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4（06）

6月6日

英、美军队在法国诺曼底地区对德军实施战略性登陆作战，开辟欧洲第二战场。

6月9日

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一行二十一人到达延安，其中有美联社的斯坦因、美国《时代》杂志的爱泼斯坦、合众社的福尔曼等外国记者六人。

6月12日

会见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首先致词说：我十分欢迎各位记者来到延安。各位到延安时，正遇着欧洲开辟了第二战场。“第二战场的开辟，其影响不仅在欧洲，而且将及于太平洋与中国。”中国共产党坚持国共合作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建立独立民主的中国的政策始终不变。“中国是有缺点的，而且是很大的缺点，这种缺点，一言以蔽之，就是缺乏民主。”只有民主抗战才能取得胜利，也只有民主才能使中国在战后继续团结。毛泽东致词后将记者提问综合为三个问题回答：（一）关于国共谈判，（二）关于第二战场，（三）关于中共的希望和它自己的工作。他着重谈了第三个问题，指出：中国缺乏一个为推进战争所必需的民主制度。“我们所希望于国民政府、国民党及一切党派的，就是从各方面实行民主。”“民主必须是各方面的，是政治上的，军事上的，经济上的，文化上的，党务上的以及国际关系上的”。“我们很需要统一，但是只有建筑在民主基础上的统一，才是真统一。”“我们共产党为着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做的一切工作，都贯彻着一个民主统一或民主集中的精神。”“我们认为全中国只有民主制度、民主作风，目前才能胜敌，将来才能建立一个很好的和平的国内关系与国际关系。”这次会见长达三小时。会见后，毛泽东设宴招待记者参观团。宴会后，又陪同他们观看平剧。

6月14日

《解放日报》发表毛泽东写的社论《纪念联合国日〔1〕，保卫西安与西北！》。社论指出：“欧洲与太平洋早已转入进攻，欧洲且已进入决战阶段，但是日寇还在向中国进攻，中国不但还没有转入进攻的迹象，而且还不能停止退却，这是今天中国的新形势。”国民党政府与国民党统治人士“因长期执行不适宜的政策，而陷于几乎丧失战斗力与束手无策的境地，军队不战而溃，或一触即溃”。“中国正面战场现在已处于极端严重的状态，我们希望我们的政府及国民党统治人士即刻进行严肃的自我批评，修改自己的政策，从今天起，与民更始，则事尚可为。”“要医治中国这个时症，再无他药，惟有团结与民主，离了这些，军事危机是无法解决的。”“目前最严重的任务是保卫西安，保卫陕西与西北”。

〔1〕一九四二年，美国总统罗斯福发起以每年六月十四日为联合国日，全世界反法西斯国家都在这一天举行纪念活动。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兵役制度问题致晋察冀分局电，指出晋察冀边区参议会通过义务兵役制，“实行退伍是不好的”。改变这一决定时，应说明“参议会通过义务兵役制，原是出于体念人民的好意，但现在日寇尚在践踏我们的家乡及沦陷区人民。我们必须再接再厉，驱敌出国，为人民及自己报仇”。并指出：“嗣后动员补兵，均以不打倒日寇不回家为口号，不再宣传义务兵役制。”

6月18日

致电中共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各军区并转各区党委，指出：国民党拼命在外国人及中国人面前，抹杀或隐蔽我党我军在抗日战争中的成绩、力量和作用。此次中外记者团来延安，我们除正面答复外，并用敌伪文件给予反证。望各局各委及军事机关立即动员搜集大批敌伪出版的关于称赞我党我军勇敢、巧妙，畏惧我军实力及其种种对策之言论及统计数字，用新闻密码火速发来。

6月20日

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致电中央，请示大资产阶级特别是英美派大资产阶级有无革命性问题。毛泽东将此电批给胡乔木拟复。七月十三日，中央宣传部复电晋察冀分局，指出：“还在抗日的中国大资产阶级，在其抗日一点上是有革命性的，应该联合的，这是主要的；但其抗日不积极，又反对民主，故其革命性不大。”“在今天的中国与世界，敌友我三方均有武装与政权，阶级力量的分合变化极其复杂，有时并极其迅速而巨大，套用战略策略的简单公式已往往不能解决问题，但以人民群众（工、农、小资产阶级）为基础，根据各阶级对革命的具体态度，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对最反动分子各个击破的总方针则决不会错。望你们告诉同志们，叫他们多研究实际而少争论名词。”

6月22日

第十八集团军参谋长叶剑英向中外记者西北参观团作题为《中共抗战一般情况的介绍》的长篇谈话。他指出：“中国抗战，一开始就分为正面和敌后两大战场；而自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以后，敌后战场就在实际上成了中国的主要战场。”“敌后战场有三个，即华北、华中、华南三大敌后战场。在华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八路军，在华中敌后战场抗战者为新四军，在华南敌后战场抗战者为中共领导的游击部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队现有四十七万多人，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六十四点五；国民党的军队有几百万人，只抗击了侵华日军的百分之三十五点五。如果把全部日军和全部伪军合计起来，则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以前，共产党的军队抗击日伪军总数一百三十四万人中的一百一十余万，即百分之八十四，国民党的军队只抗击了百分之十六。“中国共产党的军队，就在华北、华中、华南这三个敌后战场与十五个以上抗日根据地上，进行异常残酷的非未曾目击者所能想像的抗日战争，至七年之久。赖有这些敌后战场，才挽救了中国免于被日寇灭亡。”叶剑英的这篇谈话，毛泽东作过修改，在谈话讲到伪军处，加写了一段话：“国民党之所以让这些伪军投敌，投敌之后不加讨伐，并反而暗地和他们联络，其目的，不但为着在现时反对共产党，而且含有深远计划，而准备在日寇失败退出大城市与交通要道时，好让这些伪军藏其敌旗，打起国旗宣布‘反正’，占领这些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配合正面国民党军队，进行全国的反共战争。几年来在伪军中流行的所谓‘曲线救国论’，就是为着这种叛变民族的目的，全体人民是应该现在就起来注意这种阴谋的。”

6月27日

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王若飞，询问国共谈判是否有解决问题的希望，在几种情况下，国内外各界朋友将取何种态度，如林、王马上回延安，是否会有不良影响。并告中外“记者团在延一般情况尚好，特务捣乱未成功，惟斗争仍继续中”。

6月28日

致电林伯渠、董必武：“美军事人员来延，请你们代表我及朱、周表示欢迎，飞机场即日开始准备，来延日期请先告。”

6月29日

主持中共六届七中全会主席团会议，会议讨论美军事使团来延安和国共谈判问题。会议决定：对美军事使团表明我们现在需要合作抗战，抗战胜利后需要和平建国，民主统一；在交涉中以老实为原则，我们能办到的就说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使团到后由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出面接待和谈判。

6月30日

关于国共谈判问题，致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现梁寒操〔1〕已发表谈话，应以林伯渠、周恩来名义分别在延安、重庆两地发表公开谈话以答复之，文稿另电告。关于谈判事，可利用美机来延安机会，请张治中、王世杰两人或一人偕林伯渠来延安商谈国民党政府提示案。如张、王均拒绝，则林单独回延安讨论，好作具体回答。

同日

关于用林伯渠名义在重庆发表谈话的稿子，致电林伯渠、董必武，指出，谈话稿如次，请在《新华日报》发表（不论通过检查与否）：“《新华日报》记者顷以六月二十八日梁寒操先生关于国共问题的谈话就询于中共中央代表林伯渠同志，承其答复如次：‘国共谈判尚在继续商讨中。中共中央曾有意见书提交当局，嗣得国民政府提案，虽其距离尚远，但已转我党中央。必要时或将亲回延安报告，以便商得具体答复。至具体解决，只要有利于团结抗战，促进民主，中共无不乐于商讨。’云”。

7月1日

晨，读了丁玲〔2〕写的《田保霖》和欧阳山写的《活在新社会里》两篇文章〔3〕后，写信给他们。信中说：“快要天亮了，你们的文章引得我在洗澡后睡觉前一口气读完，我替中国人民庆祝，替你们两位的新写作作风庆祝！合作社会议要我讲一次话，毫无材料，不知从何讲起。除了谢谢你们的文章之外，我还想多知道一点，如果可能的话，今天下午或傍晚拟请你们来我处一叙，不知是否可以？”当天下午，丁玲、欧阳山应约到枣园毛泽东住处谈话。

〔1〕梁寒操，当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

〔2〕丁玲，作家，抗日战争时期曾任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副主任、《解放日报》文艺版编辑。

〔3〕这两篇文章介绍了陕甘宁边区合作社工作中的模范人物，发表于一九四四年六月三十日《解放日报》。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整训部队的指示，指出：为了最后驱逐日军出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并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一定要在一年内，加紧整训现有军队，在现在物质基础上与战斗、生产间隙中，把我军的军事训练与政治工作极大地提高一步，准备将来使我军发展一倍至数倍的条件。目前根据地一切工作的中心任务，仍然是提高，是深入，是巩固，是准备将来大发展的条件，这不论对军事工作，政权工作，经济工作，民运工作，干部教育工作，都是如此。”“军事训练就是练兵，并总结带兵、用兵与养兵的经验。”政治工作，根据古田会议决议及谭政报告，须作一次普遍的彻底的有计划的改造。“一年大整训期内，不但要整训全部主力军与游击队，而且要整训全部民兵与自卫军。”这个指示，是经毛泽东修改审定的。指示起草过程中，毛泽东曾写信给陈毅、刘伯承、聂荣臻，征求他们的意见，信中说：“此件根据你们意见补充了，虽长三千字，但较充实些。惟其中民兵、干部训练方法等项具体办法是否恰当，请再一阅提出意见，凡不大妥者均请指明，以便修改。”

同日

周恩来在延安就国共两党谈判问题答新华社记者问，他说：“自林伯渠同志代表我党中央赴渝谈判，已经两月，一切问题尚在继续商谈。林同志经西安时，国民政府曾派张治中、王世杰两先生前往接洽。至重庆后，我党中央经林同志手提出书面意见交张、王转交国民政府。嗣得张、王转来政府提案，内容相距尚远。我党中央现正研讨复案，期谋合理解决。所谓合理解决，即是于团结抗战及促进民主有利，在此原则下，我党无不乐于商讨也。”

同日

《解放日报》本日和二日连载萧三写的《毛泽东同志的初期革命活动》一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