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04）

5月18日

晚上，在瑞金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讨论时局和红军的行动方针。会上，一纵队司令林彪等人对时局和革命前途发表悲观言论，不相信革命高潮有迅速到来的可能，在行动上只赞成在粤赣边界区域的流动游击，不赞成在游击区域实行毛泽东的建立巩固根据地的主张。毛泽东对这种错误观点进行了批评。会议根据中共闽西特委报告的闽西敌情，决定乘驻龙岩闽军陈国辉部主力入粤参战的有利时机，红四军再次开往闽西，配合闽西地区的党组织和地方武装，创造公开的工农武装割据。

5月19日

同朱德率红四军从瑞金县武阳越过武夷山，再次入闽。当晚，在长汀县濯田写信两封，派前委委员宋裕和先行出发送信。一封送中共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告知红四军正向闽西纵深区域进发，特委须作好策应准备，并告邓子恢于二十二日赶到上杭蛟洋，商讨击退尾追入闽的赣军李文彬部之计。另一封送闽西地方武装负责人曾省吾等，要他们在五月二十一日到连城庙前，商量行动计划。二十一日晚上，在庙前孔清祠会见曾省吾等，听取有关敌情的汇报，查明了驻守龙岩城及近郊的为闽军第一混成旅的两个营与旅直属队机枪连和特务连。中共红四军前委决定，乘该旅主力远在广东潮汕地区之机，出敌不意地攻占龙岩城。

5月22日

同朱德率红四军按计划向龙岩疾进，晚上，在龙岩城西约三十里的小池召开军事会议，听取闽西特委代表的汇报后，经过研究敌情和周密筹划，部署了攻打龙岩城的作战方案：红四军第一、第三纵队从正面进攻；第二纵队从左侧迂回，攻占北山，断敌退路。次日，红四军按部署发起猛烈攻击，守敌陈国辉部约一个营全部就歼，俘敌三百余人，缴枪二百余枝，龙岩城遂告解放。红军进入龙岩城后大力开展宣传活动，毛泽东在龙岩省立第九中学向学生演讲，阐明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政策主张，号召青年参加革命队伍，担负起解放劳苦大众的重任。毛泽东和朱德为了诱敌归巢，消灭闽西国民党势力，扩大红色区域，当天傍晚率部撤离龙岩城，前往永定，同张鼎丞等领导的永定地方武装会合。

5月25日

同朱德率红四军在地方武装配合下，一举解放永定县城，守敌原郭风鸣部一个团不战而退上杭。当天在赖家祠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和永定县委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召开群众大会庆祝永定解放，成立永定县革命委员会，发动群众拆毁永定城墙。二十七日，在永定城关南门坝召开的万人祝捷大会上讲话，号召大家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实行土地革命，建立人民的政权；并向大会宣布闽西第二个红色政权永定县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张鼎丞任主席。

5月底

在永定湖雷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会上，对个人领导和党的领导、前委和军委分权等问题发生了争论。一种意见要求成立军委，认为“既名四军，就要有军委”，建立军委是完成党的组织系统；指责前委“管的太多”，“权力太集中”、“代替了群众组织”，是“书记专政”，有“家长制”的倾向。一种意见认为，领导工作的重心还在军队，“军队指挥需要集中而敏捷”，由前委直接领导和指挥更有利于作战，不必设重叠的机构，并批评硬要成立军委实际上是“分权主义”。争论结果，未能统一，前委的民主集中制领导原则无法贯彻实行，书记难以继续工作。

6月1日

在永定县湖雷给中共中央写报告，汇报红四军在赣南、闽西的斗争状况，以及红四军、红五军、江西红军独立第二、第四团的实力和党组织的概况，并提出：“报纸所载我们怎样杀人放火的消息，全与事实不符”，“军队单纯的烧杀，现在可以说没有了”；“党内现发生些毛病正在改进中”；“现在红军中第一急需的是工作人员，因长期的斗争，损失太多，各级军官各级政治人员都十分缺乏，唯一的希望是中央派人来”；“朱、毛同志可以随时离开队伍，只要请中央派人来代替”；“红军第四军派遣留俄学生二十二人，候中央派来代替人员到时即动身”。

6月3日

为了诱使陈国辉部主力回援，聚而歼之，同朱德指挥红四军第三纵队会合闽西地方武装，发动第二次攻打龙岩的战斗。部队分南北两路，先攻占周围山头，再向西门进攻。城内守敌兵力单薄，一触即溃，红四军再占龙岩。当即成立了闽西第三个红色政权龙岩县革命委员会，邓子恢任主席。六日，获知陈国辉部主力由粤返闽，逼近龙岩时，同朱德率红四军第三纵队主动撤出龙岩城，抵龙岩县大池与第二纵队会合，随后转战上杭地区，为诱歼陈国辉部主力创造条件。

6月7日

同朱德指挥红四军和闽西红五十九团，分三路向上杭县白砂镇守敌卢新铭〔1〕部一个团发动进攻。他和朱德亲临前线，率领第二、第三两个纵队居中向白砂正面突击；第一纵队为左翼，从大洋坝直扑白砂，包围敌主力部队；红五十九团为右翼，经苏家坡迂回南进。经一个多小时战斗，攻克白砂，消灭该团大部，俘敌一百余人，缴枪一百余枝。

〔1〕卢新铭，当时任国民党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二混成旅旅长。

6月8日

在白砂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上提出书面意见，认为前委、军委分权，“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指出“对于决议案没有服从的诚意，讨论时不切实争论，决议后又要反对且归咎于个人，因此，前委在组织上的指导原则根本发生问题”；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会议以压倒多数票通过了取消临时军委的决定。

6月9日

在上杭旧县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将闽西长汀、永定、龙岩、上杭四县的地方武装升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

6月10日

同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通往赣南的要隘连城县新泉镇，目的在进一步迷惑敌人，造成红军向江西退却的假象。在新泉，一面安排红军休整一星期，为伺机三战龙岩作准备；一面领导红军发动和配合连城南部十三个乡农民暴动，帮助建立连南区革命委员会。

6月12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中共红四军前委四月五日对中央二月指示信的复信。会议认为：中央二月致毛泽东、朱德的信对分散红军等说法“是有些毛病的”，共产国际代表布哈林在中共六大提出分散红军的主张，是不知道中国的条件。现在是长期混战的局面，红军应采取集中游击的策略，集中更容易发动群众，分散甚至会被地主武装消灭，中央应坚决改变分散红军的原则。会议同意中央常委召开一次军事会议，并提出朱德、毛泽东处应有一得力人员参加。

6月14日

在新泉就红四军党内存在的争论问题，给第一纵队司令林彪写复信，指出“现在的争论问题，不是个人的和一时的问题，是整个四军党的和一年以来长期斗争的问题”；“党内有争论问题发生是党的进步，不是退步”。复信从历史和环境两方面考察红四军党内存在的问题和争论的原因，列举“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军事观点与政治观点”、“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形式主义与需要主义”、“分权主义与集权”等十四个问题。认为“个人领导与党的领导，这是四军党的主要问题”。指出红四军不能绝对建立党的领导的原因是：第一，红四军的大部分是从旧式军队脱胎出来的，便带来了一切旧思想、旧习惯、旧制度；第二，这支部队是从失败环境中拖出来结集的，原来党的组织很薄弱，因此造成了个人庞大的领导权；第三，一种形式主义的理论从远方到来。复信逐一批驳了所谓“党代替了群众的组织”、“四军党内有家长制”等说法，认为这些说法都与事实不相符合，是一种不从实际需要出发的形式主义；并指出：“形式主义之来源是由于唯心主义，唯心主义之来源是由于游民、农民与小资产阶级成分中产生出来的个人主义，这与小团体主义、流寇思想、单纯军事观点等等是在一条路线基础上的，只是一个东西。这种思想发展的另一方面必定是分权主义——也是代表游民、农民、小资产阶级的一种思想，而与无产阶级的斗争组织（无论是阶级的组织——工会，与阶级先锋队的组织——共产党，或它的武装组织——红军）不相容的。”复信批评了不要建立巩固的根据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历来在红军中是很厉害的，影响到政治方面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对罗霄山脉中段政权问题的不同见解，一部分同志时时刻刻要脱离边界的斗争。流寇思想产生于四军中的游民成分，党与这种思想曾经作过许多的斗争，但它的尾巴至今还存在，这种思想同时影响到城市政策与红军军纪。复信还说：红四军中向来有一些同志偏于军事观点，同站在政治观点即群众观点上的人的意见不合。他们在军事失败的时候，什么都可以取消，只要枪杆子保存就够了；他们在游击工作中单纯地发展军事影响而不去发展政治影响。复信还分析和批评了红四军党内存在的小团体主义、分权主义、个人主义等错误思想，指出：“四军党内显然有一种建立于农民、游民、小资产阶级之上的不正确的思想，这种思想是不利于党的团结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离开无产阶级革命的危险”，必须“克服这种思想，以求红军彻底改造”。“凡有障碍腐旧思想之铲除和红军之改造的，必须毫不犹豫地反对之，这是同志们今后奋斗的目标”。毛泽东在信中最后表示，他请求离开前委：“在没有得到中央允许以前，由前委派我到地方做些事，使我能因改环境而得到相当的进步。”

6月中旬

获知陈国辉部主力返回龙岩城后对红军毫无戒备，便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决定奔袭龙岩城，彻底消灭陈国辉部。十七日，同朱德率红四军离开新泉，秘密地挥师东进。十九日拂晓，红四军突然发动进攻，首先抢占了龙岩城周围的高地，第一纵队主攻南门，第二纵队沿龙门大道直取西门，第三纵队攻击北门并以一部分主力埋伏在东门外断敌退路。在红军和赤卫队的凌厉攻势下，不到半天，城内敌军大部被歼，部分残敌逃出东门被红军埋伏部队歼灭，陈国辉化装成士兵混在逃兵中逃脱。龙岩城第三次获得解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