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文版序

經濟發展決不會讓個人領導的角色遠離而去。政治決不會離開經濟舞臺而消逝，因為政治終歸是人們價值觀的根本表達。 

我所寫的有關中國的第一本書《八億人：紅色中國》 ，及對五個城市的研究《鐵樹開花》是第一手的報告。后來，當我明白個人在毛澤東的中國有舉足輕重的力量， 即使它被稱為僅屬 ‚社會主義路線‛之時，我轉而撰寫傳記。 《毛澤東傳》便是其結果。  

《毛澤東傳》1980 年首次以英文出版， 從那時以來中國已經變化了，世界也變化了。中國在鄧小平的領導下真的成功地進入了經濟發展的時代。近幾十年來，全世界范圍內態度強硬、魅力非凡的權力主義領導者， 已不像在 20 世紀初期和中期，在列寧、丘吉爾、斯大林、羅斯福、戴高樂、毛澤東及其他巨人的時代那樣受到尊重。這種“反英雄”的狀態或許可能持久，或許不能。 

同時，新近可以利用的材料，認可對毛澤東做出新的評價，亦可為他的人生描繪出更為具體的畫像。與第一個版本相比，你手中的這本書更為強調的是，自 20 世紀 50 年代以后，毛澤東就再三再四地懷疑革命的成功，并漸漸轉入主觀性的世界觀和循環歷史觀。況且，他的確相信資本主義可能在中國徹底復辟。 

新近可以利用的毛澤東自百花時期和‚大躍進‛時期的講話，證實我當初的論點，毛澤東自這一時期以后已發生極大的變化。我現在強調毛澤東在鑒別人事時紛繁復雜的紀錄。他熱心支持的許多上層人物——康生、林彪、王洪文之流——大多不是值得看重的好的人選，同時他恰恰沒有支持許多值得推舉的人物——彭德懷、 陳毅、 劉少奇及其他人物。

現在越發清楚的是，毛澤東在 1960 年早期不是真的“失去權力”，也不是通過“文化大革命”“重新獲得權力”。他特意退卻然后再躍至前臺，或許是那一時代權力轉移的重要舉措。江青在“文化大革命”開始時的作用比我在第一版中所認為的要更大些。毛澤東轉向她可以歸結為他個人的醒悟和他為其革命面臨死亡的威脅而斗爭。 

我最早關于毛澤東個人事務的描寫比中國在80 年代以前出版的任何一本書都要大膽些。 諸如關于毛澤東的心理， 和女人的關系， 對信仰、 對死亡、對他自己孤獨的極度痛苦，以及其他方面的揭示。這些都是我在完成《毛澤東傳》并開始研究他的妻子的時候進行的。 

在 1980 年第一版的諸多述評中，我曾因過于關注毛澤東的個性和個人事務而遭受批評。 然而，近十年以來，在中國和海外相當數量的嚴肅著作中，在中國國內和國外，毛澤東的私人生活細節占據了中心舞臺。

一名外國作者有機會同那些曾同毛澤東交談過的世界性人物對話。這本書引起包括美國、印度尼西亞、澳大利亞、泰國及其他國家見過毛澤東的人們的回憶。在四分之一世紀前我撰寫這部書的第一個英文版時，可資我利用的文獻資料與近些年來有很大的差異。例如，自 80 年代到 90 年代出版的作品頗豐，有董邊等人主編的《毛澤東和他的秘書田家英》 ，郝夢筆、段浩然主編的《中國共產黨六十年》 ， 《建國以來毛澤東文稿》 ，逄先知主編的《毛澤東年譜》 ，師哲的《在歷史巨人身邊》等。 

根據這些著作及諸多其他新材料所做出的新研究，在中國共產黨的絕大多數成就是由毛澤東一手完成的這一理念上打開了缺口。在解放以后的時期，毛澤東做出的決定似乎愈益特別甚至無序，不像我們通常所想象的那樣。例如，在朝鮮戰爭問題上并非所有的毛澤東的同事都同意他的決定， 并且，中國在那場戰爭中所扮演的角色使它在對內對外的政策方面付出了大的代價。

一部傳記必須超越文獻去描繪人物的特性。在我的書中，理解毛澤東的一個關鍵是，他是一位半知識分子。他熱心于歷史，也熱衷于行動；理想和意志對他至關重要。 第二的理念是毛澤東的 ‚猴氣‛和‚虎氣‛ 。這一顯著特征根基于小說《西游記》中的孫悟空， 《西游記》是毛澤東愛讀的。毛澤東身上的‚虎氣‛使其從 A 點直奔 B 點，其猴氣則令他對到達 B 點的愿望充滿疑慮。在 20 世紀 60 年代和 70年代的時間里， 毛澤東自相矛盾、 自我批判的嗜好，及“虎氣”和“猴氣”對其本性的交互作用使他難于一致。在另外的時期，它們特地被用做誤導或借口。有時，他令康生或陳伯達去施展其謀略；接下來，他總是在他的來訪者面前攤開雙臂，宣稱他不擁有任何權力。 

時代變了。這并不否定毛澤東在其生涯中為中國所建立的豐功偉績。然而，時鐘嘀噠運轉，國家關系和社會的變化，時之所需，日新又新。毛澤東的聲譽將沒有最終的休寂之地。每一代人在審視他時都有自己的起點。有如參天大木之衰，在毛澤東逝世 30 周年來臨之際， 它作為森林中的一部分， 其景觀已開始顯現出新的色彩和形狀。創立人民共和國的英雄是位復雜的人物，馬克思主義僅是其諸多成分之一。毛澤東一生是中國政治的一面鏡子。 

羅斯·特里爾 

2006 年 1 月于哈佛大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