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01）
1927年
三十四岁
1月4日
从长沙启程到湖南农村考察农民运动。四日至九日，先后在湘潭县的县城，银田，韶山一带考察。在县城召开座谈会，有县农协、工会、妇联、商协、青年等组织的负责人参加，了解到湘潭各地农民已经组织起来，在农民及各界群众强烈要求下镇压土豪劣绅晏容秋等情况。在银田寺的白庙召开第一区农协干部和会员大会，并讲话。会后，又召开农协干部会议，听取汇报。在韶山，了解到此时的韶山同一九二五年离开时大不一样，祠堂庙宇做了农民协会会址，农民协会还组织农民修塘、修坝、禁烟赌、办农民夜校，韶山成了农民的天下。他看到有很多妇女到会，说：过去妇女受压迫，封建思想作怪，妇女进不得祠堂，现在打倒了族权，能进祠堂了，今天要请她们坐头席。讲话时还赞扬了农民的革命精神，要他们进一步组织起来，建立自己的政权。他说：我搞革命是为了无产阶级事业，我所爱、所交的朋友是穿草鞋的没有钱的穷人。我们的革命还才开始，要彻底消灭封建地主劣绅，打倒军阀，赶走帝国主义，还得三四十年。革命不成功，我毛润之也不回韶山来了。在韶山期间，毛泽东多次召集农协干部和群众座谈。他同毛福轩、王淑兰等881农协干部谈话说：我从银田到韶山来，看到农民都起来了，已经掀起了一个农村大革命。过去雨神庙有很多“流民”，现在没有了，他们有的参加了农会，有的在劳动，这是一个很大的进步。
1月9日—14日
到湘乡县考察。先在唐家圫外祖家同两位舅父、几位表兄弟和一些老农二十余人座谈。询问了唐家圫一带农民运动情况后说：外国人说我们中国人是一盘散沙，不团结。别国群而不散，我国散而不群；别国强，我国弱；别国富，我国贫；别国工业发达，有飞机大炮，我国仍是大刀长矛多。要想国家强盛，人民不受压迫和剥削，就要起来干革命，团结起来，打倒列强，驱除军阀。从唐家圫到湘乡县城。在湘乡饭店住地召集县农协主要负责人开调查会。在调查中边问边记：农会组织得怎样，有多少区、乡农民协会，多少会员，农民武装情况怎样，乡里人对农民协会有什么看法，有没有反对农民协会的等等。在湘乡饭店还先后邀集县工会、商协、学联、妇联、青年等群众组织的负责人座谈，了解农运情况。邀集一些区农协委员长等，听取他们关于农民运动的意见。还找来县农协执委、负责武装工作的邹祖培，了解湘乡农民诸禁和农民武装等情况。邹祖培说，湘乡历来牌赌盛行，鸦片流毒很广，农会一成立首先禁止赌钱打牌，禁止抽鸦片烟。毛泽东称赞好得很。谈到武装问题时，毛泽东说，农民要组织自己的武装，把团防局接收过来，在全县组织农民自卫队。湘乡可以成立一个审判土豪劣绅的特别法庭。在湘乡期间，曾出席中共湘乡地方委员会召开的扩大会议，听取与会者汇报湘乡农运情况。毛泽东对湘乡县在监狱里年关押许多乡农协干部提出批评。湘乡县很快将他们释放。毛泽东离开湘乡县城到横铺萧家冲，听取第二十三区农协委员长方绪良汇报，又召集区农协负责人进行座谈，详细调查该区农运情况。
1月15日—23日
到衡山县考察。在白果召开区农协干部座谈会。赞扬岳北农民群众敢于在军阀赵恒惕的胞衣盘里闹革命，鼓励他们要以南岳衡山革命烽火去引燃其他几个“岳”，让革命风暴席卷全中国。接着，到岳北农工会所在地调查农民自卫军组织情况，工会情况，煤矿工人和工人纠察队组织情况，并看望了岳北农工会几位死难者的家属。随后，到二区农民纠察大队部所在地询问纠察大队人数和枪枝等。在福田铺出席农民协会召开的群众大会，并讲话。在农协所在地圣帝庙开调查会，了解福田铺农运情况。还走访了几家商店，详细调查他们的营业额、捐税、工资、伙食开支、货路来源、供销行情变化等。在宋家桥（世上冲）戴聘公祠召开党员及农协骨干座谈会，参加乡农民协会召开的群众大会，并走访农户，找开明绅士座谈，了解他们对农运的看法和意见。在衡山县城邀集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向钧和县农协、工会等负责人座谈农运情况，对农民武装情况问得很详细。在出席中共衡山地方执行委员会召开的欢迎会和新党员宣誓会时，提出当前的任务是大搞宣传，发动群众，用革命的联合反对反革命的联合。要加强对农民自卫军的领导。要多吸收煤矿工人和农村贫农入党。在衡山县城期间，还两次视察县农民运动讲习所，同学员座谈；视察县总工会，女界联合会和城郊农村，了解衡山工、年农、青、妇、商等各方面情况。他把考察到的情况和各种数据进行分类、统计、分析，当他从统计表中看出贫农在农会中占百分之九十时，很高兴。在衡山考察将结束时，出席了国民党衡山县党部和县农协及各界团体举行的欢送会，作长篇讲话，称赞衡山农民运动和妇女的革命行动，并指出：农民要团结起来，要提防反动派破坏，要夺取地主豪绅的武器，发展农民武装。要搞联合，搞团结，团结才有力量，大团结就是大力量。
1月24日
回到长沙。将湘潭、湘乡、衡山三县的调查情况向中共湖南区委负责人作详细报告。随后在党校、团校各作一次报告。还在长沙郊区做了一些考察。
1月27日—2月3日
到醴陵县考察。在县城邀集中共醴陵地方执行委员会书记罗学瓒、县农会委员长孙筱山和县工、青、妇等部门负责人座谈。听取他们关于醴陵县农运情况的汇报，并进行交谈。随后，连续三个晚上召开中共醴陵县各地支部书记和区农协委员长座谈会，到会四十多人，每晚开到深夜。座谈会主要汇报全县各地入冬以来开展农运的情况，研究如何加强领导，扩大农协组织，发展农民武装，建立和巩固农民政权等问题。毛泽东在会上对认为农运过火的李味农提出批评〔1〕。还提出要召开一个全县各区有代表性的农民和绅士座谈会，每区来一个真正的农民和一个顶著名的绅士，年龄在五十到六十之间；农民要稍有文化、能讲得一下子的，绅士要能熟悉神祖情况的。在农民、绅士座谈会上，询问当地农民的土地占有情况，有什么神祖祀会，有什么出产品等。在县城期间，还给醴陵民众训练班七百多师生作报告，并到城郊考察。在离县城二十五华里的东富寺考察的三天中，参加三个会：一是有共产党员、农会骨干、自卫队长、妇女和青年工作负责人参加的座谈会。二是三区区委扩大会。在这两个会上主要听取他们的工作汇报和了解各方面的反映。三是出席有各方面负责人及东富寺附近农民一千多人参加的大会，并讲话。
〔1〕李味农，当时任国民党醴陵县党部宣传部长，是共产党员。他于一九六三年回忆说：一九二七年春，农民积极开展打倒土豪劣绅的运动，设特别法庭拘办罪大恶极、民愤极大的豪劣恶霸，我同情陈独秀的右倾思想，认为农运过火，与同志们颇不合。毛主席视察醴陵，曾提出委婉的批评：“味农同志，你是好好先生，却不懂革命理论，被压迫阶级受层层压迫已久，若不将压迫阶级无情压制，被压迫阶级不能得到彻底翻身。”
2月4日
回到长沙。在长沙县郊区邀请农协负责人进行座谈，了解长沙农运情况。
2月5日
历时三十二天的湖南五县考察结束。原计划考察宁乡、新化、宝庆、攸县、武冈、新宁等县，因时间关系未能成行。回到长沙后，在中共湖南区委又作了几次报告〔1〕。
〔1〕当时担任中共湖南区委书记的李维汉在他的《回忆与研究》一书中说，我们听取毛泽东调查归来的报告后，改变了对待农民运动的错误观念。
2月12日
由长沙回到武昌。下旬，杨开慧带毛岸英、毛岸青和保姆陈玉英到达武昌，住在武昌都府堤四十一号。一九二七年二月，中共湖南区委给中央写了《湘区一月份农民运动报告》，作了自我批评：“我们在此社会群向农运进攻之包围中，我们亦自认现在农运的确是太左稚（这是当时对“左”倾幼稚的简称），于是通告禁止农协罚款、捕人等事，而且限制区乡农协执行委员，皆须现在耕种之农民担任，对于罚款、逮捕之人，皆须扫除，几乎不自觉的站到富农、地主方面而限制贫农。自润之同志自乡间视察归来，我们才感贫农猛烈之打击土豪劣绅实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现在乡村之封建政治”，“故可说此时改变从前站到富农、中小地主方面限制贫农之错误观念矣”。
2月16日
就考察湖南农民运动的情况写报告给中共中央。报告指出：“在各县乡下所见所闻与在汉口在长沙所见所闻几乎全不同，始发见从前我们对农运政策上处置上几个颇大的错误点。”党对农运的政策，应注意以“农运好得很”的事实，纠正政府、国民党、社会各界一致的“农运糟得很”的议论；以“贫农乃革命先锋”的事实，纠正各界一致的“痞子运动”的议论；以从来并没有什么联合战线存在的事实，纠正农协破坏了联合战线的议论。报告说，农民运动“第二时期（农村革命暴动时期）内，农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阶级的行动都是对的，过分一点也是对的，因为不过分不用大力决不能推翻封建阶级几千年积累的权力，决不能迅速完成民主革命；矫枉必须过正，不过正不能矫枉。”报告认为：“农民问题只是一个贫农问题，而贫农的问题有二个，即资本问题与土地问题。这两个都已经不是宣传的问题而是要立即实行的问题了。“贫农的革命情绪依然非常之高，依现在形势，他们简直很迫切的要进到别一个革命了。”这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长久抑制得下的。“现在是群众向左，我们党在许多地方都是表示不与群众的革命情绪相称”，这是一件非常可注意的事。报告提出，在农村中要发展共产党和国民党的组织，还说“洪会是一种势力，必须拉拢这种势力而不可采打击的方法”，“妇女尤是一个伟大的力量，不可不加注意”。
2月18日
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召开的农民问题讨论会。会议主席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说：农民问题是本党本军一个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本部邀请各位共同讨论此问题，使农民问题能得到良好结果”。会议决定下次开会请毛泽东报告中国农民运动状况。
2月下旬
江西省农协秘书长方志敏致电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称：江西召开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江西AB团〔1〕首领段锡朋要圈定省农协的委员，企图把农协夺到他们手里，如何对付？毛泽东复电说：须坚决反对，宁可使农协大会开不成功，不可屈服于圈定办法。经过方志敏等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的积极斗争，AB团没有得逞。大会选举方志敏等十三人为省农协执行委员。
2月23日
出席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农民问题讨论会第二次常会，作《中国各地农民运动状况》的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