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06）

3月1日

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在重庆开幕。由于国民党不肯接受中共提出的解决皖南事变的十二条办法，中共参政员毛泽东等七人拒绝出席会议。

同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关于谈判无结果坚决不出席参政会复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的急电〔1〕，指出：“（一）临时办法无结果无明令保证，绝对不能出席（绝对不能出席），必须坚持我们的原则立场。（二）告诉国民党及小党派，延安回电已到，为顾全大局起见，同意临时办法十二条，在有结果有明令保证时可以出席，以示我党仁至义尽。（三）判断此次谈判决不会有结果，故你们的决心须在不出席上，亦不宜外出活动，坚守自己的原则立场。如我们此时出席，我们即失掉一切立场，结果将非常之坏。（四）即选周为主席团，亦决不能出席。”

〔1〕周恩来三月一日两次急电毛泽东并中共中央书记处，报告他当日与张冲谈判无结果的情况，并请示是否出席参政会。电报说：现在不出席与谈判仍是对立着，僵局必须打开，中间的办法已没有用，一切待中央立即指示。

3月2日

关于不出席参政会问题再致电周恩来：“昨夜书记处会议讨论来电，反复考虑，认为蒋介石正发动一切压力迫我屈服，我若出席，则过去有理有利的政治攻势完全崩溃，立场全失，对我一切条件他可完全置之不理，一切文章不能做了，因此决不能无条件出席，但明令保证的条件是决不会答应的，因此须决心不出席。”“我不出席，他亦无可奈何”。“我已提出让步条件（临时办法），他不答应，其曲在彼”。“只要熬过目前一关，就有好转可能，在半年内如能解决善后条件，我仍准备出席九月间的二次参政会。”

同日

急电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对共产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本日致国民参政会公函，表示“完全同意”，并嘱“立即转发港、沪并广播各地”。董必武、邓颖超的公函说，他们经中共中央同意提出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如得国民党政府采纳并有明白保证，他们将出席国民参政会。

3月4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蒋将继续增加对我压迫，请作准备。”“参政会通过拥蒋案以报复我之不出席，但我如出席亦会通过此案，我们赔了夫人又折兵，便上大当，故不出席是千对万对的。”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左权，贺龙、关向应，彭真，刘伯承、邓小平，指出：“关于机动部队准备事，须能适应走与不走两种情况，决不可一心一意只准备走，致放松坚持根据地的决心与注意力，及耗费太多之经费，因此应该以准备兵力与现款二事为宜，其他如船只、粮食、草料等项不特别增加经费，凡须特增经费者，须从缓办。”

同日

致电廖承志并告周恩来：对国民党“参加英美集团或订立中缅协定一事不必强调反对，要把宣传与政策加以分别，我们并不放弃反对帝国主义战争的宣传，但对英美援华与中缅联防则不应反对，可表示听任态度，因此事可使蒋介石难于投降与难于反共。我们必须尽量利用两派帝国主义间的矛盾”。

3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首先就目前时局问题发言，说：过去我们的“佳电”及撤兵，一方面取得了中间派的同情，另一方面使国民党抓住我们怕破裂，更加向我们进攻。在我们向参政会提出十二条时，蒋表示着慌。我们继续坚持强硬的立场，蒋动员所有小党派向我们要求出席参政会，因此我党参政员董必武、邓颖超提出新的十二条办法。这一次我党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三个战士坚持了党的立场，这是有重大的意义。我认为我党此次坚定的立场是对的，给了国民党以坚决的打击，会给各方面以极大的影响。我们的孤军奋斗是有极大的意义。我党外交政策并不反对英、美援华，但反对参加英美集团。我们不反对参加中缅联防，在反日的目的下赞成中缅联防，利用帝国主义间的矛盾。现在以大势观之，国民党反共政策是不会停止的，但在日本南进的政策下反共高潮将会降低。在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时，毛泽东说：财政方针主要是发展的方针，手段是票子。应当转变过去的紧缩政策，根据新的方针，立即实行新的政策。要决心立即投资生产事业，主要是投资盐的生产。纸票新增发六百万元，因为现在特别需要，不得不发。以二百万投资盐的生产，二百万买粮食，一百万支付中央与边区的经费，一百万由银行周转。各种垄断的办法必须立即改变，私利不要妨碍人家，政府要实行纠正。要实行贸易自由政策，过去实行以公营事业吞并私人事业的政策是不对的。对边区资本主义发展不要害怕，过去提党内反对资本主义发展的口号，后来改用反对贪污腐化的口号。

3月6日

蒋介石在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大会第六次会议上，作关于中共七参政员不出席会议之演说，重弹军令、政令必须统一的滥调，攻击中共提出的解决时局善后办法十二条和临时解决办法十二条，但又不得不声称“以后亦决无‘剿共’的军事，这是本人可负责声明而向贵会保证的”。会议通过对毛泽东、董必武参政员等未能出席大会事件之决议，并以大会秘书处名义再次致电中共七参政员，促其出席会议。

3月8日

毛泽东等中共七参政员复电国民参政会，再次说明不出席参政会的理由，指出：中共为挽救时局，向国民党“当局提出善后办法十二条。迟延期月，未获一复，而政治压迫、军事攻击反变本加厉。似此情形，若不改变，泽东等虽欲赴会，不独于情难堪，于理无据，抑且于势有所不能。”为顾全大局委曲求全计，“乃由在渝参政员必武、颖超二人提出临时办法十二条，请求政府予以解决，以便本党参政员得以出席大会”，但亦未蒙政府置答。复电重申这两个十二条是中共七参政员是否出席此次参政会的条件。如能在此会期内，“采纳泽东等所提各项办法，一有定议与实施上之保证，则本次大会虽届临毕之时，中共在渝参政员亦必应命出席，否则惟有俟诸问题解决之日”。

同日

出席在文化沟举行的延安“三八”国际妇女节纪念大会。

3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时局问题发言说：此次参政会，中共不出席，邹韬奋等退出，已变为反共的反动的舆论机关。蒋介石在参政会上报告，说对我党提出的十二条一条也不能答应。现在不理他，待国民党八中全会时给以政治上的进攻。会议决定，中共对此次参政会采取不理态度。会议还讨论了召开中共七大的准备工作。当天，毛泽东起草中央书忆处通知：各根据地对重庆国民参政会的一切东西不要发表，也不要批评，取置之不理的态度。

同日

致电周恩来，分析蒋介石六日在参政会的演说并提出对策。电报说：“我们攻势（双十二条及不出席）结果，迫得蒋介石作正面回答，却把问题向全国公开了（借一切国民党报纸发表我们的十二条，同时暴露了蒋介石的真面目），蒋原欲把问题缩小，现在却扩大了（由军事问题扩大到政治问题、党派问题）。这些都是我们攻势的结果。”“蒋六日演说及参政会决议仍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我们七参政员齐〔1〕电，亦是一打一拉的两面政策，这种拉锯式的斗争将延下去，就是所谓拖，可能再拖一年。”蒋介石六日演说，是“一种阿Ｑ主义，骂我一顿，他有面子，却借此收兵，选举必武为常驻委员及近日西安放人似是这种收兵的表现”。“我们却还应继续我们的攻势，直到我们的临时办法各条实际上被承认（主要是扩军、防地、新华报及路上少捉人）。”

〔1〕齐，即八日。

3月14日

复电全美洲洪门总干部监督司徒美堂等，表示对美洲侨胞关怀祖国，呼吁团结，敬佩无已。指出：自国民党发出一月十七日反动命令后，国共合作已遇到严重的危机。中国共产党始终以民族利益为重，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迄未稍变，已向国民党当局提出解决时局的善后办法和临时办法各十二条，希望“公等一致主张，予以赞助”。

3月1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电：“删未电〔1〕悉。（一）可以先解决新华、捕人、发护照、发饷等小问题，惟对大问题绝不放松。（二）蒋之表示，不完全是哄，有部分让步以谋妥协之意，因国内外情势不容许他不让步。”

〔1〕周恩来三月十五日致电毛泽东，报告他十四日同蒋介石谈话情况，说蒋在我们的政治攻势下，为敷衍局面，采取表面和缓而实际仍在加紧布置以便各个击破。其法宝仍是压、吓、哄三字。压已困难，吓又无效，现在正走着哄字。并请示可否利用目前的可能先解决捕人，发饷等小问题，还是等大问题一起解决。

同日

电告周恩来，驻安徽、河南的蒋桂两系在地盘问题上发生严重矛盾，白崇禧电告李品仙保存实力不打硬仗，对东进“剿匪”已完全不提。

3月17日

关于日苏订立条约对国共关系的影响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蒋急于转圜，似乎是由于近日国际关系。”“松冈西行目的在订立日德、日苏两种条约，两约如订，大战即发，英、美要阻止日、苏订约，命蒋向中共转圜，蒋亦甚惧日苏亲善，似有求助于我之意，日本则利用国共恶化，有求苏助日制蒋意。”“如日、苏只订经济条约不订政治条约，蒋有答应我临时办法各条可能，如日、苏订立政治条约，则国共、中苏关系均可能一时恶化。”

同日

为《农村调查》一书写第二篇序言。序言指出，出版这本书的目的，“是为了帮助同志们找一个研究问题的方法”。“要了解情况，唯一的方法是向社会作调查，调查社会各阶级的生动情况。”这篇序言和四月十九日写的跋合为一篇编入《毛泽东选集》，题为《〈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