英雄和模范工作者有三个作用，即带头作用、骨干作用、桥梁作用，勉励大家切记不可以骄傲。然后着重讲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指出：“我们必须在两三年内，使陕甘宁边区和敌后各解放区，做到粮食和工业品的全部或大部的自给，并有盈余。”他强调发展经济必须从现在所处的农村环境出发，他说：“有一个问题必须再一次引起大家注意的，就是我们的思想要适合于目前我们所处的环境”。目前所处的环境是“建立在个体经济基础上的、被敌人分割的、因而又是游击战争的农村根据地”，不应“带着城市观点去处理农村”。只有“注意使我们的思想完全适合于我们所处的环境，然后才能使我们的工作样样见效，并迅速见效”。这个讲话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必须学会做经济工作》。

1月11日

复信赫尔利，对他七日来信中提出的在延安召开有他参加的国共两党会议的提议，加以婉拒，指出“恐此项会议得不到何种结果”。请赫尔利向国民党政府转达中共下述提议：“在重庆召开国是会议之预备会议，此种预备会议应有国民党、共产党、民主政团同盟〔1〕三方代表参加，并保证会议公开举行，各党派代表有平等地位及往返自由。”表示如果国民党政府同意这一提议，周恩来可到重庆磋商。

同日

复信刘昆林〔2〕：“你长期不被信任，难怪你不满意。但真金不怕火烧，还是应该有耐心，等候同志们了解你，除此都不是出路。看你此次的信，你的问题似乎可以获得解决了，更希望你耐心等候。”

〔1〕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于一九四四年九月改名“中国民主同盟”（简称“民盟”）。

〔2〕刘昆林，当时在中共中央党校学习，因一九二八年脱党等事而受到审查，曾多次写信给毛泽东。

1月15日

王若飞致电毛泽东、周恩来、董必武，报告十四日约民盟的沈钧懦、黄炎培等座谈中共关于召开有国民党、共产党和民盟三方面参加的国是会议预备会议的提议，他们认为中共方面态度完全正确，完全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并提出加速准备中共、民盟及国民党内民主派间的共同纲领草案等项建议。毛泽东批阅了电文，请周恩来起草共同纲领。二十一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复王若飞电，指出：与民盟座谈得很好，共同纲领此间正在起草。预备会议应讨论国是会议和联合政府之组织及其实际步骤，应通过共同纲领，应保证放人、撤兵、给人民自由、废除特务四条的实现。

1月17日、18日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座谈会。在十七日会上说：今天的会是座谈会性质，目的是为起草七大的军事文件，又为着同志相互间打通思想。总的是从团结的愿望出发，经过了解情况，弄清问题，达到团结的目的。抗战期间的路线问题，无论中央的、地方的，八年中总路线都是正确的，只在短时期内王明来了一个插曲。有些闲话说路线不正确，应扫清。抗战的上升、下降、又上升三个时期，路线都是正确的。总路线是正确的，有很大成绩，并不排除用自我批评来检讨工作。

1月22日

复赫尔利二十日来电〔1〕，告知决定派周恩来赴重庆代表中共与国民党政府谈判。二十四日，周恩来飞抵重庆。行前，毛泽东指示：一、争取联合政府，与民主人士合作；二、召开党派会议作为具体步骤，国民党、共产党、民盟参加；三、要求国民党先办到以下各项——释放张学良、杨虎城、叶挺、廖承志等，撤退包围陕甘宁边区的军队，实现一些自由，取消特务活动。

1月28日

复周恩来二十七日来电，指出：“你拒绝了赫尔利的两个补充办法〔2〕是很对的。这是将中国军队尤其将我党军队隶属于外国，变为殖民地军队的恶毒政策，我们绝对不能同意。”“如果谈到国民大会问题时，应表示：我们不赞成在国土未完全恢复前召集任何国民大会，因为旧的国大代表是贿选的过时的，重新选举则在大半个中国内不可能。即在联合政府成立后也是如此，何况没有联合政府。并望以此征小党派同意，共同抵制蒋的国大把戏。”

〔1〕电报说，赫尔利和宋子文、王世杰提出在政务委员会以外的两个补充办法：（一）由美国、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组织军队整编委员会；（二）由美国派一将官任敌后中共军队的总司令，国民党、共产党各派一人为副总司令。周恩来拒绝了这两个补充办法，指出这是不公允和无理的。赫尔利一月二十日致电毛泽东，说他相信国民党政府准备作出重要让步，建议再派周恩来到重庆谈判。

〔2〕周恩来一月二十七日致电毛泽东，报告二十五、二十六两日同赫尔利、宋子文、王世杰、张治中会谈情况。

1月30日

同朱德、任弼时听取林伯渠、李维汉汇报陕甘宁边区政府检查工作中党外人士提出的意见，有些党外人士认为他们有职无权，非党员受歧视。听汇报后，毛泽东赞成用谈心的方法征求意见，并说：议论和批评对我们总是有帮助的。说党包办，总是有原因的，我们要研究解决。凡是正确的意见，都要研究解决。

同日

英国《新闻时事报》发表斯坦因写的《毛泽东朱德会见记》一文〔1〕，该文介绍了毛泽东同斯坦因几次会见和长谈中的一些情况。在几次长谈中，毛泽东告诉斯坦因的第一件事就是：我还是一个小学生，群众的小学生，如果我们要争取到胜利与和平，群众的意见与经验一定要作为我们政策的基础。因为人民能教给我们许许多多事情。我们的任务就是听从他们，学习并了解他们的经验、愿望、批评，确定他们所需要的东西的总和，再作为政策交还给他们。毛泽东说他的领导靠人民的信任，靠当前在我们新民主主义的各级政府之下的八千六百万人民的信任。关于国共关系，毛泽东说：在一九三七年抗日战争爆发时，我们自动地退让，但我们却绝未放弃过在陕甘宁边区和在我们所解放的区域内自由组织地方政府的权利——那是在国家权力下的地方政府。我们也绝未放弃过在国民政府最高统帅下，领导我们自己所建立起来的军队的权利。最后，我们也绝未放弃过在真正的民主中，共产党要同国民党有平等政治地位的权利。我们正在争取真正的民主。

〔1〕斯坦因在《毛泽东朱德会见记》中，记述了他几次访问中对毛泽东的印象。他说：在我同毛泽东谈话的三十小时当中，通过所有我所访问过的几百个共产党人，也包括地主、商人等等，我开始了解毛泽东先生所享有的信任与爱戴了。“他几乎羞怯的谦逊与自然的热诚，反映着对于别人的人性尊严的深深敬重，以及对人的学习能力的深深信任，那正是他不断地让负责的工作者们所牢记的基本意识之一。”“一开头，他显得有点温和。但他却有一种人的坚定性，那种人相信着智慧的说服而不信强力，并且知道怎样鼓舞别人热衷于战争的胜利作为当前的目标，热衷于社会与文化的进步作为久远的目标”。

1月31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题为《游击区也能够生产，也必须生产》的社论。社论指出：一切解放区党政军工作人员，特别是游击区工作人员，应从思想上完全认识游击区能够和必须进行军民的大规模的生产运动。还指出：“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我们要战胜日本侵略者，除其他一切外，还必须努力于经济工作，必须于两三年内完全学会这一门；而在今年——一九四五年，必须收到较前更大的成绩。”这篇社论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游击区也能够进行生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