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打破三次“圍剿”

工農武裝割據所以能在中國存在和發展，一個重要原因是國民黨各派軍閥之間不斷發生的分裂和戰爭，嚴重地削弱了他們的統治力量。一九三○年初，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同控制華北和西北的閻錫山、馮玉祥以及盤踞廣西的李宗仁、張發奎等部的緊張關系已發展到劍拔弩張的地步。經過近四個月的醞釀，終于爆發了規模空前的中原大戰，雙方投入的兵力達一百萬人。南方各省原來用以“進剿”紅軍的軍隊紛紛調離原地。國民黨江西省政府主席魯滌平的嫡系部隊是張輝瓚、譚道源兩個師，其中的譚師以及張師一個旅就先后調往廣東、河南作戰，到中原大戰結束后才返回江西。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的這種嚴重分裂和戰爭，使紅軍和革命根據地得到了迅猛發展的有利時機。

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包括對長沙等中心城市的攻打，使國民黨統治集團感到極大震驚。到十月間，中原大戰以蔣介石取得勝利而結束。他剛騰出手來，立刻掉頭調集兵力向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發動大規模的“圍剿”，中間幾乎沒有留下間隔。

這種“圍剿”和以往有著明顯的不同：過去一省的“進剿”和幾省的“會剿”還只是局部性的行動；這時的大規模“圍剿”已成為南京政府統一指揮下的全局性行動。“圍剿”的重點是毛澤東、朱德指揮的紅一方面軍和以后發展成中央革命根據地的贛西南地區。

剛剛在中原大戰中取得巨大勝利的蔣介石正處在興高采烈、不可一世的時候。他調集了十萬大軍投入第一次“圍剿”，以為可以很快把紅軍蕩平。十月二十八日，魯滌平被任命兼任第九路軍總指揮。十一月二日，魯滌平將江西境內的七個師又一個旅編成三路縱隊，限五天內集中，推進到袁水流域，以“長驅直入，分進合擊”的戰術，向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大舉進攻，企圖在這里同紅一方面軍決戰。

贛西南革命根據地，這時已在三十四個縣建立了縣蘇維埃政府，擁有九座縣城，根據地內人口達二百多萬，并已開展分田運動。分得土地的貧苦農民積極支持紅軍和蘇維埃政府，許多縣、區、鄉、村分別建立起赤衛軍、赤衛縱隊、赤衛大隊和赤衛隊。這就為紅軍提供了得到民眾全力支持的廣闊戰場和充分的回旋余地，是以往紅軍同國民黨軍隊作戰時還不曾有過的。紅一方面軍主力當時所在的袁水流域處于根據地的前沿地區。

羅坊會議確定的“誘敵深入”的方針，就是當優勢強敵撲來時，紅軍先向根據地內退卻，避開不利于紅軍的決戰，以保存實力，然后依靠根據地內的民眾支持和有利地形，在運動中發現和造成敵軍的弱點，集中兵力，待機破敵。這是在敵強我弱的現實狀況下的正確作戰方針。但要使這個正確方針為大家所接受卻并不容易。一部分干部受到“左”傾冒險主義的“進攻路線”的影響，不肯承認敵強我弱的現實，一味只講進攻，把退卻看作“保守路線”。一些地方干部更擔心退卻會使民眾的“壇壇罐罐”被打爛。這是羅坊會議期間在這個問題上發生嚴重爭論的原因所在。

當時在紅四軍擔任團政治委員的劉亞樓回憶說：

“為了向紅軍指戰員和地方干部、群眾講清這個道理，毛澤東同志作了深入艱苦的教育、說服工作，大會講、小會說，條分縷析，曉以利害，著重說明‘弱軍要戰勝強軍，是不能不講求陣地這個條件的’。毛澤東同志用許多通俗易懂的比喻，生動地解釋了‘將欲取之必先與之’的道理。他指出：‘只有喪失才能不喪失’；‘不在一部分人民家中一時地打爛些壇壇罐罐，就要使全體人民長期地打爛壇壇罐罐’。最后，這個正確的作戰方針終于被大家認識和接受了，這就保證我們掌握了反‘圍剿’戰爭的勝算。”①

“誘敵深入”的方針確定后，毛澤東、朱德指揮已轉移到贛江以東的紅一方面軍主力漸次向根據地中部的東固、龍岡一帶山區退卻。十二月一日，到達寧都西北部的黃陂、小布地區，積極進行反攻的準備。同月十二日，由于肅反中的錯誤而發生富田事變，紅二十軍部分領導人脫離紅一方面軍總前委的領導，將該軍開往贛江以西。十五日，紅一方面軍主力又轉移到平田、安福、砍柴崗地區隱蔽集中。

魯滌平指揮的三路縱隊到達袁水流域后，才知道紅一方面軍主力已經轉移，撲了個空，立刻把張輝瓚、譚道源兩個縱隊調到贛江以東進攻，仍不知道紅軍主力所在而接連撲空。十二月上旬，蔣介石到南昌，任命魯滌平兼任陸海空軍總司令、南昌行營主任，指揮各路兵力繼續向根據地中部地區推進。但國民黨軍隊一進入根據地內，就陷入困境，在這一帶人煙稀少、交通不便的山區中，既找不到向導，又找不到糧食，不得不等待后方補給接上后再前進，處處耳目閉塞，對紅軍的行動一無所知。

紅軍卻以逸待勞，消息靈便，對國民黨軍隊的一舉一動了如指掌。毛澤東隨紅一方面軍總部到達黃陂后，在十二月上旬主持召開總前委擴大會議，討論反“圍剿”的作戰方案。大家認為，“進剿”敵軍雖有十萬，但都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其中，張輝瓚第十八師和譚道源第五十師是魯滌平的嫡系，也是這次“圍剿”的主力軍，如果消滅這兩個師，這次“圍剿”便可基本打破。張、譚兩師各約一萬四千人，而紅一方面軍有四萬余人，如果一次打對方一個師可占絕對優勢，取得勝利是有把握的。

為了動員根據地廣大軍民充滿信心地迎接即將到來的戰斗，總前委和方面軍總部將毛澤東在黃陂會上的發言《八個大勝利的條件》作為反“圍剿”的宣傳材料印發。十二月二十五日，又在小布召開盛大的誓師大會。毛澤東為大會寫了一副對聯：“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游擊戰里操勝算；大步進退，誘敵深入，集中兵力，各個擊破，運動戰中殲敵人。”②會上，他以這副對聯為題，具體生動地解釋了“誘敵深入”的必要和好處。他還分析了敵必敗、我必勝的六個條件：一、蘇區軍民一致，人民積極援助紅軍，這是最重要的條件；二、紅軍可以主動選擇最有利的作戰陣地，設下陷阱，把敵人關在里面打；三、紅軍集中了優勢兵力，可以一部分一部分地殲滅敵人，一口一口地把敵人吃掉；四、可以發現敵人的薄弱部分，揀弱的打；五、可以把敵人拖得精疲力盡，然后再打；六、可以造成敵人的過失，乘敵之隙，加以打擊。這些分析，大大增強了蘇區軍民反“圍剿”的決心和取勝的信心。

毛澤東十分重視“慎重初戰”的問題，一定要在有充分把握的情況下才打。打擊的目標，最初選的是離紅軍隱蔽處最近的譚道源師。十二月二十七日和二十八日，紅一方面軍主力接連兩次冒著嚴寒在譚師將要開到的小布地區設伏，準備出其不意地將該師殲滅于運動之中，但因譚道源不敢孤軍深入而沒有打成。紅軍立刻撤出陣地，繼續忍耐待機。夜里，毛澤東和朱德一起商議作戰行動時說：“機會總是要來的，我們還得耐心地等一等。”③

就在二十八日那天，魯滌平命令所屬各師向紅軍發動總攻擊。一向驕橫的第一縱隊司令兼第十八師師長張輝瓚得知紅軍內部發生“富田事變”，以為正是大舉進攻的好時機，立即出動，把第五十四旅留守東固后方，親率師部和第五十二旅、第五十三旅，在第二十八師一個旅的配合下，向龍岡推進。

龍岡接近紅軍主力集中的地方，群山環抱，中間是狹長的盆地，當地群眾又能幫助封鎖消息，是紅軍設伏的好場所。張師出動的當晚，毛澤東、朱德向全軍下達命令：“張輝瓚部經善和、藤田到達潭頭，現向上固、龍岡推進中。”“方面軍決定改換目標，橫掃在我左翼當前之敵。”④第二天晚八時，毛澤東、朱德乘張師剛剛進占龍岡、孤軍深入、立足未穩的機會，下達攻擊命令。

十二月三十日凌晨，細雨濃霧。毛澤東、朱德步上龍岡、君埠之間的黃竹嶺臨時指揮所。毛澤東對朱德說：“總司令，你看，真是‘天助我也！’三國時，諸葛亮借東風大破敵兵；今天，我們乘晨霧全殲頑敵啊！”⑤

張輝瓚率部由龍岡向五門嶺推進，剛進入狹窄山路時，突然遭到預先在這里設伏的紅軍居高臨下的猛烈襲擊，退路又被切斷。戰斗從上午十時開始，激戰到下午六時。由于紅軍集中了兵力，四面包圍，以主力從敵軍側后攻擊，全殲了第十八師師部和兩個旅近一萬人，活捉張輝瓚。

這是一次巨大的勝利。毛澤東以十分興奮的心情，寫下了膾炙人口的《漁家傲》。它的前半闋是：

萬木霜天紅爛漫，天兵怒氣沖霄漢。霧滿龍岡千嶂暗，齊聲喚，前頭捉了張輝瓚。

紅一方面軍乘勝揮師向東，抄近路，翻過一座高山，直取譚道源部第五十師。一九三一年一月三日晨，紅軍進抵東韶附近，向第五十師發起攻擊，經過激烈戰斗，共殲該師三千多人。其他各路國民黨軍隊倉皇退走。

在五天內，紅一方面軍連續打了龍岡、東韶兩個大勝仗，共殲“圍剿”軍一個半師一萬五千多人，繳槍一萬二千余支，勝利地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一次“圍剿”。

龍岡戰斗結束后，魯滌平立刻向蔣介石報告戰況，其中有“龍岡一役，十八師片甲不還”之語。蔣介石回電說：“十八師失敗，是乃事之當然，不足為怪。我兄每聞共黨，便張皇失措，何膽小乃爾！使為共黨聞之，豈不為之所竊笑乎？吉安為贛中重鎮，望嚴督固守，只許前進，不許后退。”⑥

毛澤東、朱德在返回小布途中，接見了這次戰斗中解放過來的原來國民黨軍隊的無線電臺人員王諍、劉寅等人，歡迎他們參加紅軍，建立了紅一方面軍無線電隊，由王諍任隊長、馮文彬任政治委員，為開展無線電偵察，準確掌握敵軍動向提供了條件，對以后多次反“圍剿”作戰勝利做出了重要貢獻。

第一次反“圍剿”戰爭取得的勝利，是中國紅軍建立三年以來對國民黨軍隊取得的最巨大的勝利，在全國引起強烈震動。二月間，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的《給中國紅軍及各級黨部訓令》中說：“紅軍一、三集團軍與江西勞動群眾，在蘇維埃政權之下的一致行動，得到了出人意外的結果，他們在偉大的中國革命發展史上，已經寫上了新的光榮的一頁。”⑦ 


　　毛澤東清醒地估計到，蔣介石遭到這次打擊后決不會就此罷手，一定會發動新的大規模進攻，因此，立刻抓緊戰備，特別是發動根據地廣大軍民進行迎擊新的“圍剿”的準備。紅一方面軍經過兩個多月的攻勢作戰，先后占領廣昌、石城、瑞金等縣城；在幾縣交界處摧毀了不少地主豪紳武裝的土圍子，鞏固和擴大了根據地，健全區、鄉蘇維埃政權和黨團組織；恢復并發展了地方武裝；并在根據地各縣境內大力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籌集給養和經費。紅一方面軍還總結第一次反“圍剿”的作戰經驗，開展有針對性的軍事訓練和政治教育。這些部署，為打破新的“圍剿”奠定了可靠的基礎。

第一次大規模“圍剿”的失敗，使蔣介石感到震驚。二月初，他派軍政部長何應欽兼任南昌行營主任，統一指揮湘、鄂、贛、閩四省“圍剿”部隊。四月初，調集十八個師另三個旅共二十萬人，投入的兵力比第一次增加了一倍。同時，鑒于第一次慘敗的教訓，在作戰方式上也有很大變化，“以厚集兵力、嚴密包圍及取緩進為要旨”，以“穩扎穩打、步步為營”為作戰方針，從江西吉安到福建建寧構成東西八百里的弧形戰線，分四路向中央革命根據地步步推進。“他們在這一大包圍的布置之下，行動上是非常穩重的，步步為營，穩扎穩打，特別的防備冒進深入，被我們各個擊破，他們每日進展只五里、十里或廿里。并且在大隊前進的先一日必用幾營或一團去游擊一次，偵察詳細后才進，并且到達了一個地方，即馬上建筑強固的工事，并召回地主豪紳組織善后委員會組織民團，這是敵人對二次戰爭的策略與布置。”⑧

依據“圍剿”軍的前進態勢，三月下旬，毛澤東、朱德發布紅一方面軍脫離同敵軍接觸、南移整訓和籌款的命令，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三萬多人從根據地北部邊緣后撤到廣昌、寧都、瑞金一帶。毛澤東隨方面軍總部移駐寧都縣的青塘。

這時，蘇區的領導機構已有了變化。一月十五日，根據中共中央的決定，在寧都小布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項英任代理書記，毛澤東、朱德、曾山為委員；并成立以項英為主席的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朱德、毛澤東擔任副主席（毛兼任政治部主任）；同時撤銷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項英當時雖然是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但由于他剛從上海來此不久，又不大懂得軍事指揮，缺乏對敵作戰經驗，所以，在當時作戰指揮上，毛澤東仍然能夠起主要作用。”⑨

三月十八日，項英主持召開中共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會上，有人認為敵軍有二十萬人，紅軍只有三萬多人，雙方力量懸殊，主張紅一方面軍撤離根據地，另尋出路；毛澤東堅決反對這種主張，認為憑借根據地內的有利條件，一定能打破國民黨軍隊的“圍剿”。這次討論沒有取得結果，未能就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作出決定。

四月上旬，任弼時、王稼祥、顧作霖組成的中央代表團到達中央革命根據地，隨后轉到寧都青塘，參加蘇區中央局的領導工作。十七日，蘇區中央局第一次擴大會議繼續在青塘舉行。會議聽取了中央代表團傳達中共六屆四中全會精神，在所作的決議中基本肯定了毛澤東為書記的紅四軍前委的工作，認為：在汀州會議以前，四軍前委“路線是一般正確的，是執行中國黨六次大會的正確路線的”，“堅決的執行土地革命來爭取群眾”，“貢獻了土地問題許多寶貴的經驗”；對紅軍建設有了正確的了解，“建立了紅軍的整個制度，如建立黨的領導，建立政治委員制度，建立士兵委員會，建立軍需制度和籌款路線，特別是建立做群眾工作的路線等”。同時又認為，前委“采取了冒險路線，去向大城市冒進”等。⑩

在國民黨軍隊重兵壓境的情況下，最緊迫的問題還是要確定第二次反“圍剿”的戰略方針。會上存在嚴重的意見分歧。蘇區中央局代書記項英等許多人仍認為，敵我力量懸殊，敵軍的嚴密包圍難以打破，并抓住中央三月二日指示信中“為著保全紅軍實力（基本力量），遇必要時可以拋棄舊的與組織新的蘇維埃區域”那句話，主張將紅軍主力轉移到根據地以外去。還有些人主張“分兵退敵”，認為這樣做“一則可以使敵人包圍落空，一則目標轉移，可以退敵”。毛澤東反對這兩種主張，繼續堅持依托根據地的有利條件，就地誘敵深入，依靠根據地內的軍民來擊破敵軍的“圍剿”，并力主集中兵力，指出分兵不但不能退敵，反而會給紅軍帶來更大的困難。他的意見只得到朱德、譚震林等人支持，在會上處于少數地位。因此，他便提議擴大會議范圍，來討論這個至關重要的戰略方針問題。這個提議被接受了。第一方面軍參謀長朱云卿走出會場時擔心地說：“大敵當前，中央局這樣不統一，可不是件好事啊。”⑾

擴大會議的參加者，除中央局成員外，包括各軍的軍長、政委，有時還有參謀長和政治部主任。毛澤東在發言中分析了敵我形勢，指出紅軍打破國民黨軍隊這次“圍剿”的條件比第一次反“圍剿”還要好，勝利的可能性更大。會上，許多紅軍高級干部發言，堅決主張在根據地內打破敵軍的第二次“圍剿”。周以栗依據創建蘇區的實際經驗，批判了“山溝溝里沒有馬克思主義”的錯誤看法，提出毛澤東等從實際出發，對具體情況作具體分析，創立革命根據地，指揮紅軍打勝仗，就是實踐的馬克思主義！贛西南和閩西特委負責人也堅決不同意主力紅軍退出根據地。這樣，毛澤東等的意見由少數變成了多數。

打不打的問題解決后，緊接著就是反攻從哪里開始的問題，會上又發生了爭論。有些人主張先打在興國的蔣光鼐、蔡廷鍇的第十九路軍，認為打垮十九路軍便于紅軍的發展，可以伸開兩手到湘南到贛南。蘇區中央局秘書歐陽欽不久后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這時澤東同志意見認為在進攻我們的人中，蔣蔡比較是強有力的，在歷史上未曾打過敗仗，曾經在湘南把張發奎打得落花流水，我們現在主要的是擇敵人弱點打破，打蔣蔡沒有絕對勝利的把握，我們應打王金鈺這路，因為這路敵人既弱且地勢群眾都好。”⑿他還指出，從富田地區的王金鈺部打起，向東橫掃，可以在閩贛交界的建寧一帶擴大根據地，征集資財，便于打破下一次“圍剿”。如果由東向西打去，則限于贛江，戰局結束后沒有發展余地。若打完再東轉，又勞師費時。會議經過討論，采納了毛澤東提出的作戰方針。“關于先打弱敵還是先打強敵的問題，毛澤東同志在會后閑談時曾說：他們不懂得在戰略上也先打弱敵的道理，是古已有之的。《管子》中說：‘故凡用兵者，攻堅則韌，乘瑕則神。攻堅則瑕者堅，乘瑕則堅者瑕。’（《管子·制分》）。不是古人早已講過了的嗎？”“但他在爭論中不用這些，而是從實際情況出發，說服了大家。”⒀這個正確決策，對整個戰役的勝利發展具有決定性的意義。

會議一結束，毛澤東、朱德立刻在四月十九日簽發命令：“目前敵軍的行動似以寧都為目標，步步為營地向我軍前進”；本方面軍“決心以極迅速行動首先消滅王金鈺敵軍，轉向敵軍圍攻線后方與敵軍作戰，務期各個消滅敵軍，完成本軍任務”。⒁部隊在龍岡一帶集中完畢后，又向西推進二十公里，在群眾條件和地形都十分良好的東固地區逼敵而居，沉著地埋伏了二十五天，隱蔽待機。

毛澤東在龍岡時，同中央代表團的王稼祥進行深談，詳細敘述了紅一方面軍的斗爭歷史和當時爭論的問題，并向他提供了便于了解這些歷史狀況的許多文件。王稼祥理解了毛澤東的主張，并在不少問題上給予支持。四月三十日，蘇區中央局在東固又一次討論反“圍剿”問題。參加這次會議的歐陽欽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

“對策略的問題又提出來討論，由澤東同志先報告。這一次討論的精神則完全轉變了，認為目前全國革命是高漲的，我們應取積極進攻策略。敵人包圍我們的軍事力量雖多，但有許多弱點，如在包圍的軍閥與軍閥不一致，指揮不統一；他們軍官與兵士中間不一致，兵士不愿打紅軍；沒有群眾條件，地勢不熟，給養運輸非常困難。我們在軍事力量的對比上，雖然很小，但我們有幾個優點：第一紅軍好，此時士兵群眾斗爭情緒非常之高，干部非常熱烈，紅軍上下一致的團結力非常堅強，大家都是磨拳擦掌的要打。第二群眾好，群眾得到了土地革命的利益，又被敵人的摧殘，斗爭情緒當然好，對紅軍是極端擁護。第三是地勢好，我們對于這帶地勢都非常熟悉，我們可以占領優越的地勢以進攻敵人。現在敵人有這多弱點，我們有這多優點，我們是可以以少勝眾的。在歷史上以少勝眾的事實很多，革命的軍隊要能以少勝眾。所以當時最后決定的策略是：‘堅決的進攻，艱苦的奮斗，長期的作戰，以消滅敵人’。并且承認過去的‘分兵’的策略是機會主義。”⒂

這一策略決定后，根據地軍民一齊動員。紅軍中各軍都召開誓師大會，并利用五一節的群眾大會進行宣傳鼓動。中革軍委總政治部按照毛澤東幾次講話的精神，向全體軍民印發了《第二次大戰的八大勝利的條件》的文件。

三萬多紅軍在二十多天內隱蔽在東固這個山區，畢竟會帶來一些困難。一些指戰員求戰心切。有些人還認為：要進攻從富田出動的王金鈺部必須先穿過蔡廷鍇、郭華宗兩師之間二十五公里的空隙，說這是鉆“牛角尖”，過于冒險。毛澤東又耐心地做了工作，說明誘敵就我、待敵脫離陣地后將它殲滅于運動中的作戰方法并不是鉆“牛角尖”，即便真是“牛角尖”，也要鉆通它，而且能夠鉆通它。在隱蔽待機過程中，傳來過幾次不確實的情況，很影響人心。毛澤東始終巋然不動，拒絕一切性急快打的建議，堅持預定計劃，不受干擾。

等了二十多天，王金鈺部公秉藩第二十八師和第四十七師一個旅終于脫離富田陣地，分兩路向東固地區進犯。五月十三日晚，毛澤東、朱德果斷地下達消滅進攻東固之敵的命令。為了準備應付可能意料不到的情況，命令中還提出，要作出敵軍十四日向我軍進攻或者不向我軍進攻的兩種作戰計劃。⒃

命令發出后，毛澤東在第二天同彭德懷到白云山考察地形，對彭德懷說：紅一軍團的四軍、三軍打正面，你的紅三軍團全部打包抄，敵人一定會垮下來。傍晚，紅一方面軍總部電臺，截獲公秉藩師部電臺用明碼同該師駐吉安留守電臺通報說：“我們現駐富田，明晨出發。”吉安臺問：“到哪里去？”富田臺答：“東固。”⒄這就證實了白天獲得的情報。毛澤東、朱德決定：全軍主力立刻從郭華宗師和蔡廷鍇師之間的空隙中隱蔽西進，鉆過這個“牛角尖”，突然以兩翼包抄的方式攻擊王金鈺部的后背。

各路紅軍奉命于清晨出發，快速行進。毛澤東又趕到準備正面進擊公秉藩師的紅三軍軍部，同軍長黃公略一起進行實地調查，發現在東固通向中洞的大路南側，還有一條小路。毛澤東立刻改令紅三軍沿這條小路秘密前進。這一西進路線的改變，使紅三軍縮短行程，爭取了時間，對消滅公秉藩師起了重要作用。

五月十六日拂曉前，毛澤東帶著電臺和警衛排登上白云山。接著，朱德帶著總部少數人，在同行進中的公秉藩師先頭部隊發生遭遇性的接觸后，也登上白云山。他們一起在白云山指揮所指揮全線戰斗。

這時，由小道悄悄前進的中路的紅三軍主力已進到中洞南側，處在居高臨下的有利地形，待公秉藩師尾部離開中洞時，突然從山上猛攻下來，使毫無應戰準備的公秉藩師頓時陷入一片混亂，仿佛遇到飛將軍從天而降。激戰到下午五時許，將該師大部殲滅。公秉藩被俘后，裝作一般俘虜而獲釋。右路的紅四軍在追擊中殲滅王金鈺部第四十七師一個旅大部。紅三軍團當夜進占富田。第二次反“圍剿”中的第一個戰斗首戰告捷，給以后的連續作戰創造了十分有利的條件。

五月十九日，毛澤東、朱德指揮紅軍猛烈地向東橫掃，截住正在撤退中的國民黨軍隊，在吉水縣白沙殲滅郭華宗第四十三師一個旅和第四十七師第一旅殘部。在藤田的郝夢齡的第五十四師，聞訊星夜撤往永豐。這是第二次反“圍剿”中的第二個勝仗。

白沙戰斗后，紅軍繼續向東橫掃，擴大戰果。這時，高樹勛的第二十七師正奉命取道中村向藤田前進，準備增援郝夢齡師，它的先頭部隊一個旅于五月二十一日抵達中村。第二天上午，紅軍向中村發起攻擊，殲滅該旅大部。這是第二次反“圍剿”中的第三個勝仗。

毛澤東、朱德率領紅一方面軍到達寧都縣南團。蘇區中央局因不便長期隨軍行動，留在永豐縣龍岡。為了統一領導紅一方面軍作戰和戰區的地方工作，重新組成中共紅軍第一方面軍臨時總前委，以毛澤東為書記，朱德、彭德懷、林彪、黃公略、譚震林、周以栗為委員。

中村戰斗結束后，已進入蘇區的國民黨軍朱紹良第六路軍的毛炳文、許克祥、胡祖玉三個師慌忙經廣昌向南豐撤退。毛澤東、朱德于二十四日晚十一時下達“方面軍決取捷道先敵占領南豐城”的命令。二十五日晚，毛澤東在寧都和廣昌交界處的洛口圩嚴坊村召開臨時總前委第一次會議，決定方面軍主力在第二天開到廣昌縣城西北的古竹集中，準備全力攻擊朱紹良部的毛、許、胡三個師。⒅

二十六日，毛澤東隨總部進駐古竹，召開臨時總前委第二次會議。據當地農民報告，朱紹良部三師已全部集中廣昌。會議認為：“在敵人還在廣昌城的形勢之下，如果我們照原計劃到南豐城，則敵人在我們側背，使我們行動不便。”⒆決定改變原有的全力攻取南豐的部署，而先集中主力進攻廣昌。五月二十七日，經過一天激烈戰斗，奪取廣昌縣城，殲滅國民黨軍第五師一部，師長胡祖玉受重傷后死去。這是第二次反“圍剿”中的第四個勝仗。

在廣昌，毛澤東主持召開臨時總前委第三次會議。鑒于國民黨軍朱紹良部的三個師向南豐退卻，橋梁又遭破壞，已追趕不上，同時從整個戰略形勢考慮，會議決定再次調整作戰部署，不攻南豐城，改為向東打國民黨軍劉和鼎的第五十六師，奪取福建的建寧縣城。⒇

建寧，地處閩贛邊界，山巒起伏，地勢險要。但劉和鼎沒有料到紅軍主力會那樣快地運動到這里。五月三十一日，紅軍出其不意地突襲建寧縣城，殲滅劉和鼎師三個團，繳獲大量武器和物資，繳到的西藥就可供全方面軍半年之用。這是第二次反“圍剿”中的第五個勝仗，也是這次反“圍剿”的最后一次戰斗。

從五月十六日起的半個月中，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從贛江東岸打到閩西北山區，橫掃七百余里，連續打了富田、白沙、中村、廣昌、建寧五個勝仗，殲敵三萬余人，繳獲各種武器二萬余件和大量的軍用物資，痛快淋漓地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圍剿”。

毛澤東在取得第二次反“圍剿”的重大勝利后，又興奮地填詞《漁家傲》：

白云山頭云欲立，白云山下呼聲急，枯木朽株齊努力。槍林逼，飛將軍自重霄入。　　七百里驅十五日，贛水蒼茫閩山碧，橫掃千軍如卷席。有人泣，為營步步嗟何及！

在第二次反“圍剿”期間，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再次發生重大分裂：在蔣介石軟禁國民黨元老、立法院院長胡漢民后，反蔣各派于五月二十八日在廣州另行成立以汪精衛為主席的“國民政府”，積極部署向湖南進攻。紅軍進駐建寧縣城的第三天晚上，毛澤東召開臨時總前委第六次會議。當時的估計：“兩廣反蔣軍隊正想急進湖南，蔣有先對付兩廣的必要，對我們有改守勢之可能。”(21)會后，紅軍主力分散在閩北一帶攻占寧化、將樂、歸化、順昌、永安等縣，并在當地籌集給養和款項，準備對付國民黨軍隊的第三次“圍剿”。 


　　國民黨軍隊的第三次“圍剿”，比紅軍的預計來得早得多，規模也比第二次“圍剿”大得多。

六月六日，蔣介石發表《為“剿匪”告全國將士書》，聲稱要“戒除內亂”，“剿滅赤匪”，并宣布他即日將親赴江西指揮作戰。二十二日下午，他乘軍艦從南京到達南昌。二十四日，任命何應欽為“圍剿”軍前敵總司令兼左翼集團軍總司令，陳銘樞為右翼集團軍總司令。何應欽直接指揮的左翼集團軍包括七個師，其中大多是從中原戰場調來的蔣介石嫡系精銳部隊，從左翼南城方面向根據地腹地實施“進剿”，尋求同紅一方面軍主力決戰。陳銘樞指揮的右翼集團軍包括七個師，從右翼吉安方面深入根據地“進剿”。此外，還有預備軍、守備軍、防堵軍、航空處等。集中的總兵力達二十三個師又三個旅，共三十萬人。

七月一日，蔣介石在南昌行營下總攻擊令。他們的戰略意圖是：“分路圍剿，務期先將匪軍主力擊破，搗其匪巢，然后逐漸清剿，再圖根本肅清。”(22)作戰方法，因為他自恃這次進攻的兵力雄厚，也改變第二次“圍剿”時的“步步為營，穩扎穩打”，采取“厚集兵力，分路圍攻，長驅直入”，在根據地東西兩側實行嚴密封鎖，而以重兵由北向南猛烈推進，企圖在贛南殲滅紅一方面軍主力，再乘勢直搗廣東，解決國民黨內部的反對派勢力。

從第二次反“圍剿”結束到第三次“圍剿”開始，中間只相隔一個月，比以前短促得多。總前委雖然預計到國民黨軍將發動第三次“圍剿”，但沒有料到它在第二次“圍剿”剛遭受失敗后會來得這么快。當國民黨軍隊開始進攻時，紅軍的準備還很不充分：指戰員在苦戰之后尚未休整，人員也沒有得到補充，仍是三萬多人；部隊遠離原有根據地，正分散在閩北和閩西一帶做群眾工作和籌款，一時沒有集中起來。

在這樣嚴峻的局勢面前，毛澤東、朱德十分沉著冷靜，有條不紊地指揮部隊收縮集中。他們最初曾設想在閩贛邊界布置戰場，消滅進犯軍一路，再及其他；但很快就發現這次“圍剿”規模之大和來勢之猛，立刻放棄了原來的打算，下決心集中主力，繞道千里，回師贛南，在具有良好群眾條件的根據地內部，“避敵主力，打其虛弱”，打破這次大規模“圍剿”。

七月十日前后，毛澤東、朱德將紅一方面軍主力在閩贛邊收攏后，急行軍回師贛南。由于國民黨軍隊前進的速度很快，左翼軍的陳誠部主力在十三日占領建寧以西的廣昌，“我主力向贛南紅區前部或腹部退卻集中都已來不及，毛澤東同志毅然決定紅軍向贛南后部集中”。(23)這就需要實行千里大迂回，繞過“進剿”軍進攻的鋒芒，沿閩贛邊界的武夷山脈南下，到根據地南部的瑞金再折向西北，插入敵軍背后。當時正值七月酷暑，紅軍在崇山峻嶺中千里跋涉，十分艱苦，但情緒十分飽滿。毛澤東和部隊一起步行前進。七月二十四日，紅一方面軍主力抵達于都縣北部的銀坑，同由廣西突圍后轉戰到江西的紅七軍以及原在贛南的紅三軍等會合。接著，又繼續向西北隱蔽轉移，于二十八日到達興國西北的高興圩，完成繞道千里、回師贛南的戰略任務，為轉入反攻創造了條件。

國民黨軍隊進入根據地后，東奔西走，尋找紅軍主力決戰，卻到處撲空。七月底，蔣介石、何應欽發現紅一方面軍主力已集中在它側背的興國地區后，立刻集中九個師的兵力，分幾路向興國猛撲過來，企圖消滅紅軍主力于贛江東岸。

這時，雙方主力云集興國附近，形勢十分嚴峻。紅軍應當從什么地方突破敵軍的圍攻？毛澤東、朱德召開軍事會議進行研究。會議決定：“由興國經萬安突破富田一點，然后由西而東，向敵之后方聯絡線上橫掃過去，讓敵主力深入贛南根據地置于無用之地，定此為作戰之第一階段。及敵回頭北向，必甚疲勞，乘隙打其可打者，為第二階段。此方針之中心是避敵主力，打其虛弱。”(24)

為什么選擇北出富田作為反攻的突破口？因為當時得到的情報：國民黨軍隊的主力向興國急進，其右側的富田一帶只有三個團防守。但當紅軍主力開始北上時，忽然發現陳誠、羅卓英兩師已先于紅軍趕到富田，這是國民黨“進剿”軍中最精銳的部隊，紅軍準備奪取富田的計劃已難以實現。毛澤東、朱德斷然改變計劃，率部忍耐折回，重新返回高興圩，另尋戰機。

八月上旬，國民黨各路軍隊紛紛向高興圩地區逼近，重兵密集，把紅一方面軍主力壓縮在以高興圩為中心的方圓數十里狹小范圍內。紅一方面軍已處在北、東、南三面受敵和西臨贛江的危險境地。能不能突破敵軍的嚴密包圍圈，關系到紅一方面軍主力的生死存亡，成為放在毛澤東、朱德面前的嚴重課題。

毛澤東、朱德對面前的敵情作了冷靜的分析，認為陳誠、蔡廷鍇、趙觀濤和蔣鼎文等部戰斗力強，不易突破，而東面由龍岡向良村、蓮塘進犯的上官云相的第三路進擊軍（由第二次“圍剿”時的王金鈺部改編而成）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戰斗力較弱。他們決定將原定迂回敵軍側后的計劃改為實行中間突破，向東面的蓮塘、良村方向突進。這是一個險著：南北都有強大的敵軍，中間只有二十公里的空隙可以穿過。為了造成對方錯覺，紅軍以少量部隊偽裝主力，向贛江方向佯動。紅一方面軍主力卻在八月五日晚出其不意地連續急行軍一夜又半天，翻越崇山峻嶺悄悄東進，穿過國民黨左翼集團軍和右翼集團軍之間二十公里的空隙，于六日中午到達蓮塘，跳出了敵軍主力的包圍圈。

國民黨軍對于紅軍主力的東進毫無察覺。紅軍一到蓮塘，就發現上官云相的第三路進擊軍第四十七師一個旅正毫無戒備地開向蓮塘，決定集中兵力迅速殲滅該敵。七日拂曉，朱德、毛澤東指揮方面軍主力突然發起猛攻，經過兩小時的戰斗，全殲該旅和上官云相聽到槍聲后派來偵察的一個多營，擊斃旅長譚子鈞，取得第三次反“圍剿”的初戰勝利。

蓮塘戰斗后，朱德、毛澤東揮師乘勝北進，包圍駐在良村的國民黨軍第五十四師。當天下午一時，攻占良村，殲滅該師大部，擊斃副師長魏我威、參謀長劉家祺。守軍殘部逃向龍岡。

這兩次戰斗勝利后，毛澤東“估計敵在我蓮塘、良村戰后，必將調兵東向，找我主力決戰。善戰者自然應該利用這一有利形勢，把敵軍大部調往東邊，以便我向西打敵人的后方薄弱之處。于是，我們就選擇了更靠東邊的敵軍毛炳文部為殲滅對象。”(25)紅一方面軍主力以三天行程奔襲毛炳文師所在的寧都黃陂。八月十一日，冒大雨進攻，一舉突入黃陂，殲滅毛炳文師兩個團；乘勝追擊，又殲其一部。第二天，方面軍總政治部發的《黃陂戰斗捷報》中說：“三次戰爭，我紅軍于八月七日在良村、蓮塘消滅敵人之第三路進擊軍兩師，取得第一步勝利后，接著于八月十一日在黃陂擊潰敵之毛炳文師全部，繳得步槍三千五百余支，手花機槍、水旱機關百余挺，無線電機一架，其他軍用品無數，俘虜官兵六千余人。黃陂戰爭，我軍開始猛攻，只一個鐘頭即將敵師全部打敗”。(26)

從八月七日至十一日，毛澤東、朱德指揮紅一方面軍主力在蓮塘、良村、黃陂取得三戰三捷的勝利，殲敵八個團一個營共一萬余人，繳槍逾萬，從原來的被動局面中奪回了主動權。

紅一方面軍主力突然進攻黃陂時，毛炳文和他的參謀人員慌忙撤走，連機密文件也來不及帶走或燒毀。方面軍參謀處從毛炳文師部繳獲戰斗前兩小時才收到的一份緊急電報，是第六師師長趙觀濤和第十師師長衛立煌發出的，內稱這兩個師正向黃陂開來，已進到離黃陂十公里的砍柴崗，中間只有一座大山之隔。毛澤東、朱德研究后，斷定國民黨已將主力掉頭東來，企圖圍殲紅軍主力于黃陂地區。他們立刻下達緊急命令：紅軍停止追擊，迅速打掃戰場，當夜撤出黃陂，向君埠以東君嶺腦地區隱蔽集中待機。紅軍主力撤出黃陂的第二天，國民黨軍隊四個師趕到黃陂。由于紅軍已經轉移，他們又撲了空。接著，國民黨其他軍隊也對黃陂、君埠地區形成東、南、北三面密集的包圍圈。

這樣，紅軍又處在被國民黨軍隊重兵合圍的十分危險的境地。正如中共蘇區中央局給中共中央的電報所說：第三次反“圍剿”以來，紅一方面軍指戰員“兩個月奔馳，全無休息，疲困已極，疾病甚多”，“在約三個星期中，出入敵軍重圍之中，爭取良村、黃陂兩役勝利，至八月十六日二次被敵包圍，是為一年來三次戰爭中最艱苦的時節”。(27)八月十三日，毛澤東、朱德在君埠召開軍事會議，討論如何跳出敵人的包圍圈。會議一致同意毛澤東的意見，認為應該避免同超過紅軍數倍的敵軍決戰，而要采取“聲東擊西”的戰術，用一部分兵力繼續向東牽開敵軍，掩護紅軍主力秘密西進，回到興國隱蔽待機。

會后，毛澤東、朱德針對蔣介石、何應欽“深恐我軍東出撫州（即臨川）”的考慮，命令紅十二軍裝作紅軍主力，大張旗鼓地向樂安佯動，使國民黨軍隊產生錯覺，以為紅軍主力要北攻臨川，吸引他們向東北方向調動。毛澤東、朱德卻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迎著正向東大舉開來的國民黨軍精銳部隊，尋找空隙，悄悄地向西疾進。疾進時，嚴格規定不準點燈，不準抽煙，不準發出大的聲音，從蔣光鼐的第一軍團和陳誠的第二路進擊軍兩部之間只有十公里的狹窄縫隙中穿越過去。經過一整夜的急行軍，再次突破重圍，安全轉移到興國東北部的白石、楓邊地區，在深山密林里休整。紅一方面軍主力采取這樣大的行動，從這樣小的夾縫中穿插過來，絲毫沒有被敵軍察覺，充分體現了指揮員的高超指揮藝術和部隊的良好素質，也反映了根據地人民對紅軍的支援和對敵軍封鎖的高度政治覺悟。

這時，國民黨軍隊仍以為紅一方面軍主力還在東線，全力猛追。當方面軍主力已在國民黨軍隊主力背后的白石、楓邊地區得到休整的時候，紅十二軍繼續牽著“進剿”軍的鼻子往東北走，攀山越嶺，忽東忽西，疲憊敵軍。正如當時繳獲國民黨軍官的家信中所說：“這一月來，無論官兵差不多沒有不病的。肥的拖瘦，瘦的拖死。至于山高路險，跌死的人馬以及病后被土匪殺死的官兵，總和起來比出發時候的人數差不多要少三分之一。”(28)到八月底，蔣介石、何應欽才猛然發現紅一方面軍主力早已西去，急忙命令“進剿”軍主力又掉頭向西，再到興國北部地區尋找紅軍主力決戰。

這時，紅一方面軍主力已在白石、楓邊地區從容休整了半個月。九月初，毛澤東、朱德率領紅一方面軍主力三萬多人繼續西移，轉到興國、萬安、泰和三縣之間的均村、茶園岡山區隱蔽集結。

國民黨“進剿”軍主力一再撲空，使他們精疲力竭，士氣低落，已無力再在根據地同紅軍作戰。這時，國民黨統治集團內部寧粵兩派的矛盾進一步激化，兩廣方面的聯軍趁蔣介石主力陷入江西蘇區之際大舉北進，進入湖南。鑒于上述種種情況，蔣介石決定“一面牽制江西境內”紅軍，“一面移師贛粵邊區阻止叛軍擴張”(29)。九月四日，何應欽按照蔣介石的決定，命令左、右翼兩集團軍實行退卻。

國民黨軍隊的撤退，正是紅軍反擊的大好機會。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九月七日，紅軍一部在泰和縣老營盤殲滅北撤的國民黨軍隊第九師一個旅。紅一方面軍主力在興國縣高興圩向蔡廷鍇指揮的兩個師發起攻擊。但這一仗打得很艱苦，經過兩天激戰，雙方死傷都近三千人，打成一個對峙。打成對峙的原因是：蔡部戰斗力強又占據有利地形，而紅軍兵力不夠集中。這是一個教訓。十五日凌晨，方面軍主力轉移到東固以南的方石嶺一帶，搶先控制有利地形，截住韓德勤師和蔣鼎文師一部，激戰到九時，全殲該部，師長韓德勤被俘后偽裝成伙夫潛逃。其他各路進擊軍紛紛撤出根據地。至此，國民黨軍隊的第三次“圍剿”被打破。

第三次反“圍剿”，是在國民黨三十萬大軍突然發動進攻而紅軍正分散在遠離原根據地的閩西而又準備不足的情況下開始的。國民黨參加“圍剿”的軍隊，人數比紅一方面軍多九倍，而且包括了陳誠等蔣介石嫡系精銳部隊。紅一方面軍打破第一次“圍剿”只用了一個星期，打破第二次“圍剿”用了半個月，而打破第三次“圍剿”用了三個月。情況最嚴重時，根據地幾乎全部喪失。但紅一方面軍堅持貫徹毛澤東提出的“避敵主力，打其虛弱”的方針，在地方武裝和根據地民眾的配合下，靈活機動地穿插于敵軍重兵集團之間，先后進行了蓮塘、良村、黃陂、老營盤、高興圩、方石嶺六次戰斗，除高興圩打成平手外，都取得很大勝利，殲滅國民黨軍隊十七個團，共三萬余人，其中俘敵一萬八千余人，繳獲各種武器二萬余件。蔣介石提出的“三個月消滅共軍”的誓言，又一次破了產。 


　　打破敵軍第一、第二、第三次“圍剿”后，紅一方面軍都乘勝解放一些新的地區，擴大了革命根據地。第三次反“圍剿”戰爭勝利后，毛澤東到瑞金葉坪同中共蘇區中央局會合，并在十月十一日擔任中共蘇區中央局代理書記。在毛澤東、朱德指揮下，紅一方面軍主力在贛西南、閩西繼續擴大戰果。十月十四日，他們下達訓令指出，“土圍子炮樓是土豪劣紳的最后營壘，不消滅這一最后營壘，許多的農民群眾還是不敢起來。為要肅清赤白對立，奪取廣大群眾，并捉得土豪籌得款子，必定要完全消滅土圍子炮樓。”(30)經過幾個月的努力，紅軍先后解放會昌、尋烏、廣昌、上杭等縣城，并在長汀、于都、武平等縣普遍開展了工作；相繼共拔掉幾百個地主武裝長期盤踞的土圍子炮樓，鞏固了后方。

這樣，長期被分割的贛南和閩西兩塊革命根據地連成了一片，形成了以瑞金為中心的鞏固的中央革命根據地（也就是中央蘇區）。它的范圍擴展到二十八個縣境，擁有瑞金、興國、于都、長汀、上杭等十五座縣城，總面積五萬多平方公里，人口達二百五十多萬。在根據地內，發動群眾，建立或恢復黨、團組織和蘇維埃政權，分配土地，動員了一萬二千名群眾參加紅軍，為建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在第一、二、三次反“圍剿”戰爭中，紅一方面軍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規模戰爭的鍛煉，積累了豐富的作戰經驗，創造出一整套具有中國紅軍特色的戰略戰術。這些戰略戰術的基本原則包括：在敵強我弱的現實狀況下，“誘敵深入”是紅軍反“圍剿”的基本戰略方針；運動戰是反“圍剿”的基本作戰形式；殲滅戰是反“圍剿”的基本要求，它的要點是集中優勢兵力，各個殲滅敵人，避強擊弱，慎重初戰，采取包圍迂回、穿插分割的戰術，制造并抓住敵軍在運動中暴露出來的弱點，出其不意地發動攻擊，實行戰斗中的速決戰。毛澤東在《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中，系統地總結了紅軍在這三次反“圍剿”中的豐富經驗，作出重要的理論概括。他寫道：“等到戰勝敵人的第三次‘圍剿’，于是全部紅軍作戰的原則就形成了。”(31)

到這個時候，毛澤東關于以“農村為中心”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各方面的具體路線都已大體形成，從而把中央“八七”會議確定的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具體化。從紅軍的建軍思想和作戰原則，土地改革的政策，根據地建設的方針，到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思想路線，毛澤東都已提出明確而系統的、切合中國實際的主張。這是他以馬克思列寧主義為指導，在中國社會的復雜環境中，嚴格遵循從實際出發的原則，堅持在實踐中頑強探索的成果。終于開辟了“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中國革命的成功之路。 


　　① 劉亞樓：《偉大的第一步》，《星火燎原》（二），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5月版，第3頁。

② 《郭化若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48頁。

③ 吳吉清：《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8、41頁。

④ 朱德、毛澤東命令，1930年12月28日。

⑤ 吳吉清：《在毛主席身邊的日子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10月版，第38、41頁。

⑥ 謝慕韓：《蔣介石對中央蘇區的第一次圍剿》，《文史資料選輯》第45輯，中華書局1964年4月版，第45頁。

⑦ 《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7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143頁。

⑧ 歐陽欽：《中央蘇維埃區域報告》，1931年9月3日。

⑨ 《黃克誠回憶錄》（上），解放軍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143頁。

⑩ 《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300頁。

⑾《郭化若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3頁。

⑿歐陽欽：《中央蘇維埃區域報告》，1931年9月3日。

⒀《郭化若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64頁。

⒁朱德、毛澤東命令，1931年4月19日。

⒂歐陽欽：《中央蘇維埃區域報告》，1931年9月3日。

⒃朱德、毛澤東命令，1931年5月13日。

⒄《曹丹輝日記》，《江西黨史資料》第18輯，第182頁。

⒅《總前委第一次會議紀要》，1931年5月25日。

⒆《總前委第二次會議紀要》，1931年5月26日。

⒇《總前委第三次會議紀要》，1931年5月28日。

(21)《總前委第六次會議紀要》，1931年6月2日。

(22)《關于第三次贛南“圍剿”之經過情形》，《中國現代政治史資料匯編》第2輯，第33冊。

(23)郭化若：《遠謀自有深韜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61頁。

(24)《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19頁。

(25)郭化若：《遠謀自有深韜略》，人民出版社1980年3月版，第65頁。

(26)周以栗：《黃陂戰斗捷報》，1931年8月12日。

(27)蘇區中央局關于第三次反“圍剿”作戰經過給中央的電報，1931年10月18—24日。

(28)《白軍官長的九封信》，《江西黨史資料》第19輯，第237、238頁。

(29)臺灣“國防部史政局”編著：《剿匪戰史》（1），中華大典編印會1967年版，第159頁。

(30)朱德、毛澤東命令，1931年10月14日。

(31)《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204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