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05）
2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杨尚昆关于华北情况和政策上几个问题的报告。毛泽东在会上提出要加强中央秘书处组织。秘书处工作主要有政治、军事、党务、情报、同延安各机关的联系五个部分。会议决定调陶铸、胡乔木〔1〕等四人到秘书处工作。
〔1〕据胡乔木回忆，他从此担任毛泽东的秘书。
2月20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中央军委总政治部起草致彭德怀、罗瑞卿电，指出：前总在二月九日所发政治训令是不适当的。训令“混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的区别，从理论上动摇了‘三三制’，使全军得到这样一个印象，即整个资产阶级都已经或快要叛变了，工农小资产阶级的苏维埃时期又要到来了。这样就将中央及全党一年以来纠正‘左’倾错误的努力都有可能从理论上给以推翻”。“在现时提倡土地革命是非常错误的，这样将使我们党孤立起来。中央曾经并正在努力向党内外说明党的政策不是土地革命政策而是统一战线政策”。“认为在统一战线教育以外另有所谓与统一战线教育相对立的阶级教育，在现时应该强调起来，而不知道统一战线教育即是阶级教育，即是无产阶级及农民阶级对现时还在抗日的各个资产阶层（大资、民族、小资）与地主阶层（大地主、中地主、小地主）的立场和态度。除此以外，并无所谓另外单独的阶级教育。只有认为统一战线仅有联合并无斗争，才另有提出专门强调阶级对立或阶级斗争之必要”。“在反共高潮时期，主要地应该防止的是‘左’倾危险，而不是右倾危险”，而二月九日训令势必助长“左”倾危险的发展。“二月九日训令包含着脱离中央七七决定与十二月指示各项基本原则的倾向，我们明白这是由于皖南事变的刺激而发生的。须知皖南事变也罢，乃至蒋介石叛变投降与全面破裂也罢，七七决定与十二月指示的基本原则是不会变化的。现在有些同志似乎觉得在皖南事变后，中央七七决定与十二月指示中所持的原则立场已经不适用了，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
2月21日
同任弼时致电周恩来：“七大代表已到齐，只待你回，拟五一开会〔1〕，不便再延，请你估计有无回延可能，并准备何时回延”。
〔1〕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后来未能如期在五月一日举行。
2月22日
将所起草的叶剑英二十三日致张冲电，发给周恩来转交张冲。电报说，中共中央嘱叶剑英向张冲提出以下意见，请转达蒋介石及国民党中央，并望答复。“一月十三日皖南事变及一月十七日宣布新四军叛变之命令是国民党方面表示开始破裂国共合作的行动。”“本党中央认为除由国民党方面采纳十二条办法之外，绝无任何其他办法足以挽救由国民党方面所引起的破裂危机，而此种破裂危机如不挽救，则民族危亡之大祸将随之而至”。“截至本日为止，国民党方面对于本党之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有加无已〔1〕。”“本党中央认为十二条办法如不能获得满意解决，各种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如不能停止，则国共关系与时局危机，必将益形严重，一切空言延宕之方法将毫无补于实际。”
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对为中央书记处起草的关于目前时局复周恩来的电报作了说明，指出：目前时局仍无大变，周恩来已将十二条要求交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国民党非常着急。在皖南事变时国民党非常强硬。到蒋发表谈话〔2〕后，缩小范围，逐渐软下来，因为他们怕中间派同情我们，又怕军人动摇，胡宗南、陈诚〔3〕、卫立煌等都表示不愿马上内战，更怕国际压力。所以在周将公函交王世杰时，王要求收回缓发两天。
〔1〕关于政治压迫，例如：对《新华日报》之种种压迫，对八路军办事处之种种压迫，各地继续不断地逮捕与暗杀共产党员，各地报纸公开攻击共产党、八路军及新四军，各地强迫共产党员自首脱党。关于军事进攻，例如：庞炳勋向冀南进攻，李仙洲向淮北进攻，李品仙向皖东进攻，陈大庆向鄂中进攻，胡宗南向陕甘宁边区进攻。
〔2〕指蒋介石一月二十七日在重庆国民党中央纪念周的讲话。
〔3〕陈诚，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六战区司令长官。
宋美龄说蒋吃软不吃硬，实际上蒋对我们是吃硬欺软。我党目前只有两种态度，一种是敷衍，另一种是采用政治攻势，像我起草的复周恩来电和叶剑英复张冲电的态度。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二月二十三日复周恩来电。复电指出：“同意你的根本立场〔1〕，但不拒绝谈判。”“致参政会公函不能撤回，并须广泛发布。”应告张冲如下各点：“自一月二十五日将十二条交与张冲转达蒋先生后，国民党方面置之不理，故不得不函达参政会要求解决。”“如国民党方面认为可以谈判十二条，参政会方面自可暂时不付讨论，而由两党在会外谈判，但在谈判无满意结果前，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国民党方面如无破裂决心，必须迅即停止各方面的政治压迫与军事进攻。”
〔1〕周恩来二月二十日致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说：昨日将七参政员致国民党参政会公函送王世杰，声明在中共中央所提十二条（原文照抄）未得政府裁夺以前，中共参政员碍难出席。同时将此公函抄送各小党派及有正义感之参政员二十余人。王世杰得公函后，立即找张冲谈话，认为此系中共表示破裂。黄炎培、左舜生等访王世杰，亦说时局严重，必须设法解决。张冲从昨晚至今午，接连以电话及公函请我暂行收回此公函两天，以便他从中奔走，请蒋约我谈话，我均严词拒绝。张冲认为十二条虽已提出一月，尚非正式公文，今向参政会提出，势必付诸讨论。张仍请求以他名义代电延安，缓期两日提出。
同日
为八路军军政杂志社出版《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铅印单行本写如下一段话：“这本小书是一九三六年秋季作为当时红军大学的教本而写的，目的在总结内战的经验。只完成五章，尚有战略进攻，战略转移，政治工作，及其他许多问题，没有工夫再写了。四年来只有油印本，兹应军政杂志社之请，用铅印出版，借供党内同志们参考。这是一场大争论的结果，是表示一个路线反对另一个路线的意见，对于目前的抗日战争还是有用的。”
2月24日
电告周恩来：（一）李长江叛变，陈毅率新四军讨伐〔1〕，二十日占领泰州，俘获人枪数千，李率数百人西逃，逆部有两个支队反正，望广为宣传。（二）李仙洲向新四军进攻，陷涡阳、蒙城，彭雪枫部化整为零仍在涡河、新黄河间坚持游击战争。（三）七参政员公函明日可发表，并电香港。
2月25日
在一份关于华侨方面对国共分裂危险的反应材料上加写一段话：“国民党方面，在各方反对其反动措施的压力下，虽然不会变更其反共的根本计划，但更大的破裂，却有被制止的可能。只有国民党内部外部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与小资产阶级的各种中间势力与进步势力加强其对买办资产阶级分子的压力，时局才有好转的可能性。”
2月26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有电〔2〕悉。
〔1〕国民党军苏鲁皖边区游击军副总指挥李长江于一九四一年二月十三日公开投敌，新四军第一师于二月十八日即发起讨伐李长江部的战役。
〔2〕周恩来二月二十五日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当日与张冲谈判情况。电报说：“今晨张冲又来，约谈三小时，我坚决告他，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周恩来在电报中还说，张冲提出具体办法三条请他电告中共中央：（一）军事上十八集团军以正规军开到黄河以北，其他游击部队全部留华中，配合友军作战；（二）参政会改请董必武、邓颖超出席会议；（三）目前军事进攻停止，政治压迫要总解决，需请蒋介石负责纠正，再不发生新事件。张冲的唯一要求是中共参政员出席参政会，并望明早答他。
（一）非十二条有满意解决并办理完毕确有保证之后，决定不出席参政会。（二）张冲所提条件不能接受，七参政员公函不能撤回。（三）如彼方有诚意解决问题则应（甲）参政会延期两个月开会，（乙）在两个月内解决十二条及一切悬案，（丙）派机送恩来回延开会以便讨论彼方意见。”
同日致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除对我秘密党及办事处逞凶外，他处绝无办法。”国内外形势日益对我有利。“蒋介石反共是一定的，但大举是不可能的，蒋介石手忙脚乱之时快要到了。”
2月27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报告目前时局与中共对策问题，指出：现在国民党与英美方面都怕国共分裂，蒋介石企图拉拢我党及各小党派参加参政会。我们的对策是蒋如果不答应我们提出的十二条，我们就不出席参政会。
同日
周恩来、董必武致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告以蒋介石于今天上午约见各小党派代表张澜、黄炎培、沈钧儒、张君劢、褚辅成、左舜生六人，原则上同意他们提出的成立由有关各方面组织的委员会等建议。随后，各代表即约周恩来谈话，说蒋已答应成立各党派委员会。周、董电报还说：蒋介石现用一切力量骗我们出席参政会，我们决不上当。他想以各党派委员会作为我们出席参政会的交换，我们也决不交换。关于各党派委员会的组织和讨论内容及中共代表人选等，请中央电示。
2月2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一）可以加入各党派代表委员会，每党派代表一人。（二）我党派恩来为代表参加委员会。（三）委员会以讨论各党派关系（当然首先是国共目前的紧张关系）及国家大事为其任务。（四）委员会不属于参政会。（五）我党参加委员会，但在十二条没有满意解决前，仍坚决不出席参政会。”
同日
修改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以周恩来或董必武的名义向张冲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致周恩来的电报。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是：（一）立即停止全国向我军事进攻；（二）立即停止全国的政治压迫，承认中共及各党派之合法地位，释放西安、重庆、贵阳及各地之被捕人员；（三）启封各地被封书店，解除扣寄各地抗战书报之禁令；（四）立即停止对《新华日报》之一切压迫；（五）承认陕甘宁边区之合法地位；（六）承认敌后之抗日民主政权；（七）华北、华中及西北防地均维持现状；（八）于十八集团军之外，再成立一个集团军，共应辖有六个军；（九）释放所有皖南被捕干部，拨款抚恤死难家属；（十）发还皖南所有被捕人枪；（十一）成立各党派联合委员会，每党派出席代表一人，国民党代表为主席，中共代表副之；（十二）中共代表加入国民参政会主席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