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05）

6月20日（或21日）

就中共红四军七大如何开法问题向前委提出建议：通过总结过去斗争经验的办法达到统一认识，解决红军建设中存在的主要问题，以进一步提高红军的政治素质和战斗力，担负起发展农村革命根据地的斗争任务。前委没有采纳毛泽东的意见。

6月22日

出席在龙岩城公民小学召开的由陈毅主持的中共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了发言。这次会议，前委的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代表们围绕井冈山斗争以来的各方面的问题进行争论。会议否定了毛泽东提出的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当时对民主集中制的称谓）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决议说：“流寇思想与反流寇思想的斗争，也不是事实”。决议还把“集权制领导原则”视为“形成家长制度的倾向”。由于几个主要问题未能分清是非，大家的思想未能统一。大会改选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朱德、陈毅、林彪、刘安恭、伍中豪、傅柏翠和红四军直属队、各纵队的士兵代表共十三人为前委委员。在选举前委书记时，原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书记毛泽东没有当选，陈毅被选为前委书记。会后，毛泽东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6月

红军第四军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政治部主任陈毅发布《红军第四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其中写道：“我们红军受共产党的指导，执行民权革命三大任务，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地主阶级，打倒国民党政府，以帮助工人、农民及一切被压迫阶级得到解放为宗旨。”布告向广大群众宣布了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政策，包括“收租二百担以上的大地主，家里的谷子及大公会（义仓外）的谷子，一概没收分与贫民，不取价钱；收租二百担以下的小地主，家里的谷子须减价出粜，规定每担谷价照原价减半（但谷米商人从外境转运来的不在此例）”；“工人农民该欠田东债务，一律废止，不要归还（但商人及工人农民相互间的债务不在此例）”；“从今年起，田地归耕种的农民所有，不再交租与田东”；“废除一切苛捐杂税厘金钱粮”。同月

蒋介石命令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红四军和闽西苏区发动“会剿”。这次“会剿”以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师长金汉鼎为总指挥，部署是：江西国民党军第十二师、第七师共四个团由长汀向新泉、古田进攻，福建国民党军暂编第一师由漳州向龙岩进攻，广东国民党军第七旅一部由大埔、松口向永定推进。

7月8日

同蔡协民、谭震林、江华、曾志等人，受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委派，由龙岩动身前往上杭蛟洋，代表前委出席并指导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九日，毛泽东抵达蛟洋后，发现大会准备工作不够充分，特别是代表们对本地区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实际情况了解不足，提议将原定七月十一日开幕的大会推迟一星期召开，组织代表们回原地区进行调查研究。

7月中旬

指导出席中共闽西一大的代表们，分别对闽西的政治、党务、土地、物价、洋货侵入、工农业破产等各种问题，进行详细的调查，为代表大会制定切合实际情况的方针政策作准备。毛泽东和代表们一起进行了实际调查。

7月20日—29日

出席并指导在上杭蛟洋文昌阁召开的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会上作政治报告，赞扬闽西革命斗争的成就，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阐明了革命根据地的重要性，指出闽西共产党各级组织今后的任务是巩固和发展革命根据地，同赣南红色区域连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区域。同时，还论述了巩固和发展闽西革命根据地的六个有利条件、三个基本方针。三个基本方针是：（一）深入进行土地革命；（二）彻底消灭民团土匪，发展工农武装，有阵地波浪式地向外发展；（三）发展党，建立政权，肃清反革命。毛泽东参加了对各项决议案的讨论，并进行具体指导，但中途病倒了。大会通过的由邓子恢起草、毛泽东修改的《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政治决议案》，规定了闽西党在目前的总路线是“坚决地领导群众，为实现闽西工农政权的割据而奋斗”，提出了为实现总路线的主要任务。这次会议的突出贡献，是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帮助下，制定并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在总结闽西土地斗争经验基础上规定的土地政策，同井冈山《土地法》和兴国《土地法》相比较有新的发展，主要表现在：（一）区别对待地主和富农，只没收富农多余的土地，不过分“打击富农”，“集中攻击目标于地主”；（二）分配土地实行“抽多补少”的原则；（三）对在乡地主家属“酌量分与田地”，给以生活出路。

7月29日

出席在蛟洋召开的中共红四军前委紧急会议，同从连城新泉赶来的朱德、陈毅等商讨应敌计划。会议分析了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对闽西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会剿”的形势。毛泽东在会上发言指出：敌人内部有矛盾，他们各自为政，所谓“会剿”，实际是“会”而不“剿”，“剿”而不“会”。对于敌人的“会剿”，我们不能硬拼，应该采取比较灵活机动的战术，敌人打过来，我们就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分散敌人的力量。敌人一走，我们再打过去。根据赣军李文彬部进占长汀县河田、闽军张贞部开抵龙岩县适中的紧急情况，会议在讨论如何粉碎敌人“会剿”计划时，有人主张集中兵力在闽西奋斗，有人主张打出去，总部以为在闽西没有多大办法，决定打出去，出击闽中。会议确定：二、三两纵队同军部是夜到龙岩、白砂集中，一纵队在回龙一带因赶不上，并决定在闽西同四纵队共守闽西，相机打出去。会议根据中央四月来信提出的“中央希望前委能派一得力同志暂时离开那里，来中央报告与讨论一切问题之后，再回到你们那里工作”的意见，决定陈毅赴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前委书记由朱德代理。毛泽东表示赞同陈毅向中央汇报红四军情况。会后，陈毅到厦门向福建省委汇报工作，接着转赴上海代表红四军前委向中央汇报工作并参加中央召开的军事会议；朱德率第二、第三纵队向闽中出击；毛泽东因疟疾病重，先后到上杭县苏家坡、大洋坝和永定县牛牯扑、合溪等地农村养病，同时指导闽西军民的反“会剿”斗争和指导当地开展土地革命。

8月上旬

由上杭县的苏家坡抵达大洋坝，参加当地人民为纪念八一南昌起义两周年举行的军民示威大会，并会见红军领导干部和当地党政负责人，听取关于土地革命进展情况的汇报。对红四军第一纵队部分干部说：农民分了土地，你们部队要保护群众收到谷子，这样我们就站稳脚跟了。随后，前往永定县农村养病。

8月13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讨论红四军十大文件及毛泽东六月十四日给林彪的复信等。周恩来介绍红四军前委所送文件说：他们的问题是有政治意义的。他们的大会对每个问题都有简单的回答，有些是正确的，有些是不正确的。刘安恭有一信将他们分成两派，许多是不合事实的，在故意造成派别。会议认为，现在红四军情况不完全清楚，待陈毅到后再作全面答复。会议决定：先给红四军一信，要他们努力同敌人斗争，军委可暂不设立，军事指挥由军长、党代表管理，调刘安恭回中央。

8月18日

中共红四军前委写信向闽西特委通报，第二、第三纵队计划渡乌龙江向赣、浙、皖边界游击。闽西特委见信后，根据毛泽东的意见，致信红四军前委说：“过了乌龙江则敌消息灵通，运输便利，更有受大军包围危险”，“建议前委再调四军回闽西”。这时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在闽中遇到很大困难，见到闽西特委信后，乃决定返回闽西。

8月21日

中共中央给红四军前委发出指示信，对中共红四军七大提出批评，认为红四军七大侧重于解决内部纠纷是不正确的，“前委同志号召‘大家努力来争论’和“刘安恭同志企图引起红军党内的派别斗争”是错误的。指示信肯定地方武装与红军同时扩大和暂不设红四军军委是正确的；强调“红军不仅是战斗的组织，而且更具有宣传和政治的作用”，“红军的游击，更充分负有发动群众实行土地革命建设苏维埃政权的使命”；指出红军中的党，“必须采取比较集权制”，党的书记多负责任“绝对不是家长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讨论去解决——这是极端民主化的主张”；提出“红军中政治工作及宣传队组织（或如你们所称‘宣传兵’）是红军政治生命”。还指出，刘安恭应“调来中央”〔1〕。

8月2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听取陈毅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的汇报。陈毅说：毛泽东“在政治上强”、“在政治上比较正确”，对于争论“能从政治上来说明一切问题”。

8月29日

陈毅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作关于红四军党内问题的详细报告。会议决定，李立三、周恩来、陈毅三人组成委员会，提出决议〔2〕由政治局讨论通过。三人委员会由周恩来召集。8、

9月间

达到闽西著名的永定金丰大山，住在只有十来户人家的牛牯扑一个小竹寮里。在这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小屋里，除了服药治病，大量时间是读书看报，批阅战场上送来的情报、查看军事地图、拟制作战方案等。这个竹寮，既像是战地指挥所，又像是文房书室，毛泽东亲笔在一块木板上题写“饶丰书房”，把它挂在门口。这期间，红四军第一、第四纵队，在毛泽东和闽西特委指导下，在上杭、永定、龙岩三县分兵游击，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建立苏维埃政权，并以有限的兵力，与苏区群众密切配合，有力地牵制和打击了“会剿”之敌。粤军陈维远〔3〕部三个团占据永定湖雷一个多月里，在第一纵队和地方武装的袭扰下，不敢搜山，还死伤了很多人。第四纵队从上杭北区发展到连城南之新泉、汀州南之涂坊，对敌不断地骚扰，使赣军金汉鼎部始终收缩在汀州、连城，不敢向前推进。

〔1〕刘安恭于一九二九年十月红四军主力出击东江的路上，在大埔县虎市牺牲。

〔2〕决议，即三人委员会提出的由陈毅执笔的中央九月来信稿。

〔3〕陈维远，当时任国民党军粤军第三师第七旅旅长。

9月上旬

朱德率红四军第二、第三纵队抵达上杭白砂，同第一、第四纵队会合。由于红四军分兵从内外线牵制和打击敌人，时局发生变化以及敌人内部矛盾重重，进犯闽西的粤、赣国民党军纷纷撤回本省，对闽西革命根据地的第一次“会剿”遂告破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