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8（01）

1948年　五十五岁

1月1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刘伯承、邓小平电：“（一）庆祝你们突围东进之胜利；（二）庆祝十纵、十二纵在桐柏、江汉两区之胜利。”①

1月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东北人民解放军②司令员兼政治委员林彪，副政治委员罗荣桓、高岗、陈云及全体指战员电：“庆祝你们一九四七年消灭敌军二十八万余人的伟大胜利。尚望继续努力，为完全解放东北而奋斗。”

①国民党军对大别山地区的围攻，采取密集靠拢、向心合击战术。刘、邓决定在内线进行小的战斗和游击战，打击和牵住敌人，邓小平率野战军前方指挥所和三个纵队坚持大别山区，采取“敌向内、我向外，敌向外、我亦向外，将敌牵到外线，以小部牵制大敌，以大部消灭小敌”的方针，积极打击和拖散敌人。由刘伯承率中原局及野战军后方机关及第一纵队在淮河以北、沙河以南地区展开，以第十、第十二纵队分别向桐柏、江汉两区展开，并于一九四七年十二月六日、十三日，分别成立江汉军区和桐柏军区，实现了刘、邓将淮河和汉水变成中原解放区的两条内河的计划。十二月二十四日，刘邓东进部队一部攻克广济，待国民党军两个整编师来援时又跳出合击圈。东进部队在外线收复鄂东、皖西县城十余座，共歼灭国民党军一万一千余人。

②自一九四八年一月起，东北民主联军经中共中央军委批准，改称东北人民解放军（包括东北军区、东北野战军）。

1月7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建立报告制度的指示，指出：为了及时反映情况，使中央有可能在事先或事后帮助各地不犯或少犯错误，争取革命战争更加伟大的胜利起见，从今年起，规定如下报告制度。（一）各中央局和分局，由书记负责（自己动手，不要秘书代劳），每两个月，向中央和中央主席作一次综合报告。（二）各野战军首长和军区首长，除作战方针必须随时报告和请示，每两个月要作一次政策性的综合报告和请示。这个指示编入《毛泽东选集》。

1月8日　致电林彪、罗荣桓并告中央工委：“东北与华北敌人愈打愈少，几个月后形势将起变化，请考虑某些铁路不破坏或只作战术性破坏，而不彻底破坏。例如彰武、新立屯、义州①、承德间铁路不加破坏；打虎山②、锦州、山海关、天津间铁路只作战术性破坏；铁岭、长春间及吉林、长春间铁路则不再破坏；沟帮子、营口、大石桥间及鞍山以南铁路似亦可不再破坏。”

1月9日　转发习仲勋关于在高家堡发生的破坏纪律行为的报告③，并加写批语：“我军到任何地方，原则上不许没收任何商店及向任何商人捐款。官僚资本，在该地成为根据地时，亦只许由民主政府接收经营，不许军队没收或破坏。军队给养应取给于敌人仓库、地主阶级、土地税及政府向商人征收之正当的营业税及关税。没收敌军官佐家属的财产，亦是完全错误的。高家堡破坏纪律的行为，应追究责任，并向全军施行政策教育与纪律教育。”

①义州，今义县。

②打虎山，今大虎山。

③习仲勋一月二日在给贺龙并报中共中央的报告中说：去秋攻克高家堡时，没收敌军大部官佐以至连排班长及其家属的财物，沿途乞食逃赴榆林者不少，对商人及摊贩大部没收，给榆林商人极坏之影响。

同日　致电贺龙、习仲勋及中共中央西北局诸同志，同意习仲勋关于老区土改工作的意见①，指出：“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及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

①习仲勋一月四日向中共中央报告，说：苏维埃时期的老区可不采取平分土地的原则，而以抽补办法解决无地和少地农民的土地。如果同新区一样，就可能将新富农评为旧富农，将被没收过土地的地主富农而劳动八年以上的，又定为地主富农再去斗争，将富裕一点农民定为地富。

1月中旬　修改任弼时一月十二日在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土地改革中的几个问题》，并加写以下内容：“我们必须按照实际情形去划分阶级，进行土改，决不可将本来不是地主富农的人们人为地划成地主富农，错误地扩大打击面，打乱革命阵线，帮助敌人，孤立自己。这是一个极端重大的问题，必须引起全党同志的注意。”“一切解放区的领导同志们及所有从事土地改革工作的同志们均必须严肃地检查这个划成分的问题，公开地明确地改正自己所犯的错误。哪怕只是划错了一个人，也必须改正。”“这些侵犯中农利益，不照顾中农，排斥中农的倾向是非常危险的，是一种反马列主义的极端的‘左’倾冒险主义倾向。”“无论如何，只应该把打击面放在真正的封建剥削阶级的范围以内，绝对不许可超出这个范围。在人民解放军所到的原先是国民党统治的地方，打击面还要缩小些。在那里，首先只打击大地主、豪绅、恶霸，地主武装，保甲制度，特务分子，依照战争胜利和根据地巩固的情况，依照群众的觉悟程度与组织程度，逐步地发展到消灭全部封建制度。”“杜斌丞是民主同盟的人，是一个民主分子，他被胡宗南杀死了，但是类如杜斌丞这样的人还是有的。有这样的人参加民主政府，使民主政府成为共产党领导的各革命阶级的代表人物联合组成的政府，而不是共产党一党包办的政府，这样对于团结中国百分之九十以上的老百姓一道奋斗是有利益的。”我们反对乱杀人，“多杀人是不能解决任何问题的。我们的任务是解决问题，解决如何消灭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的强盛的人民民主共和国这样的问题，除了在战争中在火线上必不可免地要杀死许多敌人以外，多杀了人，杀错了人，不但不能解决问题，而且可能推延问题的解决，甚至可能引导到革命遭受暂时的失败”。关于审干问题，“无论在农村中，在城市中，在军队中，在机关和学校中，在任何审查党员或干部的会议上，被审查者都有申诉理由的权利，这种民主作风决不可少。”

1月14日　

关于对中间派及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政策问题，为中共中央起草致香港分局、上海局及各中央局电：“对民主同盟的恢复活动，对李济深等国民党反蒋派，对在美的冯玉祥，对一切可以争取的中间派，不管他们言论行动中包含多少动摇性及错误成分，我们应采积极争取与合作态度，对他们的错误缺点，采取口头的善意的批评态度。”“要在报纸上刊物上对于对美帝及国民党反动派存有幻想、反对人民民主革命、反对共产党的某些中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公开的严重的反动倾向加以公开的批评与揭露，文章要有分析，要有说服性，要入情入理。”“对一切应当争取的中间派的错误观点，在报纸刊物上批评时，尤其要注意文章的说服性。”

同日　

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致粟裕、陈士榘、唐亮并陈赓、谢富治，刘伯承、邓小平电，庆祝粟陈唐全军十二月各役共歼敌三万余人的大胜利，并指出：“既然决定不去抢占汉水中段，敌情又不紧张，如果粮食条件能解决，刘邓、粟陈唐、陈谢三军应争取休整一个整月”，“补充人员弹药，处置伤病员，训练技术，研究战术，普遍施行诉苦运动，三查运动，整顿纪律，研究城市政策及城乡群众工作各项策略及方法”。同日　就新解放区的各项政策问题，致电邓小平，征询他的意见：“（一）在新区是否应当分为两种区域，一种是可以迅速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一种是要经过长期拉锯战才能建立巩固根据地的，对两种区域的工作采取不同的政策？（二）新区土改是按土地法大纲分平，还是对富农及某些弱小地主暂时不动？新区中富农及弱小地主态度如何？（三）是否有开明绅士和我们合作？（四）是否有许多知识分子和我们合作或表示中立？（五）各阶层商人态度如何？我军是否可以避免向新区工商业资本家进行筹款？如果筹款，方式如何？（六）如何处理国民党政府、党部、三青团的各种人员？其中是否有些人是可以争取的？如何处理保甲长？”

同日　

致电刘少奇，对他为中共中央起草的关于执行土地法的指示草案提出意见。电报说：“我觉得这个指示似乎有些过了时机，土改运动已经按新方针向前发展，运动中发生了许多急待回答的问题（主要是过左），而这些问题，指示草案中或者缺乏具体的回答，或者回答的分量不够，这是因为土地会议及写指示草案的时期着重点没有也不应当放在这方面。”又说：“中央十二月会议着重讨论了中农、中小资产、党外人士、知识分子、打人杀人等项问题，研究了如何分析阶级，主要目的是纠正‘左’的偏向。”

1月15日　

同周恩来、任弼时出席在杨家沟召开的西北野战军前委扩大会，并作长篇讲话。他说：大革命的经验和以后各个时期的经验都证明，中国革命要胜利，就必须实行一条总纲领，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我们实行的统一战线，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统一战线。所谓无产阶级领导，就是经过它的先锋队共产党领导。人民大众主要是农民。这次打内战，胜利的把握很大。但是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全国胜利是不可能的。蒋介石确实孤立，但是蒋介石孤立并不等于我们胜利。如果我们的政策不对，比如侵犯了中农、中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主人士、开明士绅、知识分子，对俘虏处置不对，对地主、富农处置不对等等，在统一战线问题上犯了错误，还是不能胜利，共产党越发展越多会变成越发展越少，蒋介石的孤立会变成两方面都孤立，人民不喜欢蒋介石，也不喜欢共产党。这个可能性完全有，在理论上不是不存在的。地主阶级当作一个阶级要消灭，当作个人要保护。地主阶级、旧式富农占农村人口十分之一，有三千六百万人，这是一个财宝。我们废除他的私有权，但我们要他这个人，分土地给他，让他生产，这是社会的劳动力。对地主要安置好，安置不好出乱子，不可能胜利。至于土改中的打人杀人，我们共产党人主张不打人，打人是野蛮的方法。杀人越少越好，尽可能不杀，那些罪大恶极的群众痛恨的大特务大汉奸可以杀。全国胜利了，土地分配了，还要不要统一战线？还要。那时是巩固胜利，没有全民族绝大多数人口参加的民族统一战线，胜利就不可能巩固。他最后说：我们要习惯听闲话，准备多听闲话，把听闲话当作收集舆论、收集不同意见的机会。多收集各种意见，认识自己工作中的缺点错误，这样工作就可以减少盲目性。

1月16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致晋冀鲁豫局并告中央工委、新华总社电，批评新华社晋冀鲁豫十三日的一则电讯，指出：电讯中有边区政务会议应尊重农代会筹委会意见，应依据贫雇农、工人要求改进工作等语，但其中不但没有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连中农、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也没有提到。电报又指出：“像晋冀鲁豫这样大范围的政权机关不应只代表农民的，它是应当代表一切劳动群众（工人、农民、独立工商业者、自由职业者及脑力劳动的知识分子）及中产阶级（小资产阶级、中等资产阶级、开明绅士）的，而以劳动群众为主体。因此，边区最高政权机关是边区人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而不是农民代表大会及其选出的政府。尽管现在各解放区是农民占绝大多数，但是必须顾到工人及其他各阶层民众，在农民中则必须顾到中农。”

1月18日　

为中共中央起草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的决定草案，指导全党纠正已经出现的某些“左”的倾向。提出反对党内“左”右倾向，必须依据具体情况决定方针，“土地改革在群众尚未认真发动和尚未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反对右倾；在群众已经认真发动和已经展开斗争的地方，必须防止‘左’倾。”决定对土地改革和群众运动中的若干具体政策作了规定。指出：“‘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的口号是错误的。在乡村，是雇农、贫农、中农和其他劳动人民联合一道，在共产党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单独贫雇农打江山坐江山。在全国，是工人，农民（包括新富农），独立工商业者，被反动势力所压迫和损害的中小资本家，学生、教员、教授、一般知识分子，自由职业者，开明绅士，一般公务人员，被压迫的少数民族和海外华侨，联合一道，在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的领导之下，打江山坐江山，而不是少数人打江山坐江山”。必须避免对中农、中小工商业者、知识分子采取任何冒险政策。“对于那些同我党共过患难确有相当贡献的开明绅士，在不妨碍土地改革的条件下，必须分别情况，予以照顾。”必须将新富农和旧富农区别开来，地主和富农中的恶霸与非恶霸区别开来。“土地改革的中心是平分封建阶级的土地及其粮食、牲畜、农具等财产（富农只拿出其多余部分），不应过分强调斗地财”。决定强调：“领导的阶级和政党，要实现自己对于被领导的阶级、阶层、政党和人民团体的领导，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甲）率领被领导者（同盟者）向着共同敌人作坚决的斗争，并取得胜利；（乙）对被领导者给以物质福利，至少不损害其利益，同时对被领导者给以政治教育。没有这两个条件或两个条件缺一，就不能实现领导。”这个决定草案编入《毛泽东选集》。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会议，会议讨论并原则通过《关于目前党的政策中的几个重要问题》。会后，毛泽东致电刘少奇：中央本日原则通过了《中央一月决定》，须待征求你们意见加以修改，然后发往各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