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六、決戰前夕

中國人民的革命戰爭已經走過了最艱難的旅程。如果說一年前還處在“爬山坡”的時刻，那么，從一九四八年九月起，有如自然界進入金秋一樣，也到了收獲的季節。

一九四八年七、八月間，毛澤東以戰略家的遠大目光盱衡全局，敏銳地察覺到歷史已將跨入一個新的階段，開始精心籌劃新的方略。

在軍事上，他思考著要打具有決定意義的大仗，開始籌劃行將到來的大決戰，根據這個目標作出全盤的部署。

作為這場決戰的序幕，毛澤東首先考慮的是準備發動濟南戰役。在五路大捷后，濟南事實上已成為國民黨軍隊坐困的孤城，蔣介石的重要軍事基地徐州也變成直接暴露在最前線的城市。七月十四日，毛澤東得知解放軍已攻克兗州的消息，當天就向他們提出新的作戰任務：許譚兵團在津浦路中段戰役結束后，“如能在八、九兩月攻克濟南，則許譚全軍（七縱、九縱、十三縱、渤縱、魯縱）可于十月間南下配合粟陳、韋吉打幾個大仗，爭取于冬春奪取徐州。”①十六日，又要求許譚兵團：“主力應不惜疲勞，搶占濟南飛機場，并迅速完成攻擊濟南之準備，以期提早奪取濟南。”②同一天，還要求粟陳（士榘）部準備阻止國民黨軍邱清泉兵團北援濟南。為了保證華東野戰軍“攻濟打援”的勝利，毛澤東并要求中原野戰軍“作有力配合”。接著，又要求粟兵團以殲滅國民黨第五、第十八軍等部，開辟渡江南進的道路為目標。毛澤東想起，蔣介石在這年四月九日，也就是充當南京政府的“總統”前幾天，還在說“一定可以在三個月到六個月的時間內肅清中原人民解放軍”，便在新華社社論中加寫道：“三個月已經過去了”，“還有不到三個月的時間就要滿六個月，我們倒要看一看究竟誰肅清誰。”③這不僅是對蔣介石的辛辣嘲諷，而且也透露出毛澤東準備在中原戰場打一場大規模殲滅戰所下的決心。

對華北戰場，毛澤東在七月十六日指示徐向前：指揮華北第一兵團攻取太原。

對東北戰場，毛澤東批準東北野戰軍主力由長春地區南下，到北寧線作戰。他在七月二十二日和三十日指示林羅劉：“向南作戰，具有各種有利條件。我軍愈向敵人后方前進，愈能使敵方孤懸在我側后之據點被迫減弱或撤退。這個真理已被整個南線作戰所證明，亦為你們的作戰所證明。”④他進一步提出：“我們覺得你們應當首先考慮對錦州、唐山作戰，只要有可能就應攻取錦州、唐山，全部或大部殲滅范漢杰集團”⑤，以封閉蔣軍于東北加以各個殲滅。并且指示華北的楊成武、楊得志兩兵團準備發起察綏戰役，以配合東北野戰軍的南下北寧線作戰。

毛澤東作出這樣的全盤部署后，八月十五日致電告訴西北野戰軍司令員兼政治委員彭德懷和西北局：“九月起全國各區均將有大戰，希望你們能配合。”⑥

要從全局著眼，相互配合地為進行戰略決戰作好準備，必須加強集中統一的指揮。因此，毛澤東便進一步要求各中央局、各野戰軍前委堅持定期向中央作綜合性報告的制度。也在八月十五日，毛澤東以中共中央名義起草一封給林彪和東北局的長達二千多字的電報，嚴厲批評林彪在收到中央規定報告制度六個月以來一直沒有按規定向中央作綜合性報告，“使我們完全不了解你們在這件事上何以采取這樣的敷衍態度”。他說：今年五月、七月兩次催你們，你們不聲明理由，近日再催，你們才聲明是“常委各同志均極忙碌，事實上只各顧自己所分的工作，并皆對各部門的工作難求得全部了解，對作全貌的報告遂感困難”，“缺乏向中央作綜合性報告的材料來源”，等等。“這些理由是不能成立的”。毛澤東責問道：“我們五月間即告訴你們，像大別山那樣嚴重的環境，鄧小平同志尚且按照規定向中央主席做了綜合性報告，并將鄧小平同志來電轉給你們閱讀。你們的環境比大別山好得多，何以你們反不能做此項報告？”毛澤東說：“我們認為所以使你們采取此種態度的主要理由，并不是你們所說的一切，而是在這件事上，在你們的心中存在著一種無紀律思想。”“你們如果不同意上述批評，可以提出你們的反駁。”⑦

當林彪就此問題向中央作了檢討，并送來綜合報告后，毛澤東在二十日復電林彪：

“此種綜合報告和各個具體問題的個別報告不但不相沖突，而且必須有此種報告、并要有多次此種報告之后，才能使我們看得出一個大戰略區的全貌。對于寫作此種報告的同志亦有一種好處，就是他必須在寫作時既要聯系又要超脫各項具體問題、各項事務工作，在全局上在共同性上好好思索一會，而這種思索則是一個領導同志所不可缺少的。缺少了此種思索，領導工作就會失敗。”⑧

為什么毛澤東把這件事看得如此之重，緊緊抓住不放？他在二十二日以中央的名義致電東北局時指出：“你們這次檢討是有益的。”否則，“就不可能克服完全不適用于現在大規模戰爭的某些嚴重地存在著的經驗主義、游擊主義、無紀律狀態和無政府狀態”。他特別強調這個問題在大決戰前夜的現階段有著極端的重要性：“這一問題的性質是如此重要。即只有解決這一問題，才能由小規模的地方性的游擊戰爭，過渡到大規模的全國性的正規戰爭，由局部勝利過渡到全國勝利。這是許多環節在目前時期的一個中心環節，這一個環節解決了，其他環節就可以順利解決。”⑨

在大決戰的準備工作中，必須解決兩個問題：兵員補充和火力加強（特別是炮兵火力的加強）。毛澤東在經過審慎考慮后，分別作出了重要決策。

對前一個問題，毛澤東提出：“我軍戰勝蔣介石的人力資源，主要依靠俘虜，此點應引起全黨注意。”他說：今年華北、華東、東北、西北各區除個別地方原定擴兵計劃準予完成外，其余均不應擴兵。鄉村人口已大為減少。各區擴兵（包括東北在內）均已至飽和點。支前供應和后方可能性之間發生極大矛盾，此項矛盾如不解決，則不能支持長期戰爭。“今后攻城野戰所獲俘虜可能大為增加，各區及各軍應用大力組織俘虜的訓練工作，原則上一個不放，大部補充我軍，一部參加后方生產，不使一人不得其用。”⑩像這樣大量地吸收俘虜兵，讓他們在經過訴苦運動后立刻參加到人民解放軍的隊伍里來，在過去還很少有過。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突出地強調這個問題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確的。

對后一個問題，為了解炮兵的作戰和建設情況，八月下旬，毛澤東和周恩來召見華東野戰軍特種兵縱隊司令員陳銳霆、華北軍區炮兵旅旅長高存信，聽取他們的匯報。毛澤東聽后舉起拳頭說：解放戰爭好像爬這座山，現在我們已經過了山坳子，最吃力的階段已經過去了，今后打大仗炮兵很重要，你們一定要把炮兵搞好。后來，在戰略決戰中，特別是攻堅戰中，由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人民解放軍的炮兵火力發揮了極其重要的作用。

在政治上，毛澤東想得更遠。他已經在著手籌劃新政治協商會議的召開事宜。

一九四八年四月三十日，中共中央發布紀念“五一”勞動節的口號，提出一個重要號召：“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各社會賢達迅速召開政治協商會議，討論并實現召集人民代表大會，成立民主聯合政府。”這一號召，立刻得到全國各民主黨派、各民主人士和海外華僑的擁護。五月五日，中國國民黨革命委員會、中國民主同盟、中國民主促進會、致公黨、中國農工民主黨、中國人民救國會、中國國民黨民主促進會、三民主義同志聯合會與其他民主人士，通電擁護召開新政協。

毛澤東收到以上各電后，在八月一日復電李濟深、何香凝、沈鈞儒、章伯鈞、馬敘倫、郭沫若等說：對諸先生贊同召開新的政治協商會議、建立民主聯合政府的主張，“并熱心促其實現，極為欽佩”。并且指出：“現在革命形勢日益開展，一切民主力量亟宜加強團結，共同奮斗，以期早日消滅中國反動勢力，制止美帝國主義的侵略，建立獨立、自由、富強和統一的中華人民民主共和國。為此目的，實有召集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各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共同協商的必要。”⑾并就召開這次會議的時機、地點、召集人、參加會議者的范圍以及會議應討論的問題等，征詢他們的意見。

這時，蔣介石由于軍事失敗，人心動搖，為了阻止人民解放軍的勝利發展，阻止國民黨內分崩離析的趨勢，正在焦慮地尋求“局勢好轉”的計策。國民黨內一部分人認為：“不能再拖下去”了，主張停戰談判。美國駐華大使司徒雷登也向蔣介石建議：在目前極端危急的局勢下，要“產生一個聯合宣言”，“與共產黨成立協議，以謀求和平”，“把它當作一種思想戰爭”。蔣介石表示“他要將此事再仔細考慮”。

毛澤東看透了他們在此時突然提出和平運動的目的。在他改定的一份黨內指示中一針見血地指出：

“反動派所謂和平運動，只是戰爭失敗時求得喘息機會以利再戰的陰謀計劃。國民黨反動政府必須打倒，反動軍隊必須解除武裝，人民民主政府必須在全國建立，美國侵略勢力必須退出中國，中國對外必須實現完全的獨立，中國才能有真正的和平。否則所謂和平必定是假的，只是過渡到更殘酷的內戰的一種手段。”

“我們如果不愿意被敵人消滅，就必須把戰爭打到底，必須不要上反動派的當。必須向解放區軍民人等指出，戰爭不是無止境的。依據過去兩年的作戰成績，加上今后的更大努力，執行正確的軍事政治經濟文化各項政策，大約再打三年左右，就可以從根本上消滅中國的反動勢力，在全國范圍內建立人民民主共和國，我們自己及全國人民就可以永遠過和平自由幸福的生活了。如果我們不能忍受這大約三年左右的痛苦，接受反動派的欺騙，停戰議和，讓其休養生息，然后被迫再打，我們就將受程度更大、時間更長的痛苦。”⑿

這種“和平運動”確實只是一種煙幕。與此同時，蔣介石于八月三日至七日，在南京召開“軍事檢討會議”，全面檢討兩軍作戰的經驗教訓，制訂了他們的應變方針。

政治方針：“動員全民積極實施總體戰，發揮政治、經濟、軍事及一切力量之總和，全力進剿并使黨政軍民經濟一元化，以期步調一致”。在“實施要領”中規定：“實施全面動員，確定戡亂第一”；“加強金融管制，實行銀行國營、金白銀國有，抑制通貨膨脹，改革幣制”。

軍事方針：“軍事上于東北求穩定，在華北力求鞏固，在西北阻匪擴張，在華東、華中則加強進剿，一面阻匪南進，一面攻打匪的主力。”為此，將長江以北、黃河以南劃為一個戰區，東北、華北劃為一個戰區，“各置統帥一人節制之”。在西北“應迅速成立西北剿匪總部，統一指揮陜甘寧邊區剿匪軍事”。將整編師、旅番號恢復為軍、師。加強各戰略城市的守備，“責成有關總部、綏署構成強固工事”，長期堅守。同時，以精銳主力為骨干，組成若干機動兵團，加強應援力量。

這次軍事檢討會議，雖然是在極端秘密的情況下召開的，但它的主要內容仍被一些外國通訊社記者獲悉，公開加以披露和評論。這樣，所謂“和平運動”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國民黨統治區內許多人也看得很清楚了。 


　　決戰的日子越來越近了。為了對軍事上、政治上面對的種種重大問題在黨內領導層中統一認識，特別是為了籌劃新中國的建設，一九四八年九月八日，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到會有政治局委員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任弼時、彭真、董必武七人，還有中央委員和候補中央委員鄧小平、陳毅、賀龍、葉劍英、徐向前、聶榮臻、薄一波、曾山、鄧穎超、滕代遠、饒漱石、廖承志、陳伯達、劉瀾濤十五人和李維漢、楊尚昆等中央、中央軍委重要工作人員十人。這是中共中央自撤出延安后舉行的第一次政治局會議，也是到會人數最多的一次中央會議。

這次會議，是在解放戰爭進入第三年、戰略決戰即將開始的時刻召開的。經過兩年的作戰，人民解放軍的總兵力，已由原來的一百二十七萬人發展到二百八十萬人，同國民黨軍總兵力的對比已從開始時的一比三點三七，變為一比一點三；由于戰斗中積累的新經驗和新式整軍運動，人民解放軍士氣高漲，軍政素質大為提高，武器裝備得到極大改善，不但能打運動戰，而且能打陣地戰了。解放區面積擴大到二百三十五萬平方公里，約占全國總面積的四分之一；解放區的城市有五百八十六座，占全國城市總數的百分之二十九；人口達一點六八億，占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三十五點三；有一億人口居住的地區已完成了土地改革，廣大翻身農民生產支前的積極性高漲；國民黨統治區的民主運動和愛國民主統一戰線更加發展和鞏固。許多海外華僑積極聲援人民解放戰爭。同它形成鮮明對照的是：國民黨軍隊的總兵力從原來的四百三十萬人下降為三百六十五萬人，而且內部派系矛盾加劇，士氣低落，戰斗力大為削弱；衛立煌、傅作義、劉峙、白崇禧、胡宗南五大戰略集團，已處在孤立被動的困境；人民對國民黨的信任已喪失殆盡；經濟狀況更急劇地走向全面崩潰。蔣介石承認：“就整個局勢而言，則我們無可諱言的是處處受制，著著失敗”，“無論軍事、政治、經濟各方面情形的表現，的確是嚴重而危險的”，已到了“危急存亡的關頭”。這一切都預示著，中國的軍事和政治形勢將要出現一個決定性的大變動。

九月政治局會議一開始，先由毛澤東作報告。他分析了國際國內形勢后說：“我們的戰略方針是打倒國民黨，戰略任務是軍隊向前進、生產長一寸、加強紀律性，由游擊戰爭過渡到正規戰爭，建軍五百萬，殲敵正規軍五百個旅，五年左右根本打倒國民黨。”

打倒國民黨后，未來新中國的政權性質是什么？他在報告中第一次用人民民主專政這個概念來代替過去所提的工農民主專政。他說：我們政權的階級性是“無產階級領導的以工農聯盟為基礎的人民民主專政”，不僅僅是工農，還有資產階級民主分子參加，要打倒的是帝國主義、封建主義和官僚資本主義。人民民主專政的國家，是以人民代表會議的政府來代表它的。中央政府的問題，十二月會議只想到了這個問題，這次就必須作為議事日程來討論。

關于新中國的社會經濟性質，他批評了“新資本主義”的提法，“因為它沒有說明，在我們社會經濟中起決定作用的東西是國營經濟、公營經濟，這個國家是無產階級領導的，所以這些經濟都是社會主義性質的”。農村個體經濟和城市私人經濟在數量上是大的，但不起決定作用。所以，名字還是叫新民主主義經濟好。他還說：“我們反對農業社會主義，所指的是脫離工業的、只要農業來搞什么社會主義。這是破壞生產，阻礙生產發展的，是反動的。”⒀

會議就毛澤東提出的問題，展開熱烈的討論。

劉少奇發言說：打倒國民黨，統一全中國，以前是宣傳口號，現在是擺在議事日程上來計劃了。鄧小平插話說：真正帶決戰性的攻堅這一關還沒有過。劉少奇接著說：現在我們是要準備大的會戰，消滅它兩三個兵團，這一關也沒有過。這兩關過了，那就解決了。錦州、濟南的會戰，如果他們的援兵來，那是對我們最有利的。朱德插話說：將來在徐州會戰的可能是最大的。劉少奇接著又說：這種思想要在主要將領中大大宣傳，解釋清楚，這就是圍城打援。⒁

周恩來就軍事工作作了一個系統的發言。他說：爭取五年勝利是根據過去兩年經驗所作的謹慎的估計。如果蔣介石垮臺早些，勝利來得更快。如果美國出兵，困難要大些。我們今天，自然還是爭取五年勝利。

他提出第三年軍事計劃的要點：把戰爭繼續引向國民黨統治區，使戰爭負擔加之于敵，“并且要準備若干次帶決定性的大會戰”。今后仍應力爭在運動中消滅敵人，但攻堅戰可能增多，使攻堅和野戰互相結合。軍隊組織也要逐漸走向更加正規化、集中化。并且指出：第三年的作戰，“重心在中原”，“北線重心在北寧路”。他還談到第三年軍隊建設的方針：充實野戰軍，努力建立特種部隊，加強地方武裝，精簡后方機關。統一全軍編制的問題，也應該在這次會上確定下來。⒂

會議結束前，毛澤東作了總結。他說：兩年來還沒有開過這樣的會。這次會上什么都講了，連前途問題都講了。關于幾年勝利的問題，過去所講的只是可能性，現在戰爭已經有兩年多了，情況更清楚些，可以帶確定成分地來講了。同時，要充分估計困難和克服困難的可能性，這次會議也作了估計。關于新民主主義和社會主義的問題，兩個階段的過渡問題，少奇同志講得很好。新民主主義中有社會主義的因素，它的政治、經濟、文化各方面都是這樣并且是領導的因素，而總的說來是新民主主義的。至于在經濟上完成民族獨立，還要一二十年時間。⒃

十月十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起草了《中共中央關于九月會議的通知》，將這次會議的基本情況和決定向全黨通報。通知中強調：人民解放軍第三年仍然全部在長江以北和華北、東北作戰。并且指出：為了“使黨的工作重心逐步地由鄉村轉到城市”和“奪取全國政權的任務”，應該迅速地有計劃地訓練大批的能夠管理軍事、政治、經濟、黨務、文化教育等項工作的干部；“準備在一九四九年召集中國一切民主黨派、人民團體和無黨派民主人士的代表們開會，成立中華人民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恢復和發展解放區的工業生產和農業生產。

一九四八年九月的政治局會議是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它為最后打倒蔣介石，奪取革命在全國的勝利，建立新中國，從軍事上、政治上、組織上和思想上都作了重要準備。 


　　當時，國民黨全部軍事力量三百六十五萬人中的百分之七十集中在長江以北和華北、東北的第一線，其中正規軍二百四十九個旅，用于北線的有九十九個旅，南線的有一百五十個旅。它的主要戰略集團已處在十分孤立被動的地位。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正是根據這種情況，決定人民解放軍在戰爭的第三年中仍全部在長江以北和華北、東北作戰，要求全軍殲敵正規軍一百五十個旅左右，并奪取北平、天津、沈陽以外的一切城市。

實現這一戰略任務的條件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有利得多：各戰場的人民解放軍主力已可集中、機動地使用；部隊的素質有了極大提高，炮兵和工兵得到加強；原來被分割的各解放區已連成一片，處在相對穩定的環境下，人民支援戰爭的潛力可以得到更充分的發揮；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卻被包圍在幾個孤立的據點中，戰斗力大為削弱，部分高級將領正在尋求出路，醞釀反戰起義。

但是，困難還是很大的：有居民三十至七十萬人的太原、濟南、長春等城市，國民黨守軍各在十萬人以上，那里的城防工事經過多年加修已達到堡壘化的程度，被他們自詡為“固若金湯”；國民黨軍隊鑒于連遭慘敗的教訓，已改取重兵固守、諸兵團馳援的會戰方式；人民解放軍還沒有海空軍的配合和支援，也缺乏現代化的后勤運輸保障；除東北戰場外，其他戰場的人民解放軍總兵力都沒有取得優勢。對這些問題，毛澤東反復地進行權衡。

“凡事預則立，不預則廢”，這是毛澤東常常用來指導紅軍作戰的一句名言。他恪守這個原則。對如何攻克國民黨軍重兵據守的大城市，如何對付國民黨軍幾個兵團增援這兩個人民解放軍面對的新問題，毛澤東一直十分關注。他對徐向前部采取以坑道爆破為主的方法來攻克堅固設防的臨汾的經驗，極為稱道。對進攻重要城市時敵軍可能大舉增援的問題，他也早已向林彪等指出：“你們應以敵人必然增援為自己作戰計劃的基礎”，在兵力部署和作戰方法上都要保障能阻止或殲滅援敵的勝利。“在作戰實施中，依據城敵與援敵兩方面有利于我不利于敵之變化，你們可以酌量調節攻城與打援兩方面的兵力，在某種時機將重點放在打援方面（這是首先重要的），在另一種時機，將重點放在攻城方面。”⒄這些從實踐中總結出來的作戰方法，對不久發動的濟南戰役和以后的戰略大決戰起了重要的指導作用。

濟南是山東的省會，位于津浦鐵路和膠濟鐵路的交會處。國民黨軍第二綏靖區司令官王耀武指揮正規軍三個整編師的九個旅和非正規軍五個保安旅等十萬余人，依托濟南內城、外城和商埠構成基本防御陣地，并以東山和飛機場等堅固工事作為屏障。蔣介石為了確保濟南，還擬定了一個從徐州派出邱清泉、黃百韜、李彌三個兵團北上增援的“會戰計劃”。

針對這種狀況，毛澤東認為，攻打濟南將“是一次嚴重作戰”。他在八月十二日致電粟裕等，從對豫東戰役的分析中作出判斷：解放軍如果真打濟南，徐州的三個兵團一定會北上增援；但在剛發生“區兵團被殲、邱黃兩兵團受重創”的情況下，很可能采取“謹慎集結、緩緩推進”的方法。他預計這次戰役的結果有三種可能：第一，“打一個極大的殲滅戰”，也就是既攻克濟南，又殲滅大部分援敵；第二，“打一個大的但不是極大的殲滅戰”，就是既攻克濟南，又殲滅援敵的一部分但不是大部分；第三，“濟南既未攻克，援敵亦不好打，形成僵局，只好另尋戰機。”他向華東野戰軍領導人提出：“我們目前傾向于攻城打援分工協作，以既達攻克濟南，又殲滅一部援敵之目的。”⒅根據這個決策，華東野戰軍的具體部署是：以山東兵團加一個縱隊擔負攻城；以六至七個縱隊在兗州、鉅野間“夾運（河）而陣，并構筑幾道防御工事，以便隨時轉移兵力于運東或運西，阻擊與殲滅敵援。”二十八日，毛澤東又決定中原野戰軍當濟南徐州吃緊、位于信陽和鄭州的張軫孫元良兩兵團被迫移動時，在運動中發起攻擊，殲其一部，以配合濟南戰役的進行。

九月十一日，毛澤東給山東兵團司令員許世友的電報中，就攻濟打援的目的和手段之間的聯系和區別作了明確的說明：“此次作戰目的，主要是奪取濟南，其次才是殲滅一部分援敵。但在手段上即在兵力部署上，卻不應以多數兵力打濟南。如果以多數兵力打濟南，以少數兵力打援敵，則因援敵甚多，勢必阻不住，不能殲其一部，因而不能取得攻濟的必要時間，則攻濟必不成功。”他又說明這種部署在遇到情況變化時可以予以改變，如：援敵已被阻住而攻城需要增加兵力時，可從打援方面抽調兵力參加攻城；在攻城不能短期解決戰斗，而援敵又已大舉進犯，非殲滅援敵不能繼續攻城的情況下，則應從攻城兵團中抽調一部至半數兵力加入打援。他還指出：攻城部署應分兩階段：第一階段，集中優勢兵力攻占西面飛機場，東面不要使用主力；第二階段，則依戰況發展，將主力使用于最利于發展之方向，如果東面利于發展，則應使用于東面。同時指出：“整個戰役應爭取一月左右打完，但是必須準備打兩個月至三個月，準備對付最困難的情況，并以此作為一切部署和工作的主要的出發點。”⒆并規定：整個攻城指揮，由你們擔負。全軍指揮，由粟裕擔負。

這樣，毛澤東就從戰略運籌到戰役部署的方方面面，完成了對濟南戰役的基本決策。

華東野戰軍遵照毛澤東和軍委的指示，經過周密偵察和準備，于九月十六日發起濟南戰役，只經過八天的戰斗，就全殲國民黨守軍十萬余人（其中，爭取整編第九十六軍軍長吳化文率部二萬余人在戰場上起義），攻克了濟南城。從徐州北上的邱清泉兵團一部，因為害怕被殲，停留在城武、定陶地區不敢前進。另外兩個兵團還沒有在徐州集結完畢，濟南已告解放。蔣介石的增援計劃便胎死腹中。

濟南的攻克，在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和國際輿論界引起了巨大的震動。杜聿明評論道：濟南守軍的被殲，“可以說蔣軍的‘重點防御’計劃已被擊破”。美聯社在九月二十六日評論道：“自今而后，共產黨要到何處，就到何處，要攻何城，就攻何城，再沒有什么阻擋了。”日本的《朝日新聞》在同一天評論道：“中國的內戰進入了一個極重要的新階段。”

濟南戰役的勝利給了解放區軍民巨大的鼓舞，各解放區的黨政軍領導機關紛紛致電祝賀稱：濟南的解放“創造了我人民解放軍攻堅解放大城市的新紀錄”，“使我華北華東各解放區更加全面的聯成一片”，表示要加緊作戰，“爭取新的勝利”。

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對濟南戰役勝利的意義給予極高的評價，指出：“勝利影響已動搖了蔣介石反動軍隊的內部。這是兩年多革命戰爭發展中給予敵人最嚴重的打擊之一。”“華東和中原的全部解放，已經更加迫近。”濟南的攻克，“證明人民解放軍強大的攻擊能力，已經是國民黨軍隊無法抵御的了，任何一個國民黨城市都無法抵御人民解放軍的攻擊了”。就是“北平、天津、沈陽三點”也不除外了。

他們還從濟南戰役的勝利中總結出解決國民黨重兵集團的兩條經驗：一是“攻濟打援”的戰法；二是爭取國民黨軍隊舉行戰場起義。正如朱德所說：“吳化文的起義，我們不能過低估計，對我們打下濟南起了相當作用。今后的作戰，就是需要有這樣的起義。”

濟南戰役，是毛澤東和中央軍委把秋季攻勢引向戰略決戰的起點。周恩來后來說道：“三大戰役的序幕是濟南戰役。”

① 中央軍委致劉陳鄧，并告粟陳張，許譚，華東局電，1948年7月14日。

② 中央軍委致許譚，并告粟陳唐張電，1948年7月16日。

③ 《祝五路大捷》，《時事學習材料》，蘇南新華書店1949年6月版，第218頁。

④ 中央軍委致林羅劉，并告東北局電，1948年7月22日。

⑤ 中央軍委致林羅劉電，1948年7月30日。

⑥ 中央軍委致彭張趙，并告西北局電，1948年8月15日。

⑦ 中共中央致林彪、東北局電，1948年8月15日。

⑧ 毛澤東致林彪電，1948年8月20日。

⑨ 中共中央致東北局電，1948年8月22日。

⑩ 中共中央致劉陳鄧，并告粟陳唐，華東局，東北局，華北局，西北局，彭張趙，徐周，許譚，楊羅電，1948年7月17日。

⑾毛澤東致李濟深等并轉香港各民主黨派、各人民團體及無黨派民主人士電，1948年8月1日。

⑿中共中央關于揭破敵人的和平陰謀的指示，1948年7月18日。

⒀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報告記錄，1948年9月8日。

⒁劉少奇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8年9月13日。

⒂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48年9月13日。

⒃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結論記錄，1948年9月。

⒄中央軍委致林羅劉電，1948年5月7日。

⒅中央軍委致粟陳唐張，并告許王譚，華東局，中原局電，1948年8月12日。

⒆中央軍委致許世友，并告粟譚陳，華東局，中原局電，1948年9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