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三、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上）

打破國民黨軍隊三次大規模“圍剿”后，“工農武裝割據”的革命根據地已取得重大發展。贛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聯結成一片，鄂豫皖、湘鄂西、贛東北等革命根據地也都有相當規模。客觀形勢需要建立起一個對各根據地實行統一領導的機構。

中共中央早就急于成立全國性的政權，在一九三○年二月四日發出《關于召集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的通告》。五月下旬，在上海秘密召開“全國蘇維埃區域代表大會”，毛澤東、朱德沒有出席而被選為大會名譽主席，會上成立蘇維埃大會準備委員會。當時中共中央實際負責人李立三認為，中央政府應當設立在武漢，至少也要在長沙、南昌等中心城市。隨著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錯誤被糾正，這件事暫時被延擱下來。

一九三一年五月九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決議中又把“建立蘇維埃中央臨時政府與各區政府來對抗南京國民政府，公布與實施蘇維埃政府的一切法令”作為“蘇區最迫切的任務”。①籌備工作改由中共蘇區中央局負責進行。六月一日，蘇區中央局發表《為第一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宣言》，宣布在八月一日召開大會，成立中華蘇維埃臨時政府。但不久因為國民黨軍隊即將發動第三次大規模“圍剿”，大會又在六月下旬決定改到十一月七日舉行。

國民黨軍隊的第三次“圍剿”剛剛失敗，日本突然發動了震驚世界的九一八事變，在四個多月內占領我國東北的遼寧、吉林、黑龍江三省。這個嚴重事實，使中日之間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國內的階級關系發生重大變動。

九一八事變發生后，毛澤東、朱德、賀龍、彭德懷等在九月二十五日聯名發表文告指出：“現在日本帝國主義的軍隊已經占據了滿洲最重要的一切城市，用槍炮炸彈屠殺著滿洲勞苦的工農群眾與兵士，把滿洲已經完全看做是他們的殖民地了。”②堅決主張抗日。

可是中共六屆四中全會后，以王明為代表的“左”傾教條主義已在中共中央取得統治地位。他們根本不能正確地估量全國局勢中出現的這種重大變動，及時調整自己的政策，而把日本侵占我國東北看作主要是“反蘇戰爭的導火線”，脫離實際地提出“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也看不到中國社會各階層中日益高漲的抗日要求，看不到中間派的積極變化和國民黨內部的分化，而把中間派視為“最危險的敵人”，要以主要力量對它進行打擊。他們一味強調所謂“進攻路線”，在王明起草的一個文件中宣稱“目前中國政治形勢的中心的中心，是反革命與革命的決死斗爭”③，把反對這種冒險行動的主張一概斥為“保守”、“退卻”以至“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并且利用組織手段把他們那一套強行推行到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去。

這樣，就使革命根據地內的狀況大大復雜化了，也使毛澤東的處境越來越艱難了。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初，也就是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召開的前夜，中共中央代表團在瑞金主持④召開中央蘇區黨組織第一次代表大會（通常稱為贛南會議），毛澤東以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身分出席會議。這次會議，對根據地問題、軍事問題、土地革命路線問題展開了爭論。毛澤東堅持認為，中央革命根據地從實踐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線和方針是正確的，符合根據地實際情況的；幾個中心縣委書記也舉出大量事實來支持毛澤東的看法。中央代表團卻根據中共中央八月三十日來信所說中央蘇區的嚴重錯誤在于“缺乏明確的階級路線與充分的群眾工作”，對中央蘇區的工作進行多方面的批評和指責。

會議在“國際路線”的旗號下，通過了中央代表團起草的五個決議案。雖在原則上肯定紅軍取得粉碎三次“圍剿”的勝利，但重點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來信對中央蘇區的批評，并從各方面加以展開。

在思想理論上，他們把毛澤東堅持的從實際出發、反對本本主義指責為“狹隘經驗論”。說道：“紅軍中狹義的經驗論，在實際工作中生了不小影響，根本否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理論，單憑自己的狹小經驗和短小眼光來分析各種問題，這完全是農民的落后思想，事實上會要走到錯亂的非階級路線的前途上。”⑤

在土地革命問題上，他們接受共產國際和中共中央提出的“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的過“左”主張。認為：毛澤東主持召開的“‘二七會議’雖然反對了露骨的富農路線，雖然在土地問題上進了一步，但其‘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分配土地給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階級斗爭，也是同樣的犯了富農路線的錯誤”。⑥

在根據地問題上，他們把“傍著發展”的正確方針當作右傾保守來反對，要求中央蘇區“必須于最短時間內”同湘贛等蘇區貫通，“再進一步與贛東北與湘鄂贛邊蘇區貫通，這樣來擴大并鞏固蘇維埃根據地”。⑦

在軍事方面，他們指責古田會議決議確立的黨對軍隊的絕對領導是“黨包辦一切”，寫道：“黨包辦一切的結果，把紅軍中軍事、政治機關，失去其獨立系統的工作，變成了不健全的殘廢機關。這種由黨來包辦一切的根源，仍然是國民黨以黨治國的余毒。”⑧提出：“紅軍中包辦一切軍隊行政的各級黨的委員會應即取消。各級黨的組織應當由各軍政治部管理。”⑨指責紅一方面軍保留著“游擊主義的傳統”，忽視“陣地戰”和“街市戰”。

幾個決議案最后提出：“要集中火力反對右傾”；“在實際工作當中，要與一切立三路線影響和黨內主要危險——右傾機會主義作最殘酷的斗爭。”⑩實際上是不點名地對毛澤東進行批判。

這是一個明確的信號。隨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在中國革命中的重要性日益突出，“左”傾教條主義支配下的中共中央對它內部事務的直接干預也正在步步加強。

會議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設立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取消紅一方面軍總司令和總政委、總前委書記的名義。這樣，就把毛澤東排除在中央蘇區紅軍中的領導地位之外。

盡管如此，中共臨時中央仍認為贛南會議對毛澤東批判得很不夠。一九三二年五月二十日，臨時中央在給中央蘇區中央局的電報中批評中央代表團在這次會議中沒有能完全貫徹中央的“進攻路線”和“反右傾”綱領。說：“自我批評的發展，在大會及其前后都沒有充分的發展，兩條戰線的斗爭，尤其非常薄弱，大會上反對所謂狹隘的經驗論，代替了反機會主義的斗爭，這些都是黨大會最主要的錯誤與缺點。”⑾

贛南會議前，蘇區中央局曾致電中共中央，“望派一政治局委員，最好是工人同志來蘇區主持中央政府工作。”⑿由于毛澤東在黨內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已享有很高的威望，中共臨時中央經過討論后致電蘇區中央局：“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人，決定毛澤東；副主席二人，張國燾與江西蘇維埃政府主席。”后來，經過蘇區中央局同臨時中央商議，將原來規定的“江西蘇維埃主席”改成項英。毛澤東是在遭受嚴厲批判的情況下出任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的。他的前進道路，顯然將十分艱難曲折。 


　　一九三一年十一月七日，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在江西瑞金縣葉坪村舉行，出席大會的代表分別來自中央蘇區，閩西、贛東北、湘贛、湘鄂西、瓊崖等蘇區，紅軍部隊，以及設在國民黨統治區的全國總工會、全國海員總工會，共六百一十人。會議開幕那天上午，舉行了閱兵典禮。下午，項英致開幕詞。晚上，毛澤東和代表們一起參加提燈慶祝晚會。

毛澤東代表中共蘇區中央局向大會作《政治問題報告》。報告回顧并總結了中央蘇區過去的工作，認為：中央蘇區是全國最大的蘇區，是蘇維埃中央政府的所在地，是全國紅軍主力的所在地，它的鞏固與發展，在全國蘇維埃運動中占有特別重要的地位。指出：在中央蘇區，建立了強有力的工農紅軍，他們依靠蘇區廣大群眾的力量，連續擊破了蔣介石國民黨發動的三次“圍剿”，戰勝了幾十萬國民黨軍隊，開辟了紅軍戰爭史上的新紀元。在中央蘇區，已經沒收了地主的土地，按人口平均分配給了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同時，也說到中央蘇區存在著錯誤和缺點，有待糾正。報告認為目前中國的政治形勢是有利于蘇維埃運動發展的，在這種新形勢下，必須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必須鞏固和擴大紅軍，必須使蘇維埃政權真正變成工農群眾的政權，必須徹底解決土地問題，必須加強反帝運動及職工運動的工作，必須糾正過去肅反工作中的錯誤，等等。

大會主席團于十一日決定由任弼時、王稼祥、毛澤東等組成憲法起草委員會。經過討論，依據臨時中央有關憲法大綱的來電原則，制定了《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并經大會通過。會上還通過了臨時中央提供大會討論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經濟政策》等法令。大會選出毛澤東、周恩來、朱德、項英、張國燾等六十三人組成中央執行委員會，宣告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成立。大會在二十日閉幕，由毛澤東致閉幕詞。

這次大會制定的《憲法大綱》，確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政權性質是工農民主專政。規定：“中國蘇維埃政權所建設的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蘇維埃全政權是屬于工人、農民、紅軍兵士及一切勞苦民眾的。”“這個專政的目的，是在消滅一切封建殘余，趕走帝國主義列強在華的勢力，統一中國，有系統的限制資本主義的發展，進行國家的經濟建設，提高無產階級的團結力與覺悟程度，團結廣大貧農群眾在它的周圍，以轉變到無產階級的專政。”⒀這些規定，雖然受到中共中央“左”傾教條主義的影響，籠統地把一切剝削者都排除在政權之外，但這個政府，是中國歷史上第一個由工農大眾當家做主的中央政府，并具體地規定了勞動人民在各方面享有廣泛的民主權利，有著不可磨滅的歷史作用。

大會通過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土地法》、《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勞動法》和《經濟政策》等，以法律的形式把土地革命中實行的“平均分配一切土地”的政策固定下來，并規定工農大眾享有的勞動和取得物質待遇等種種權利，但其中也有一些“左”的政策規定。如《土地法》中宣布“所有封建地主豪紳軍閥官僚及其他大私有主的土地，無論自己經營或出租，一概無任何代價的實行沒收，被沒收的土地，經過蘇維埃由貧農與中農實行分配”。還規定“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影響了土地革命的健康發展。

根據代表大會通過的《憲法大綱》，中央執行委員會是最高權力機關，人民委員會在中央執行委員會之下處理日常政務，并發布一切法令和決議案。代表大會閉幕后，十一月二十五日，以中央執行委員會名義任命朱德、周恩來、毛澤東等十五人為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簡稱中革軍委）委員，朱德為主席，王稼祥、彭德懷為副主席。中革軍委統一領導和指揮全國紅軍。二十七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選舉毛澤東為主席，項英、張國燾為副主席。會議還選舉毛澤東任人民委員會主席，項英、張國燾任副主席，但張國燾一直沒有到中央革命根據地任職。會議決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設在江西瑞金。

中華蘇維埃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當時，各個革命根據地仍處在被分割的狀態。臨時中央政府的成立，一定程度上加強了對各根據地和各路紅軍的統一指揮，在政治上也產生很大的影響。代表大會通過的一系列法規和決議案，在初步總結經驗的基礎上，為臨時中央政府和各根據地的立法和施政方針確定了共同遵守的基本準則。然而，臨時中央的主要著眼點卻在于過分夸大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力量，片面強調蘇維埃同國民黨政權的對立，急于取得在全國范圍內的革命勝利，這是不符合實際的；由他們起草而經蘇維埃代表大會通過的文件中包含的一些過“左”的政策，對根據地的發展也產生了消極的影響。 


　　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成立后不到一個月，發生了國民黨第二十六路軍在參謀長趙博生（共產黨員）、七十三旅旅長董振堂、七十四旅旅長季振同、七十四旅一團團長黃中岳等和中共秘密特支領導下發動的寧都起義。像這樣一支有著很強戰斗力的國民黨正規部隊成建制地投入紅軍，過去還不曾有過，引起了巨大的震動。

第二十六路軍原屬馮玉祥的西北軍。大革命時期，劉伯堅、鄧希賢（小平）等一批共產黨員曾在西北軍工作過，黨的主張在這支部隊里有一定影響。中原大戰中馮玉祥失敗，西北軍的主力之一孫連仲部被蔣介石收編為第二十六路軍，在第二次“圍剿”時被調到江西參加對紅軍的進攻。在作戰過程中，許多官兵受到紅軍很大影響；九一八事變日本強占我國東北，又引起他們強烈的民族義憤；蔣介石對第二十六路軍的處處歧視和壓制，更激起他們的憤慨。寧都起義后不久，季振同曾對蕭勁光說過：“我參加紅軍，第一是相信毛主席，第二是相信劉伯堅。”⒁

十二月上旬，毛澤東已得知第二十六路軍即將起義的消息，主持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進行討論。會議針對有人提出的爭取一個旅起義的主張，要求盡量做好工作，爭取組織“全部暴動”⒂。十一日，毛澤東以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分會見第二十六路軍內中共特別支部代表袁漢澄（袁血卒）。袁血卒回憶道：

“王稼祥、劉伯堅、左權同志領我去見毛主席。我和劉伯堅走在后邊，我輕聲問：‘毛主席是什么主席？’他說：‘是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毛主席在哪里學的軍事？’我接著又問。伯堅同志敬重而鄭重地答：‘噢，這個人真是了不起呀！他沒進過軍事學校，但他精通馬克思列寧主義，熟讀兵書，軍事上料敵如神。幾次蘇區反‘圍剿’的勝利，就是在他指揮下取得的；在政治上，他更是高瞻遠矚，每到關鍵時刻，都有卓越的見解。’”

“毛主席的住處陳設極其簡單：一張木床，一張木桌，桌上除了筆硯，就是一摞摞的報刊書籍。……第一句問話是：‘漢澄同志是地下黨員吧？’‘是。1927年在西北軍官學校入的黨。’”

“隨后，毛主席問起地下黨的情況。”“劉伯堅同志插話說：‘我在西北國民軍時，趙博生、董振堂和我們的關系很好，他們具有高度的愛國思想。’”“毛主席稱贊說：‘有愛國主義思想的人，是容易跟共產黨合作的。孫中山先生的聯共政策，愛國主義是個重要的基礎。’”

“毛主席……隨后把話題引到了暴動問題上來，他說：‘軍委會昨天討論了寧都暴動的方針和策略，都很好。漢澄同志你考慮一下有把握嗎？’聽主席這樣一問，我一時回答不上，臉上有點發燒，稍停一下，堅定回答‘有把握！’‘有好大的把握嗎？’顯然主席要問個究竟。‘假使七十四旅不干，七十三旅和總指揮部是有把握的。’我把七十四旅的情況向主席做了扼要匯報。”

“毛主席點點頭說：‘全部暴動的條件是存在的，要力爭實現。這全靠我們黨做過細的組織工作。’停頓了一下，毛主席又說：‘萬一不能全部暴動，局部暴動也是好的，在反革命的心臟上捅上一刀，也是一件好事。’‘你們能把二十六路軍這支反動武裝爭取過來，那在中國革命史上將有重大意義。’”⒃

十二月十四日，第二十六路軍一萬七千人在寧都宣布起義，帶著兩萬多件武器，開入中央蘇區。起義部隊改編為紅五軍團，由季振同為軍團總指揮，董振堂為副總指揮兼十三軍軍長，趙博生為軍團參謀長兼十四軍軍長，黃中岳為十五軍軍長。

毛澤東以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和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主席的身分，負責指導紅五軍團的建設工作。在紅五軍團，同其他紅軍一樣，建立政治委員制度。毛澤東找即將就任的紅五軍團政治委員蕭勁光談話。他說：“對這支部隊，要努力按照紅四軍第九次黨代表大會決議（古田會議決議）的精神辦事，建立黨的領導，加強政治思想工作。對起義的軍官，愿留下的，歡迎，組織他們學習，進學校，搞干部教育；對要求走的軍官，歡送，發給路費，來去自愿。”⒄他又對即將就任紅五軍團十三軍政治委員的何長工說：寧都起義部隊相信日本士官生、留洋生和保定、黃埔軍校的人，因此我們要搞些“假洋鬼子”去，否則壓不住臺。你有改造起義部隊的經驗，首先要把十三軍搞好，這一炮打響了，就會影響十四軍，鼓勵十五軍。⒅經他批準，中革軍委從紅軍中選派了一些有改造舊軍隊經驗和出國留過學的干部劉伯堅、左權、宋任窮、朱良才、程子華、朱瑞、唐天際、賴傳珠等到紅五軍團工作，并任命劉伯堅為紅五軍團政治部主任。

毛澤東十分重視發展紅五軍團中原有的進步軍官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批準董振堂入黨。當董振堂得知被批準入黨時，將三千多元私人積蓄全部交給黨。軍政委何長工把這件事報告給毛澤東。毛澤東說：不要全交嘛，寄些給家里，留一點自己用。董振堂堅持全交，說：“革命了，個人的一切都交給黨，還要錢干什么？”毛澤東還找在寧都起義中起了積極作用的軍官季振同、蘇進、盧壽椿談話，詳細了解情況，批準他們三人入黨。盧壽椿隨后擔任了紅五軍團第十五軍第四十三師師長，蘇進擔任第十五軍第四十四師師長。

毛澤東十分重視采取一般士兵容易接受的形式對紅五軍團官兵進行教育。他派文藝演出隊到紅五軍團中去演出，并對演出隊的負責人李伯釗、錢壯飛、胡底說：要穩定他們的政治情緒，他們過去是為軍閥打仗，現在是要為蘇維埃而奮斗。過去當白軍，現在是當紅軍，要想盡各種辦法向他們宣傳過去是為誰犧牲，為誰送命。李伯釗等按照這個主題，編了一個《為誰犧牲》的戲，反映當時國民黨軍隊士兵的悲慘遭遇，在紅五軍團各軍演出后收到了很好效果。

關于寧都起義和紅五軍團的建設，周恩來一九四三年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過：“寧暴時毛澤東領導爭取五軍團干部。”⒅從紅五軍團后來參加歷次戰役時在戰場上的表現來看，充分證明對這支部隊的教育改造工作是非常成功的。

寧都起義勝利和紅五軍團誕生，極大地增強了紅軍的力量，紅一方面軍由第一次反“圍剿”時的四萬多人發展到六萬多人。 


　　寧都起義發生的第二天，原在上海而沒有到任的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在秘密交通護送下進入閩西蘇區。同月底，到達瑞金。一九三二年一月上旬，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在瑞金舉行，著重討論中共臨時中央提出的要紅軍攻打江西中心城市的問題。周恩來在到瑞金時曾征求毛澤東對這個問題的意見。毛澤東根據國民黨軍隊固守堅城和紅軍技術條件不具備等情況，說明紅軍不能去攻打中心城市。周恩來同意這個意見，致電臨時中央，表示進攻中心城市有困難。臨時中央復電：原議不變，攻打城市不能動搖；如果不能打下南昌，至少要在撫州、吉安、贛州中選擇一個城市攻打。一月九日，臨時中央又作出決議認定：“過去正確的不占取大城市的策略，現在是不同了”，要“利用目前順利的政治與軍事的條件，占取一二個重要的中心城市，以開始革命在一省數省的首先勝利”。⒆這次蘇區中央局會議就是討論選擇攻打撫州、吉安還是贛州的問題。會上，許多人認為撫州及其周圍有朱紹良部十個師，吉安及其周圍有陳誠的五個師，在三個城市的比較中只有贛州守軍較少，并且同周圍其他軍隊的聯系不密切。這樣，會議就轉到討論如何打贛州的問題。毛澤東仍不同意打贛州，在發言中提出：贛州是贛南的政治經濟中心，是閩粵兩省的咽喉，是敵軍必守的堅城；它三面環水、城墻高筑、易守難攻，前年三月紅四軍曾圍攻贛州三天，沒有結果，只得撤圍；現在贛州南北都屯集著國民黨重兵，以紅軍現有力量和技術裝備很可能久攻不克，還是以不打為好。即使要打，也只能采取圍城打援的戰術。但中央局多數成員根據臨時中央的指示，主張打贛州。毛澤東又一次成為少數。他再建議可否聽聽前線指揮員的意見。項英說：在第一次蘇維埃代表大會時，我問過彭德懷可不可以打下贛州？彭德懷回答：“贛州守軍馬（崑）旅估計有六千人，地方靖衛團兩千人，共八千人，如有時間，蔣介石又不來增援，是可以打下的。”⒇會議按照多數人意見，決定打贛州。這是蘇區中央局執行中央“進攻路線”的第一個軍事行動。

一月十日，中革軍委發布攻取贛州的訓令，任命彭德懷為前敵總指揮。中革軍委政治部主任王稼祥等赴前線督戰。有人在途中還談道：打開贛州再和毛澤東算帳。

一月中旬，毛澤東在瑞金葉坪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主要成員會議，報告三次反“圍剿”的情況和九一八事變后的全國形勢。他談道，日本帝國主義大舉侵華勢必引起全國的抗日高潮，國內階級關系必將發生變化。中央代表團有的成員卻指責說：“日本占領東北主要是為了進攻蘇聯，不作此估計就是右傾機會主義”，“我們必須提出武裝保衛蘇聯”，否則“就是典型的右傾機會主義”。批評的來勢很猛，毛澤東沉默，一言不發，使會議記錄員無法再往下記。會議在中途更換主持人。(21)毛澤東的處境越來越困難了。

會后不久，他就向蘇區中央局請病假休養。中央局同意他的請求，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暫由項英負責。一月下旬，毛澤東帶著警衛班到瑞金城郊的東華山古廟休養。但兩件大事仍一直縈繞在他的心中，一件是日本軍國主義在繼續擴大對中國國土的踐踏，一件是幾萬紅軍攻打贛州的安危。

上東華山后沒有幾天，毛澤東就從報上看到一月二十八日日本軍隊突然進攻上海和上海軍民奮起抗戰的消息。他抱病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起草了《對日戰爭宣言》，寫道：“日本帝國主義，自去年‘九一八’以武力強占中國東北三省后，繼續用海陸空軍占領上海嘉定各地，侵擾沿海沿長江各埠，用飛機大炮屠殺中國人民，焚燒中國房屋，在東北及淞滬等地，被損害的不可數計，這種屠殺與摧殘，現在仍在繼續發展。”宣言指出：“中華蘇維埃共和國臨時中央政府特正式宣布對日戰爭，領導全中國工農紅軍和廣大被壓迫民眾，以民族革命戰爭，驅逐日本帝國主義出中國，反對一切帝國主義瓜分中國，以求中華民族徹底的解放和獨立。”(22)這個宣言仍沒有提“武裝保衛蘇聯”的口號，所以拖到四月十五日才得以在《紅色中華》報上發表。

上東華山后，他更關心的是紅軍攻打贛州的作戰情況。三月上旬的一天早晨，細雨蒙蒙，項英騎馬從瑞金趕到東華山，告訴毛澤東贛州前線戰事失利，紅軍已處在腹背受敵的境地，并把前線發來的急電交給他。中革軍委的急電請毛澤東暫停休養，趕赴前線參加決策。毛澤東立刻帶著警衛班下山，冒著風雨趕回瑞金，復電前線指揮部，提議大膽起用起義才兩個月、原來被作為預備隊的紅五軍團，以解紅三軍團之圍。當晚，他又從瑞金出發，日夜兼程，趕到贛縣江口前線指揮部。朱德告訴毛澤東：按照你的意見，已把預備隊紅五軍團拉上來，在紅四軍支援下，使紅三軍團脫出險境。

中央紅軍這次攻打贛州歷時三十三天，城未攻下，傷亡達三千多人。毛澤東到前線指揮部后，經過調查，提議蘇區中央局在前線召開會議，討論打贛州的經驗教訓和紅軍下一步的行動方針。三月中旬，蘇區中央局擴大會議在贛縣江口舉行。毛澤東在會上指出攻打贛州是錯誤的，主張紅軍主力向敵人力量比較薄弱、黨和群眾基礎較好、地勢有利的贛東北發展。他這種主張，是要轉入外線的進攻作戰，以“出擊求鞏固”。但另一些人仍認為，紅軍攻打贛州是依據中央和中央局的決議，在政治上是正確的；勝敗乃兵家常事，現在雖從贛州撤圍，并不是不再打贛州了；紅軍還是要執行中央的“進攻路線”，要奪取中心城市的，主張紅軍開到湖南去。會議否決了毛澤東的意見，也沒有把部隊開到湖南去，決定紅軍主力“夾贛江而下”，向北發展，相機奪取贛江流域的中心城市或較大城市；以紅一、紅五軍團組成中路軍，以紅三軍團、紅十六軍等組成西路軍，分別作戰；毛澤東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和中革軍委委員身分率中路軍北上。朱德一九六四年二月九日曾賦詩《經閩西感懷》，對毛澤東這次意見遭受否決表示惋惜：“不聽仙人指，尋求武夷巔。越過仙霞嶺，早登天臺山。贛閩成一片，直到杭州灣。出擊求鞏固，滅敵在此間。”朱德在注釋中說明：“這首詩第一句以下各句，都是毛主席當時的指示精神”，“但這一正確主張，未被采納”。

當時，福建是國民黨軍事力量的薄弱環節，除張貞的第四十九師外都是地方保安部隊。閩西的紅十二軍剛占領了上杭、武平兩縣，守城的地方部隊被擊潰后退往廣東。毛澤東依據閩西敵情發生的變化，主張中路軍改變行動方向，轉向閩西。他在率領紅一軍團北上寧都集中的途中，向軍團領導人林彪和聶榮臻闡述中路軍向閩西發展的主張，并得到他們的贊同。林、聶在三月二十一日向中革軍委報告：“行動問題，我們完全同意毛主席意見。日前粵方開始派兵入閩贛討赤情形下，更應采毛主席意見。”(24)紅一軍團隨即進抵閩西長汀待命。

三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周恩來在瑞金主持召開蘇區中央局會議討論這個問題，決定將中路軍改稱東路軍，同意由毛澤東以中央政府主席身分率領東路軍攻打閩西的龍巖，并向東南方向發展。這對毛澤東是一個很大的支持。

會后，毛澤東趕到長汀。他向紅一軍團團以上干部作東征動員時，指出：我們的新任務，是經閩西向閩南方向發展。應該看到我們中央根據地沿贛江向北沒有多少發展余地，國民黨“剿共”的大本營就設在南昌。如果向西發展，有贛江梗阻，大部隊往返不方便。如向南發展，必然會和廣東部隊的主力頂牛。只有向東發展最為有利，一來有閩西老根據地作依托，二來閩南還有廣闊的發展余地，是一個最好的發展方向。因此，中央局決定由我帶領東路軍，打到外線去，打到閩南去，發展根據地，擴大紅軍的政治影響，并獲得物資補給。(25)

在長汀進一步了解福建境內情況后，毛澤東在三十日又致電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提出一個大膽的設想：遠離根據地，“直下漳州”。電文說：

“恩來同志：（一）電悉。政治上必須直下漳泉，方能調動敵人，求得戰爭，展開時局。若置于龍巖附近籌款，仍是保守局面，下文很不好做。（二）據調查，漳州難守易攻，故我一軍團及七師不論在龍巖打得著張貞與否，均擬直下漳州。（三）粵敵從大埔到龍巖脅我后路只須五天；五軍團從信豐到龍巖須十五天，故若待已知粵敵入閩，然后調動，必遲不及。（四）一軍團已開至汀東之新橋休息，以亂敵探耳目，候七師取齊，即先向東行。五軍團可隨后入閩，但至遲四月二十日須到達龍巖待命。十三軍亦須入閩，位于龍巖坎市，保障后路。現一軍團前進，后路完全空虛，七師望催兼程來汀，若七師不取齊，一軍團下漳州更單薄。（五）我明日去舊縣晤譚（震林）、張（鼎丞）。澤東　　酉三十日”(26)

對攻打漳州，有些人很有顧慮：懼怕紅軍主力遠離根據地后整個根據地被占。周恩來接到毛澤東的電報后，立刻從瑞金趕到長汀，在四月一日召開會議。毛澤東在會上闡述了這次戰役的政治意義。他還說明：“中央紅軍進攻漳州的任務是消滅張貞師，收繳軍事物資，幫助當地開展游擊戰爭。任務完成后，就回師中央蘇區，并不是要長期占領漳州。”(27)，會議又聽取中共福建省委關于漳州地區情況的報告，隨即批準了龍巖、漳州戰役計劃。

為了組織好這次戰役，毛澤東在會后帶警衛排星夜從汀江坐船趕往上杭。警衛員吳吉清回憶道：

“這時候，我們的心情都一樣，望著這滾滾的江面和烏云密布的夜空，有誰不為主席的安全著急呢？”“只聽他很風趣地一字一板地對老船工說：‘老人家！我們順流而下，正用得著大風大浪。當年，諸葛亮費了多大的勁，才借來了東風啊！今天，我們不必登上七星壇，風就來了，這還不是個便宜事兒？您就放心大膽地開船好羅！’”“夜空里，突然間飛來兩響刺耳的槍聲。”“緊接著，西岸大山的懸崖之上，也打過兩聲冷槍，好像在回答對方的問訊。看著這個情景，我們都知道進入了被紅軍打散的敵軍殘部的封鎖線了，便立刻掏出駁殼槍來，把身子貼伏在船沿上，做著應付一切意外的戰斗準備。并且在船上僅有的這一小塊地方，給主席和隨行的陸定一同志做好了掩護。可是，主席非常鎮靜，他讓我們把槍收起來，然后才不慌不忙地低聲說：‘敵人打冷槍是搜索情況，我們只裝作沒聽見。這樣就是勝利。不要忘記，我們今晚只唱‘借東風’，不唱‘草船借箭’。留著這伙殘敵，讓我們的赤衛隊去收拾好了！’”“就這樣，我們說說笑笑地到了上杭。”(28)

毛澤東一到上杭，經過調查，又致電周恩來：“敵一部既入閩，我直搗漳泉部隊必須更迅速更集中，否則敵占先著，我軍將進退維谷。五軍團全部必須立即出發，取直徑急行軍……于十四到龍巖。”“中央局、軍委宜移長汀。”(29)

四月十日拂曉，毛澤東和林彪、聶榮臻指揮紅一軍團乘敵不備，向龍巖發起進攻，消滅守軍張貞部近兩個團，在下午攻占龍巖城。第二天，他致電周恩來，報告在龍巖取勝的原因，說明將在這里休整兩天，待主力會合后，“即直下漳州”。并指出：“目前粵敵是對江西取攻勢，對福建取守勢。但我軍入漳，必能誘動該敵。”(30)

根據中革軍委的緊急命令，紅五軍團晝夜兼程，在十四日如期到達龍巖，同紅一軍團會合。毛澤東立刻以紅五軍團第十三軍駐守龍巖，負責保障從龍巖到漳州的供應線，第三軍隨紅一軍團南下進攻漳州。

毛澤東為什么斷定可以“直下漳州”？漳州雖是閩南重鎮，地處九龍江的入海口，交通便利，貿易發達，但地勢平坦，沒有城墻，易攻難守。張貞部第四十九師兩個旅和一些地方部隊約一萬人，孤立無援，主要依托漳州西北的天寶山一帶外圍丘陵地區進行防御。

紅軍經過實地調查，在四月十九日拂曉，對漳州外圍守軍發起進攻，迅速突破守軍主要陣地，向縱深方向擴展。張貞見屏障盡失，大勢已去，連夜燒毀軍械庫，棄城而逃。二十日，戰斗勝利結束，紅軍占領漳州城。

漳州戰役中，紅軍殲滅國民黨軍第四十九師大部，俘虜副旅長以下官兵一千六百七十四人，繳獲各種槍二千一百余支、各種炮六門、子彈十三萬發、炮彈四千九百發、無線電臺一部，還繳得飛機兩架，其中一架能飛，紅軍曾用它飛到廈門上空散發傳單。這一次勝利影響很大。毛澤東給周恩來的電報中說：“南靖一線，張貞大部消滅，達到剪除粵敵一翼之目的。這不但對鞏固閩西發展閩南游擊戰爭、援助東江紅軍有幫助，且因漳州海口之占領，影響時局甚大，有調動粵軍求得戰爭之可能。”(31)

入城第二天，毛澤東主持召開東路軍師長、師政委以上干部會議，布置入城后的任務，主要是：收集戰利品；搜查反革命分子；向群眾宣傳共產黨政策，分發谷物給群眾，擴大紅軍政治影響；向地主豪紳籌款；嚴格執行入城紀律，維持革命秩序。二十二日下午，他又向東路軍總部、紅三軍、紅四軍的連以上干部作報告。他風趣地說：“有人說我們紅軍只會關上門打狗，懷疑我們在白區能不能打仗，可是你們看，我們在白區不是打得蠻好嘛！”(32)

紅軍是在農村中成長壯大起來的，進了漳州這樣的城市后對什么都感到新奇。盡管毛澤東已估計到有人會把農村斗爭的一套搬用到城市中來，進城時就要求指戰員嚴格執行黨的城市政策，注意群眾紀律，但在實際工作中還是出現了一些問題，主要出在打土豪上。毛澤東一發現，立刻抓住實例，堅決加以糾正。當時擔任團長的楊成武回憶道：

“我們打土豪，出了紕漏。從山區來，語言不通，特別是頭一次打下了漳州這樣的城市，誰是土豪？開始，看是戴禮帽的、穿西服的、穿大褂的，戴眼鏡、拿文明棍、穿皮鞋的，都把他當土豪。我們那個團就抓了一百多個。類似這些問題，其他部隊幾乎都有發生。毛主席發現后，在他的住地，原漳州省立第三中學即現在龍溪地委機關內那座小樓門前的草坪上，召集了一個連支部書記（指導員）以上的干部會。毛主席在會上講了很多話，其中最主要的是說打土豪，你們打錯了很多，有的不是土豪，屬于華僑。（那時規定一條，不沒收商店、不沒收華僑資本家的商店，但可以要他們捐款。）毛主席說，你們為什么搞錯？只看現象，不看本質。第一個原因，沒有認真地很好地調查研究。我們在這里第一次聽毛主席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毛主席還說，沒有調查研究，就沒有發言權，更沒有抓人權。第二個原因是聽不懂本地話。毛主席說：越是不懂話，就越要調查研究。”“我們團抓的一百多人，經過審查，只有五六個是土豪，其他都不是，就給他們賠禮道歉，請吃飯，然后都放了。我們在進漳州的路上，看到一些香蕉、甘蔗，以為是資本家的，給吃了，也都統統賠了錢。這樣，黨的政策就貫徹得很好了，留下的影響很好，群眾同我們的關系很密切。這是一件比較大的事。”(33)

毛澤東在漳州規定的城市政策，比一年多前打開吉安時規定的政策更加完善了：強調商店照常營業；對一般工商業通過商會向他們籌款。聶榮臻回憶說：“當時陳嘉庚先生在漳州開有一座商店，派了他的款，他開始不交。我們只是派人進入他的商店，取走相當于所派款項的罐頭、膠鞋等給部隊吃用，仍令其繼續營業。后來全國解放見到陳嘉庚先生，他說起這件事，還是比較滿意的。他認為紅軍當年在漳州是講‘信用’的。”(34)

毛澤東在漳州還有一個很大的收獲，就是搜集到一大批書籍和報刊，特別是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哲學、政治經濟學等理論著作。當時陪同他去找書的漳州中心縣委秘書長曾志回憶說：

“我同他一同去龍溪中學翻書，在圖書館里他一邊翻一邊說，這個好，那個好，找了好多書，恐怕有好幾擔書，是用汽車運回中央蘇區的。他很可能就是在這里找到《資本論》、《兩種策略》、《“左”派幼稚病》、《反杜林論》等書和經濟之類書的。”(35)

這些書運到中央蘇區后，毛澤東不但自己讀，有幾本書還推薦給其他領導人看。彭德懷回憶道：一九三三年秋天，“接到毛主席寄給我的一本《兩種策略》，上面用鉛筆寫著（大意）：此書要在大革命時讀著，就不會犯錯誤。在這以后不久，他又寄給一本《“左”派幼稚病》（這兩本書都是打漳州中學時得到的），他又在書上面寫著：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書，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會知道‘左’與右同樣有危害性。”(36)

東路軍在漳州停留了四十九天，發動群眾，籌集了款項一百多萬元，動員了近千群眾參加紅軍，還調撥幾百支槍給閩南游擊隊，編成中國工農紅軍閩南獨立第三團。

同樣是城市，為什么打贛州是錯的，打漳州是正確的？為什么毛澤東堅決反對打贛州，卻主張打漳州？原因就在于這兩個城市的具體條件不同。親身經歷這兩次戰役的聶榮臻回憶道：

“打贛州，沒有打下來，吃了個大苦頭。打漳州，打下來了，吃了一個甜頭。兩者相距一個多月。兩相比較，究其原因，贛州，是敵人的強點，又有國民黨大部隊增援，再加上我們偵察警戒疏忽，所以吃了虧，毛澤東同志一開始就不主張打。漳州，是敵人的薄弱點，毛澤東同志就贊成我們打，并且親自指揮我們打，取得了勝利。所以，選擇敵人的弱點打，應該是我們處于劣勢的部隊絕對要遵守的一個軍事原則。此外，即使漳州打下來了，也不能引申說凡城市都可以打。普遍地攻打城市，在當時條件下顯然是錯誤的。‘爭取一省和數省首先勝利’，‘奪取中心城市’等口號顯然更是戰略性的錯誤。”“這是我跟隨毛澤東同志東征領會的戰略思想。”(37) 


　　正當毛澤東率東路軍進攻龍巖、漳州的時候，蘇區中央局委員項英到上海，在四月十一日向臨時中央常委會報告了中央局在贛南會議前后的情況。他剛講到中央區“狹隘經驗論障礙新路線的執行”，一個中央常委就插話說：“中央區的領導，我以為對于目前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是民粹派的觀點，是離開布爾什維克的認識的。中央區是以為目前的革命是農民或貧民的革命（雖然沒有文件上表示出來），這是與國際指出目前是民主的革命工農專政、無產階級領導權的意義是原則上的不同。這在土地問題上、黨的問題上、職工決議上、反帝問題上都表現出來。因此，中央區的領導是脫離了布爾什維克的路線的。”另一個常委又說：“狹隘的經驗論，毋寧說是機會主義障礙路線的執行。”(38)他們的意思是說：贛南會議批評毛澤東的“狹隘經驗論”是遠遠不夠的，必須提到反對“機會主義”的路線高度。會后，臨時中央連續在四月十四日和五月二十日發出文件嚴厲批評贛南會議和蘇區中央局。

項英帶著臨時中央的批評意見，從上海回到中央蘇區。中共蘇區中央局已收到臨時中央四月十四日的指示信，又提前知道了中央五月二十日指示電中批評“右傾機會主義”的內容，一面準備接受中央批評，一面將臨時中央四月指示信的精神電告正在前線的毛澤東。

臨時中央在這封指示信中，重申“日本占領滿洲是帝國主義新的瓜分中國的開始，是進攻蘇聯的具體的危險的步驟”，并說“反蘇聯戰爭的危險是箭在弦上”。信中說：國民黨政府“正在積極的向著中國蘇維埃與紅軍作全線的新的總進攻”。信中提出：“擴大蘇區，消滅國民黨的武力，是給帝國主義的直接打擊，是與帝國主義決戰的準備，是民族革命戰爭勝利的先決條件，是真正的擁護蘇聯的革命爭斗。”最后強調地提出：“右傾機會主義的危險是各個蘇區黨目前的主要危險。”(39)

毛澤東接到來電后，斷然認為：臨時中央對形勢的分析、黨的任務的規定和對黨內主要危險的判斷，是同實際情況完全不符的。他在五月三日復電蘇區中央局：

“電悉。中央的政治估量和軍事戰略，完全是錯誤的。

第一，三次戰爭和日本出兵之后的中國統治勢力，特別是蔣系，已經受到很大的打擊，對于我們只能取守勢防御的攻擊，至于粵軍亦是防御攻擊性質。”

“第二，在三次戰爭以后，我們的軍事戰略，大規模上決不應再采取防御式的內線作戰戰略，相反要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在現時的敵我形勢下，在我軍的給養條件下，均必須跳出敵人的圓圍之外，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才能達到目的。”“此次東西兩路軍的行動完全是正確的。東路軍深入漳州決不是主要為著籌款，西路軍的分出也沒有破壞集中的原則。我們已跳出敵人的圓圍之外，突破了敵人的東西兩面，因而其南北兩面也就受到我們極大威脅，不得不轉移其向中區的目標，向著我東西兩路軍行動。”(40)

這份復電里，毛澤東提出了在三次反“圍剿”勝利后，要采取進攻的外線作戰戰略。這是在新條件下作出的一個重要概括，是對江口會議上提出以“出擊求鞏固”思想的發展。

蘇區中央局沒有能像毛澤東那樣堅決頂住來自共產國際和臨時中央的錯誤批評。五月十一日，中央局在長汀作出決議說：“目前事變的發展，更加證明了國際與中央分析的完全正確與中央局估量的絕對錯誤。”中央局承認“自去年三次戰爭勝利以來對于目前政治形勢的估量，犯了極嚴重的一貫的右傾機會主義錯誤”，表示要“徹底糾正”這種“錯誤”。(41)

這時，蔣介石發動的第四次“圍剿”開始了。他們先集中兵力進攻鄂豫皖、湘鄂西兩個蘇區，企圖得手后再大舉進攻中央蘇區。六月初，在中央蘇區的周圍，國民黨集中了四十個師以上的兵力，粵軍已向北進攻贛南。毛澤東率東路軍撤離漳州、龍巖地區，回師贛南。

毛澤東回到長汀，看見蘇區中央局五月十一日的決議，十分不滿，而這個決議是在他沒有出席的情況下作出的。他在九年后曾寫道：“六月回到長汀，見了這個皇皇大文，茅塞為之頓啟。知道是采的缺席裁判辦法，一審終結，不許上訴的。”(42)

東路軍回師后，紅軍編制作了調整，恢復紅一方面軍總部，仍轄紅一、紅三、紅五這三個軍團，由朱德兼任總司令、王稼祥兼任總政治部主任。毛澤東沒有恢復總政治委員的職務，仍以臨時中央政府主席身分隨紅一方面軍總部行動。

在贛南前線，紅一方面軍總部根據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關于“解決入贛敵軍”的意圖，組織了南雄、水口戰役。七月上旬在贛南、粵北的南雄、水口等地擊潰粵軍十五個團，使入侵贛南的粵軍退回南雄。聶榮臻后來說：“粵敵經過這次教訓，全部退出贛南根據地，以后很長時間未敢輕舉妄動，使我贛南根據地得以安定了一段時間，這對于我們爾后的北線作戰是很有利的。”(43)但這次戰役由于兵力不夠集中，沒有能大量地殲滅敵人，紅軍自身的傷亡也相當大，只打成一個擊潰戰。

七月二十一日，周恩來作為蘇區中央局代表趕到前線。后方工作由中央局副書記任弼時和臨時中央政府副主席項英主持。鑒于中央局提議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四人聯名致電后方中央局：“我們認為，為前方作戰指揮便利起見，以取消政府主席一級，改設總政治委員為妥，即以毛任總政委。作戰指揮權屬總司令總政委，作戰計劃與決定權屬中革軍委，關于行動方針中央局代表有決定權，會議只限于軍委會議。”(44)但中央局仍堅持由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周恩來再次寫信向中央局進一步陳述：這將“弄得多頭指揮，而且使政府主席將無事可做”。“澤東的經驗與長處，還須盡量使他發展而督促他改正錯誤”。信中堅持由毛澤東擔任紅一方面軍總政委，強調“有澤東負責，可能指揮適宜”。(45)

八月上旬，毛澤東在興國出席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主張設在后方的中央局“不要干涉前方的軍事行動”。會議經過爭論，同意毛澤東提出的外線作戰要在有勝利把握的情況下進行的建議，決定紅一方面軍主力在贛江以東的地區北上作戰，先消滅樂安、宜黃的國民黨軍隊，再打由贛江以西或由南城、南豐等地前來的援軍，進而威逼和奪取吉安、撫州（臨川），以配合鄂豫皖、湘鄂西根據地紅軍反“圍剿”斗爭。這次中央局會議決定，在前方組成由周恩來任主席，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為成員的最高軍事會議，負責決定前方的行動方針和作戰計劃；毛澤東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會后，中革軍委正式發布命令，任毛澤東為紅一方面軍總政委。

中革軍委根據興國會議精神，在八月八日下達關于發起樂安、宜黃戰役的軍事訓令。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率領紅一方面軍佯作向西行動以迷惑對方，主力卻秘密北上，經過一星期的急行軍，到達樂安附近，對方還沒有察覺。

八月十五日，毛澤東、朱德簽發訓令，突然向樂安縣城發起攻擊。十七日，攻克樂安。二十日攻克宜黃。二十三日又乘勝占領南豐。

樂安、宜黃戰役是成功的。這一仗，行動隱蔽，出敵不意，速戰速決，各個擊破，殲滅國民黨軍第二十七師，俘虜五千多人，繳獲長短槍四千余支以及一批軍用物資，創造了在一周內連克三座縣城的成績，直接援助了鄂豫皖與湘鄂西兩蘇區和紅軍的反“圍剿”作戰。

樂宜戰役取得勝利后，下一步如何行動？蘇區中央局在前方和在后方的成員之間發生了嚴重分歧。在前方指揮作戰的周、毛、朱、王從實際情況出發，沒有按照蘇區中央局原定計劃向國民黨軍隊重兵集結的地區推進——西取吉安或北攻撫州，而是揮師東進，攻打南城，準備打開贛東局面。當紅一方面軍主力進抵南城近郊時，發現國民黨軍隊已在這里集中三個師準備固守，并有援軍趕來，當地地形也不利于紅軍作戰。周、毛、朱、王立刻當機立斷地改變攻打南城的計劃，將紅軍主力退卻到根據地內的東韶、洛口，隨后又撤至寧都以北的青塘一帶休整，尋求戰機。

可是，在后方主持蘇區中央局工作的領導人不同意前方的布置，批評他們在撤圍南城后，“不迅速向西求得在宜黃以西打擊陳（誠）吳（奇偉）則是缺點”，“撤退東（韶）洛（口）”，“再撤退寧都青塘待敵前進，我們認為是不正確的決定”，“這給群眾以十二分不好影響”。(46)他們一再催促紅一方面軍繼續北上，威脅南昌，以減輕“圍剿”軍對鄂豫皖、湘鄂西等蘇區的壓力。在前方的周、毛、朱、王在九月二十三日復電蘇區中央局，明確指出：“出擊必須有把握的勝利與消滅敵人一部，以便各個擊破敵人，才是正確策略；否則，急于求戰而遭不利，將造成更嚴重錯誤。”相隔一天，蘇區中央局再電周、毛、朱、王，說：“我們不同意你們分散兵力，先赤化南豐、樂安，逼近幾個城市來變換敵情，求得有利群眾條件來消滅敵軍”，“這在實際上將要延緩作戰時間一個月以上”，“可以演成嚴重錯誤”。(47)

同日，周、毛、朱、王致電蘇區中央局，堅持原定作戰計劃，并強調指出：“現在如能馬上求得戰爭，的確對于鄂豫皖、湘鄂西是直接援助，并開展向北發展的局面，我們對此已考慮再四。但在目前敵情與方面軍現有力量條件下，攻城打援部隊是無把握的。若因求戰心切，魯莽從事，結果反會費時無功，徒勞兵力，欲速反慢，而造成更不利局面。”(48)

毛澤東、朱德根據前方最高軍事會議的決定，在二十六日發出紅一方面軍向北工作一個時期的訓令：在目前敵軍堅守據點、向中央蘇區游擊進擾與迅速布置大舉進攻的情況下，“決心在宜（黃）、樂（安）、南豐之間以戰備姿勢布置目前的戰場”。(49)這是一個符合前線實際情況的正確決策。

蘇區中央局對紅一方面軍這個訓令十分生氣，又收到臨時中央七月二十一日長信和九月下旬要求在敵軍合圍前“擊破一面”的指示電，就致電周、毛、朱、王：“九月沿（廿六）訓令收到，我們認為這完全是離開了原則，極危險的布置。中央局決定暫時停止行動，立即在前方開中局全體會議。”(50)

十月三日至八日間，蘇區中央局全體會議在寧都小源召開，史稱寧都會議。出席會議的有在后方的任弼時、項英、顧作霖、鄧發，有在前方的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列席的有劉伯承。

會上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會議沒有留下記錄，用《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上的話來說：是“開展了中央局從未有過的反傾向的斗爭”。(51)爭論的焦點是前線的作戰方針問題。毛澤東堅持九月二十六日訓令的觀點，不同意紅軍無條件地離開蘇區出擊強敵。中央局一些成員，根據臨時中央歷次指示，批評前方“表現對革命勝利與紅軍力量估量不足”，“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澤東表現最多”。會上指責毛澤東對“奪取中心城市”方針的“消極怠工”，是“上山主義”、“東北路線”，把他提出的“誘敵深入”方針，指責為“守株待兔”、“專去等待敵人進攻的右傾主要危險”，(52)把他五月三日復電中對臨時中央的反批評斥為“不尊重黨領導機關與組織觀念的錯誤”。

會上有人提出把毛澤東召回后方，專負中央政府工作責任，由周恩來負戰爭領導的總責。周恩來承認前方確有以準備為中心的觀念，有等待傾向，但指出后方對毛澤東的批評過分，不同意把毛澤東調回后方，認為“澤東積年的經驗多偏于作戰，他的興趣亦在主持戰爭”，“如在前方則可吸引他供獻不少意見，對戰爭有幫助”。他提出可供選擇的兩種方案：“一種是由我負主持戰爭全責，澤東仍留前方助理；另一種是澤東負指揮戰爭全責，我負監督行動方針的執行。”朱德、王稼祥也不同意毛澤東離開紅軍領導崗位。但多數與會者認為毛澤東“承認與了解錯誤不夠，如他主持戰爭，在政治與行動上容易發生錯誤”。毛澤東因既然不能取得中央局的全權信任，堅決不贊成由他“負指揮戰爭全責”。會議最后通過周恩來提議中的毛澤東“仍留前方助理”的意見，同時批準毛澤東“暫時請病假，必要時到前方”。(53)

會后，毛澤東準備到長汀福音醫院療養。他對王稼祥說：算了吧，我們是少數，還是服從多數吧！對向他送別的周恩來表示：前方軍事急需，何時電召便何時來。

正當寧都會議期間，臨時中央常委會在十月六日開會討論蘇區中央局的問題。博古批評道：“分散工作的觀點，我是堅決反對的。在這里澤東又表現他一貫的觀念，同時伍豪不能將自己正確路線與自己的權威與之作堅決斗爭，而表示沒有辦法，又暴露一次調和以至投降的弱點。澤東的觀點是保守、退卻。”同時還強調：“我以為應該做堅決的斗爭，但不一定指出澤東名字，而與他的傾向在黨內作積極的斗爭，這因為要估計到澤東在蘇區紅軍中的威信。”張聞天表示：“澤東可調回后方做蘇維埃工作。”(54)會議決定，立即去電蘇區中央局。

蘇區中央局接到臨時中央這個指示電時，寧都會議已經結束，毛澤東已離開前線回后方。留在寧都的中央局委員繼續開會，根據臨時中央來電，決定毛澤東回后方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一職由周恩來代理。十月二十六日，臨時中央又正式任命周恩來兼任紅一方面軍總政治委員。

第二年六月上旬，在寧都再次召開中央局會議時，毛澤東對前次寧都會議提出批評，但博古作的結論中重申那次會議是正確的，說沒有第一次寧都會議，就沒有第四次反“圍剿”的勝利。(55)一九三六年九月中旬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毛澤東再次講到寧都會議，說撤掉軍職“是缺席裁判，并且不通知”，這完全是一種“高慢的宗派主義”。(56)

寧都會議解除了毛澤東在紅軍中的領導職務，迫使他暫時離開紅軍。這不僅是對毛澤東的打擊，而且最后導致了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和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喪失。 


　　毛澤東在十月中旬抵達長汀福音醫院養病，在院長傅連暲安排下住進老古井醫院休養所——一棟兩層的花園小樓房里。他一到醫院，就去探視在這里分娩的妻子賀子珍。在休養所里，還住著正在養病的周以栗、陳正人，他們也受到“左”傾教條主義領導人的打擊。三個人幾乎每天都在一起聚談。毛澤東毫不隱諱自己對許多問題的看法。據賀子珍回憶，毛澤東當時說：

“教條主義真害死人！他們不做實際工作，不接觸工人、農民，卻要指手劃腳，到處發號施令。同國民黨打仗，怎樣才能取勝？農民為什么會革命？他們懂嗎？”(57)

他還同在福音醫院治傷而即將出院的福建省委代理書記羅明長談了一次，特別強調要在上杭、永定、龍巖等老根據地發展游擊戰爭，以牽制和打擊國民黨軍隊主力的進攻。羅明回憶道：

“他概括地總結了三次反‘圍剿’斗爭取得勝利的經驗，然后指出，福建和江西一樣，應加緊開展廣泛的地方游擊戰爭，以配合主力紅軍的運動戰，使主力紅軍能集中優勢兵力，選擇敵人的弱點，實行各個擊破，消滅敵人的有生力量，粉碎敵人的第四次‘圍剿’。他還指出，在杭、永、巖（上杭、永定、龍巖）老區開展游擊戰爭，牽制和打擊漳州國民黨第十九路軍和廣東陳濟棠部隊的進攻，對于粉碎敵人的‘圍剿’、保衛中央蘇區是十分重要的。”(58)

羅明出院后，在長汀主持召開中共福建省委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意見，得到大家的贊同。省委立刻決定派羅明為特派員到杭、永、巖一帶進一步開展游擊戰爭。他到那里后，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向省委寫了《對工作的幾點意見》，提出紅軍應向敵人力量薄弱的地區發展，以鞏固和擴大閩西根據地；對擴大紅軍要有計劃有步驟地進行，不能一味削弱地方武裝去“猛烈擴大紅軍”等。這在后來被認為是所謂“羅明路線”的“鐵證”。當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博古等從上海進入中央蘇區時，途經上杭，羅明去迎接他。博古就責問羅明：“你是省委代理書記，不領導全省工作，來杭、永、巖干什么？”羅明回答：“是按照毛澤東同志的指示并經省委研究決定，來這里開展游擊戰爭的。”博古問羅明對當前斗爭有什么意見，羅明談到要和各黨派、各軍隊聯合起來共同抗日。他還沒有講完，博古便不耐煩地說：“吃飯了，不談了。”(59)博古到長汀時，有人提議去看一下正在療養的毛澤東。博古又說：毛澤東有什么可看的。這些，預示著毛澤東的處境將更加困難。 


　　①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64頁。

② 毛澤東、朱德等：《中國工農紅軍為日本帝國主義強占滿洲告白軍士兵兄弟書》，1931年9月25日。

③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06頁。

④ 任弼時在延安整風會議上的發言提綱，1943年11月。

⑤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頁。

⑥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頁。

⑦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頁。

⑧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頁。

⑨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頁。

⑩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487、448、459、486、478、483頁。

⑾《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20—221頁。

⑿中共蘇區中央局1931年10月給中共臨時中央的電報。

⒀《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772、773頁。

⒁蕭勁光：《紅五軍團的初創時期》；《中共黨史資料》第17輯，中共黨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65頁。

⒂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43年6月28日。

⒃袁血卒：《“寧都兵暴”閃耀著毛澤東思想光輝》，《我與毛澤東的交往》，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11月版，第193—196頁。

⒄《蕭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97頁。

⒅《何長工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12月版，第302頁。

⒆周恩來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講話，1943年6月28日。

⒇《中共中央關于爭取革命在一省與數省首先勝利的決議》，1932年1月9日。

(21)《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73頁。

(22)《郭化若軍事論文選集》，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6月版，第72—73頁；訪問郭化若記錄，1982年3月12日。

(23)《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636、637頁。

(24)《紅一軍團關于完全同意毛主席的行動方針的報告》，1932年3月21日。

(25)《聶榮臻回憶錄》（上），戰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0—141頁。

(26)毛澤東對一、五軍團行動的意見致周恩來電，1932年3月30日。

(27)《羅明回憶錄》，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10頁。

(28)吳吉清：《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100、103、104、108頁。

(29)毛澤東關于一、五軍團行動與中央局、軍委遷移長汀等問題給周恩來電，1932年4月2日。

(30)毛澤東關于龍巖戰斗勝利原因和巖永今后工作問題致周恩來電，1932年4月11日。

(31)毛澤東對今后行動方針和新區、白區工作的意見致周恩來電，1932年4月22日。
　　(32)《聶榮臻回憶錄》（上），戰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6頁。

(33)《楊成武談紅軍東征攻打漳州》，福建省中共黨史研究會、中共福建省委黨校黨史研究室《黨史研究參考資料》1982年第5期。

(34)《聶榮臻回憶錄》（上），戰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47頁。

(35)訪問曾志記錄，1987年11月。

(36)《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83頁。

(37)《聶榮臻回憶錄》（上），戰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0頁。

(38)中共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記錄，1932年4月11日。

(39)《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93—201頁。

(40)毛澤東關于對政治估量、軍事戰略和東西路軍任務的意見致電蘇區中央局，1932年5月3日。

(41)《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8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209—219頁。

(42)毛澤東：《駁第三次左傾路線》，1941年上半年。

(43)《聶榮臻回憶錄》（上），戰士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55頁。

(44)《周恩來書信選集》，中央文獻出版社1988年1月版，第79頁。

(45)周恩來：關于池江、水口兩次戰役初步總結及組織問題給蘇區中央局的信，1932年7月29日。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提議由毛澤東任總政委的電報》，1932年7月25日。

(46)任弼時、顧作霖對方面軍行動的意見致前方電，1932年9月7日。

(47)蘇區中央局復前方電，1932年9月25日。

(48)周恩來、毛澤東、朱德、王稼祥給中央局電，1932年9月25日。

(49)紅一方面軍在敵人尚未大舉進攻前部隊向北工作一個時期的訓令，1932年9月26日。

(50)《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

(51)蘇區中央局致前方電，1932年9月29日。

(52)王稼祥：《回憶毛主席革命路線與王明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紅旗飄飄》第18期，第52頁。

(53)《蘇區中央局寧都會議經過簡報》，1932年10月21日。

(54)中央常委會記錄，1932年10月6日。

(55)任弼時延安整風筆記，1943年11月。

(56)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記錄，1936年9月15、16日。

(57)《賀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1頁。

(58)《羅明回憶錄》，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20頁。

(59)《羅明回憶錄》，福建人民出版社1991年2月版，第12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