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05）

5月20日

在中共中央党校第一部作关于时局问题的报告，对国际国内形势进行分析，指出：目前国际形势和国内形势都是反法西斯力量上升，人民革命力量上升，所以就全世界来说是胜利快要到来，就中国来说也是胜利快要到来。目前我们就是如何迎接胜利，因此要特别强调两个问题。一是要防止骄傲。骄傲是最害人的，在我们党的历史上上了骄傲不少的当。骄傲像一个包袱，什么人都可以背上这个包袱。现在是要放下这个包袱，放下这个包袱才能接近群众。我们每个同志都不要骄傲，不要只看到自己的长处，要随时看到自己的不足，随时学习。二是要打开思想，善于思索问题。如果大家放下了骄傲这个包袱，能接近群众，可是不能替群众解决问题，还是没有用。现在就是要大家多想问题，才能解决问题。

5月21日

扩大的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举行第一次全体会议，毛泽东在会上提出七中全会的两项任务，即准备七大和在全会期间处理中央的日常工作。他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作工作报告，讲抗日准备时期和抗战时期的主要问题，指出：这两个时期我们的目的就是为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而奋斗。为达到这个目的，我们的方针就是发展自己，团结友军。这个方针最初决定于一九三五年十二月瓦窑堡会议，直到现在都为执行这个方针而斗争。关于发展自己，即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根据地，以此为代表中华民族打击日军的中心力量，中央曾做过很多工作来说服反对这个方针或不积极执行这个方针的同志。事实说明没有八路军新四军的抗战，中国的抗战决不能有今天。关于团结友军，我们始终站在团结国民党抗日的立场上，但遇到反共磨擦则要同它斗争。在反磨擦中，我们是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使磨擦斗争归于缓和，将国民党引导到对敌斗争目标上去。我们发展八路军新四军及其根据地的政策是完全正确的，我们团结友军的政策也是完全正确的。今年军事仍以精练为主，明年准备发展，并占领一批小城市，在获得美国配合时，准备驱逐日本帝国主义出中国。会议通过由毛泽东、朱德、刘少奇、任弼时、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及七中全会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在全会期间由主席团处理日常工作，中央书记处及政治局停止行使职权。会议同意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向全会提出的关于党内历史问题的六点意见，并形成决议。会议通过七大的议程及报告负责人，政治报告——毛泽东，组织及修改党章报告——刘少奇，军事报告——朱德，党的历史问题报告——任弼时，统一战线报告及公开讲演——周恩来。除政治报告不设准备委员会外，会议同意中央书记处提议的其他四个报告的准备委员会的名单。六届七中全会从本日开始，于一九四五年四月二十日结束。

5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办公厅在中央党校大礼堂为陕甘宁边区工厂厂长及职工代表会议的代表举行的招待会，接受职工代表的献旗和献词，并发表讲话。讲话指出：五年前边区才真正开始有了一点工业，当时只有七百个工人，现在有一万二千个工人，所以边区工业的进步是很快的。它的数目虽小，但它所包含的意义却非常远大。谁要不认识这个最有发展前途、最富于生命力、足以引起一切变化的力量，谁的头脑就是混沌无知。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需要工业。要使中国的民族独立有巩固的保障，就需要工业化。我们共产党是要努力于中国的工业化的。中国落后的原因，主要的是没有新式工业。日本帝国主义为什么敢于这样地欺负中国，就是因为中国没有强大的工业，它欺侮我们落后。因此消灭这种落后，是我们全民族的任务。老百姓拥护共产党，是因为我们代表了民族与人民的要求。但是，如果我们不能解决经济问题，如果我们不能建立新式工业，如果我们不能发展生产力，老百姓就不一定拥护我们。在抗日战争期间，共产党抗击了百分之五十八的敌军，百分之九十的伪军，这方面我们是有经验有成绩的。但是经济工作，尤其是工业，我们还不大懂，可是这一门又是决定一切的，是决定军事、政治、文化、思想、道德、宗教这一切东西的，是决定社会变化的。因此所有的共产党员都应该学习经济工作，其中许多人应该学习工业技术。如果我们共产党员不关心工业，不关心经济，也不懂别的什么有益的工作，对这些一无所知，一无所能，只会做一种抽象的“革命工作”，这种革命家是毫无价值的。我们应该反对这种空头革命家，学习实现中国工业化的各种技术知识。

同日

林伯渠将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送交张治中、王世杰，张、王以二十条如此写法无异暴露政府之罪状为借口，拒绝接收和转呈国民党政府。二十三日、二十五日，林伯渠连续致电毛泽东，汇报张，王拒不接收和转交二十条等情况。

5月24日

出席延安大学〔1〕在陕甘宁边区政府大礼堂举行的开学典礼，并在会上讲话，指出延安大学应为抗战及边区的政治、经济、文化建设服务。他说：现在边区教育已经开始走上轨道，这是与边区及各个抗日根据地的进步有联系的。所有我们一切工作，只有一个目标，就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延大是设有政治、经济、文化等学科的大学，学生要学习政治、经济、文化，要准备去做政治、经济、文化的工作，要为实际服务，不要犯教条主义。他指出：“共产党人在工作中有缺点错误，一经发觉，就会改正。他们应该不怕自我批评，有缺点就公开讲出是缺点，有错误就公开讲出是错误。一经纠正之后，缺点就不再是缺点，错误也就变成正确了。”

〔1〕一九四三年四月，鲁迅艺术文学院、自然科学院、民族学院和新文字干部学校先并入延安大学。一九四四年四月，行政学院也并入延安大学。

5月27日

关于艾青写的《秧歌剧的形式》一文，致信胡乔木：“此文写得很切实、生动，反映了与具体解决了年来秧歌剧的情况和问题，除报上发表外，可印成小册，可起教本的作用。最好把文尾附注移至文前，并稍为扩充几句，请与作者商酌。”

5月30日

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决定向七中全会提议，七大应增加关于城市工作的议程，该项议程的报告和决议，应从抗战的需要和党的任务出发，提出目前敌占区城市工作的重要性，联系到对过去城市工作的批判。

5月31日

关于修改中共中央提出的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致电林伯渠，指出：“（一）为尊重张、王意见，以利谈判，以示我方希望解决问题之诚意，特修改文件内容词句，请再次提交张、王。（二）请向张、王声明，拥蒋及执行四项诺言等屡经申明，故未重述于上次文件中。为尊重他们意见，故将其加入于此次文件。又二十条均属事实，请求政府解决极为必要，为尊重他们意见，改为十二条，其余八条，作为口头要求，仍请政府考虑解决。（三）如彼方再不接收与解决，则曲在彼方，我方委曲求全之诚意可大白于天下。”

5月

中共中央《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起草工作于本月开始。这项工作在毛泽东领导下进行，日常工作由任弼时主持。毛泽东确定关于起草《决议》的指导思想，并提出许多重要的思想理论观点。一九四一年由他起草的《结论草案》，是这个决议的最初蓝本。《决议》的起草，曾几易其稿，毛泽东作过多次修改，并经过党的高级干部的多次讨论和其他人的修改，历时一年。《决议》是一个集体创作。

同月

对中共中央党校即将到前线去的学员讲话。毛泽东说：在整风中有些同志受了点委屈，有点气是可以理解的。但已经进行了甄别，还生气不讲团结，这就不好。整风中的一些问题，是则是，非则非，搞错了的，摘下帽子，赔个不是。讲到这里，毛泽东向大家敬礼赔不是，并说：同志们，我举起手向大家敬个礼，你们不还礼，大家想想，我怎么放下手呢？这时全场起立鼓掌。

同月

在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领导下，晋察冀日报社编辑的《毛泽东选集》一至五卷出版，编选的大部分是毛泽东抗日战争时期的著作。

6月3日

复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1〕五月二十三日来电，指出：“完全同意你们对时局的估计与对谈判的方针，你们的意见和我们是一致的。”“修正文件虽然去掉八条，但主要内容未变，又可借此重开谈判，如再不接收，则曲在彼方，那时准备由延安用电报拍给蒋。”“会见华莱士〔2〕及拉铁摩尔〔3〕时可以新十二条及口头提议八条均告知他们。”

6月5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全体会议，会议讨论和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城市工作的指示》。指示指出：“不占领大城市与交通要道，不能驱逐日寇出中国”。现在必须认识，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日军的任务，“有些只有依靠我党才能胜任，有些主要依靠我党才能胜任，依靠国民党是无望的”。因此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区党委“必须把城市工作与根据地工作作为自己同等重要的两大任务”，“必须把争取敌占一切大中小城市与交通要道及准备群众武装起义这种工作，提到极重要地位”，“以期在今年下半年及明年上半年，就能收获显着成绩，准备配合世界大事变，在时机成熟时，夺取在有我强大军队与强大根据地附近的一切敌占城市与交通要道”。毛泽东在会上对指示作了说明，他说：占领大城市和交通要道这个任务的提出，是以以下情况作为出发点，即：共产党领导的军队抗击了四分之三的敌军，根据地人口有八千多万，整风和生产取得了成效，国民党在精神上物质上都下降，汤恩伯一败如水，英、美舆论和民主政团同盟都同情我们，国民党内部有分化。现在如不提出这个任务，则我们在抗战中将犯大错误。但根据地在这一年内的主要任务，还是巩固而不是发展。将来为了团结群众，也可以在共产党以外组织一种阵线。会议决定成立城市工作委员会，彭真为主任，并建议七大的议程增加城市工作一项。

〔1〕王若飞，当时是参加国共谈判的中共代表。

〔2〕华莱士，当时任美国副总统，一九四四年六月二十日到达重庆访问。

〔3〕拉铁摩尔，美国国务院战时情报局太平洋分局局长，随同华莱士访华。

同日

林伯渠与张治中、王世杰会谈。林伯渠将中共中央修正后的关于解决目前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书十二条（附口头要求八条）递交张、王。张、王表示不接收，经林据理力争后才收下，但仍声言不能转报国民党政府。同时，张、王将《中央对中共问题政治解决提示案》交林伯渠。六日，林伯渠致信张、王，指出国民党政府提示案与中共中央的十二条意见相距甚远，但但愿将这一提示案报告中共中央，并再次要求张、王将中共中央的十二条转报国民党政府。十五日，张治中、王世杰致信林伯渠，说已将中共十二条意见转报国民党政府，但坚持解决办法只能按国民党政府提示案办理，不能变更。至此，谈判陷入僵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