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四、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下）

進入一九三三年，當湘鄂西和鄂豫皖兩個蘇區的紅軍主力相繼退出原有根據地后，蔣介石便集中五十萬兵力開始對中央蘇區進行第四次“圍剿”，同時進一步加緊經濟封鎖。他們把這兩手同時并用：軍事“圍剿”是“殺死政策”，經濟封鎖是“餓死政策”。中央蘇區軍民面臨著打破敵人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兩大任務。打破軍事“圍剿”，由在前方的周恩來、朱德指揮。打破經濟封鎖這副艱難的擔子便主要地落到毛澤東的肩上。

這時，中央蘇區內部的狀況已發生一個重要變動。一月下旬，在中共臨時中央負總責的博古等因為在國民黨統治下的上海已難以立足，轉移到中央蘇區的中心——瑞金，直接領導中央蘇區的工作。

二月中旬，被撂在長汀休養了四個月的毛澤東，接到召他回瑞金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的命令。他帶著賀子珍，孩子及警衛員一同回到瑞金，住在臨時中央政府所在地葉坪村。但把他調回來工作其實是有條件的。中央檔案館保存著臨時中央或蘇區中央局在上年十一月留下的一份殘缺的電報，里面寫道：“我們可以同意現在召回澤東同志與公開批評他的錯誤觀點，批評方法應該說服教育，并繼續吸引他參加領導機關的工作，不然，在目前將削弱我們的地位。”可見，他是在得不到信任的困難條件下重新出來工作的。

毛澤東一出來主持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首先抓的是要使人民委員會的機構正常運轉起來，解決各部的散亂問題，以實現打破國民黨當局軍事“圍剿”和經濟封鎖的任務。二月二十六日，中華蘇維埃臨時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舉行第三十五次常會，決定：

“一、議決對國民黨軍閥向蘇區與紅軍的大舉進攻大燒大搶及經濟封鎖（尤其是斷絕食鹽）的殘暴政策，呈請中央執行委員會通電全國，號召全國工農群眾，堅決反對，一致的來粉碎敵人的進攻，推翻帝國主義國民黨的統治，只有這樣才能將敵人燒殺搶劫及經濟封鎖的野蠻殘暴政策歸于消滅。

二、議決呈請中央執行委員會批準向富農募捐，以充實粉碎敵人四次進攻的戰費。

……

七、為加強中央各部的工作，議決責成各部迅速召集各部會議，以檢閱過去工作，討論今后行政實施方針，并健全各部組織。”①

會后，毛澤東、項英等發布臨時中央政府為打破敵人對蘇區的經濟封鎖告群眾書，號召蘇區民眾，在中央政府領導下，用一切力量幫助前方紅軍粉碎國民黨軍隊的大舉進攻，同時加緊春耕，設法輸出本地土產、輸入油鹽洋布，并集股組織消費合作社，有組織地進行買賣，來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

在臨時中央政府各部工作開始正常運轉起來后，毛澤東立刻抓緊督促檢查，健全各種工作制度，要求各部制定工作計劃，每月向人民委員會報告工作。如：責成教育部即日頒發各級教育部的組織綱要，健全教育行政系統；責成土地部立即檢查各地的春耕運動情形；責成國民經濟部即日起草組織綱要及目前工作方針等。這樣，政府各部日益發揮起各自的職能作用。

這段時間內，周恩來、朱德在前線，頂住了臨時中央和蘇區中央局一再命令他們強攻南豐的壓力，率領紅一方面軍在黃陂和草臺岡先后打了兩次成功的大兵團伏擊戰，共殲滅國民黨軍隊近三個師，二萬八千人，其中包括陳誠的精銳部隊，取得了粉碎國民黨軍隊第四次“圍剿”的巨大勝利。

局勢本來正在向有利方面迅速轉變。但是，進入中央蘇區的臨時中央卻置這些于不顧，反而在“進攻路線”的旗號下，聲勢浩大地批判起所謂“羅明路線”來。他們抓住羅明一月下旬向省委所寫的《對工作的幾點意見》，在二月十五日由蘇區中央局作出《關于閩粵贛省委的決定》（一九三一年十一月間，閩粵贛特委改為臨時省委，不久由羅明任書記。第二年二三月間，福建黨代會上成立福建省委，羅明任省委代理書記。此處所說閩粵贛省委實際上是福建省委。）指責省委內“小部分同志中，顯然形成了以羅明同志為首的機會主義路線”，決定“在黨內立刻開展反對以羅明同志為代表的機會主義路線的斗爭”，并撤銷他的省委代理書記職務②。省軍區司令員譚震林、省蘇維埃政府主席張鼎丞等，隨后也被撤職。

接著，臨時中央又開展反對江西的“羅明路線”，主要是批判鄧小平、毛澤覃、謝維俊、古柏。他們中的幾個中心縣委書記，在“贛南會議”上就曾公開同中央代表團爭論，不同意對毛澤東的批評。以后，他們又依據實際情況，在軍事上主張“誘敵深入”來消滅敵人，不贊成把敵軍擋在根據地大門外硬拼；在工作上主張對根據地的中心區和邊緣區應當有所區別；在土地分配上仍然堅持“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原則等。從而被認定是“江西羅明路線”的代表人物，被指責為“對革命悲觀失望的右傾機會主義的逃跑退卻路線”，“對于四中全會后的新的中央領導表示極端不信任”③。接著，又把蕭勁光當作紅軍中的“羅明路線”代表來批判，開除黨籍和軍籍，還判了刑。十幾年后，博古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曾說道：

“蘇區反對羅明路線，實際是反對毛主席在蘇區的正確路線和作風。這個斗爭擴大到整個中央蘇區和周圍的各個蘇區，有福建的羅明路線，江西的羅明路線，閩贛的羅明路線，湘贛的羅明路線等等。這時的情形可以說：‘教條有功，欽差彈冠相慶；正確有罪，右傾遍于國中。’”④

毛澤東一九三六年九月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也講到這個問題：

“對干部問題，我只講到一個問題，如羅明路線，究竟是怎樣了，到現在還沒有明顯指出。他只是工作上的問題，不是路線問題。再還有些做了一件好事，還要說他是做了一件壞事。如羅明路線在江西，更是說得過火，如對鄧子恢、張鼎丞、曾山等同志的問題，對蕭勁光問題，還有很多，后來發現七個書記撤職。這些都說明過去對干部問題是有錯誤的。那時，有些人無形中說什么毛派，也是不對的。”⑤ 


　　反對羅明路線的矛頭實際上指向毛澤東，這是許多人都看得清楚的。那么，為什么沒有公開地點名批判毛澤東？臨時中央不是不想這樣做，而是因為毛澤東在國內外都有很大影響，共產國際執委會有過一個電報干預這件事：“對毛澤東必須采取盡量忍讓的態度和運用同志式的影響，使他完全有可能在黨中央或中央局領導下做負責工作。”⑥這才使他有可能繼續主持臨時中央政府的工作，但他境況的艱難是可想而知的。

毛澤東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期間，以很大的精力來領導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

這在當時是關系到中央蘇區生死存亡的大問題。那時候，中央蘇區大體上有三百萬人口，主力紅軍、地方武裝和機關工作人員約十萬多，不發展生產怎么行呢？毛澤東對這個問題極其重視。原來擔任《紅色中華》主編的王觀瀾回憶道：“生產如何發展？與戰爭如何結合？戰爭第一，生產、生活如何辦？毛澤東同志提出，這些問題不解決，革命戰爭能不能維持，就成為大問題。”⑦

為了消滅中央蘇區，國民黨政府在發動大規模軍事“圍剿”的同時，加緊經濟封鎖，企圖使中央蘇區軍民“不能存一粒米、一撮鹽、一勺水的補給”，造成經濟枯竭，無法生存下去。一九三二年起這種經濟封鎖更加緊了。“企圖建立縱深二百六十里的封鎖網，在蘇區周圍設立食鹽公賣局，限制每人每天只買鹽三四錢，每月不得超過一斤，把群眾的糧食搜掠到反動的堡壘里去。”⑧嚴密的經濟封鎖給中央蘇區造成的困難越來越大：“農民分得了土地，生產出來的稻谷、花生、大豆等農產品賣不出去，價格一跌再跌，而蘇區的食鹽、洋布、煤油、西藥等工業品，十分奇缺，價格越來越高。當時流行一句話：‘有人拿走一粒鹽，店主趕過三家店。’由于工業品的缺乏，嚴重地影響了群眾的生產和紅軍的給養。”⑨

一九三一年底，臨時中央一些“左”的經濟政策推行到中央蘇區來，更是雪上加霜。到一九三三年春夏，中央根據地經濟嚴重惡化：工商業凋零，食鹽、布匹、藥品等日用品極端缺乏，價格昂貴，部分地方因缺糧而發生饑荒。

這便是擺在毛澤東面前的嚴峻局面。

為了扭轉這種局面，毛澤東先從健全領導機構著手。一九三三年二月二十六日，他主持人民委員會常會決定：“為發展蘇區的國民經濟以適應革命的發展，議決呈請中執委批準設立各級國民經濟部，并委任鄧子恢同志兼任中央國民經濟部部長。”⑩三月二十三日，毛澤東、項英等簽發命令指出：“過去蘇區對于國民經濟問題異常忽視，應該予以迅速的轉變。”四月，國民經濟人民委員部成立，下設設計局、調查統計局、糧食調劑局、合作社指導委員會、國營企業局和對外貿易處。七月二十日，毛澤東、項英等簽發中央政府通告，強調指出：“革命戰爭的猛烈發展，要求蘇維埃采取堅決的政策，去發展蘇區的國民經濟，抵制奸商的殘酷剝削，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使群眾生活得到進一步的改良，使革命戰爭得到更加充實的物質上的力量。這一重大任務，是迫切擺在整個蘇維埃與廣大工農群眾的面前。”⑾

為了廣泛動員群眾開展大規模的經濟建設運動，全面部署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工作，臨時中央政府先后召開兩次大會：一次是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八月十二日至十五日在瑞金舉行；一次是北部十一縣經濟建設大會，八月二十日至二十八日在博生縣（原寧都縣）舉行。這種經濟建設大會，以前在蘇區是沒有開過的。

毛澤東在南部十七縣經濟建設大會上作了題為《關于粉碎敵人五次“圍剿”與蘇維埃經濟建設任務》的報告。編入《毛澤東選集》中的《必須注意經濟工作》一文，就是這個報告中的重要部分。報告從根據地實際情況出發，指出經濟建設的目的是為著革命戰爭的勝利，也是為著改善群眾的生活。他尖銳地批評了戰爭忙“沒有閑工夫去做經濟建設工作”、要等戰爭勝利了“才能進行經濟建設”的錯誤認識。要求各級政府抓緊對經濟工作的領導。在領導方式上要群眾化，反對官僚主義；在工作方法上要和群眾商量辦事，反對命令主義。他強調指出：

“我們的目的不但要發展生產，并且要使生產品出口賣得適當的價錢，又從白區用低價買得鹽布進來，分配給人民群眾，這樣去打破敵人的封鎖，抵制商人的剝削。我們要使人民經濟一天一天發展起來，大大改良群眾生活，大大增加我們的財政收入，把革命戰爭和經濟建設的物質基礎確切地建立起來。”⑿

這兩次經濟建設大會召開后，在各級蘇維埃政府的具體指導下，中央蘇區出現了蓬蓬勃勃的群眾性經濟建設熱潮，各項建設工作逐步發展起來。

毛澤東把大力發展農業作為經濟建設中頭等重要任務來抓。王觀瀾回憶道：“毛澤東同志抓政府工作時，抓得很緊。農業生產當時主要是勞力問題，雇零工平時一天要三至四毛，到割禾時，一天兩三元也雇不到。紅軍家屬雖有耕田隊幫忙，但也時常發生不能及時解決耕種的問題。地方工作越先進，參軍的人越多，壯勞力也就越少，生產就越困難。所以，毛澤東同志重點抓了創辦勞動互助社、犁牛合作社，常親自講演，予以提倡、推廣。換工本來在民間早有習慣，犁牛合作社是以查出多余的牛為基礎發展起來的。有一個章程，對使用管理和喂養耕牛都有具體規定。但農忙時，勞力還感不足，以后就發動婦女參加勞動，抓典型，獎勵推廣。江西婦女原沒有下田的習慣，通過動員，婦女的生產積極性調動起來了，成了一支生力軍。就這樣，解決了農業生產中勞力不足的問題。一九三三年，全蘇區農業生產平均增產一成半，紅軍給養有了保證，一九三四年那一年，農業生產也是大豐收。”⒀

打破國民黨的經濟封鎖，也是放在中央蘇區經濟工作面前的一項嚴重任務。由于這種嚴密的封鎖，造成中央蘇區內鹽、布、西藥奇缺，而糧食、鎢砂、煙、紙、樟腦卻出口困難，直接影響了群眾和紅軍的生活，影響了革命戰爭。有人回憶說：“毛澤東同志很重視這項工作，號召我們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發展對外貿易，把糧食、鎢砂、木頭、樟腦、紙張、煙葉、夏布輸出到白區去，賣得適當的價錢，從白區購買必需品，如食鹽、布匹進來，分配給人民，打破敵人的封鎖。當時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劉少奇同志，副委員長陳云同志、朱琪同志都親自抓這項工作。”⒁他們采取了許多符合實際情況的靈活政策：獎勵私人商業經營各種蘇區必需的商品；對某些日用品和軍需品實行減稅；國營商業盡量利用私人資本與合作社資本，同他們實行多方面的合作；鼓勵國民黨統治區的商人到蘇區來做生意；從蘇區秘密派人到國民黨統治區開設商店和采購站等。由于采取了這些措施，溝通了中央蘇區和國民黨統治區之間的商品流通，活躍和發展了蘇區經濟。正如毛澤東所指出的：“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發展蘇區的對外貿易，以蘇區多余的生產品（谷米、鎢砂、木材、煙、紙等）與白區的工業品（食鹽、布匹、洋油等）實行交換，是發展國民經濟的樞紐。”⒂

此外，財政、金融、手工業、兵工廠、郵電、交通、醫藥、衛生等事業都有一定的發展。

中央蘇區的經濟建設，是在極端困難的戰爭環境中進行的，是一項開創性的事業。毛澤東在一九三四年一月舉行的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的報告和結論中（《毛澤東選集》中的《我們的經濟政策》是報告的重要部分，《關心群眾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是結論的一部分），總結了中央蘇區經濟建設的經驗，明確指出：

“在目前的條件之下，農業生產是我們經濟建設工作的第一位，它不但需要解決最重要的糧食問題，而且需要解決衣服、砂糖、紙張等項日常用品的原料即棉、麻、蔗、竹等的供給問題。森林的培養，畜產的增殖，也是農業的重要部分。”

“現在我們的國民經濟，是由國營事業、合作社事業和私人事業這三方面組成的”。“我們對于私人經濟，只要不出于政府法律范圍之外，不但不加阻止，而且加以提倡和獎勵。”“合作社經濟和國營經濟配合起來，經過長期的發展，將成為經濟方面的巨大力量，將對私人經濟逐漸占優勢并取得領導的地位。”

“從發展國民經濟來增加我們財政的收入”；“財政的支出，應該根據節省的方針。應該使一切政府工作人員明白，貪污和浪費是極大的犯罪。”

“我們有計劃地組織人民的對外貿易，并且由國家直接經營若干項必要的商品流通，例如食鹽和布匹的輸入，食糧和鎢砂的輸出，以及糧食在內部的調劑等。”

“我們應該深刻地注意群眾生活的問題”，“要使廣大群眾認識我們是代表他們的利益的，是和他們呼吸相通的。”“同志們，真正的銅墻鐵壁是什么？是群眾，是千百萬真心實意地擁護革命的群眾。這是真正的銅墻鐵壁，什么力量都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反革命打不破我們，我們卻要打破反革命。”⒃

這些方針政策，不僅在根據地經濟建設中起了重要作用，而且在實際上逐步形成一種根本不同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的新民主主義經濟的雛形。 


　　對政權建設，毛澤東也投入了巨大精力。

第一次全蘇大會制定的《中華蘇維埃共和國憲法大綱》，已確定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的性質“是工人和農民的民主專政的國家”。

一九三三年六月八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關于召集第二次全蘇大會的決議》，規定“第二次全蘇大會以前應改選各級地方蘇維埃”。七月二十一日，中央執行委員會又作出《關于重新劃分行政區域的決議》，強調：蘇維埃政府“須盡量接近群眾，為群眾謀一切利益。因此，不論鄉、區、縣、省，區域都不應過大”。行政區域劃分完畢后，立刻開始進行選舉。

八月九日，中央執行委員會發布關于選舉運動的訓令。指出：這次選舉是從鄉、市一直到中央執行委員會完全實行改選。要充分發動群眾，預先公布候選人名單，“當實行選舉時，須按名逐一提出，逐一討論，逐一表決，使選民盡量發表意見”，還要收集選民關于自己實際生活和對政府政策法令意見的提案，在此基礎上開好區、縣、省三級蘇維埃代表大會。⒄

為了發動選舉運動，九月六日，毛澤東在瑞金主持召開中央蘇區南部十八縣選舉運動會議，作了《今年的選舉》的報告。

這樣，中央根據地的選舉運動便熱烈地開展起來，在九、十月間達到高潮，十一月上旬基本完成。中央蘇區內，共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選民參加了選舉。

一切蘇維埃政權工作的實際執行，主要是在鄉這一級。那末，它們應該怎樣進行工作呢？為了解決這個問題，選舉工作剛一結束，毛澤東就在十一月中、下旬，率領中央政府檢查團先后到江西省興國縣長岡鄉、福建省上杭縣才溪鄉這兩個點進行實地調查，總結典型經驗，來推動全局工作。他召開有各方面人物參加的調查會，走訪貧苦農民家庭和紅軍家屬，同農民一起勞動，在勞動過程中了解鄉蘇工作和群眾生產、生活的情況。隨后，寫出了《興國長岡鄉的蘇維埃工作》和《上杭才溪鄉的蘇維埃工作》這兩篇調查報告，把它們作為“鄉蘇工作的模范”材料印發給第二次全蘇大會。

在長岡鄉調查報告中，他寫道：“我們的任務是提出了”，“問題是怎樣動員群眾去完全地實際地實行這些任務與計劃”。“而這個問題的解決，不是腦子里頭想得出來的，這依靠于從動員群眾執行各種任務的過程中去收集各種新鮮的具體的經驗，去發揚這些經驗，去擴大我們動員群眾的領域，使之適合于更高的任務與計劃。”“反對官僚主義的最有效方法，就是拿活的榜樣給他們看。”他所總結的長岡鄉的經驗就是一個“活的榜樣”。

在才溪鄉，毛澤東全面總結了才溪鄉的蘇維埃工作。他特別重視最基層的村政權的建設，指出：“鄉的中心在村，故村的組織與領導成為極應注意的問題。將鄉的全境劃分為若干村，依靠于民眾自己的鄉蘇代表及村的委員會與民眾團體在村的堅強的領導，使全村民眾像網一樣組織于蘇維埃之下，去執行蘇維埃的一切工作任務，這是蘇維埃制度優勝于歷史上一切政治制度的最明顯的一個地方。”這樣，就使蘇維埃的基層政權能夠形成一個周密的、同民眾有密切聯系的網絡，最大限度地把民眾組織起來，更有效地推進各項工作。

在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上，毛澤東對蘇維埃政權建設的經驗作了詳細的總結。他指出：“一切群眾的實際生活問題，都是蘇維埃應該注意的重要問題。假如蘇維埃對這些問題注意了，討論了，解決了，滿足了群眾的需要，蘇維埃就真正成了群眾生活的組織者，群眾就會真正地圍繞在蘇維埃的周圍，熱烈地擁護蘇維埃。”從發展革命戰爭的需要來看，也決不能忽視廣大群眾的切身利益和生活問題。“為什么呢？因為戰爭是群眾的戰爭，只有動員群眾才能進行戰爭，只有依靠群眾才能進行戰爭。”他要求：“政府工作人員由選舉而任職，不勝任的由公意而撤換，一切問題的討論解決根據于民意。”毛澤東得出一個重要的結論：“工農民主專政的蘇維埃，他是民眾自己的政權，他直接依靠于民眾。他與民眾的關系必須保持最高程度的密切，然后才能發揮他的作用。” 


　　毛澤東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期間，在領導經濟建設和政權建設的同時，還展開了查田運動。這是根據臨時中央的要求開展起來的。

當時，在中央蘇區有兩個值得注意的情況：一方面，由于長期處于“圍剿”和反“圍剿”的拉鋸式作戰中，中央蘇區各地的土地改革工作發展并不平衡。毛澤東說過：“依著土地革命發展的經驗，農村中階級斗爭的發展是有它的大致的階段的，就是：一，沒收分配土地的階段；二，檢查土地的階段；三，土地建設的階段。”⒅在土地的沒收分配工作告一段落后，進行一次全面的檢查，并且發動群眾來做，是正常的。另一方面，中共臨時中央那時已提出“左”的土地政策，在中央蘇區推行“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臨時中央進入中央蘇區后，又試圖通過查田運動來全面推行這種“左”的土地政策。一九三三年二月一日，毛澤東還在長汀時，由中央政府土地人民委員部發出第二號訓令，就號召蘇區會昌、石城等八縣“重新分田”和“查田”，“限二月內全縣田園，必須徹底分好，要使豪紳地主分不到一寸土地，富農分不到一丘好田”。⒆這就使查田運動大大復雜化了。

毛澤東回到瑞金主持臨時中央政府工作后，對查田運動采取經過調查、進行試點、取得經驗、逐步推廣的做法。三月，他派中央土地人民委員部副部長王觀瀾帶工作隊到瑞金葉坪鄉做試點工作。王觀瀾回憶說：“我在瑞金葉坪鄉搞了查田運動試點，是毛澤東同志指示下搞的。”“毛澤東同志親自來到葉坪鄉視察，征求我的意見后，把葉坪鄉查田運動的經驗推廣到三個區（云石山、壬田區、武陽區），后來又推廣到全縣。”⒇

六月一日，毛澤東、項英等發布臨時中央政府《關于查田運動的訓令》，要求在中央蘇區內普遍地深入地開展查田運動。“責成各級政府主席，用最大注意去領導整個查田運動。”“查田運動中，要堅決執行階級路線。以農村中工人階級為領導，依靠著貧農，堅固聯合中農，向著封建半封建勢力作堅決的進攻。”訓令強調了發動群眾大多數的問題，要求在通過地主富農成分和沒收他們的土地財產時，都要經過盡可能多數群眾的同意與參加。訓令中也有不正確的內容，主要是：“沒收地主階級的一切土地財產，沒收富農的土地及多余的耕牛、農具、房屋，分配給過去分田不夠的及尚未分到田的工人、貧農、中農，富農則分與較壞的勞動份地。”(21)這實際上就是“地主不分田”、“富農分壞田”。第二天，蘇區中央局作出《關于查田運動的決議》，特地指出：“黨和蘇維埃政權過去對于土地問題解決的不正確路線（如‘抽多補少，抽肥補瘦’，‘小地主的土地不沒收’等），在許多區域中土地問題還沒有得到徹底的解決。”這就給查田運動預先定下了調子。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的處境自然是艱難的。

為了具體指導查田運動的進行，六月十七日至二十二日，毛澤東在葉坪主持召開瑞金、會昌、于都、長汀等八縣的區以上蘇維埃負責人查田運動大會。六月二十五日至七月一日，又在葉坪召開八縣貧農團代表大會。接著，江西、粵贛、福建等省也分別召開所屬各縣的查田運動大會，深入動員，并作出行動部署。

在八縣查田運動大會上，毛澤東作了《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的報告，具體闡述了這次運動的策略和方法。

對劃分階級，他采取十分慎重的態度，強調了兩個區分：一個是嚴格區分中農和富農，另一個是也要區分富農和地主。他說：“富農與地主有分別。富農自己勞動，地主自己不勞動，所以對地主取消滅的政策，對富農則取削弱的政策。因此消滅富農的傾向是錯誤的，同時不應該把富農成分當做地主待遇。”他更著重地指出：“聯合中農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農的向背，關系土地革命的成敗。所以要反復向群眾說明這個策略，說明侵犯中農利益的〔是〕絕對不許可的。為了聯合中農、不侵犯中農起見，要提出‘富裕中農’來說明他，要著重說明富農與中農交界地方，使富裕中農穩定起來。”提出“富裕中農”這個問題，是具有深遠意義的創見，說明毛澤東對中國農村階級狀況的認識更加細致和切實了。以后，他對這個問題的分析不斷發展，對正確處理中國土地革命這個異常復雜的問題起著極其重要的指導作用。

在查階級的工作方法上，他很有針對性地講到四個問題：

“一、查田運動是查階級，不是按畝查田。按畝查田，要引起群眾恐慌，是絕對錯誤的。二、查階級是查地主富農階級，查剝削者，查他們隱藏在農民中間而實在不是農民的人，查這些少數人。決不是查中農、貧農、工人的階級，因此不得挨家挨戶去查，挨家挨戶去查要引起群眾恐慌，是絕對錯誤的。三、查階級之前，一定要經過宣傳的階段，即講階級的階段。不經過公開的普遍的講階級就動手去查，要引起群眾恐慌，是絕對錯誤的。四、查階級要發動工會、貧農團的會員及其他群眾多數人去查，要群眾查了隨時報告貧農團與查田委員會。不應該只是少數人去查，少數人去查要引起群眾恐慌，是絕對錯誤的。”

對通過階級的問題，他也采取很慎重的態度。指出：“通過階級就是決定階級成分，是對這個人決定生死的時候，故要十分謹慎。一定要是查清楚了的才能提出去通過。”“如有疑問的，移到下次討論，此次不要通過。”“如果過去有通過錯了的，如把中農當富農，富農當地主，地主當富農，應該推翻原案。要在群眾大會上說明過去錯誤了，現在改正的理由，取得群眾的滿意。”“如果將錯就錯，不肯改正，那是完全不對的。”(22)

七八月間，查田運動已在中央蘇區內全面展開，土地分配狀況得到了改善。但在運動發展中也出現一些偏向，主要是侵犯中農利益和把富農當地主對待。不少地方把富農的家產全部沒收了。有的地方把革命前五六年甚至十幾年請過長工的人或者只請過一兩年長工的富裕中農也放在富農一類。瑞金城區的查田，一開始就按家按畝去查，查得中農恐慌起來，竟有中農跑到蘇維埃政府請求把自己的成分改為貧農，說：“中農危險得很，挨上去就是富農，改為貧農咧，隔富農就遠了一點。”

針對實際工作中出現的這些偏向，毛澤東在八月間發表了《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他肯定了查田運動取得的成績，同時指出：“侵犯中農的傾向是最嚴重的危險”，是“‘左’的機會主義傾向”。他也談道：不少地方把富農當地主來對待，“這一錯誤的來源，是由于抹煞富農的勞動力”。“對富農的不正確觀念，也無疑要影響到中農上去。”(23)

在查田運動中發生的許多問題，有些是以往的文件中缺乏具體規定或規定得不明晰，有些是工作人員對已有規定的解釋不正確或在執行上發生錯誤。王觀瀾回憶道：“起初只從表面生活來看，從政治勢力來看。隨著斗爭的深入，才開始從剝削關系、剝削數量來分析。”(24)為著解決這個問題，十月間，臨時中央政府批準毛澤東六月下旬所寫的《怎樣分析農村階級》，并通過他主持制定的《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同時予以公布。

《怎樣分析農村階級》明晰地提出了如何分析地主、富農、中農、貧農、工人的原則，作為劃分農村階級成分的標準。這個文件，不僅對中央蘇區的土地改革工作起了指導作用，在全國解放戰爭期間又經中共中央重新印發，成為當時土地改革工作的指導文件。

《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是十月十日由臨時中央政府通過的，對當時土地斗爭中遇到的二十個實際問題作出具體的規定和解釋。例如，自己勞動還是自己不勞動或只有附帶勞動，是區別富農和地主的主要標準。《決定》中寫道：“在普通情形下，全家有一人每年有三分之一時間從事主要的勞動，叫做有勞動。全家有一人每年從事主要勞動的時間不滿三分之一，或每年雖有三分之一時間從事勞動但非主要的勞動，均叫做有附帶勞動。”又如，關于富裕中農的問題，《決定》寫道：“富裕中農是中農的一部分，對別人有輕微的剝削。其剝削收入的分量，以不超過其全家一年總收入的百分之十五為限度。在某些情形下，剝削收入雖超過全家一年總收入百分之十五，但不超過百分之三十，而群眾不加反對者，仍以富裕中農論。在蘇維埃政權下，富裕中農的利益，應與一般中農得到同等保護。”(25)

這兩個文件，具有原則上的明晰性和實際工作中的可操作性。這正是毛澤東在工作作風上的重要特征。對它的意義，王觀瀾評論道：“這樣打擊面就可縮小，擁護的人就多了，可以團結百分之九十五以上的人。地主、富農則下降到百分之五左右。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26)

毛澤東、項英等簽署發出的臨時中央政府公布《關于土地斗爭中一些問題的決定》的命令中寫道：“凡在一九三三年十月十日以前各地處置之階級成分有不合本決定者，應即依據本決定予以變更。”(27)這以后，實際工作發生了很大轉變。勝利縣原來劃定的地主、富農有兩千一百十六家，十月間根據兩個文件進行復查后，有一千三百多家改為中農和貧農。會昌縣烏徑區，由富農改劃為中農的有三十五家，改劃為貧農的有四家，由地主改劃為富農的有十八家。于都縣段屋區由地主、富農改劃為中農和貧農的有四十家。(28) 


　　一九三三年下半年，蔣介石經過半年準備，發動對中央蘇區的第五次大規模軍事“圍剿”。他吸取前幾次“圍剿”失敗的教訓，強調要實行“三分軍事，七分政治”的方針：在根據地周圍地區實行保甲制度和“連坐法”；對根據地實行更嚴密的經濟封鎖；在軍事上采取“堡壘主義”和逐步推進的新戰術。他調集一百萬軍隊，自任總司令。先以五十萬兵力，分北路、南路、西路從三面圍攻中央蘇區。九月下旬，它的主力北路軍開始發動進攻，二十八日進占黎川。

這時，中央蘇區紅軍主力已發展到八萬多人，同國民黨軍隊的兵力對比是一比六。盡管形勢嚴峻，然而比起第三次反“圍剿”時的一比十和第四次反“圍剿”時的一比十幾來，還是要好一些。如果紅軍能夠采取正確的符合實際情況的戰略策略，仍有可能打破這次“圍剿”。

但中共臨時中央卻準備以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來打破這次“圍剿”。五月十二日，臨時中央決定增補博古、項英為中革軍委委員，規定中革軍委主席朱德在前方時由項英代理主席職務，實際上由臨時中央總負責人博古控制軍事指揮權。六月十三日，臨時中央提出將中央紅軍主力分離作戰的方針，實行“兩個拳頭打人”。博古并不懂得軍事，完全依靠于九月底到達中央蘇區的由共產國際派來的德國人李德（原名奧托·布勞恩）負責指揮作戰。他們放棄過去幾次反“圍剿”戰爭中行之有效的積極防御方針，提出要進行“中國兩條道路的決戰”，在黎川失守后又命令紅軍主力北上“御敵于國門之外”，實行所謂“不讓敵人蹂躪一寸蘇區”土地的方針。

毛澤東這時已被排斥在黨和紅軍的領導之外，只負責中央政府的工作。他從第五次反“圍剿”的準備階段時起，就不同意“兩個拳頭打人”和以后的“御敵于國門之外”的錯誤方針，認為應該主動放棄黎川，“誘敵深入”到建寧、泰寧地區，集中紅軍主力，在運動中加以殲滅。但博古、李德等卻急于恢復黎川，強令東方軍反擊。由于國民黨軍隊在數量上占著絕對優勢，并且包括了蔣介石許多裝備精良的嫡系主力部隊，同他們硬拼顯然是十分不利的。紅軍主力在硝石、資溪橋和滸灣連續多次強攻失利，陷于被動地位。

博古、李德在失利面前，不但沒有從戰略決策上進行檢查，反而歸罪于戰場上的指揮員，說要找出“羅明路線在軍隊中的代表”。他們追查蕭勁光在黎川失守中的責任，說他是退卻逃跑，主張處以極刑。李德在《中國紀事》中說：“博古警告我，不要在革命委員會談及這個問題。毛澤東對這個問題反應很敏感，因為從根本上說，他同羅明和蕭勁光執行的是同一條路線。”(29)可見，這件事的矛頭其實也是對著毛澤東由于毛澤東、王稼祥等堅決反對，蕭勁光沒有被處極刑，但仍被判處五年監禁徒刑，并開除黨籍和軍籍。蕭勁光被關押后，毛澤東要賀子珍前往探視，并轉告蕭勁光說：黎川失守是整個指揮部署問題，“你應該撤退，做的對”。(30)蕭勁光被關了一個月后，調到紅軍大學當戰術教員。

這時，出現過一個對紅軍打破“圍剿”很有利的機會：曾在上海奮起“一·二八”抗日作戰的國民黨軍第十九路軍將領蔡廷鍇、陳銘樞、蔣光鼐和國民黨內反蔣勢力李濟深等，發動了福建事變，十一月在福建成立中華共和國人民革命政府，提出了“打倒日本帝國主義，收復東北失地”，“打倒賣國殘民的南京政府”等口號。(31)在這以前他們派代表同紅軍談判合作，雙方草簽了抗日反蔣的初步協定。福建事變發生后，蔣介石不得不從“圍剿”中央蘇區的前線抽調九個師轉入福建，討伐十九路軍。毛澤東向中共中央建議：以紅軍主力沖破國民黨軍隊的圍攻線，“突進到以浙江為中心的蘇浙皖贛地區去，縱橫馳騁于杭州、蘇州、南京、蕪湖、南昌、福州之間，將戰略防御轉變為戰略進攻，威脅敵之根本重地，向廣大無堡壘地帶尋求作戰。用這種方法，就能迫使進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區之敵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據地的進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但是，博古和李德繼續把福建人民革命政府這些中間派力量看成“最危險的敵人”，又害怕紅軍主力向蘇浙皖贛地區突進會造成中央蘇區的丟失，拒絕采納毛澤東的這個建議。結果，孤立無援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在蔣介石的軍事進攻和政治分化下很快失敗，紅軍也因錯失時機而無法打破“圍剿”。

一九三四年一月中旬，中共中央在瑞金召開六屆五中全會，毛澤東沒有參加這次會議，在會上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這次會議繼續認定第五次反“圍剿”斗爭“即是爭取蘇維埃中國完全勝利的斗爭”，號召全黨“集中火力反對主要危險的右傾機會主義”，把毛澤東在土地問題上的一系列主張指責為“富農路線”。會議期間，周恩來向博古表示：以張聞天代替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一事“似無此必要”。博古等堅持原議。

一月二十二日起，召開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在大會選出的第二屆中央執行委員會第一次會議上，毛澤東繼續當選為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會議還通過中共中央提議的改由張聞天代替毛澤東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的職務。

三月十五日，第二屆人民委員會發布第一號訓令，提出“在繼續開展查田運動中，必須堅決反對拿‘算階級’來代替查階級，拿百分數的計算代替階級斗爭”。提出：“必須堅決打擊以糾正過去‘左’的傾向為借口，而停止查田運動的右傾機會主義。”“右傾機會主義是目前的主要危險。”這些，顯然都是針對毛澤東的主張來說的。訓令還規定：“在暴動后查田運動前已經決定的地主與富農，不論有何證據不得翻案。已翻案者作為無效。”(32)這就使查田運動中的“左”的錯誤又進一步發展起來，擴大了打擊面，增加中央蘇區內的社會混亂。

與此同時，博古等繼續批“鄧、毛、謝、古”，追查所謂“小組織派別活動”。博古對江西省委負責人說：“毛澤覃、謝維俊還與毛澤東通信，他們心里還不滿，這是派別活動。”(33)這就使許多人有了顧忌，不敢接近毛澤東。為了不牽連或少牽連別人，毛澤東也很少再和別人談話。

這時，他的親屬都因受株連而遭到打擊。長期管文件的賀子珍，改當收發。毛澤覃一直挨批，被撤職，要追查他的“反黨活動”，并以開除黨籍相威脅。賀子珍的哥哥賀敏學，被免去紅二十四師代理師長職務，到紅軍大學學習。賀子珍的妹妹、毛澤覃的愛人賀怡，被撤掉瑞金縣委組織部副部長的職務，到中央黨校接受批判。賀怡想不通，有時到賀子珍家里來訴苦，說到傷心處，不禁淚下。靜靜地聽著的毛澤東傷感地說：“他們整你們，是因為我。你們是受了我的牽累呀！”(34)

毛澤東后來對外國朋友說起過他這段異常艱難的處境：

“他們迷信國際路線，迷信打大城市，迷信外國的政治、軍事、組織、文化的那一套政策。我們反對那一套過‘左’的政策。我們有一些馬克思主義，可是我們被孤立。我這個菩薩，過去還靈，后頭就不靈了。他們把我這個木菩薩浸到糞坑里，再拿出來，搞得臭得很。那時候，不但一個人也不上門，連一個鬼也不上門。我的任務是吃飯、睡覺和拉屎。還好，我的腦袋沒有被砍掉。”(35)

在這種逆境中，毛澤東抓緊時間，認真閱讀馬列主義著作，總結革命經驗。他在一九五七年曾感慨地同曾志談起過：

“我沒有吃過洋面包，沒有去過蘇聯，也沒有留學別的國家。我提出建立以井岡山根據地為中心的羅霄山脈中段紅色政權，實行紅色割據的論斷，開展‘十六字’訣的游擊戰和采取迂回打圈戰術，一些吃過洋面包的人不信任，認為山溝子里出不了馬克思主義。一九三二年（秋）開始，我沒有工作，就從漳州以及其他地方搜集來的書籍中，把有關馬恩列斯的書通通找了出來，不全不夠的就向一些同志借。我就埋頭讀馬列著作，差不多整天看，讀了這本，又看那本，有時還交替著看，扎扎實實下功夫，硬是讀了兩年書。”“后來寫成的《矛盾論》、《實踐論》，就是在這兩年讀馬列著作中形成的。”(36) 


　　隨著第五次反“圍剿”戰爭的失利，特別是廣昌保衛戰的嚴重失敗，中央蘇區的北大門已被攻破，整個局勢越來越危急。博古、李德等到廣昌前線去后，周恩來留在后方的瑞金，負責中央的日常工作。

四月下旬，經過周恩來同意，毛澤東攜帶幾個隨員離開瑞金，前往中央蘇區南部的會昌視察并指導工作。這是他被冷遇三個月后才又得到的一次工作機會。他先到粵贛省委和省蘇維埃政府所在地會昌縣文武壩，會見省委書記劉曉、省軍區司令員兼政委何長工。毛澤東明確地向他們指出：我們要吸取福建事件的教訓，善于利用粵軍陳濟棠和蔣介石的矛盾，粉碎敵人的“圍剿”，壯大自己的力量；同時，也要提高警惕，軍閥畢竟是軍閥，要“聽其言，觀其行”。當晚，他又和何長工一起到戰地前沿去視察。

當得知防守南大門的紅二十二師同優勢敵軍作戰后被迫退出筠門嶺、正在開干部會檢查戰斗失敗的教訓時，毛澤東立刻打電話給紅二十二師政委方強說：“你們打得很好，你們是新部隊，敵人那么多，打了那么久，敵人才前進了那么點，這就是勝利！”他指出：“現在應該把主力抽下來，進行整訓，用小部隊配合地方武裝和赤衛隊打游擊、襲擾、牽制敵人。整訓中要總結經驗，好好研究一下，是什么道理擋不住敵人？是什么道理不能打好仗，不能大量消滅敵人？你們要采取游擊戰、運動戰的打法，要嚴密偵察和研究敵情、地形，在會昌與筠門嶺之間布置戰場；要在敵人側翼集中優勢兵力，造成有利條件，首先殲滅敵人一個營一個團，繼而打更大的勝仗。”毛澤東最后指出：對“反水”的群眾決不要打槍，但要放“紙槍”（即傳單、標語），幫助地方黨和政府多做群眾工作，孤立和打擊反革命分子。(37)紅二十二師在連以上干部會上傳達了毛澤東的指示，并作出具體布置。這以后，粵軍一直停留在筠門嶺，沒有再前進一步。在南線出現了比較穩定的局面。

五月間，毛澤東又出席粵贛省委召集的各級干部會議。他說：目前斗爭形勢很緊張，蘇區越來越小，要求做好以下幾方面的工作：深入開展查田運動；擴大白軍工作，消除赤白對立；恢復鎢砂的生產與輸出，保護商人的正當利益；組織余糧大半出口，向白區購買布匹、食鹽；整頓地方武裝組織，清洗混入隊伍的不純分子，準備保衛勝利果實；做好擴紅工作，完成擴紅任務等。

在經過一段時間調查研究的基礎上，他指導劉曉、何長工等制定了南線的作戰計劃和工作部署。針對陳濟棠的粵軍同蔣介石存在矛盾的情況，他說：總的要擺正“打”與“和”的關系，和平局面是巧妙地打出來的。我們不能按本本主義先生們坐在城市樓房里設計出來的那套洋辦法辦，什么以碉堡對碉堡，集中對集中，這叫以卵擊石。為了保存紅軍的有生力量，消滅敵人，要從實際出發，不能硬拼消耗。他還說：農村是海洋，我們紅軍好比魚，廣大農村是我們休養生息的地方。要愛護民力，群眾是真正的銅墻鐵壁，兵民一心是我們勝利的本錢。(38)

接著，毛澤東到會昌站塘的李官山視察紅二十二師，進行了十多天的調查，還用三個晚上時間同師領導干部一起總結戰斗的經驗教訓。

經過在前線和站塘等地的調查，回到文武壩后，他向劉曉和何長工指出：我們要抓住這一有利時機，利用敵人內部的爭斗，發展壯大自己的力量。不能只知道“御敵人于國門之外”的死打硬拼，也要利用統治集團內部的矛盾，加強統一戰線工作。一面要依靠群眾，發動群眾，組織游擊隊，開展游擊戰爭；一面可派化裝的小分隊，潛入陳濟棠管區，宣傳抗日救國、槍口一致對外的道理，促使粵軍反蔣抗日。根據前線實際情況，可以把筠門嶺一帶的部隊抽下來進行整訓，緩和前線的局勢，并可積蓄我軍力量，以備不虞。

毛澤東雖然身處南線的會昌，他最關心的仍是中央蘇區的全局。那時，中革軍委準備將紅七軍團南調，加強南線的防御。毛澤東同粵贛省委、省軍區負責人研究后，在六月二十二日致電周恩來報告南線的實際狀況：“敵雖企圖進占南坑、站塘，但仍持謹慎態度”，“因此判斷是漸，不是突然”，建議紅七軍團可不南調，軍團長“尋淮洲以在瑞金待機為宜”。(39)周恩來接受了這個建議。

毛澤東在會昌工作了兩個多月，取得了顯著成績。中央蘇區南線的相對穩定的局勢，同北線接連遭受嚴重挫敗的形勢形成鮮明的對照。一天，毛澤東帶著幾個戰士登上會昌城外的嵐山嶺，遠望南方，寫下了《清平樂·會昌》：

東方欲曉，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風景這邊獨好。　　會昌城外高峰，顛連直接東溟。戰士指看南粵，更加郁郁蔥蔥。

十月初，何長工和潘漢年根據周恩來的部署，同陳濟棠部進行了三天談判，達成了“就地停戰”、“必要時可以互相借路”等五項協議，為以后中央紅軍開始長征時順利突破國民黨軍隊的第一、二道封鎖線開辟了道路。 


　　在這以前的五六月份，博古等派中華蘇維埃中央政府土地部長高自立到莫斯科參加共產國際第七次代表大會，并向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團王明等報告了國內情況。高自立在報告中轉達了博古的口信：毛澤東“大事有錯，小事沒有錯的”；“毛、周想到蘇聯養病”。王明插話說，毛澤東“能抓得大事”；“這大的人物來，誰保險？”吳亮平回憶道：“后來一次中央會議討論蘇區財經問題，我參加了，毛澤東同志也沒有參加。在會議討論完畢時，博古同志讀了一份共產國際的來電，說在現在這樣的情形下，蘇區離不開毛澤東，所以不同意毛澤東同志去蘇聯養病。”(40)

六月下旬，毛澤東在會昌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回瑞金出席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會議由博古主持，討論紅軍在作戰不利形勢下的對策。實際上，中央書記處五月間已向共產國際請示，準備將紅軍主力撤離中央蘇區，共產國際也已復電同意，可是在這次會上對此并沒有傳達。毛澤東發言時提出：在內線作戰陷于不利的狀況下，中央紅軍應該轉移到外線作戰；至于轉移的方向，中央紅軍已不宜向東北，可以往西。會議沒有接受這個主張，只是決定派紅七軍團六千多人作為抗日先遣隊北上，派紅六軍團從湘贛蘇區到湖南中部去發展游擊戰爭并創立新的蘇區。這兩支部隊在七月間出發，用周恩來的話說：“一路是探路，一路是調敵。”(41)但由于轉到外線去的兵力單薄，沒有能起到吸引國民黨軍從中央蘇區調出的作用。

國民黨軍隊不斷地向中央蘇區腹地推進，他們的飛機不時地來瑞金沙洲壩轟炸，局勢越來越緊。七月間，中央政府和中革軍委遷到瑞金以西的背梅坑，毛澤東也搬往高圍鄉云石山一個大廟里居住。依據共產國際關于主力轉移時開展游擊戰爭以配合的指示，中革軍委布置他寫一本關于游擊戰爭的小冊子。經過將近一個月，他寫成了約三萬字的《游擊戰爭》一書，共分三章。第一章《概論》，論述游擊隊的任務、組織以及游擊隊如何發展成為紅軍。第二章《游擊戰術》，論述游擊隊戰斗動作的要則、襲擊駐止和行動的敵人、破壞敵人的后方、對付敵人的“圍剿”和追擊、關于行軍宿營給養衛生等事項。第三章《游擊隊的政治工作》，論述游擊隊政治工作的目的、游擊隊部隊內的政治工作、游擊隊在地方居民中的工作、游擊隊破壞敵人部隊的工作。他當時的警衛員陳昌奉回憶說：“有好幾次主席讓我把他寫好的東西，連夜送下山去給周恩來副主席他們看。寫的什么當時我們不知道。后來主席請人把寫的東西抄清，用蠟紙刻出來，通過我們中央政府的發行科，發到了各個縣和區。我們警衛班的同志因為參加印刷，每個人都留了幾本學習。直到這時候，我們才知道寫的是有關游擊戰爭的戰略戰術問題。書里頭好多事是主席領著我們粉碎前幾次蔣介石‘圍剿’時我們親身經過的，也有好多事是主席在武陽鎮、會昌、于都等地開調查會、走訪群眾時我們聽說過的。”(42)到紅軍大轉移時，這本書才下發到各部隊。

在這段時間內，毛澤東的弟弟、國家人民銀行行長毛澤民，來找他商量搬“秘密金庫”的問題。這個金庫是一九三二年四月毛澤東率領東路軍在漳州繳獲大批金條、銀元等后建立起來的。毛澤東問道：“你們準備搬到哪里去？”毛澤民回答：“想搬到興國一帶去。”毛澤東說：“敵人已經到了藤田、東固、黃沙嶺一帶，你搬到興國去怎么行？”停頓一會后又說：“我看還是立即分散，讓部隊自己管起來更好。你們研究研究看行不行？”(43)后來在轉移時，毛澤民把金庫中的大部分分給各軍團保管使用，一部分專門組織連隊押運，保障中央各機關的使用，在長征中發揮了重要的作用。

前線的戰局越來越不利，東線和北線都被突破，西線也更加困難。打破敵軍“圍剿”已不可能，只剩下長征這一條路了。毛澤東心情焦急，向中央書記處要求到贛南省去視察，得到了同意。九月中旬，他帶著秘書、醫生和警衛班抵達贛南省委、省蘇、省軍區所在地于都。

此時，中共中央已著手準備西征到湘鄂西同紅二、六軍團會合，但沒有向毛澤東透露。博古、李德還曾想不帶毛澤東走。擔任李德俄文翻譯的伍修權回憶說：

“最初他們還打算連毛澤東同志也不帶走，當時已將他排斥出中央領導核心，被弄到于都去搞調查研究。后來，因為他是中華蘇維埃主席，在軍隊中享有很高威望，才被允許一起長征。如果他當時也被留下，結果就難以預料了。”(44)

毛澤東剛到于都，就接到周恩來的長途電話，要他著重了解于都方向的敵情和地形。他立刻召開各種會議作調查，還找那些從敵占區或剛被敵軍占領地區過來的商人和其他人員詳細了解敵人的動向。九月二十日，毛澤東急電報告周恩來：“信豐河〔下〕游從上下灣灘起，經三江口、雞籠潭、下湖圩，大田至信豐河沿河東岸十里以內一線，時有敵小隊過河來擾，但最近一星期內不見來了。”電報最后說：“于都、登賢全境無赤色戒嚴，敵探容易出入。現正抓緊西、南兩方各區建立日夜哨及肅反。此復。”(45)這個電報為中央下決心長征開始時從于都方向突圍，起了探路的作用。

連續的緊張工作和難以驅散的憂慮，使毛澤東病倒了，而且病得很重。高燒發到四十度，嘴唇干裂，兩眼深凹，臉頰燒得通紅。衛生員給他奎寧片、打奎寧針，高燒依然不退。警衛員吳吉清跑到省政府打電話向瑞金報告。紅軍醫院院長傅連暲得知后，連夜騎馬趕到于都，確診他患的是惡性瘧疾。經過精心治療和護理，毛澤東的病情才慢慢好轉。警衛員吳吉清回憶說：“直到第八天拂曉，我們剛剛想睡一會的時候，聽見有人慢步走到床前來，溫和地說：‘這幾天，你們都辛苦了！’我們睜開眼睛，一看是主席，就著急地說：‘您病還沒有好，怎么就起來啦！’主席笑著說：‘我好了！’”毛澤東剛能起床，就開始工作。傅連暲等一再勸告他再休息幾天，他回答說：“局勢很緊張，休息是做不到的！”

十月初，毛澤東接到中央“有特別任務”的秘密通知，要他立刻回瑞金。毛澤東騎馬趕回瑞金，先到中革軍委向周恩來等報告了于都的敵情、地形、河水干枯等情況。然后，在云石山古廟里，召開一個中央政府各部負責人會議（又稱青山會議）。出席這次會議的吳黎平回憶說：“毛澤東同志給大家宣布和說明了這一撤離蘇區的決定，強調了兩點：第一、革命是有前途的，要大家加強革命信心；第二、要把各部的善后工作做好，要使留下的同志能夠更好地繼續革命斗爭，更好地聯系群眾。”(46)當時，教育人民委員部部長瞿秋白希望隨主力紅軍一起轉移，但博古等不讓他走。瞿秋白請求毛澤東給中央說說。毛澤東說，我已經同他們講過，但“不頂事”。

毛澤東回到家里，撫摸著天真活潑的小孩毛毛，心里很難受。過了一會，毛澤東告訴賀子珍：“中央規定，紅軍這次轉移，女同志一律不得跟著隊伍走，孩子更不能帶。”望著賀子珍，他又說：“我怎么舍得把你們留下呢？”

毛澤東從政治局常委張聞天那里得知政治局委員要分散到各軍團去隨軍行動的消息后，立刻到中革軍委提了兩條意見，第一、在轉移時將他和張聞天、王稼祥安排在一起，不要分散到各軍團；第二、應帶一部分女同志走。他得知中革軍委已派部隊到于都河搭浮橋，準備大部隊從那里過河，又策馬趕到于都。

毛澤東剛到于都，就接到中革軍委的電話，說中央決定帶走三十名女同志，其中包括賀子珍，把她們編在衛生部休養連，但不能帶孩子。毛澤東立即派警衛員回瑞金通知賀子珍：小毛只能托付給留在中央蘇區堅持游擊戰的毛澤覃、賀怡照顧了。在戰爭環境中，這個孩子被寄養在當地老鄉家，后來再沒有找到。

十月十日晚，中共中央率領中央紅軍主力和中央機關人員共八萬六千余人，從瑞金等地出發，被迫實行長征。

毛澤東在于都作好安排后，于十五日在縣城謝家祠參加由中共贛南省委召集的省、縣、區三級主要干部會議。他在會上說：敵人這次進攻蘇區，采用的是堡壘政策，一直打到我們中央蘇區門口，企圖斷水捉魚，全部消滅紅軍。我們紅軍主力部隊要沖破敵人的封鎖線，到敵人后方去，打擊和消滅敵人。并且對將要留在中央蘇區的地方干部說：你們這些在地方工作的干部，仍然留在蘇區，團結人民，開展游擊戰爭。你們不要怕，不要認為紅軍主力部隊走了，革命就失敗了。不能只看到暫時的困難，要看到革命是有希望的，紅軍一定會回來的！

十月十八日傍晚，毛澤東帶著警衛員離開于都城，踏上征程。劉英過了于都河后看到毛澤東，就問：“你九月份到于都是有‘特別任務’的吧？”她后來回憶道：“毛主席這才告訴我，他來于都主要的任務是察看地形，選擇突圍的路線。現在我們利用枯水期，在選定的地點架了五座浮橋，安然地過了于都河，走的就是毛主席選定的路線。”(47) 


　　從一九三一年贛南會議到一九三四年十月長征開始，整整三年內，毛澤東的處境是十分艱難的。盡管他出任中華蘇維埃政府主席，實際上一直身處逆境，遭受著接連不斷的批判和不公正對待。他許多行之有效的正確主張，被嚴厲地指責為“狹隘經驗論”、“富農路線”、“保守退卻”、“右傾機會主義”。在不短的時間內，甚至被剝奪了工作的權利。這種“殘酷斗爭，無情打擊”又來自自己的黨內。這是嚴峻的考驗。如果沒有堅強的信念、寬闊的胸襟、鋼鐵般的意志，一個人是很難經受得住這種考驗的。

毛澤東在這些日子里，一直表現得十分從容沉著。他堅持原則，決不放棄自己正確的符合實際的主張，同時又顧全大局，遵守紀律，盡可能地在力所能及的范圍內繼續做出自己的貢獻。親眼目睹這一切的李維漢曾描述道：“他堅持三條：一是少數服從多數；二是不消極；三是爭取在黨許可的條件下做些工作。那時王明路線的主要負責人整人整得很厲害，不是把你拉下領導職務就算了，還批得很厲害。毛澤東在受打擊的情況下，仍能維護黨的統一，堅持正確的路線和主張。”(48)無論在前期的作戰指揮上（包括漳州戰役和宜樂戰役），中期對中央蘇區經濟建設、政權建設、土地改革的領導，還是后期在會昌和于都的短期工作中，他都竭盡全力地做出重要的成績。他還利用這段時間，讀了許多書，作了許多調查研究，使自己的知識和才干得到進一步的增長。

這段不平常的艱難經歷留給毛澤東的印象很深。二三十年后，他在一九六二年一月舉行的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講道：

“不論黨內黨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就是說，都要認真實行民主集中制。要真正把問題敞開，讓群眾講話，哪怕是罵自己的話，也要讓人家講。罵的結果，無非是自己倒臺，不能做這項工作了，降到下級機關去做工作，或者調到別的地方去做工作，那又有什么不可以呢？一個人為什么只能上升不能下降呢？為什么只能做這個地方的工作而不能調到別個地方去呢？我認為這種下降和調動，不論正確與否，都是有益處的，可以鍛煉革命意志，可以調查和研究許多新鮮情況，增加有益的知識。我自己就有這一方面的經驗，得到很大的益處。不信，你們不妨試試看。”(49)

① 《紅色中華》，1933年3月3日。

② 《中央局關于閩粵贛省委的決定》，1933年2月15日。

③ 《工農紅軍學校黨團活動分子會議關于江西羅明路線的決議》，

④ 1933年5月4日。秦邦憲在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上的發言，1945年5月3日。

⑤ 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記錄，1936年9月。

⑥ 共產國際執委會致中共中央電，1933年3月。

⑦ 王觀瀾：《中央蘇區的土地斗爭和經濟情況》，《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2頁。

⑧ 亮平：《經濟建設的初步總結》，1933年9月30日。

⑨ 姚名琨：《對外貿易局江口分局》，《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80頁。

⑩ 《紅色中華》，1933年3月6日。

⑾《中央政府通告第二號》，1933年7月20日。

⑿《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22頁。

⒀王觀瀾：《中央蘇區的土地斗爭和經濟情況》，《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頁。

⒁王賢選、何三茍：《中央蘇區反經濟封鎖的片斷回憶》，《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89頁。

⒂毛澤東：《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執行委員會與人民委員會對第二次全國蘇維埃代表大會的報告》，1934年1月24日。

⒃《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30、131、133、139頁。

⒄第二次全蘇大會準備委員會：《選舉運動周報》第1期，1933年8月25日。

⒅毛澤東：《查田運動是廣大區域內的中心重大任務》，《紅色中華》第86期，1933年6月17日。

⒆《紅色中華》第52期，1933年2月13日。

⒇王觀瀾：關于查田運動的一些回憶，《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5頁。

(21)《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關于查田運動的訓令》，1933年6月1日。

(22)毛澤東：《查田運動的群眾工作》，寫于1933年6月14日，載《斗爭》第32期，1933年10月28日。

(23)毛澤東：《查田運動的初步總結》，《斗爭》第24期，1933年8月29日。

(24)王觀瀾：《中央蘇區的土地斗爭和經濟情況》，《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頁。

(25)《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9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549、551、552、561頁。

(26)王觀瀾：《中央蘇區的土地斗爭和經濟情況》，《回憶中央蘇區》，江西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351頁。

(27)中華蘇維埃共和國中央政府人民委員會命令，第49號，1933年10月10日。

(28)《紅色中華》第175期，1934年4月14日。

(29)奧托·布勞恩：《中國紀事》，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12月版，第45頁。

(30)《蕭勁光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7年5月版，第142頁。

(31)《人民代表大會口號》，《福建事變資料選編》，江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3月版，第81頁。

(32)《土地革命文獻選編》（1927—1937年），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7年12月第1版，第745、746頁。

(33)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36頁。

(34)《賀子珍的路》，作家出版社1985年12月版，第175頁。

(35)毛澤東接見一個外國共產黨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65年8月5日。

(36)《緬懷毛澤東》（上），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7月版，第401、402頁。

(37)方強：《毛澤東同志來到南方戰線》，《緬懷毛澤東》（下），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222、223頁。

(38)何長工：《難忘的歲月》，人民出版社1982年6月版，第129、130頁。

(39)毛澤東給周恩來的電報，1934年6月22日。

(40)吳亮平：《為真理而斗爭的一生》，《回憶張聞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5年7月版，第55頁。

(41)周恩來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提綱，手稿，1943年11月15日。

(42)陳昌奉：《跟隨毛主席長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107、108頁。

(43)陳昌奉：《跟隨毛主席長征》，解放軍文藝出版社1986年版，第106、107、108頁。

(44)《伍修權同志回憶錄》（之一），《中共黨史資料》第1輯，第176頁。

(45)毛澤東復周恩來電，1934年9月20日。

(46)吳黎平：《在黨的歷史的緊急關頭》，《學習與研究》1985年第1期。

(47)劉英：《難忘的三百六十九天》，《瞭望》周刊，1986年第40期。

(48)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338頁。

(49)《毛澤東著作選讀》下冊，人民出版社1986年8月版，第816、817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