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02）

3月初

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批准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2〕提出的农讲所章程。推定邓演达、毛泽东、陈克文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常务委员，负责管理全所工作〔3〕。

3月2日

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第三次常会，被推定为关于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主席委员。十六日，出席农民问题讨论会第五次常会。连瑞奇报告说：红枪会调查训练委员会已开始工作，查得现有红枪会几十人，已集中开会，不久就要接受训练。

〔1〕AB团是一九二六年底在江西南昌成立的以反共为目的的国民党右派组织，存在时间不长。

〔2〕筹备处于一九二七年一月十六日在武昌成立，筹备委员为毛泽东、周以栗、陈克文。二月下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七十六次会议决定，将筹备中的湘、鄂、赣三省农民运动讲习所扩大为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

〔3〕农讲所学生陈雷一九六七年回忆说：农讲所“当时三个常务委员，邓演达、陈克文、毛泽东，实际是毛泽东领导”。佟兰昌也说：“农讲所的常委共三人，除毛泽东同志外，还有邓演达、陈克文，毛泽东同志是学校的主要负责人，这一点很准确。”关于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和筹备处的情况，一九二七年《中国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开学纪念特刊》有如下记载：创办农所，“当时首倡此议的，乃为毛泽东同志。毛泽东同志亲赴江西、湖北、湖南，向三省党部建议，在武昌合办农所，三省党部自然都表赞同”，“并由湖南省党部提议，组织湘、鄂、赣农民运动讲习所筹备处，筹划进行”。

3月5日—

4月3日

《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全文在中共湖南区委机关刊物《战士》周报第三十五、三十六期合刊，第三十八期，第三十九期连续刊载。报告明确指出革命党人要极端重视农民斗争，要支持农民的革命举动，特别提出贫农大群众是革命的先锋、中坚和元勋，肯定湖南农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都是革命的行动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报告说：“农民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土豪劣绅，不法地主，旁及各种宗法的思想和制度，城里的贪官污吏，乡村的恶劣习惯。这个攻击的形势，简直是急风暴雨，顺之者存，违之者灭。其结果，把几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权，打得个落花流水。”“孙中山先生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没有做到的事，农民在几个月内做到了。这是四十年乃至几千年未曾成就过的奇勋。这是好得很。”“国民革命需要一个大的农村变动。辛亥革命没有这个变动，所以失败了。现在有了这个变动，乃是革命完成的重要因素。”报告说：“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在革命时期农民的一些所谓“过分”举动，正是革命的需要。“政权、族权、神权、夫权，代表了全部封建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是束缚中国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四条极大的绳索”。“地主政权，是一切权力的基干。地主政权既被打翻，族权、神权、夫权便一概跟着动摇起来。”报告指出要“推翻地主武装，建立农民武装”，同时对农村革命后的建设也提出一些积极的主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于三月间在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汉口《民国日报》的《中央副刊》先后发表其中的前两章；三月二十八日，《湖南民报》开始连载；四月，汉口长江书店以《湖南农民革命（一）》为书名，瞿秋白作序〔1〕出版单行本；五月和六月《共产国际》的俄文版和英文版先后转载了《向导》刊印的《报告》〔2〕。这篇文章全文编入《毛泽东选集》。

3月5日

湖北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在武昌举行预备会议，徐谦、孙科、顾孟余、毛泽东、林伯渠、邓演达、唐生智、李汉俊被聘为大会名誉主席。

3月7日

出席国民党在汉口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蒋介石不按时从南昌来汉口并企图阻挠全会的召开。毛泽东、吴玉章、恽代英、董必武、徐谦等坚持如期开会，谭延闿等主张待蒋介石、朱培德由赣来鄂后再开。会议讨论确定，八、九两日开提案审查会，十日正式开全体会议，届时无论蒋介石等是否到会〔3〕，会议均按时举行。会议还通过毛泽东关于在大会期间，政治委员会会议停止开会，

〔1〕瞿秋白在序言中说：“中国革命家都要代表三万万九千万农民说话做事，到战线去奋斗，毛泽东不过开始罢了。中国的革命者个个都应当读一读毛泽东这本书，和读彭湃的《海丰农民运动》一样。”

〔2〕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产国际执委会机关杂志俄文版和英文版的《共产国际》先后以《湖南的农民运动（报告）》为题，转载《向导》刊载的《报告》。英文版的编者按说：“在迄今为止的介绍中国农村状况的英文版刊物中，这篇报道最为清晰。”当时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布哈林在执委会第八次扩大全会上谈到这篇《报告》时说，“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经读过我们的一位鼓动员记述在湖南省内旅行的报告了”，这篇《报告》“文字精炼，耐人寻味”。

〔3〕后来蒋介石没有到会。

如有重大事故发生由主席团〔1〕全权办理的提议。

同日

鉴于江西、湖北、江苏、河南、河北及东北三省到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报到的学员已有四百余人，农讲所常务委员会决定先期开班上课，以应各省之急需。聘请周以栗为教务主任，陈克文为训育主任，季刚为事务主任，郭增昌为总队长。本期讲习所根据当时农民运动发展的需要，共设二十八门课，毛泽东负责讲授“农民问题”、“农村教育”。本届农讲所主要增加农民自卫、乡村自治等课程。课外理论研究，侧重讨论土地问题、武装问题、农村自治问题、农村教育问题。每日进行军事训练四小时。

3月9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提案审查会议，讨论改选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等问题，以提交三中全会讨论决定。会议认为，军事委员会必须在中央执行委员会统一领导之下，反对“党国大政，无不总揽于一人”〔2〕。

3月10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开幕会。会议确认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广东迁武汉期间，联席会议各项决议继续有效。通过《统一党的领导机关决议案》，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会议，对于党务、政治、军事行使最终议决权。”会议递补毛泽东、周启刚、夏曦、许苏魂、邓演达、董必武六名中央候补执委有表决权〔3〕。

〔1〕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预备会议选举徐谦、谭延闿、孙科、宋庆龄、顾孟余为主席团委员。

〔2〕据一九二七年三月三十日汉口《民国日报》刊登的二届三中全会会议录称：自去年五月十五日开会以后，“党权旁落，只见个人意志，不见党的意志，只有个人的自由，毫无党的自由”。“自设总司令以来，党国大政，无不总揽于一人”。

〔3〕二届三中全会共开会七次，因到会中央执行委员不足法定人数，毛泽东四次被递补有表决权。

3月11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二日会议。会议改选常务委员会、政治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改选国民政府委员、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和中央党部各部长。会议决定常务委员会不设主席，实行委员制。会议通过毛泽东关于“国民政府委员名额与选举，由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的提议，改变过去国民政府委员由政治委员会或常务委员会推选的情况。

3月13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三日会议。会议宣布蒋介石辞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政治委员会主席。讨论并通过《统一革命势力的决议案》，提出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联席会议须立时召开，以讨论统一民众运动、共同负担政治责任、派代表出席第三国际会议等问题。

3月14日

关于湖南集美堂翻印《农民丛刊》给湖南省农民协会的信，在《湖南民报》发表。信中提出，《农民丛刊》为非卖品，如需翻印，必须具备下列三个条件：“一、由贵会审查，将已失时效之本，如《湖南农运目前之策略》等，抽出不印。二、价钱不能过高，只能取得印刷费及纸费。三、须经贵会审查，不许错误。”

3月15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五日会议。会议讨论邓演达、陈克文、毛泽东提出的农民问题案和对农民宣言。毛泽东多次发言，提出在乡村应组织乡村自治机关，并采取委员制；祠产要收归公有，“祠产如不收归公有则对宗法社会不能与以大打击”。主张由大会批准实施湖北省党部提出的惩治土豪劣绅条例，说：“土豪劣绅，必须以革命手段处置之，必须有适应革命环境之法庭。最好由农民直接行动，和平办法是不能推倒土豪劣绅的。故亟应颁布此条例，以便推行各省。”这一主张，得到会议批准。毛泽东、邓演达、吴玉章被大会主席团指定组成查处阳新惨案〔1〕委员会。会议还作出裁撤军人部、任命邓演达为总政治部主任等项决议。

〔1〕阳新惨案，指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七日湖北阳新县的土豪劣绅带领匪徒几百人进城捉拿并以酷刑杀害农协干部、工会干部及同情农工运动的县警备队长共九人的惨案。

3月16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第六日会议。会议通过《对农民宣言》和《农民问题决议案》。宣言指出：中国国民革命最大部分目标是解放农民，以完成民主革命。地主阶级是一切反革命派的真实基础。革命需要一个农村的大变动，“使农村政权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移转到农民的手中，在乡村中建设农民领导的民主的乡村自治机关”。要推翻封建势力使这个斗争的胜利得到保障，“则农民得到武装实为重要条件之一。农民应有自卫的武装组织。”封建地主阶级的武装均须解除，交与农民。宣言说：农民在政治斗争胜利之后，经济斗争便随着开始。“革命的进展，农民的要求已是很迅速的由初步进到了第二步，即在许多地方已发生严重的土地问题。”我们要“拥护农民获得土地之争斗，至于使土地问题完全解决而后止”。宣言强调指出：“中国的农民问题，其内容即是一个贫农问题。”这个广大的贫农阶级之存在，即为革命动力的要素。贫农问题不解决，革命将终久没有完成的一日。“贫农问题的中心问题，就是一个土地问题。”会议通过的《农民问题决议案》规定了十项具体措施〔1〕。

〔1〕十项具体措施是：一、政府应立即着手建立区乡自治机关；二、区自治机关内应设立土地委员会；三、所有乡间不属于政府军队之武装团体，必须隶属于区或乡之自治机关；四、减租百分之二十五；五、区乡公地及庙产，政府应下令饬其交给区乡自治机关管理；六、政府应严重处罚贪官污吏、土豪劣绅及一切反革命者，并应依法没收其土地财产；七、改革旧有田税法；八、政府应明令禁止高利盘剥；九、政府应准区乡自治机关有管理粮食出口及保存一部分粮食之权；十、政府应加紧实现民主司法制度和解决贫农土地问题之具体办法。

3月17日

出席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闭幕会。在讨论军事政治学校议案时，毛泽东提出：“黄埔学生皆党员，似不必有同志会之设立。凡同学会、同志会皆封建思想之递嬗，已不适宜于今日，故应规定军事政治学校及各分校，不应有同学会、同志会设立之一条文。”会议就此作出决定：“凡党立各学校不得有同志、同学、同乡会之设立。”

3月18日

应邀出席在武昌举行的河南武装农民代表大会第三日会议，并向会议作湖南农民运动状况报告。会后往汉阳兵工厂参观。

同日

晚七时，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联合召开欢迎鄂豫两省农民代表大会。出席会议一千余人。毛泽东向大会致词：“农民利益与地主利益冲突。在湖北一派国民党同志主张农民利益，近几日中央全体会议最重要的议案是通过了惩治土豪劣绅的条例。我们要打倒土豪劣绅，就要援助这派主张农民利益的。”

3月26日

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全体员工，对蒋介石及其仆从蹂躏党权，摧残农工，制造阳新、赣州惨案〔1〕异常愤激。本日上午，全体学生八百人齐赴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保护农工民众，依法惩办蒋介石，肃清一切反动分子。下午，农讲所召开追悼阳新、赣州死难烈士大会。毛泽东发表演说：“在这革命势力的范围内，竟不断地演出惨杀农工的事实，由此可证明封建的残余势力，正准备着秣马厉兵，向我们作最后的挣扎啊！从今日起，我们要下一决心，向那些反动分子势力进攻，务期达到真正目的。这是在今日追悼大会中，我们应该接受的责任。”

〔1〕赣州惨案，指一九二七年三月六日国民党新编第一师党代表倪弼枪杀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搜查总工会、通缉总工会委员中的其他共产党员事件。

3月28日

以国民党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身分出席中央农民部召集的有各省农运负责人参加的全国农民协会筹备会议。会议认为：全国农民运动发展极快，需要有中心领导机关，以收进行划一及势力团结之效。会议决定：组织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行委员会，临时执行委员会有执行全国农民协会之职权并负责筹备全国农民代表大会。

3月30日

根据全国农协筹备会议决定，湘、鄂、赣、粤四省农协执行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组成全国农协临时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共十三人，邓演达、谭延闿、陆沉、毛泽东、谭平山为常务委员。

3月

同邓演达、陈荫林、周以栗等受聘为湖北农民运动委员会委员。

同月

将本年一月在湖南调查的佃农生活情况，整理成文，以《中国佃农生活举例》〔1〕为题，作为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丛书发表。该文从假定一户典型佃农的情况出发，计算其一年的各项支出和收入，田租按通例交十分之七，得出关于中国佃农生活情况的一般结论：“这种小部分靠正业大部分靠副业，计算起来每年亏折一长项之佃农生活，在中国现时重租制度之下，是极其普遍的。”“这就是中国佃农比世界上无论何国之佃农为苦，而许多佃农被挤离开土地变为兵匪游民之真正原因。”

〔1〕《中国佃农生活举例》，收入一九八三年出版的《毛泽东农村调查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