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03）

2月7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指示该野战军指挥所从大别山移至淮河、陇海、沙河、伏牛山之间，指挥刘邓三个纵队，陈士榘、唐亮四个纵队，陈赓、谢富治一个半纵队，共八个半纵队，“在淮河、汉水、陇海、津浦之间集中，机动打中等的及大的歼灭战”。并指出，这样部署，可将敌主力吸引至淮河、汉水以北，利于粟裕部机动，利于大别出、江汉等地放手发展，还因为北面有巩固的后方可为依托利于打歼灭战。邓小平根据这一指示，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从大别山区的新县北上，二月二十四日与刘伯承率领的后方指挥所在皖西北临泉县会合。

①李井泉，当时任中共中央晋绥分局书记、晋绥军区政治委员。

②陕、灵、阌地，指陕县、灵宝、阌乡地区。

③陈再道，当时任刘邓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

同日　

就正在进行冬季攻势的东北野战军下一步作战行动问题，致电林彪、罗荣桓、刘亚楼并朱德、刘少奇，指出：“你们现在打辽、鞍、本、营①区域之敌很有必要。这个战役完成后，你们就可解放辽南，两个纵队增至主攻方面去。下一次作战有两个方向，一是打抚顺、铁岭、法库之敌，一是打阜新、义县、锦西、兴城、绥中、山海关、昌黎、滦州等地之敌。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你们上次电报曾说锦州方向无仗可打，该方向情况究竟如何？如果我军能完全控制阜、义、兴、绥、榆、昌、滦②地带，对于应付蒋军撤退是否更为有利？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如果我军尚无足够力量阻止其撤退，则撤退后的蒋军似将控制锦州、承德、北平、天津四角及其中间地区，并打通津浦北段，其给养当然会很困难，士气会更衰落，但兵力则较集中，这些可能情况亦须预先见到。当然蒋军死钉在东北不撤退的可能性也有，但除非我军强大到使其无法撤退，否则是难于设想的。”

①辽、鞍、本、营，指辽阳、鞍山、本溪、营口。

②阜、义、兴，绥、榆、昌、滦，指阜新、义县、兴城、绥中、榆关（即山海关）、昌黎、滦县。

2月9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局并告林彪、罗荣桓，中央工委电：“东北土改打击面过大，这是非常危险的，必须立刻着手改变政策。中央在去年双十节公布土地法的决议中即指出，中国地主富农虽然各地有多有少，但按一般情况来说只占农村人口百分之八至百分之十，东北地主富农即使较别地为多，也决不会多到占人口或户口四分之一这样多。因此你们应将打击面大大缩小，弄错了的必须纠正。”

2月1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纠正土地改革宣传中的“左”倾错误的指示，指出：“最近几个月中，许多地方的通讯社和报纸，不加选择地没有分析地传播了许多包含‘左’倾错误偏向的不健全的通讯或文章。”指示列举了在阶级路线、整党、土改、领导者和群众的关系、工商业和工人运动的方针等问题的宣传上出现的错误。要求各中央局、中央分局及其宣传部，新华总社和各地总分社，“对过去几个月的宣传工作，加以检查，发扬成绩，纠正错误，务使对于战争、土地改革、整党、工人运动这些伟大的斗争，对于这一整个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保障其获得胜利。”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2月12日　

在林彪给中共中央宣传部的电报上写一批语。林彪在电报中，要求出版毛泽东选集发表一九三〇年一月五日毛泽东给他的信①时，不要公布他的名字。批语写道：“（一）这封信不要出版。（二）请陆、乔②负责将文集全部审阅一次，将其中不适宜公开发表的及不妥当的标出，并提出意见，待修改后再出版。叫东北局暂缓印行及翻译外文。”

①这封信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②陆，指陆定一。乔，指胡乔木。

2月15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新解放区土地改革要点的指示，指出：新区进行土地改革“不要性急，应依环境、群众觉悟程度和领导干部强弱决定土地改革进行的速度。不要企图在几个月内完成土地改革，而应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全区的土地改革”。新区土地改革应分为两个阶段，准备在两三年内完成。总的打击面，一般不能超过户数百分之八，人口百分之十。分别巩固区和游击区。在巩固区逐步进行土地改革。在游击区只作宣传工作和荫蔽的组织工作，分发若干浮财，不要公开成立群众团体，不要进行土地改革，以防敌人摧残群众。反动分子必须镇压，但是必须严禁乱杀，杀人愈少愈好。严格注意保护工商业。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的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①完稿，共二十五章，两万多字。毛泽东作了若干重要修改和补充，其主要内容有：“在目前整个中国社会经济中，一方面，存在着外国帝国主义的经济，本国封建主义的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的经济和自由资本主义的经济，这些就是旧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另一方面，存在着新式的国家经济，被解放了的农民和小生产者的经济和新民主国家指导下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这些就是新中国的社会经济形态。”“中国现阶段的人民民主革命的任务，就是要改变旧的社会经济形态，旧的生产关系以及树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旧的建筑物，建立新的社会经济形态，新的生产关系以及树立在其上面的一切社会的政治的精神的新的建筑物。我们的基本任务，就是如此。”“新民主国家企业中的劳动者已经是不被剥削的人们，他们所生产的用于扩大再生产和为全体人民谋利益的属于剩余价值的部分，不能认为被剥削。”所有劳动人民即无产阶级、农民、独立劳动者以及一切受人剥削的人，他们是中华民族的主体，是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基本力量。“其中，以无产阶级和半无产阶级（贫农）为人民民主革命和新民主国家政权的领导阶级②，而无产阶级则是主要的领导阶级。无产阶级，农民及其他劳动人民的任务，是联合自由资产阶级，以人民民主革命的方法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剥削和压迫，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在革命胜利以后的经济建设中，他们也可以参加这种建设。只要中国尚未进到社会主义社会，他们是可以与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一道前进的。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政权中，应当允许自由资产阶级及其政治团

体派遣他们的代表参加工作。”“中国人民民主革命所应当和必须消灭的是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而不是自由资本主义。”“在一九四七年中国土地法大纲颁布以前即已成为新式富农者，在平分土地期间，应按富裕中农待遇；在一般情况下，其多余的土地不得本人同意，不应抽出分配”。还指出：“人民法庭的审讯和判决，必须遵守下列条件：（甲）禁止肉刑；（乙）重证据不重口供；（丙）不得指名问供。”

①关于这个文件的性质，毛泽东在二月二十日给刘少奇的电报中说：“这个文件，实际上带有党纲、政纲、政策几重性质。我们如果要取得全国胜利，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党内外才有明确遵循的政治、经济与社会生活的章程。”

②关于半无产阶级也是中国革命的领导阶级的提法，后来中共中央作了修正。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中国革命领导阶级问题的修正指示》，指出：“关于中国革命的领导问题，无论过去或今后，均应只提是工人阶级（通过其先锋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不应再把半工人阶级包括在内。”

2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讨论《中共中央关于土地改革中各社会阶级划分及其待遇的规定（草案）》的指示，请中央工委和各中央局、分局及各野战军前委，对这个文件提出修改意见。并且指出：“此项文件的目的，是在纠正党内广泛地存在着的关于在观察及划分阶级问题上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及补足在土改中缺乏对各阶级阶层人们的具体明确政策的缺点。我们认为，单有土地法大纲及其他党的若干指示文件而无这样一个完备的文件，很难使我们的工作人员不犯或少犯错误。我们既要彻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与官僚资本主义，又要在这个伟大斗争中不要因为划错与斗错阶级成分及采取错误政策而打乱自己阵线，增加敌人力量，使自己陷于孤立。不要忘记，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三五年而特别是一九三一年至三五年时期我党曾经因为政策过左陷于孤立，处于极端危险的地位，而在我党与国民党破裂时期党内主要的危险倾向，曾经是现在仍然可能是‘左’倾冒险主义。如果我们现在不严重地注意到这一点，我们就将在政治上犯错误。”

2月17日　

向中央工委、各中央局和野战军前委，转发邓小平关于新区土改政策之补充意见，并写按语：“（一）小平所述大别山经验极可宝贵，望各地各军采纳应用。（二）分阶段分地区极为必要。在第一阶段将打击面缩小至只打击大中地主及国民党反动分子时，并不是说富农、小地主中的保甲长、恶霸、反动分子为农民所要求打击者也不要打击，我们只要注意对富农、小地主的多数暂时不去惊动就无危险了。（三）确定先组织贫农团，树立贫雇农威信，几个月后再组织农民协会，团结全体农民，并严防地富及坏人混入。”

2月18日　

收到徐向前十七日关于拟攻临汾，在作战前准备普遍进行攻坚训练的报告后，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徐向前并告李井泉、周士第，彭德怀、张宗逊、赵寿山①，滕代远、薄一波电，指出：“（一）完全赞成先作攻坚战术训练，待解冻后再打临汾，只要攻克临汾就是对彭、张的大帮助。（二）但临汾之敌有两种可能，一是固守不动，二是弃城北走。因此你所率准备攻城的各部队的整训位置应放在便于打逃敌而又很隐蔽的地点，并要预先作出准备打逃敌的计划，以便不失时机歼灭可能逃跑之敌。（三）李、周应令吕梁部队确实受领向前所给协同作战的任务。”临汾战役预定三月十日开始，因胡宗南自三月六日开始将守临汾之第三十旅主力空运西安的新情况，提前于三月七日发起。此役历时七十二天，于五月十七日攻克临汾，歼敌二万五千余人，俘国民党军第六集团军副总司令梁培璜，拔除了晋南地区国民党的最后一个据点，使太岳和吕梁两解放区联成一片。

①赵寿山，当时任西北野战军第二副司令员。

同日　

转发彭德怀关于征收营业税的调查报告①，并加写按语，指出：“各地对于工商业的税收政策的内容及其结果如何，完全没有或很少向中央作报告”。“据所知的远不完全的材料看来，极端危险的带有破坏性的既不符合于正确的经济观点，也不符合于正确的财政观点的冒险主义的税收政策是存在着的。这种冒险主义的政策必须加以纠正。望各中央局、中央分局认真检查一次对工商业的税收政策，以其结果报告中央”。

2月19日　

致电薄一波②：“分别不同情况的地区采如像来电所说的不同的政策，这样做是正确的。但下面是否这样做却是另一问题，你们必须经常和下面保持通讯联系，随时纠正偏向，不要待几个月后开总结会议的时候才来作一次总纠正。这样作，损失太大。随时纠正偏向，则损失较小。”同日　致电李井泉：“凡属已经平分土地，地主富农的封建经济基础已经消灭，只是尚不十分彻底，尚须酌量调剂土地的地区，例如绥德黄家川那样的地区，即不应再去平分土地，只应采取合理的抽补办法，满足一部分农民土地尚感不足的要求。在这样的地区再去平分土地是错误的。你们现在采取的政策是正确的。在这类地区，只在农会内部组织贫农小组保障贫雇农利益”。“在这种贫农占少数、新老中农占多数的地区，也去组织贫农团，硬要指挥一切，这就是冒险的命令主义，是违反全国土地会议的路线的。”

①彭德怀二月十四日给中共中央西北局并报中央的报告中说：据我们在延川城大概调查，全城征营业税者十三家，内无一家雇人劳动，均属小本摊贩。一九四七年向这十三家征营业税，折合细粮三十石，如按此征收，十三家全部货物不够抵偿，实际上只收到九石，约占一九四七年全年营业利润百分之六十。一九四七年，征税百分之八十用于税局办公，百分之二十上缴，税务人员粮食、衣服仍由公家发给。按此情形，从财政观点看，固不合算，从经济观点看更不利，如市场停滞，剩余产品不能交换。提议停征营业税一年至两年，以便恢复战前市场。

②薄一波，当时任中共晋冀鲁豫中央局副书记、晋冀鲁豫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电：“如鲁西南被敌扰乱不能安心休整，一、四、六等三个纵队可考虑移至黄河以北，安心休整两个月。”据此，粟裕率华东野战军领导机关及第一、第四、第六纵队于三月初进到黄河以北的濮阳地区休整。

2月20日　

致电刘少奇，提议由中央工委于三月初召集彭真、聂荣臻、薄一波、陈毅、邓子恢、康生、饶漱石到中央工委所在地开会，讨论刘少奇关于晋察冀与晋冀鲁豫两区合并的提议，以及支援整个南线北线的财政、经济、军工干部，成立华北机构，成立大党校、大军校、大党报等问题。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邓小平、李达电：“丑皓电①悉。同意你们四个纵队暂时离开大别山，以便集结力量作战之意见。”二月底，四个纵队全部转移至淮河以北、沙河以南的淮西地区休整补充，由地方武装坚持大别山地区的游击战。

①邓小平、李达二月十九日致电中共中央军委，建议在大别山的四个纵队转移至淮河以北，集结补充，形成一个作战单位，便于三大部分时分时集，每个部分都能独立歼敌。

2月21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林彪、罗荣桓、刘亚楼电，庆祝东北野战军攻克鞍山、法库同时歼敌两个师的大胜利。

2月22日　

修改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在老区半老区进行土地改革工作与整党工作的指示，并加写几段话：“在平分或调剂土地中，对于在抽动新富农及中农的土地时必须充分说明理由取得本人同意一点，甚为重要。如果本人不同意，则应向他们让步，不得采取强制办法。”“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均是很细致的群众工作，必须依据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领导干部的多少强弱，决定工作的进度。每一个乡村土改与整党问题的解决，均必须酝酿成熟，取得绝大多数人的同意，方能作出决定，采取行动，不能由少数人强制解决，致犯命令主义的错误。同时，对于群众中发生的不正确意见，又必须耐心说服，实现党的领导作用，不要犯尾巴主义的错误。”“在一切地方，在土改工作与整党工作大致完成以后，即应实行普选，成立乡村人民代表大会，并改选乡村政府。”“除尚未巩固的新区以外，一切党支部，均应公开。一切党的支部，在其讨论有关群众利益的问题的一切会议上，包括党的批评检讨会议在内，均应有党外群众参加，不许开秘密会议，借以破除群众对党的组织与党的会议的神秘感觉，使党内一切好的与坏的现象暴露于群众之前，为群众所监督，为群众所批评或拥护。”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复陈士榘、唐亮，陈赓、谢富治电：“目前两星期内你们的任务是钳制十一师及其他平汉郑信①段之敌，使其不能威胁刘邓主力在沙淮②间集结及补上新兵。在刘邓主力业已集结并补上新兵之后，照我们意见只要环境许可，刘邓尚须有一短时期休息整训。如果刘、邓亦同意这样做，又不反对你们执行郑潼③战役，则可照你们意见，以你们现有兵力先打郑潼线。但要寅月④上旬才能作具体决定，目前两星期内你们应在郑信段寻找作战机会，以协助刘、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