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5）

11月7日—9日　在长沙《大公报》连日刊登《文化书社通告好学诸君》，说本社“目的专经售新出版物”。并通告文化书社经售的罗素《政治理想》、《马格斯（资本论）入门》、达尔文《物种原始》、《社会主义史》及《新青年》等出版物二百一十二种。

11月中旬　致信张文亮，随信寄上社会主义青年团章程十份。章程的宗旨在研究并实行社会改造。信中托张文亮为发展团员“代觅同志”。这时毛泽东正在筹备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工作，在第一师范、商业专门学校、第一中学等校的先进学生中，寻觅团员的对象。

11月19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女子教育经费与男子教育经费》短文，指出女子同男子应有同等的受教育权，为女子教育经费严重不足而呼吁。11月21日　在湖南通俗报馆与张文亮会见，告以不日将赴醴陵考察教育；社会主义青年团的发展，此时“宜注重找真同志，只宜从缓，不可急进”。

11月23日　因湘军内讧，谭延闿被迫辞职。二十五日，赵恒惕任湘军总司令。二十九日，林支宇任湖南省长。

11月下旬　因工作过于劳累，作短时间休息，到醴陵、萍乡考查游览。去萍乡期间，分别复信向警予等新民学会会员。

11月25日　复信旅居法国的向警予。说一年来，对于湖南问题曾为力不少，但效果不大。曾主张“湖南自立为国，务与不进化之北方各省及情势不同之南方各省离异，打破空洞无组织的大中国，直接与世界有觉悟之民族携手，而知音绝少”。自治问题发生时，空气至为黯淡。自从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之建议提出以后，“声势稍振”，但“多数人莫明其妙，甚或大惊小怪，诧为奇离”。信中说：“几个月来，已看透了。政治界暮气已深，腐败已甚，政治改良一途，可谓绝无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环境一法。”同日　复信在法国的欧阳泽，谈新民学会问题。认为“凡事不可不注重基础”，会员在上海半淞园讨论会务，一致主张新民学会的进行应采取“潜在的态度”。“可大可久的事业，其基础即筑在这种‘潜在的态度’之上”。

同日　复信罗章龙，强调湖南问题的解决，新民学会的结合，都要有明确的主义。说：对于湖南问题，“我虽然不反对零碎解决，但我不赞成没有主义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解决”。主张湖南自立为国，“这实是进于总解决的一个紧要手段，而非和有些人所谓零碎解决实则是不痛不痒的解决相同”。“中国坏空气太深太厚，吾们诚哉要造成一种有势力的新空气，才可以将他斢换过来。我想这种空气，固然要有一班刻苦励志的‘人’，尤其要有一种为大家共同信守的‘主义’，没有主义，是造不成空气的。我想我们学会，不可徒然做人的聚集，感情的结合，要变为主义的结合才好。主义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趋赴”。信中谈到自修问题说：“我回湘时，原想无论如何每天要有一点钟看报，两点钟看书，竟不能实践。我想忙过今冬，从明年起，一定要实践这个条件才好。”

同日　致信旅居新加坡的张国基，答复五月二十三日和九月十九日两封来信。说：弟对于湘人往南洋有一意见，即湘人往南洋应“取世界主义，而不采殖民政策。世界主义，愿自己好，也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愿大家好的主义。殖民政策，只愿自己好，不愿别人好，质言之，即损人利己的政策”。

同日　复信李思安。李思安来信要毛泽东趁湖南的“伟人们”尚未站稳脚根之际，写几篇文章，发表改造湖南的意见。毛泽东在信中写道：“湖南须有一些志士从事实际的改造，你莫以为是几篇文章所能弄得好的。大伟人虽没有十分巩固，小伟人（政客）却很巩固了。我想对付他们的法子，最好是不理他们，由我们另想办法，另造环境，长期的预备，精密的计划。实力养成了，效果自然会见，倒不必和他们争一日的长短。”

11月26日　给在法国的罗学瓒连复两信。信中写道：“感情的生活，在人生原是很要紧，但不可拿感情来论事。以部分概全体，是空间的误认。以一时概永久，是时间的误认。以主观概客观，是感情和空间的合同误认。四者通是犯了论理的错误。我近来常和朋友发生激烈的争辩，均不出四者范围。我自信我于后三者的错误尚少，惟感情一项，颇不能免。惟我的感情不是你所指的那些例，乃是对人的问题，我常觉得有站在言论界上的人我不佩服他，或发见他人格上有缺点，他发出来的议论，我便有些不大信用。以人废言，我自知这是我一个短处，日后务要矫正。”信中在谈到自己的工作和生活的情况时说：“我的生活实在太劳了，怀中先生在时，曾屡劝我要节劳，要多休息，但我总不能信他的话。”自己工作学习起来，“常常接连三四点钟不休息，甚或夜以继日，并非乐此不疲，实是疲而不舍”。中国的读书人要改变自己体弱的弊病，“须养成工读并行的习惯”。信中还反对“以资本主义作基础的婚姻制度”，倡导自由恋爱，主张组织一个“拒婚同盟”，实践“废婚姻”。

11月　在编辑《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二集时，为易礼容六月三十日给毛泽东、彭璜的信写按语。按语认为，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都只是应付目前环境的一种权宜之计，决不是我们的根本主张，我们的主张远在这些运动之外”。但对于陈赞周所谓“我们既相信世界主义和根本改造，就不要顾及目前的小问题小事实，就不要‘驱张’”的看法，按语也不同意。说“‘驱张’运动和自治运动等，也是达到根本改造的一种手段，是对付‘目前环境’最经济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当然，进行这种运动，只宜立于“促进”的地位，“决不跳上政治舞台去做当局”。按语在谈到根本改造的计划时，提到并肯定蔡和森主张组织共产党的问题。

11月间　应陈独秀函约〔1〕，创建长沙共产主义组织。参加发起者，还有何叔衡、彭璜、贺民范等。

〔1〕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陈先生与在湖南长沙主办《湘江评论》的毛泽东等早有通信联络，他很赏识毛泽东的才干，准备去信说明原委，请他发动湖南的中共小组”。

同月　致信萧三，说：“我意你在法宜研究一门学问，择你性之所宜者至少一门，这一门便要将他研究透澈。我近觉得仅仅常识是靠不住的，深慨自己学问无专精，两年来为事所扰，学问未能用功，实深抱恨，望你有以教我。”

11月30日　《新民学会会员通信集》第一集和第二集同时编定付印。毛泽东在为出版通信集而写的启事和《发刊的意思及条例》中，说明发刊的目的是，“联聚同人精神，商榷修学，立身，与改造世界诸方法”。“集内凡关讨论问题的信，每集出后，总望各会友对之再有批评及讨论，使通信集成为一个会友的论坛，一集比一集丰富，深刻，进步”。

12月1日　写长信给蔡和森，萧子升和其他在法会友，回答蔡和森、萧子升等提出的关于新民学会的方针、方法的意见〔1〕，表明自己接受马克思主义，走俄国十月革命的道路。回信赞同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的方针，并说这“正与我平日的主张相合”，认为这个方针是世界主义的。“这种世界主义，就是四海同胞主义，就是愿意自己好也愿意别人好的主义，也就是所谓社会主义。”关于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方法，不同意萧子升等所主张的实行“温和的革命”，以教育为工具的方法；而对于蔡和森提出的用俄国式的方法，组织共产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主张，“表示深切的赞同”。信中说：“我觉得教育的方法是不行的。我看俄国式的革命，是无可如何的山穷水尽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个变计，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弃而不采，单要采这个恐怖的方法。”从历史经验来看，“凡是专制主义者，或帝国主义者，或军国主义者，非等到人家来推倒，决没有自己肯收场的”。因此，“用和平方法去达共产目的”是不行的。信中对于过去接受过的无政府主义和西方民主主义的观点有所改变，说：“我对于绝对的自由主义，无政府的主义，以及德谟克拉西主义，依我现在的看法，都只认为于理论上说得好听，事实上是做不到的”。

〔1〕一九二○年七月，新民学会旅法会员在法国蒙达尔尼举行会议，提出以“改造中国与世界”为学会方针，但是对用什么方法达到“改造中国与世界”的目的，意见分歧。接受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有蔡和森等会员，主张组织共产党，走俄国式的革命道路；另一部分会员主张“温和的革命”，用教育作工具。

12月2日　到张文亮处，商讨建立社会主义青年团问题。提出建团应分两步进行，第一研究，第二实行。要“多找同志”。青年团成立会，等陈独秀来湖南时再开。

12月3日　以第一师范附小主事的名义致函省警厅，对过去有人诬控他双十节游行在省议会扯旗，这次又有人诬控他图谋捣毁省议会两事，进行辩诬。说“无论何人，不得于我之身体及名誉有丝毫侵犯”。

12月中旬　复信张文亮，说：师范素无校风，你应努力团结一些同志作中坚分子，造成一种很好的校风；青年团的问题，你可努力在校发展团员，在本学期开一次会。十六日，再到张文亮处，商讨召开青年团成立会问题〔1〕。

〔1〕这时，长沙青年团已有二十多人。原准备陈独秀来湘再开成立会，因陈独秀赴广州，不能来长沙，遂于次年一月十三日召开成立会。

12月19日　在省教育会参加湘潭教育促进会第二次大会。在会上发言说，现在影响办师范的，不仅是办法问题，还有不明白办师范重要的问题。“湘潭要教育普及，照现在造就师资办法，再过千年，还无希望。宜以此种情形先事鼓吹，造成舆论。”

12月22日　参加省城教职员联合会为解决教育经费而召开的会议。毛泽东发言主张教育自决，说罢课还是消极，要准备积极的办法，政府已经靠不住了，教育界应联合起来，组织一个强有力的机关，实行自决自救，军费、政费都可以借款，教育是百年大计，也可以借款自救。

12月27日　给张文亮送去《共产党》月刊九本。

12月29日　同姜济寰、王季范、熊瑾玎、易礼容等在长沙县署出席文化书社议事会临时会，讨论文化书社“另觅社址”和“添筹股本”两问题。

冬　同杨开慧结婚〔1〕。

〔1〕一九二九年六月二十日杨开慧写的回忆中，谈到她同毛泽东恋爱的一些情节。她说，我们“过了差不多两年的恋爱生活”。“他有许多的信给我，表示他的爱意”。“知道他的情形的朋友，把他的情形告诉我，我也完全了解他对我的真意。”“不料我也有这样的幸运，得到了一个爱人，我十分爱他。自从听到他许多事，看了他许多文章、日记，我就爱了他。”“我看见了他的心，他也完全看见了我的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