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03）

4月1日

同朱德率领红四军进驻江西瑞金，与井冈山突围后转战赣南的彭德怀率领的红三十团（即红五军主力）会合。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听取彭德怀汇报守卫井冈山战斗和突围的情况。会议决定，红四军第三十团、第三十二团改编为红四军第五纵队，湘赣边界赤卫队为红四军第六纵队，彭德怀以红四军副军长名义指挥这两个纵队。

4月3日

收到中共中央二月七日给毛泽东、朱德并转湘赣边特委的指示信。中央来信仍强调城市工作的重要，同时对在农村的红军前途作了悲观的分析。提出将红四军分成小部队的组织，“散入湘、赣边境各乡村中进行和深入土地革命”，以“避免敌人目标的集中和便于给养与持久”；并说分编“部队的大小可依照条件的许可定为数十人至数百人”。来信指出，中央从客观方面考察和主观的需要，“深信朱、毛两同志目前有离开部队的必要”，一方面“不仅不会有更大的损失且更便利于部队分编计划的进行”，一方面“到中央后更可将一年来万余武装群众斗争的宝贵经验供献到全国以至整个的革命”。“两同志得到中央决定后”，“应毅然地脱离部队速来中央”。

4月5日

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会议，讨论中央二月来信。会后，根据会议讨论精神，以红四军前委名义给中央写复信。复信认为中央二月来信对客观形势及主观力量的估计“都太悲观了”。强调说：“农村斗争的发展，小区域红色政权的建立，红军的创造和扩大，尤其是帮助城市斗争、促进革命潮流高涨的主要条件。”“抛弃城市斗争，是错误的；但是畏惧农民势力的发展，以为将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如果党员中有这种意见，我们以为也是错误的。因为半殖民地中国的革命，只有农民斗争得不到工人的领导而失败，没有农民斗争的发展超过工人的势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复信指出：“中央要求我们将队伍分得很小，散向农村中，朱、毛离开队伍，隐匿大的目标，目的在于保存红军和发动群众，这是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以连或营为单位，单独行动，分散在农村中，用游击的战术发动群众，避免目标，我们从一九二七年冬天就计划起，而且多次实行过，但都是失败了。”复信总结了红军的游击战术，这就是：“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应付敌人。”“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固定区域的割据，用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强敌跟追，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很短的时间，很好的方法，发动广大的群众。”复信强调指出：“中央若因别项需要朱毛二人改换工作，望即派遣得力人来。”“我们建议中央，在国民党军阀长期战争期间，我们要和蒋桂两派争取江西，同时兼及闽西、浙西。在三省扩大红军的数量，造成群众的割据，以一年为期完成此计划。”这封信最后还报告：“三年以来中央的刊物我们一本没有收到”。“到赣南闽西以来，邮路极便，天天可以看到南京、上海、福州、厦门、漳州、南昌、赣州的报纸，到瑞金且可看到何键的机关报长沙《民国日报》，真是拨云雾见青天，快乐真不可名状。”“以后望中央每月有一信给我们”，“中央的刊物并希设法寄来”。

4月7日

中共中央发出给毛泽东、朱德转中共红四军前委全体同志的指示信。此信认为蒋桂战争“是促进革命高潮的条件之一”，要求红军扩大战争范围，深入土地革命；指出红四军有赣南、闽西、东江等三条发展出路，由朱德、毛泽东抉择，但强调在闽、粤、赣交界处发展更好，并说“孤守井冈山不利”，“也不宜固守某一个地方”；提出原则上朱德、毛泽东要离开队伍，但若一时不能到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到中央报告工作与参加讨论。

4月8日

同朱德、彭德怀率部到于都县城。驻于都期间，在县城召集工农代表开座谈会；参加在昌林中学召开的于都县党团员活动分子会议并讲话；指导县委积极筹备成立于都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队；出席庆祝于都县革命委员会和县赤卫大队的成立大会，讲话号召劳苦工农团结起来，在县革命委员会领导下扩大红色区域，建立自己的武装，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反动派，打倒帝国主义。

4月上旬

蒋桂战争爆发，江西国民党军奉蒋介石之命处于战备状态。

4月11日

在于都主持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前委委员，红四军和赣南特委负责人，中央军事部派来的代表罗寿男。会议对蒋桂战争的形势进行了分析，讨论了红军的行动计划，同意彭德怀提出的率红四军第五纵队打回井冈山、恢复湘赣边政权的意见；决定红四军主力在赣南进行短距离分兵，开辟、扩大革命根据地。会后，红四军根据前委确定的行动方针和工作部署，从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在赣南实行短距离分兵。红四军以纵队为单位前往各地，每到一地各支队、大队再分散到各乡活动。这次分兵活动，范围包括于都、赣县、兴国、宁都、瑞金等地区，任务主要是开展政治宣传，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帮助各地发展地方武装，建立红色政权。

4月13日

在于都以中共红四军前委的名义，给湘赣边界特委写信，指出：“在接近总暴动之前边界群众政权的形式有由公开割据改变为秘密割据的必要”，“各县赤卫队有组织红军采用游击战术的必要”；“守势的根据地的观念，以后应该抛弃，大小五井、九陇等地，再不必固守了，强敌来了就用盘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对付他”。

4月14日

彭德怀离开于都，毛泽东、朱德为他送行。彭德怀率部经信丰、南康、遂川等地，返回井冈山。

4月中旬

率红四军第三纵队抵达兴国县城，住在潋江书院的文昌宫。部署第三纵队分兵发动群众，调查兴国的政治、经济情况，翻阅县志并向群众了解兴国的历史及现状。出席由中共兴国县委召集的党团员干部和活动分子会议，传达中共六大决议精神，要求大家带领群众开展反帝反封建运动。根据于都、兴国调查的实际情况和六大决议案，制定兴国县《土地法》。这个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的土地归兴国工农兵代表会议政府所有，分给无田地及少田地的农民耕种使用。”〔1〕

〔1〕一九四一年出版的毛泽东着《农村调查》一书中，作者为《兴国土地法》写了一个按语，指出：“这是前一个土地法制定后第四个月，红军从井冈山到赣南之兴国发布的，内容有一点重要的变更，就是把‘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这是一个原则的改正。但其余各点均未改变，这些是到了一九三○年才改变的。”

4月下旬

为贯彻执行兴国县《土地法》、开展土地革命运动，在潋江书院的崇圣祠按照广州、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办法主办了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训练班。参加训练班的有陈奇涵、萧华等四十余人。毛泽东担任主要课程的讲授。同旬

指导中共兴国县委建立兴国县革命委员会，并起草兴国县革命委员会政纲。政纲明确提出：（一）推翻国民党反动派的腐朽黑暗统治，成立各级工农兵代表会议（即苏维埃）。（二）没收地主豪绅的土地、山林，分给无地少地的农民，烧毁田契借约。（三）建立革命武装。（四）取消国民党政府的一切苛捐杂税，实行统一的累进税。（五）开展广泛的游击战争，肃清反动势力，保卫新生的革命政权。

4月30日

率红四军第三纵队与第一、第二纵队会合。同朱德指挥红四军主力攻克宁都县城，歼敌五百余人，缴枪一百多枝。

5月上旬

在宁都县城召开的宁都县中共党员大会上，具体阐释了中共六大决议中提出的“十大政纲”，指出宁都党组织的紧迫任务是收缴反动武装，扩大赤卫队，开展土地革命，建立红色政权。到红四军举办的党员训练班讲话，提议红四军军部拨出一些枪枝给宁都县赤卫大队，以扩大地方武装。指导宁都县党组织成立宁都县革命委员会，出席成立大会并作了讲演。同旬

中共中央派遣的刚从苏联回国的刘安恭来到宁都，参加红四军工作。不久，他被中共红四军前委委任为军政治部主任、临时军委书记等职。他向前委和党员大会作报告，贯彻中央二月来信精神，并说脱离生产的红军不能存在，散布红军的取消主义。刘安恭从苏联带来“一种形式主义理论”，思想路线完全是脱离中国实际的照搬主义。他主持临时军委会议作出决定，前委只讨论行动问题，不管其他事，以限制前委的领导权。他在红四军干部、战士中的非组织活动，制造了极大的混乱，甚至引起产生不正常的派别现象。

5月中旬

获知蒋桂战争结束后，赣南方面国民党驻军回防，兵力集中；闽西方面军阀陈国辉〔1〕部主力追随闽南军阀张贞部赴广东参加粤桂军阀战争，国民党军力空虚。毛泽东同朱德决定红四军由各分兵地区开到瑞金集结待命。十五日，同朱德率部抵达瑞金。

〔1〕陈国辉，当时任国民党军福建省防军暂编第一混成旅旅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