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02）

1月20日　

转发习仲勋关于西北土改工作情况的报告，并写了批语：“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①。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动。”

①习仲勋在给毛泽东的报告中提出，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的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凡动起来的地区，多去强调“贫雇路线”，反对所谓“中农路线”，出现乱斗、乱打、乱没收财物、乱扫地出门等现象。

1月24日　致电刘少奇，对中央一月决定提出补充意见：“为了稳定中农之目的，老区新富农照富裕中农待遇即不得本人同意不能平分”；“给教堂、祠堂、庙宇留少数园地”；“保护和平通商传教的外国人”；“新区执行土地法应与老区不同，在新区应分两阶段，第一阶段没收分配地主土地，中立富农；第二阶段平分土地”。

1月26日　关于中原三支大军三个月的作战方针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李达①并告粟裕，陈赓、谢富治，徐向前、滕代远、薄一波，华东局，邓子恢②，中央工委电：“你们在三个月内，以分遣坚持，多休息打小仗，待三万新兵到手充实部队后，则打中等规模之仗为有利。三个月后南北③配合行动，可能进入打大歼灭战之阶段。”“三个月内，陈粟、陈谢两军作战原则是调动敌人打中等规模之歼灭战，其机动范围是郑、洛、潼方向，南阳、襄樊方向，信阳、广水方向，淮阳、开封方向，总以能歼灭较多敌人，首先配合你们，其次配合彭、张及徐、滕、薄，又其次配合苏中、苏北为原则。”

①李达，当时任刘邓野战军参谋长。

②邓子恢，当时任华东局副书记，在山东渤海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和整军工作。

③南北，指淮河以南的刘邓野战军和淮河以北的陈粟野战军与陈谢集团。

1月2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电，指出：“关于由你统率叶、王、陶③三纵渡江南进，执行宽大机动任务问题，我们与陈毅同志研究有三个方案：（甲）就现态势再休整半月，你率叶、王、陶三纵乘敌不备从宜昌上下游渡江。陈、唐④指挥三、八两纵及陈赓主力进入江汉地区，打八十五师等部，掩护你们渡江。此举缺点是新兵与干部来不及送上。（乙）丑、寅、卯⑤三个月照原计划进入伏牛秦岭以南、长江以北、平汉以西地区。除作战外，你率叶、王、陶三纵在该地区争取休整一个整月，然后渡江，陈、唐指挥三、八两纵及陈赓主力在江北任掩护。此举好处是新兵及干部可以送上，缺点是敌人可作准备。

③叶、王、陶，指叶飞、王必成、陶勇，当时分别任华东野战军第一、第六、第四纵队司令员。

④陈、唐，指陈士榘、唐亮。

⑤丑、寅、卯，即二、三、四月。

（丙）丑、寅、卯三月至伏牛、长江之间作战，辰月①全军北返，你率叶、王、陶择地休整两三个月，秋季渡江。此举好处是准备充分，缺点是要到秋冬之间才能实现调动敌人之任务。以上三案各有优劣，请你熟筹见复。至于你率三纵渡江以后，势将迫使敌人改变部署，可能吸引敌二十至三十个旅回防江南。你们以七八万人之兵力去江南，先在湖南、江西两省周旋半年至一年之久，沿途兜圈子，应使休息时间多于行军作战时间，以跃进方式分几个阶段达到闽浙赣，使敌人完全处于被动应付地位，防不胜防，疲于奔命。渡江地点似以秭归、宜昌附近，宜都、江陵附近，石首、监利附近，择地渡江进入湘西为较适宜。由洪湖、沔阳地区渡至鄂南，敌似更不及料，亦可考虑。”

1月28日　

批转邓子恢关于渤海整军经验报告，并写批语：“在一切官兵关系恶劣、纪律不好、战斗力薄弱之部队，应采取渤海整军经验，组织士兵委员会，放手发动士兵群众的民主运动，只有益处，没有害处。”

1月30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关于军队内部的民主运动的指示，提出在军队内部实行政治民主、经济民主、军事民主。指示说：“部队内部政治工作方针，是放手发动士兵群众、指挥员和一切工作人员，通过集中领导下的民主运动，达到政治上高度团结、生活上获得改善、军事上提高技术和战术的三大目的。”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①辰月，即五月。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华东局并告粟裕、陈士榘，刘伯承、邓小平等电，决定：（一）韦国清率二纵于二月下旬赴苏北与十一、十二纵会合，成立苏北兵团，以韦国清为苏北兵团司令员，陈丕显为政委，吉洛①为副政委。苏北兵团受陈毅、粟裕指挥。（二）许世友、谭震林率七纵、九纵、十三纵为山东兵团，担负山东战场作战任务，受华东局节制。

1月3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李达电，庆祝攻克邓县歼敌六千余人的胜利。

同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②电，庆祝攻克新立屯歼敌一个师的胜利。

①吉洛，即姬鹏飞。

②刘亚楼，当时任东北军区兼东北野战军参谋长。

同日　

转发朱德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十日致中共中央及毛泽东的信，并写按语，指出：“朱德司令亥灰信中提出了两个重要问题。第一个问题，是用民主讨论方式，发动士兵群众，在作战前、作战中、作战后，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歼灭敌人，完成战斗任务。特别是在作战中，放手发动连队支部、班排小组，反复讨论如何攻克敌阵，收效极大。陕北将此种情形叫做军事民主，而将诉苦运动，三查三整，叫政治民主与经济民主。这些军队中的民主生活，有益无害，一切部队均应实行。第二个问题，是工厂中商店中工人、店员、职员的生活条件，不可过高。我党工商业政策的任务，是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如果我党不善于领导工人阶级执行这一任务，提出了过高的劳动条件，重复过去历史上犯过的错误，致使生产降低，经济衰落，公私不能兼顾，劳资不能两利，就是极大的失败。这件事，必须引起全党注意，决不可只看见眼前的片面的所谓劳动者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此事，中央早已发了指示。但在许多地方并未引起注意，许多中央局、分局未能据此发出指示，未能向工会工作同志及工人群众进行正确的解释，迁就党内与工人群众中的孤立的片面的狭隘的思想，仍然执行历史上使我党遭受过严重挫折的错误方针。各地中央局以下各级党委，必须以严正态度对待此项问题，立即改正党内在此项问题上存在着的错误思想与错误政策。”

1月　在杨家沟同陈毅多次谈话。毛泽东说：自日本投降后，特别是一九四七年这一年发生了根本变化，可以说是一个伟大的事变。敌我双方的形势都有了根本的改变。政治方面，人心动向完全改变，人心向我，把希望寄托在共产党身上，对蒋介石深恶痛绝。孤立蒋介石是长期的斗争，也是长期没有解决的问题，现在解决了。内战时期这个问题没有解决。那时我们孤立，我们只有苏区工农群众，其他阶层都脱离了，而蒋介石的基础较大。抗日时期我们竭力解决这个问题，情况有所改变，我们的朋友多了。因为我们采取了适当政策，如坚决打日本，拿住了抗日旗帜，减租减息，改善了与地主的关系，发扬了民主，争取了资产阶级及其各党派。蒋介石的主要错误，是消极抗战，坐山观虎斗，他失去了民族领袖的地位。其次是垄断经济，政治上搞特务，实行一党专政，这三条使他送掉了国民党的江山。现在，人心向我，解决了孤立蒋介石的问题，这主要是由于我们的政策适当。这是一九四七年发生根本变化的政治原因。军事上，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转入进攻以来，蒋介石转入防御地位，于是军事上完全改观。二十年来我们长期处于防御、被“围剿”的地位，没有进攻敌人。一九四七年七月，我们历史上第一次转入进攻。不要说“反攻”，反攻是带着防御的意味，不能完全概括这一形势的内容。战争初期是自卫性质，我们那时的方针是迟滞内战；现在是要消灭蒋介石，已不是自卫性质。自从蒋介石召开伪国大，制定伪宪法，人心愈失。同时全国举行革命进攻（不是自卫防御），把蒋介石的进攻打垮，造成大革命，叫“进攻”更适合。蒋介石要返回过去的形势，已是不可能，“黄鹤一去不复返”。今后是我们如何转入江南、四川、两广的问题。美国主张放弃纬线四十度以北，即东起安东，经过北宁线、平绥线、大同，西至西安，就是放弃东北，争取华北，巩固长江，经营华南。蒋介石说，有放不得之苦，放弃一地，共产党就都堆下来了。经济方面，蒋介石的经济一九四七年比一九四六年更严重，美国帮助也不能解决问题。我们的经济也有问题，但自转入进攻，主力移出，负担减轻，恢复了大块土地，办法更多了，我们的经济问题解决了。蒋没有土改，我有土改。一九四八年蒋介石将更加困难。一九四八年再搞一年，可以有根据地说，更大的胜利一定要来的。战争不应使其间断，要一直进行到底，不使敌人有休息机会。如蒋介石见大势已去，说要下野，金蝉脱壳，移花接木，想借此得到休息的机会，以图卷土重来，预见到这种情况，宣传上要予以揭露，要向群众说清楚，不是消灭蒋介石个人，而是要消灭蒋介石集团及其阶级。帝国主义国家对革命国家一定要干涉，干涉方式多种多样，出兵参战亦可打退。我们不去挑战，只应战。美国人还有几年凶的，你若被他吓倒，就上了他的当。吓不倒也就算了。以前只能讲“有利于我”，现在可以讲“胜利到手”。在日本投降时，我们还是一则以喜，一则以惧。喜的是日本投降了，惧的是优势问题未解决，东西得的少，蒋介石强大，严重的内战临在头上，成败两个可能还在斗争。现在好了，我们的优势已经确定了，这不是估计，而是事实。

2月1日　

关于粟裕部渡江问题，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并告刘伯承、邓小平，饶漱石、邓子恢电：“叶、王、陶三纵即开陇海线附近再休整一个半月，三月下旬出动。”“渡江路线，争取走湖口、当涂之间，或南京、江阴之间。渡江方法采宽正面分路或分梯队偷渡，望加紧布置水上及两岸工作。”“三、八、十、十一等四纵集中配合刘邓、陈谢两军，由刘、邓统一指挥，采忽集忽分战法，机动歼敌。”为准备渡江作战，二月上旬，粟裕率华东野战军机关及第一、第四、第六纵队，由漯河出发，进入鲁西南休整并进行渡江准备。

2月3日　

致电刘少奇，指出土地法的实施，应当分三种地区，采取不同策略：（一）在日本投降以前的老解放区，土地大体已经分配，只须作些调整，中心工作是按照平山经验，用党内外结合的方法整理党的队伍，解决党同群众间的矛盾。（二）日本投降至一九四七年八月大反攻前解放的地区，土地问题已初步解决。这种地区完全适用土地法，普遍地彻底地分配土地。必须组织贫农团，确定贫农团在农会和政权中的领导地位。（三）一九四七年八月大反攻后新解放的地区，实行土地法应当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中立富农，专门打击地主，先分大地主的浮财，分大中地主的土地，照顾小地主，然后进到分配地主阶级土地。第二阶段，将富农出租和多余的土地及其一部分财产予以分配。新区土改第一阶段，大约须有两年时间；第二阶段，须有一年时间。太急了，必办不好。老区和半老区的土地改革和整党，也须有三年时间（从今年一月算起），太急了，也办不好。这个电报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在不同地区实施土地法的不同策略》。

2月5日　

审阅新华社纪念“二七”二十五周年社论稿，将原题改为《坚持职工运动的正确路线，反对“左”倾冒险主义》，并增写了一段话：“必须指出，直到现在，中国共产党内，还有不少的党员，不少的干部，不少的工会工作人员，甚至有不少的担负高级领导职位的领导人员，并不了解党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的路线。他们只看见树木，不看见森林。他们只知道片面的、狭隘的、近视的所谓‘工人利益’，而不能稍微看远一点。他们忘记了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四年时期内实行过的那种‘左’倾冒险主义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路线曾经给予工人阶级、劳动人民与革命政府以何等重大的损害。他们完全不研究一九三七年以来十一年内中共中央历次发布的正确的工业政策与职工运动方针。他们固执地抵抗党的路线。”“党的一切地方领导机关必须严肃地讨论中央的路线及全部工业政策与工运方针，坚决地纠正一切危害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及革命政府的‘左’倾冒险主义的思想、政策与办法，迅速地使工业建设与工人运动走入正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聚积一切力量打倒帝国主义与国民党反动统治，解放中华民族与中国人民，建立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2月6日　

致电李井泉①、习仲勋并告刘少奇、薄一波，就按三种地区（老解放区、半老解放区、新解放区）的不同情况实行土地改革问题，征询意见。本日，又致电邓小平并刘邓野战军后方指挥所，陈赓、谢富治，粟裕、陈士榘、唐亮，征询对新解放区土地改革的斗争策略和组织形式的意见，并指出：“土改时间问题，我在几个月前觉得可以快些，后来得到陈、谢在陕、灵、阌区②的经验及晋绥、陕甘宁等老区经验，觉得不能过于性急，应以条件成熟为原则”。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完全同意刘、邓二月四日建议，组织两个有力支队继粟裕之后渡江南下牵制敌人一部兵力，一支出川、湘、鄂，一支出湘、鄂、赣，二、三两月作充分准备，三月底或四月初行动，并以陈再道③率两个旅加强江汉军区，包括经营鄂西及汉水中流在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