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04）

4月12日

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作关于学习问题与时局问题的报告。这个报告和同年五月二十日在中央党校第一部的报告，合并整理成《学习和时局》一文，于同年七月发给八路军总部、各中央局、中央分局等。这个报告讲了两个问题。（一）关于学习问题。毛泽东传达并进一步发挥了他三月五日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关于路线学习讲的六条意见，这六条意见曾经得到政治局会议的同意作为政治局的结论。（二）关于时局问题。他分析了国际国内的形势，指出：目前国际形势有两个特点，一是反法西斯阵线力量的高涨和走向胜利，法西斯阵线力量的衰落和走向失败；二是反法西斯阵线内部人民力量的增长和反人民力量的衰落。关于国内形势，去年八月中共中央发表了国共两党抗战成绩的比较，说明国共两党在抗战中的实际地位改变了。他还说明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发展的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上升的，第二个阶段是下降的，第三个阶段又上升了。第一个阶段好比是伸开的手掌，第二个阶段是缩回的拳头，第三个阶段是再伸出强有力的拳头。为了争取胜利，要去掉一个东西，要学习一个东西。要去掉我们背上各种各色的包袱，解除精神上的负担。党的历史上曾经有过几次表现了大的骄傲，都是吃了亏的，全党要引为鉴戒。要学会开动脑子，善于思索，养成分析的习惯。如果我们既放下了包袱，又开动了脑子，既是轻装，又会思索，那我们就会胜利。《学习和时局》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4月14日

关于印发林伯渠三月二十五日在中共中央西北局高级干部会议上所作的关于“三三制”经验的报告，写给李维汉一个批语，说此件很有用，由西北局印五千份，分发到县级党政军干部、党校学生及中央直属干部。毛泽东在林伯渠报告谈到中间分子的右翼处，改写了以下一段话：“县以上参议会中，可以吸收这种政治态度较右但不是坚决反共分子的少数人（用聘请方法），这对于影响外面的地主资本家与安定本地富有阶层，都有作用。对待他们的态度，要团结和斗争并重，责之以大义，晓之以利害，可使其服从大局。应该给以适当的礼貌与尊重，团结他们，并利用其一技之长，但不可任以要职，更不可假以大权。”

4月15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国共关系问题和林伯渠去重庆谈判问题。周恩来说，国民党现在对我们主要采取政治斗争，我们的方针，照毛主席估计的，目前还是求和缓。毛泽东说：这次总的态度是不卑不亢，表示我们要想求和缓，要求抗战到底，团结到底，不表示盛气凌人的态度。我们要求与他们一同抗日，使他们不感觉我们威胁他们。对中间派主要是宣传民主，争取他们的同盟。对英、美主要是宣传抗战，要求英、美派人常驻陕甘宁边区。

4月18日

日军发动河南战役，开始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国民党军队溃败。至五月九日，日军打通了平汉铁路。五月下旬，国民党军队退到洛宁、嵩县以西的伏牛山区。

4月22日

致电滕代远、邓小平并转杨得志、苏振华、黄敬，指出：日军打通平汉铁路战役，一部已由中牟渡河，其主力似集结博爱、孟县、济源地区，准备向黄河以南侵犯。我军应乘日军南犯后方空虚时，开展豫北地方工作，以便将来可能时开辟豫西工作基地。

4月29日

关于李健侯〔1〕所着《永昌演义》一书，写信给李鼎铭，信中说：“近日鄙人阅读一过，获益良多。并已抄存一部，以为将来之用。”“此书赞美李自成个人品德，但贬抑其整个运动。实则吾国自秦以来二千余年推动社会向前进步者主要的是农民战争，大顺帝李自成将军所领导的伟大的农民战争，就是二千年来几十次这类战争中的极著名的一次。这个运动起自陕北，实为陕人的光荣，尤为先生及作者健侯先生们的光荣。此书如按上述新历史观点加以改造，极有教育人民的作用，未知能获作者同意否？”

〔1〕李健侯，当时任陕甘宁边区参议会参议员，在米脂县文献委员会工作。

同日

林伯渠受中共中央委派离延安赴重庆与国民党谈判，五月二日到达西安。林在西安同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派来的代表张治中、王世杰举行多次会谈，初步交换了意见。十七日，林同张治中、王世杰乘飞机到重庆。

4月30日

致电董必武转十一位外国记者：“诸位来延，甚表欢迎”，“只要政府同意即可动身”。

同日

宴请续范亭〔1〕等。饭后交谈中，续范亭得知去年旧历十一月十九日正是毛泽东五十岁生日，而延安各界并未举行任何祝寿活动，对此深有感触，赋诗一首：“半百年华不知老，先生诞日人不晓。黄龙痛饮炮千鸣，好与先生祝寿考。”在谈到粮食对战争的重要性时，毛泽东说：韩信在登坛拜将以前，还在汉中当过“粮食部长”。朱总司令自述他初做军官就充当司务长，旧日司务长正是管连队生活，并负训练与作战的责任。现在我们的大将们都研究粮食问题，全体指战员都亲自动手，建立各单位的大小家务。各部首长、干部不但都能管理军队生活，而且都能直接参加生产，这是全世界军队没有的奇迹，同时也是中国军队的大改革，这对革命是一件很大的事。

〔1〕续范亭，当时任八路军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在延安休养治病。

5月10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问题。会议决定组织下列准备报告委员会：军事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朱德负责召集；组织问题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刘少奇负责召集；党内历史问题决议准备委员会，由任弼时负责召集；周恩来准备在大会作一次关于统战工作的报告，统战工作报告准备委员会由周恩来负责召集。会议还决定在七大前召开七中全会，五月二十日左右召开首次会议，通过关于大会的准备问题。会议还讨论对林伯渠五月四日请示同国民党谈判的条件来电的答复问题。

5月11日

根据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的决定复电林伯渠，指出：关于同国民党谈判的条件，“林彪前提四点〔1〕，当时何应钦回说时期不同，要另行考虑，故今年恩来提出五点〔2〕（即在孙中山纪念会演说之最后五点），现张、王〔3〕既要我们先提主张，

〔1〕一九四二年十月至一九四三年六月，林彪受中共中央委派在重庆同国民党谈判。谈判中，林彪根据中央指示，向国民党提出四点：（一）在允许中共合法的条件下，可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和敌后抗日根据地办党；（二）八路军新四军编为四个军十二个师；（三）陕甘宁边区改为行政区，人员、地域不动；（四）八路军新四军黄河以南部队，在抗战胜利后北移。

〔2〕指周恩来一九四四年三月十二日在延安各界纪念孙中山逝世十九周年大会上所作的《关于宪政与团结问题》演讲中向国民党政府提出的五点要求，即：承认中国共产党在全国的合法地位；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为国民党政府的地方政府；承认八路军新四军及一切敌后武装为国民党政府所管辖所接济的部队；恢复新四军的番号；撤销对陕甘宁边区及各抗日根据地的封锁和包围。

〔3〕张、王，指张治中、王世杰。

可即以此五点及你带去六点为谈判内容，并要求至渝后，先恢复渝办、西办〔1〕两电台及人员自由来往，以便利谈判。”

〔1〕指八路军驻重庆办事处和驻西安办事处。

5月13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毛泽东所提对林伯渠十日关于国共谈判条件问题来电的复电问题。林伯渠来电说：在六、七、八三日同张治中、王世杰的会谈中，“张、王的态度是倾向照林彪提案解决，但不愿作正面肯定的表示。他们办法是探求我们能接受的意见向蒋报告，再由国民党中央作一提示案，交我转延安接受”。会议决定先复电林伯渠，说明中央正在讨论，要他飞渝继续谈判。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决定复电林伯渠。

5月15日

关于国共谈判条件问题，再复电林伯渠，指出：王世杰、张治中“既屡求我方提具体意见，故决提全国者三条，两党者十七条，明日由军政部台发来，请备公函交给王、张”。“为顾全彼方面子，谈判全文暂勿向外发表，但在判明彼方毫无诚意时，准备向外发表”。“林案已被何应钦否决，年来情况亦大有变更，故须另提新案”。“要求彼方将提示案草稿先交我们审阅，协议妥当，再将正式提示案交我，如不事先协商妥当（内容及文字），则属彼方片面意见，我方不负实行之责”。

5月16日

发出十五日致林伯渠电，告知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方面提出的解决若干急切问题的意见二十条。关于全国政治者三条：（一）请政府实行民主政治与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及人身之自由；（二）请政府开放党禁，承认中共及各爱国党派的合法地位，释放爱国政治犯；（三）请政府允许实行名副其实的人民地方自治。关于两党悬案者十七条，主要内容有：中共领导的军队目前至少应编为五个军十六个师；中共军队防地，抗战期间维持现状，抗战结束后另行商定；请政府在物质上充分援助八路军新四军；同盟国援助中国之武器弹药、药品、金钱，八路军新四军应获得其应得之一份；请政府停止对于华中新四军及广东游击队的军事攻击；清政府承认陕甘宁边区及华北、华中、华南敌后各抗日根据地民选抗日政府为合法的地方政府，并承认其为抗日所需要的各项设施；请政府通令取消“奸党”、“奸军”、“奸区”等诬蔑与侮辱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民主地区的称号；请政府停止特务人员对于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抗日民主地区的破坏活动；请政府释放各地被捕人员；请政府允许中共在全国各地办党办报，中共亦允许国民党在陕甘宁边区及敌后各抗日民主地区办党办报；请政府停止对重庆《新华日报》的无理检查与破坏发行。

5月19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五月二十一日召开六届七中全会，确定参加会议的名单和议程，并决定向七中全会提议由毛泽东、刘少奇、任弼时、朱德、周恩来组成七中全会主席团。在会议讨论刘少奇报告党章草案问题时，毛泽东说：经过生产与锄奸运动，证明有许多原来准备洗刷的党员是好的。陕甘宁边区工人有很大发展，过去只有七百人，现在发展到一万二千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