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04）

2月7日

在准备发给共产国际的《新四军事变后的各方动态》上加写两段话。一段是：“中共方面的整个立场，见于一月二十日发表的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的命令与谈话，其中包括十二条要求，全党一致拥护，情绪异常兴奋。党外人士例如冯玉祥〔3〕说，只有共产党的十二条国事才能解决，参政员张一麐等看了，异常高兴，中间人士从前怕共产党过于强硬引起破裂者，现在则赞成我党采取强硬态度。

〔1〕指一月十八日重庆《新华日报》刊载的周恩来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2〕柳亚子，曾任孙中山的秘书，中国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一九四一年谴责蒋介石制造皖南事变，被国民党开除党籍。张一麐，当时是国民参政会参政员。

〔3〕冯玉祥，抗日战争爆发后，先后兼任国民党军第三、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一九三九年冬，被蒋介石解除指挥军队作战的职务。

蒋、何、白原估计我们可以吓下来，以为苏联不要破裂，中共一定也不敢强硬，今见如此，出于他们意外，表示着慌，蒋几次派他的代表张冲、张治中〔1〕与周恩来商妥协办法，并派叶剑英返延。”另一段是：“综合各方情况，截至今日止，由于蒋介石做得太错，我们的有理而强硬的态度，日本向河南的进攻，英、美、苏的外交压力，国民党内部的矛盾，中间派的同情我们，广大人民的对蒋愤慨等等原因，已开始有了妥协的基础，内战已可避免，中国时局有发生有利于我们的变化的象征。”

〔1〕张治中，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

同日

关于日军进攻河南的形势和对蒋介石政治动向的分析，致电周恩来：“此次敌军进攻规模甚大，战况激烈，似比宜昌战役还要大些，完全是蒋、何、白反共计划召来的。”“蒋介石原知敌人一、二、三月内要进攻的，他之所以发动皖南事变，发表一一七命令及部署大军进攻淮北、皖东、鄂中新四军，均是想以反共停止敌人进攻”。“岂知日本人的想法另是一样”，“利用国共冲突，乘机进攻”。“故河南进攻，对蒋是一瓢极大的冷水，把他的全部的幻想打破了。”“军事反共事实上既已终结（虽然皖东与关中边区还在进攻），请注意蒋介石诸人如何处理国共关系，依我观察，他们非求得个妥协办法不可。敌人攻得如此之急，一一七命令如此丧失人心，他的计划全部破产，参政会又快要开了，非想个妥协办法，更加于他不利。”

同日

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私人代表居里会见蒋介石。八日，蒋介石收到罗斯福希望国共合作的来函。

2月8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通知，指示各地在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皖南事变殉国烈士大会中，应要求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接受中共提出的解决时局十二项条件，平反皖南冤案。十日，又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通知：“关于抗议皖南事变及追悼皖南死难烈士，前定二月十三日或以后数日内开会，兹决定缓开，待时局明朗后再通知开会。”十一日，中央政治局会议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决定大会停开。

2月9日

进犯阜阳的日军开始撤退，同时放弃涡阳、蒙城等地。十日，败退到新黄河以西的国民党军分三路向豫皖苏边区新四军进攻。

2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在会上指出：这次日军进攻河南，扰乱了反共军对新四军的进攻计划，但在豫南战役中中央军损失不大，他们仍能布置进攻我们。二月六日国民党中央发出指示，要发动舆论逼使八路军、新四军退到老黄河以北，现在积极布置进攻陕甘宁边区的反共军有三师两旅，看来反共高潮仍未降低。

2月12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陈毅，罗炳辉，黄克诚，彭雪枫等，指出：“此次敌寇发动华中攻势，其行动如山洪暴发，忽涨忽退，蒋此次反共计划一般地已被捣乱。目前整个形势在变化中。华中军事除李仙洲及王仲廉指挥之新二军仍继续执行原来反共任务外，汤军

〔1〕主力正在进行休整”。“你们目前任务是求得巩固现地区，与李仙洲斗争”。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望令克诚部向西推〔1〕汤军，指汤恩伯部。进，求得与雪枫区域联成一片，以巩固华中阵地。”

2月13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雪枫并告陈毅、刘少奇：李仙洲部两个师向你们进攻，你们主力先应向北退却，然后相机反击消灭之，一切靠自己解决问题。

2月14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一）同意以我党七参政员名义将十二条提到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期恢复国共团结、重整抗日阵容、坚持对敌抗战，否则我们不能出席参政会。（二）同意在参政会外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政治问题。”〔1〕

同日

关于目前国共关系和中共的策略，复电周恩来，指出：蒋介石“反共不会变，高潮可能下降，‘剿共’可能停顿（只说可能）”。“只要此次高潮下降，‘剿共’停顿，将来再发动高潮，再举行‘剿共’就困难了（除非投降），故目前是时局转变关头。”“敌必向蒋进攻，某君〔2〕估计是对的，利用日蒋矛盾仍是我们政策中心。”“但对蒋让步则危险（如你所说），目前是迫蒋对我让步时期，非我对蒋让步时期”。“蒋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受内外责难之甚，我亦从来没有如现在这样获得如此广大的群众（国内外）。”“只有军事攻势才会妨碍蒋之抗日，才是极错误政策。政治攻势反是，只会迫蒋抗日，不会妨蒋抗日，故军事守势、政治攻势八个字是完全正确的，二者相反正是相成。”我之政治攻势（十二条）压倒了蒋之攻势，我们的目的不在蒋承认十二条或十二条之一部分，他是不会承认的，而在于以攻势打退攻势。“一月十七日以前他是进攻的，我是防御的，十七日以后反过来了，他已处于防御地位，我之最大胜利就在于此。”十六日，又将这一电报发彭德怀、刘少奇。

〔1〕周恩来二月十日在重庆玉皇观同参政员黄炎培、周士观、沈钧儒、邹韬奋、章伯钧、张申府、左舜生、张君劢商谈对国民党参政会的态度。事后，周恩来将商谈情况电告毛泽东，主张接受他们的建议：中共七参政员将中共中央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善后办法提交参政会要求讨论，以此作为出席参政会的条件，否则不出席；在参政会外成立各党派委员会，讨论国共关系和民主问题，在此会上也提出“十二条”进行讨论。

〔2〕指崔可夫。

2月15日

毛泽东等共产党七参政员致函国民参政会，声明在国民党政府对中共中央一月二十日所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十二条善后办法未予采纳以前，拒绝出席参政会。十九日，周恩来将此公函送交国民参政会秘书长王世杰。

2月17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并告刘伯承、邓小平，刘少奇、陈毅，指出：卫立煌“是可与合作人物，对他的政策应十分谨慎，应向着争取他与我们长期合作的方向去做”。“日蒋矛盾甚大，日寇仍有深入进攻可能。”“蒋介石强我华中部队集中华北的政策，日本认为是对它不利的（破坏它华北的根本利益），这亦是日蒋矛盾之一。”这个矛盾很可利用。“日蒋没有妥协以前，蒋大举对我进攻是不可能的，第一他没有便利战场，第二政治上不好动员，第三英、美都不赞成，第四蒋、桂已有矛盾。这一估计已经证实，故华中我军应加紧对付他的小进攻（加李仙洲、莫德宏、陈大庆〔1〕之类），但不怕他的大进攻。”“目前蒋、桂、何都陷于僵局，我再忍耐一下，时局于我有利。”

〔1〕陈大庆，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军长。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刘伯承、邓小平，贺龙、关向应，聂荣臻、彭真，吕正操、程子华，朱瑞、陈光、罗荣桓，陈毅、刘少奇，进一步阐述中共中央决定的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方针，指出：“目前党的政策的中心出发点是利用日蒋矛盾，日蒋还有严重矛盾，故必须利用之，因此我们采取了军事守势、政治攻势的政策，这个政策的时间愈长愈有利，愈短愈不利。”“我党领导的一切武装部队，包括新四军在内，目前对反共军，基本上只应该打防御战，不应该打进攻战，不应该企图在大后方发动反蒋的游击战争，这些办法目前都是有害的。”新四军虽已无合法地位，“亦不应该去大后方，暂时仍以限制于敌占区及其附近地区活动为原则。河南敌退后，彭雪枫过新黄河的活动应暂时放弃，主力向河南发展任务目前应改为准备而不是实行”。“对八路军机动部队的准备亦然，目前也是准备，不是实行”。“在加紧准备机动部队中，必须抑制部队中可能发生的急躁情绪，必须使部队高级人员懂得，一方面要准备对付可能的突然事变（全面破裂），一方面又要在自己的行动上避免引起过早破裂，要知道破裂愈迟愈有利，愈早愈有害。”

2月18日

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关于新四军所属各师军政负责人的委任令：粟裕为第一师师长，刘炎为政治委员，钟期光为政治部主任；张云逸为第二师师长，罗炳辉为副师长，郑位三为政治委员，郭述申为政治部主任；黄克诚为第三师师长暂兼政治委员，吴文玉为政治部主任；彭雪枫为第四师师长暂兼政治委员，萧望东为政治部主任；李先念为第五师师长暂兼政治委员，任质斌为政治部主任；谭震林为第六师师长暂兼政治委员；张鼎丞为第七师师长，曾希圣为政治委员。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刘少奇、陈毅，彭雪枫，指出：“顽军虽有重新进攻华中我军之可能，然经日军‘扫荡’后整训须时，故雪枫部应在涡河南岸尽可能努力迅速建立根据地，不到不得已时不要全部退至涡河北岸与放弃涡南。”“可由黄克诚酌派一部分部队进至原雪枫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