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4）

7月初　离沪返湘。经过武汉，与利群书社创建入恽代英会见，商谈在长沙开办“文化书社”问题。

7月4日　湖南省教职员联合会召开欢迎驱张代表大会。受欢迎的驱张代表名单中有朱剑帆、何叔衡、毛泽东（当时还未抵湘）、彭璜等二十七人。六日和七日，长沙《大公报》以《湖南改造促成会对于“湖南改造”之主张》为题，连续发表毛泽东复曾毅书。

7月7日　到达长沙，住在储英源楚怡小学校。

7月9日　致信胡适，询问在上海写给他的信收到没有，告以“湘自张去，气象一新，教育界颇有蓬勃之象”。

7月20日　湖南学生联合会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全体学生终止罢学宣言》。宣言说，“现在湘局，虽侥幸解决，但来日方长，种种均待整理”。“虽然，我们此次的牺牲太大，所得的代价，殊不满足。并且此次驱张，纯系军事上的色彩，转足以重民众的苦痛。自今以往，我们更应有彻底的觉悟，对于这种无价值的牺牲，绝对不干。要救湖南，事事须靠着自己，没再做无谓的周旋，向老虎嘴里去请愿。”

7月22日　谭延闿为防止直、皖、桂、粤各系军阀势力入踞湖南，同时也为缓和湘军内部之争，利用湖南民意，发表被称为各省自治运动“嚆矢”的祃〔1〕电。该电称：督军制固宜废止，但废其名而存其实，或更扩大其权力如巡阅使、军区长，则流弊必更滋多。湘人此次驱张，本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之精神，拟即采行民选省长制，以维湘局。

〔1〕祃，即二十二日。

7月25日　与在长沙的湘潭教育界人士，在长沙大公报馆开会，商讨湘潭教育改进问题。会议决定成立湘潭教育促进会，毛泽东被公推为四筹备员之一，共同负责起草简章。二十七日，湘潭教育促进会成立，毛泽东当选促进会文牍干事。三十日，湘潭教育促进会第一次干事会议决定起草促进会宣言书，由毛泽东主稿。

7月31日　毛泽东拟出促进会宣言书。指出：“教育为促使社会进化之工具，教育者为运用此种工具之人。故教育学理及教育方法必日有进化，乃能促社会使之进化；教育者之思想必日有进化，乃能吸收运用此种进化之学理及方法而促社会使之进化。”宣言对湘潭教育的腐败情形，加以针砭。宣言书认为杜威教育学说“颇有研究之价值”。

同日　长沙《大公报》发表毛泽东起草的《发起文化书社》。文章说，现在全中国全世界都还没有新文化，只有“一枝新文化小花，发现在北冰洋岸的俄罗斯”。指出：“没有新文化由于没有新思想，没有新思想由于没有新研究，没有新研究由于没有新材料。湖南人现在脑子饥荒实在过于肚子饥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书社愿以最迅速、最简便的方法，介绍中外各种最新书报杂志，以充青年及全体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也许因此而有新思想、新文化的产生，那真是我们馨香祷祝、希望不尽的！”同年八月二十四日长沙《大公报》再次全文刊载此文时，将标题改为《文化书社缘起》。

8月1日　同王季范、方维夏、彭璜、易礼容等十余人，在楚怡小学为新民学会会员李思安等赴南洋开欢送会。

8月2日　与文化书社其他发起人在楚怡小学开成立会。通过毛泽东起草的《文化书社组织大纲》。大纲规定，“本社以运销中外各种有价值之书报杂志为主旨”，“使各种有价值之新出版物，广布全省，人人有阅读之机会”。毛泽东与易礼容、彭璜被推定为筹备员。二十日，租用潮宗街五十六号湘雅医学专门学校的三间房子为文化书社社址。九月九日开始营业，易礼容为临时经理。

8月8日　出席在长沙大公报馆召开的湘潭教育促进会第一次全体会员会。会议通过毛泽东提出的“资送学生至长沙师范案”。次年一月，湘潭县决定送五十名学生入长沙师范。

8月22日　姜济寰〔1〕、易培基、方维夏、何叔衡等十余人在长沙县知事公署开会，发起组织俄罗斯研究会。会议指定何叔衡、毛泽东、彭璜、包道平〔2〕为发起俄罗斯研究会筹备员，进行筹备工作。

〔1〕长沙县知事。

〔2〕新闻界人士。

8月下旬　在湘潭韶山休息。九月一日，回到长沙。8月上海“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该组织拟定一个具有党纲党章内容的文件，并推陈独秀担任书记，函约各地社会主义分子组织支部。

9月3日　在长沙《大公报》新开辟的“湖南建设问题”专栏，发表《湖南建设问题的根本问题——湖南共和国》一文，坚持先分省自治后解决全国总建设的观点，提出分省建立共和国的主张。文章说：“九年假共和大战乱的经验，迫人不得不醒觉，知道全国的总建设在一个期内完全无望。最好办法，是索性不谋总建设，索性分裂，去谋各省的分建设，实行‘各省人民自决主义’。”“湖南人没有别的法子，唯一的法子是湖南人自决自治，是湖南人在湖南地域建设一个‘湖南共和国’。我曾着实想过，救湖南，救中国，图与全世界解放的民族携手，均非这样不行。”

9月5日　应湖南通俗报馆长何叔衡邀请，参加《通俗报》第一次编辑会议。在会上发言说：《通俗报》是向一般群众进行教育的武器，文字必须浅显、生动，短小精悍，要根据事实说话，不可专谈空洞的大道理。此后，毛泽东还常在通俗报馆约集新民学会会员谈论建立共产党的问题。

同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中国从湖南做起》一文。文章说，四千年的大中国，只是形式的中国，没有实际的中国，因为没有基础。大国家是以小地方为基础，不先建设小地方，决不能建设大国家。又说，中国与俄国不同。俄国革命所以能成功，在于“列宁之以百万党员，建平民革命的空前大业，扫荡反革命党，洗刷上中阶级，有主义（布尔失委克斯姆），有时机（俄国战败），有预备，有真正可靠的党众，一呼而起，下令于流水之原，不崇朝而占全国人数十分之八九的劳农阶级，如响斯应。俄国革命的成功，全在这些处所。”认为中国目前条件尚不具备。“中国如有彻底的总革命，我也赞成，但是不行”。因此，“现在唯一的办法，是‘打破没有基础的大中国，建设许多的小中国’”。

9月6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绝对赞成“湖南们罗主义”》。认为湖南的农、工、商、学等最大多数人民是赞成“湖南们罗主义”的，但如果实行公民总投票，票箱掌握在少数反对者手里，“湖南们罗主义”还是不能实现。所以要把票箱拿在最大多数人的手里来。

9月6日、7日　在长沙《大公报》连续发表《湖南受中国之累以历史及现状证明之》。文章认为，几千年来，湖南由于受中国之“累”，不能遂其自然发展。“全中国无政府，全中国大乱而特乱。我料定这种现象至少尚要延长七八年。以后中国当大分裂，大糜烂，武人更横行，政治更腐败。”在这当中必定要发生一种新现象，“由式人、官僚的割据垄断，变为各省人民的各省自治”。“这是必至之势。如此者十年乃至二十年后，再有异军苍头特起，乃是彻底的总革命”。

9月10日　晚上，在第一师范同张文亮谈话。次日，张文亮给陈独秀发一信，请介绍俄国情况，并寄些书报来。

9月13日　谭延闿以地方自治为名，企图包办“制宪”，召集官绅名流和省议员开“自治会议”，提出“湖南自治法”，省议会即以“民意机关”自居，并组织“自治研究会”。二十三日，谭延闿决定由省议会制订一宪法会议组织法，根据这个组织法召集制宪会议。后因舆论反对和湘军内讧，制宪会议没有召开。

9月15日　参加在文化书社召开的俄罗斯研究会成立会。与会者一致认为，“研究俄国学术精神及其事情，有十分必要，一班脑筋陈腐的人，盲目反对，是不中用的”。会议公推姜济寰为总务干事，毛泽东为书记干事，彭璜为会计干事并驻会接洽一切。会议决定派张丕宗赴京转赴俄国，郭开第在船山学社办俄文班；还讨论发行俄罗斯丛刊问题。

9月25日　邀一师附小文书张文亮和陶毅、杨开慧等到文化书社会见。下午同游岳麓山。

9月26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湖南自治运动”应该发起了》。文章说：湖南自治运动，固然要从理论上加以鼓吹，但不继之以实际的运动，终究不能实现出来。文章针对谭延闿的官办“自治”，提出“湖南自治运动是应该由‘民’来发起的。假如这一回湖南自治真个办成了，而成的原因不在于‘民’，乃在于‘民’以外，我敢断言这种自治是不能长久的。虽则具了外形，其内容是打开看不得，打开看时，一定是腐败的，虚伪的，空的，或者是干的”。

9月27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释疑》一文。这篇文章是为了消除一种以为不懂得政治法律，对湖南自治问题就不敢出来说话的疑虑而写的。认为这种疑虑，“还是认政治是一个特殊阶级的事，还是认政治是脑子里装了政治学法律学身上穿了长褂子一类人的专门职业，这大错而特错了。”“俄国的政治全是俄国的工人农人在那里办理。俄国的工人农人果都是学过政治法律的吗？大战而后，政治易位，法律改观。从前的政治法律，现在一点都不中用。以后的政治法律，不装在穿长衣的先生们的脑子里，而装在工人们农人们的脑子里。他们对于政治，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他们对于法律，要怎么定就怎么定。”“湖南自治，又是一件至粗极浅的事，毫没有什么精微奥妙，毫不要根据哪一部法典，或哪一家学说，只是打断从前一切被中央各省干涉束缚的葛藤，湖南境内事，统归湖南人自办。”并说，“‘法律学’是从‘法律’推究出来的，‘法律’又是从‘事实’发生的，我们但造我们湖南自治的事实，不要自治法，也未尝不可以”。

9月28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再说“促进的运动”》一文，着重说明湖南自治，不是少数做官的或“做绅”的发了心要办便可以实现的；没有许多人做促进的运动，是办不成的。

9月30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湘人治湘”与“湘人自治”》时评，批评谭延闿提出的“湘人治湘”的论调。指出：“湘人治湘”仍是一种官治，不是民治。它“把少数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隶”。我们主张的是“湘人自治”，乡、县、省完全自治，乡长、县长、省长实行民选。

9月　应湖南省教育会长兼第一师范校长易培基聘请，任一师附属小学主事（至一九二一年夏），被一师校友会推举为会长（连任两年半）。毛泽东在附小教学方面实行一些改革，设园艺、畜牧、印刷等实习课，要学生注意社会实际问题。他题写的一幅对联“世界是我们的，做事要大家来”，挂在附小礼堂，以勉励学生。为提高工人文化水平，把一九一八年四月停办的工人夜校恢复起来，还在初小部开办平民夜校和失学青年补习班，并主持教学工作。

秋　同十几位新民学会会员发起组织星期同乐会。每至星期日，到长沙近郊名胜古迹，如天心阁、水陆洲、碧浪湖等处聚会游览，作诗文，交谈个人的思想、工作和学习。有时也邀请信仰无政府主义的人参加，用自己掌握的思想影响他们。

10月5日　与长沙《大公报》主编龙兼公等，应邀参加各界合署发起的自治运动联席会议。龙兼公、毛泽东相继发言，说湖南处此稍纵即逝的局势下，应将自治宪法于最短期内实现，“由湖南革命政府〔1〕召集宪法会议，既于理论上说得通，又于事实上做得到”。

〔1〕指谭延闿政府。

10月5日、6日　长沙《大公报》发表由毛泽东、彭璜、龙兼公三人提出、三百七十七人签名（几天后增至四百三十六人）的《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制定“湖南宪法”以建设“新湖南”之建议》。建议书认为，谭延闿出兵驱张，召集湖南自治会议，均属“革命行动”，他组织的政府“确是一个革命政府”。在这千载难逢的机会，由谭政府召开人民宪法会议，以免乱生枝节，比较现实。人民宪法会议代表，必须实行直接的平等的普通的选举。由人民宪法会议制定宪法，根据宪法产生正式的湖南议会、湖南政府，以及县、区、乡自治机关，至此“新的湖南乃告建成”。

10月6日　省学联发出致各团体和各校信，请选派代表于七日开联席会议，并订于十月十日举行市民游街大会。信中说，“湖南自驱张成功以后，政府所筹划，人民所仰望，报纸所鼓吹，咸集中于地方自治一点。诚以不能达到完全地方自治，则政治腐败如故，人民痛苦无减，新湖南即无由建设。顾欲达到完全自治目的，此际实是唯一又最好之时机。”信中指出：“双十节举行市民游街大会一次，一以警告政府，一以唤醒同胞，庶几人民宪法会议早日实现。”

10月7日　参加学联召开的省城各团体各报馆代表联席会议。会议决定双十节举行自治运动游行请愿。推举龙兼公、毛泽东起草以湖南省城全体市民名义呈省长请愿书。

同日　在长沙《大公报》发表《为湖南自治敬告长沙三十万市民》。说湖南自治运动能否成功，首先决定于长沙三十万市民。“西洋各国的政治改革和社会改革，无一不起于市民运动”。

10月8日　出席在省教育会举行的关于召集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的各界建议人四百余人大会，被公推为大会主席。会议同意“湖南人民宪法会议的选举法和组织法要点”，推举方维夏、陶毅等十五人为代表，将“要点”和请愿书送交谭政府。九日，谭延闿接见十五名代表，称“诸君所说，兄弟很表赞成，会同起草，兄弟意思就本诸君请愿书，即日函知各团体”。

10月10日　参加长沙各界约两万人的市民游街大会。游行队伍到湘军总司令部要求谭延闿接见，谭向代表满口允诺：“我已允许即行召集人民宪法会议，诸君的要求，我一定可以照办”。游行队伍经省议会时，由于群众对包办“制宪”不满，有人将议会的旗子扯下。

同日　在上海《时事新报》副刊《学灯》的双十节增刊，发表《反对统一》一文，坚持“大中国”没有基础必须促成各省自治的论点，反对南北军阀的和议与统一。

10月11日　同龙兼公起草的湖南省城全体市民致谭延闿的请愿书，在长沙《大公报》发表。请愿书对召集人民宪法会议的组织法和选举法提出六点要求，认为人民宪法会议“应采革命精神，打断从前一切葛藤，以湖南一省完全自决自主，不仰赖中央，不依傍各省，铲除旧习，创建新邦。至此后制治精神，宜采取民治主义及社会主义，以解决政治上及经济上之特别难点，而免日后再有流血革命之惨。”

10月21日　代表制宪请愿团参加由自治期成会等召开的各公团联席会议。自治期成会等六团体提出仍由省议会起草宪法，要求表决。毛泽东、龙兼公等代表制宪请愿团和报界联合会，声明不加入表决。至此，湖南自治运动宣告失败而终止。

10月22日　出席文化书社第一次议事会，向会议提出《文化书社第一次营业报告》〔1〕。报告说，正式约定与本社进行出版物交易者，有上海的泰东图书局、亚东图书馆、中华书局、群益书社、时事新报馆、新青年社，北京的北京大学出版部、晨报社，武昌的利群书社等十一处。经由李石岑、左舜生、陈独秀、李大钊、恽代英等信用介绍，各店免去押金。经多方筹办，时经一月之久，即正式营业。营业范围为书、杂志、日报三类。据该营业报告统计，在已经销售的二百一十二种书刊杂志中，《新青年》、《新潮》、《劳动界》、《新生活》等销量最多。

〔1〕这个报告，总以文化书社筹备员易礼容、彭璜、毛泽东三人名义提出的，由毛泽东起草。

10月26日　受长沙《大公报》聘请，为蔡元培、吴稚晖等人来湘讲演作记录〔1〕。随后将整理的七篇记录稿在长沙《大公报》陆续发表。

〔1〕长沙《大公报》十月二十六日至十一月二日连日刊登《编辑部特别启事》，内称：“此次国内外名人来湘讲演，于学术改进，文化宣传，所关甚钜。本报为谋各界快睹起见，特请北京大学哲学士李君济民、北京大学文学士杨君文冕专记杜威、罗素两先生演辞；唐君汉三、金君缄三、毛君泽东分纪蔡（元培）、章（太炎）、张（溥泉）、吴（稚晖）诸先生演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