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不打南昌打吉安

正當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再度進入閩西并召開南陽會議的時候，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的決議。這次會議標志著以李立三為代表的“左”傾冒險主義錯誤在中共中央取得統治地位。

這次“左”傾錯誤，同兩年多前以瞿秋白為代表的“左”傾錯誤相比，有著不同的特點：前一次是在革命遭受嚴重挫敗時帶有濃厚拼命色彩的蠻干；這一次卻是在國民黨各派軍閥混戰大規模爆發、革命運動又明顯走向復興時，由于對革命發展的有利形勢作出過分夸大的估計而發生的急性病式的冒險行動。
　　李立三起草的決議對形勢作了根本錯誤的估計，認為中國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決戰的前夜，全國范圍內已有“直接革命的形勢”，并“有極大的可能轉變成為全國革命的勝利”。決議從“城市中心論”的錯誤觀點出發，特別強調：“沒有工人階級的罷工高潮，沒有中心城市的武裝暴動，決不能有一省與幾省的勝利。不特別注意城市工作，想‘以鄉村包圍城市’、‘單憑紅軍來奪取城市’，是一種極錯誤的觀念。”在這種思想指導下，中共中央制訂了以武漢為中心的全國總暴動和集中紅軍進攻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重點是武漢暴動、南京暴動和上海總同盟罷工，并要求各路紅軍“會師武漢”，“飲馬長江”。

這些主張，自然同毛澤東等堅持先在農村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思想是根本對立的。李立三曾在六月九日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說：“在全國軍事會議中發現了妨害紅軍發展的兩種障礙：一是蘇維埃區域的保守觀念，一是紅軍狹隘的游擊戰略。最明顯的是四軍毛澤東同志，他有整個的路線，他的路線完全與中央不同。”①六月十五日，中共中央致信紅四軍前委，提出：“現在紅軍的任務，不是隱蔽于農村中作游擊戰爭，它應當積極進攻，爭取全國革命的勝利”。并且嚴厲地批評毛澤東等：“你們現在完全反映著農民意識，在政治上表現出機會主義的錯誤。”信中說：“你們固執過去的路線，主要的原因是你們沒有了解整個革命形勢的轉變。這的確也難怪你們，因為你們處境太偏僻了。”同時，又以強硬的語調提出：“中央新的路線到達四軍后，前委須堅決按照這個新的路線轉變”，“如果前委有誰不同意的，應即來中央解決。”②

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在南陽開了一個星期后，在六月十九日又移到長汀縣城繼續進行。“會議對紅軍如何在政治上、思想上、組織上開始從游擊戰向運動戰轉變，以及紅軍的整編工作和閩西地方工作等問題，都作了討論和決定。汀州會議是紅軍戰略由以游擊戰為主逐步向以運動戰為主轉變過程中的第一次重要會議。”③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特派員涂振農趕到長汀，在聯席會議上作了兩天傳達中共中央精神的報告。據涂振農寫給中共中央的報告說：會議接受了這個報告提出的意見，認為：“長江（流域的）反動統治正是非常混亂，走向更急激的崩潰。爭取以武漢為中心，一省或數省的首先勝利，是非常的迫切。決定很快的集中，先打下吉安，作為進攻南昌、九江的根據地，同時在打吉安進攻南昌的口號之下，發動贛西南群眾，猛烈擴大紅軍。”④

對涂振農傳達的意見，毛澤東、朱德曾表示反對。朱德后來對美國作家史沫特萊說過：“毛澤東和我對于整個方案都表示懷疑，但是我們久居山區多年，能夠得到的有關國內和國際局勢的情報很不全面。在這種情況下，我們不得不接受我們中央委員會的分析。”他又說：“除了毛澤東和我之外，很少有人反對李立三路線。我們別無選擇，只有接受。”⑤盡管如此，他們在執行過程中始終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靈活處置，從而避免了使紅軍遭受大的損失，并在斗爭中繼續得到發展。

聯席會議還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決定將紅四軍、紅六軍、紅十二軍（由紅四軍第三縱隊和贛南地方武裝合編而成）整編為紅軍第一路軍，不久改稱紅軍第一軍團，由朱德任總指揮，毛澤東任政治委員；成立紅軍第一路軍總前敵委員會，由毛澤東任書記。全軍團共一萬多人，內有共產黨員四千人，有槍七千支。紅一軍團成立后，使贛南、閩西戰略區的紅軍進入集中組織、統一指揮的新階段，開始實行由以游擊戰為主向以運動戰為主的戰略轉變。 


　　六月二十二日，毛澤東、朱德簽發命令：“本路軍有配合江西工農群眾奪取九江、南昌以建設江西政權之任務，擬于七月五日以前全路軍開赴廣昌集中”。月底，紅一軍團總部及直屬隊離開長汀，經廣昌、瑞金于七月九日繞道到達興國。中央特派員涂振農隨總部前進，公布了由他從中央帶來的《中國革命軍事委員會為進攻南昌、會師武漢通電》⑥。

當時，蔣、閻、馮之間的中原大戰正在激烈地進行，國民黨在江西的駐軍兵力不足。江西省政府主席兼第九路軍總指揮魯滌平得知紅軍奪取南昌、九江的計劃后十分震驚，立刻命令南昌、九江、吉安等城市加緊修筑工事。蔣介石又調第十八師兩個旅返回江西，加強防務。

毛澤東、朱德等到達吉安縣陂頭，七月十四日出席由中央特派員涂振農召集的中共紅一軍團前委和贛西南特委聯席會議。大家認為，吉安的國民黨軍隊正憑險死守待援，工事堅固，如果硬攻將會造成很大傷亡。決定主力紅軍暫時不攻吉安，改向吉水、永豐、樟樹攻擊前進。二十日，紅軍進入永豐城。當天下午發出第二期推進計劃表。當時擔任紅一軍團參謀處長的郭化若回憶道：“當時行動命令都是在毛澤東同志授意下，由朱云卿參謀長主持，由我起草，然后送呈毛澤東、朱德同志審查修改后才發出的。命令措詞和使用推進計劃表方式，是在毛澤東同志意圖下經過考慮有意安排的，實際上并沒有具體部署進攻南昌，這就是‘推’字的文章。”⑦二十四日攻占樟樹鎮，殲滅國民黨軍隊兩個營。

為了確定下一步的行動方針，毛澤東在樟樹召開中共紅一軍團前委擴大會議。這時，涂振農已離開紅一軍團總部。會議從繳獲敵軍作戰文件中得知國民黨軍隊在江西的配置情況，認為如按中共中央命令直接進攻南昌，敵軍第十八師兩個旅正處在紅軍東部側后，威脅較大，南昌城郊池塘較多，又有堅固工事，不易攻克；如在樟樹停留，又有受敵軍三個旅夾擊的可能。為了爭取主動，避免被動，會議決定西渡贛江北上，再視情況向南昌對岸推進。這是避實就虛的正確決策。

紅一軍團西渡贛江后，在七月二十七日進抵高安、上高地區。這時，魯滌平判斷紅軍將要進攻南昌，急調三個旅加強南昌防務。二十九日，朱德、毛澤東下達“相機進占牛行車站”的命令。八月一日，紅十二軍代軍長羅炳輝奉命率兩個縱隊進占南昌對岸的牛行車站，隔江向南昌鳴槍，以紀念南昌起義三周年，并從實地偵察敵情。羅炳輝回來后，說明南昌國民黨軍隊防務嚴實，不宜進攻。朱德、毛澤東立即下令紅一軍團“撤圍南昌向安義、奉新北上”。這是國民黨軍隊兵力空虛的地區。紅一軍團在安義、奉新一帶分兵發動群眾，并進行擴大紅軍的工作。

進攻南昌、九江是中共中央的命令。要改變這個重大部署，必須作出解釋。八月十九日，毛澤東給中央寫信說道：“若直進南昌，則敵人主力沒有消滅且在我軍后，南昌又四面皆水，于勢不利，故乘虛渡河向南昌對岸，前進攻擊牛行車站為目標，舉行八一示威”。“敵人在南昌城不還一槍、不出一兵。我們此時找不到敵人打，既不能攻南昌，八一示威任務已經達到，遂向奉新、安義散開工作，發動群眾，籌款，做宣傳等”。⑧

從長汀北上以來，毛澤東、朱德始終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靈活機動地使用兵力，不斷改變進軍方向，沒有機械地執行中共中央關于進攻南昌、九江的命令，因而不僅避免了“左”傾冒險主義可能造成的損失，紅軍還得到較大的發展，由長汀出發時的一萬人左右發展到一萬八千人，為日后的大規模反“圍剿”戰爭打下了基礎。

不久，瞿秋白、周恩來主持召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糾正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會上，選舉毛澤東為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補選朱德為中央候補委員。

八月七日，毛澤東在奉新得到七月三十日和八月一日的上海報紙，得知彭德懷率領的紅三軍團已乘虛攻克湖南省會長沙（中原大戰爆發后，反蔣的李宗仁、張發奎部從廣西大舉北進湖南，國民黨湖南省政府主席、第四路軍總指揮何鍵急忙調兵抗擊，長沙防御力量薄弱）。幾天后，又獲悉紅三軍團已撤出長沙，并在平江地區受到何鍵部的追擊。紅一軍團立刻向湘贛邊境西進，同紅三軍團靠攏。十八日，在萬載得悉湘軍追擊部隊右路的第三縱隊四個團已突進到兩省交界處的瀏陽文家市一帶，和其他兩路距離較遠，態勢較為孤立。毛澤東、朱德當機立斷，當夜發出奔襲文家市的命令。

二十日拂曉，紅一軍團主力在當地赤衛隊配合下，向文家市突然發起猛攻。經過三個多小時的激戰，全殲立足未穩的湘軍三個團、一個營及一個機槍連，擊斃第三縱隊司令兼第四十七旅旅長戴斗垣。這是紅一軍團建立后取得的第一個重大勝利，對支援紅三軍團有重要意義。這次戰斗本來可以繳獲一部無線電臺。湘軍潰退時，丟下一部電臺還在工作，但紅軍戰士好奇，把電臺給砸爛了。當時紅軍的通訊器材很缺乏，還沒有建立無線電通訊，毛澤東很惋惜，說這就是游擊主義的破壞性，要制止戰爭中的破壞行為，非經過長期深入的教育不可。

戰斗結束后，毛澤東、朱德率紅一軍團于二十三日北上瀏陽永和市，同由平江地區南下的紅三軍團會合。兩個軍團的前委舉行聯席會議，決定把兩個軍團合編為中國紅軍第一方面軍，共有兵力三萬多人，是當時最強大的工農武裝力量，由朱德任總司令，毛澤東任總政治委員；成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敵委員會，由毛澤東任書記；同時，成立中國工農革命委員會，統一指揮紅軍和地方政權的工作，由毛澤東任主席。

紅一方面軍成立后，下一步的行動方向是什么？毛澤東主持召開總前委會議進行討論。據滕代遠后來回憶：“這時，中央又命令一方面軍再去打長沙，三軍團也有不少人主張打長沙，當時我們認為，第一次三軍團二萬多人也打了長沙，現在四萬人還不能去打嗎？”⑨當時紅軍士氣旺盛，但還不具備進攻大城市的條件。第一次進攻長沙，因對方守備力量薄弱而攻入了，但敵軍一集中兵力反攻，就被包圍在城內，突圍時遭受很大損失。這時，長沙城內的國民黨軍隊比紅軍多一倍多，而且筑有較強固的防御工事。紅一、三軍團剛剛會合，才開始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發展，還缺乏攻堅的裝備、技術和經驗。所以，毛澤東、朱德對中央這個指示提出疑問，認為就紅軍的裝備條件來看，長沙不易攻下。但上有中央命令，總前委內部又有不少委員主張打長沙，最后，毛澤東、朱德仍尊重多數委員的意見，由會議決定再次進攻長沙。

依據總前委的決定，毛澤東、朱德于八月二十四日下達紅一方面軍分“三路向長沙推進”的命令。紅一方面軍主力在二十九日進抵長沙近郊。總前委從偵察中獲悉，長沙守軍有六個師又一個旅，共三十一個團，又有堅固的防御工事，而紅一方面軍的十三個師實際上相當于十三個團，雙方強弱懸殊，決定采用“誘殲敵軍于其工事之外、然后乘勝攻入長沙”的作戰方法。⑩然而，長沙守軍堅持憑工事固守，不肯出擊，紅一方面軍抓不到殲敵的戰機，部隊內部要求攻城的呼聲甚高。于是，紅一方面軍總部在九月一日晚，發出在第二天向長沙發動總攻的命令。這次戰斗異常激烈。盡管指戰員英勇奮戰，甚至采用“火牛陣”的方法，想用牛群來沖破敵軍的電網，仍沒有奏效。何鍵看到紅軍進攻受阻，在三日晨派兩個多旅出擊，被紅一軍團擊潰。這以后，守軍不再出擊。十日，紅一方面軍發動第二次對長沙的總攻擊，連續幾次強攻，激戰到十一日拂曉，仍沒有能突破守軍的陣地。

紅一方面軍圍攻長沙十六天，兩次總攻都沒有奏效，誘殲敵軍的計劃也沒能實現，又得到李宗仁，張發奎的部隊已到達湘潭的消息。九月十二日，毛澤東主持召開有湖南省委代表參加的方面軍總前委擴大會議。大家認為，李、張部隊到湘潭不是打何鍵而是為了進攻紅軍，紅軍有腹背受敵的危險，從而下決心從長沙撤圍。撤圍后退到哪里？會上有四種不同意見：一是認為不應該放棄對長沙的進攻計劃，可由株洲萍鄉鐵路撤退，以消滅后面的敵人；二是撤退到岳州；三是撤退到江西袁州；四是撤圍長沙，改打南昌。最后由毛澤東作總結，會議決定先退株洲、萍鄉，休整待機。⑾

對這次攻打長沙的教訓，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此次攻長沙不克，其原因有三：（一）未能消滅敵之主力于打工事之前。敵共有三十一團之眾，我在文家市、猴子石兩役雖已消滅敵兵在五團以上，但大部隊尚未消滅即退入城壕，因此敵有余力守城。（二）群眾條件不具備。城內無工人暴動、無士兵暴動以為響應，粵漢路、株萍路及對河群眾沒有起來，不能斷絕敵人之水陸交通，不能封鎖敵人之經濟及軍事運輸。（三）技術條件不具備。敵之工事是歐式重層配備，鐵絲網、壕溝等計八九層，我們只有肉搏，沒有重炮破壞敵之工事，交通器具如無線電等我們也沒有，以致兩個軍團聯絡不好，因而失機。”他在報告中強調：“依我們的經驗，沒有群眾條件是很難占領中心城市的，也是很難消滅敵人的。”⑿可以看出，經過第二次攻打長沙失敗的實際教訓，毛澤東已更深切地感到，在力量對比懸殊的條件下強行進攻中心城市是不可能取得成功的。 


　　紅一方面軍從長沙撤抵株洲時，部隊繳獲了國民黨政府在內部印發的中共中央和中央軍委八月初的一封信。信中提到：“第一軍團的任務是奪取南昌、九江，占領南潯鐵路，建立江西政權及全國性政權，封鎖長江，向右進攻南京、向左保障武漢勝利”。“第三軍團在江西工作一個時期后，再去湖南或湖北。”⒀看到中央這個指示后，紅一方面軍一部分干部主張立即進攻南昌、九江；一些干部又主張在湘鄂贛堅持斗爭，再攻長沙。毛澤東深知，無論進攻南昌、九江，還是再攻長沙都難以奏效。九月十三日，他在株洲召開方面軍總前委會議，經過充分討論，決定：先在萍鄉、醴陵、攸縣籌措給養，然后由紅一軍團奪取吉安，紅三軍團略取峽江、新干。會后，紅軍沿萍株鐵路從湖南折回江西。

但問題并沒有完全得到解決。當時“革命急性病”在紅一方面軍的干部中相當普遍地存在。特別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指示，許多人急于想取得攻下中心城市的重大勝利。九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江西宜春（袁州）召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會議（通常稱為袁州會議）。會上發生了爭論，毛澤東等堅持株洲會議的原有決定：先打吉安；部分干部卻提出直攻南昌、九江，有的甚至向毛澤東提出質問：“你又不打長沙，又不打南昌，你執不執行中央路線？”⒁

會議進行期間，中共中央長江局軍事部負責人周以栗從湖南趕到紅一方面軍總部，傳達說：長江局已查明李、張部隊并沒有到達湘潭，要紅一方面軍回去再打長沙。并且帶來中共中央的一封指示信，里面說：“我們預料你們（注：指一、三軍團）既然取得聯絡，必然有過會議，討論再度占領長沙問題。如果你們是決定以三（注：原來的紅六軍已改稱紅三軍）、四、五、八軍的主力集中進攻長沙，而以少部隊留守贛省，牽制南昌、九江之敵，并通知二、六軍逼進武長線，以切斷敵聯絡線為任務，這一戰略無疑是正確的，望你們堅決照此戰略執行。”⒂毛澤東在大革命時期曾和周以栗一起搞過農民運動，就同他談了一個通宵，終于用事實說服了他。周以栗放棄了原來的想法，接受毛澤東的正確主張，而且轉過來在會上幫助說服部分干部：暫時不打南昌而先打吉安。會議終于決定：“一軍團以很短時間攻下吉安，建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補充新兵，籌措給養等。三軍團則占領清江縣城及其附近，封鎖贛江，籌款，發動群眾，整理補充等。”⒃這樣，就最終放棄了再攻長沙的打算，也沒有采取立刻進攻南昌、九江的冒險計劃。

十月二日，毛澤東和朱德向紅一軍團下達命令，“決于四日拂曉總攻吉安城”。部隊行進到吉安境內，遇到從中央開會回來的李文林，說中央還是要紅一軍團去打南昌。毛澤東很平靜地說：我們準備去打吉安，你看隊伍已經向吉安開去了！李文林說，那也只好這樣了。

當時，吉安周圍都在紅軍控制下，已成為一座孤城，只靠贛江同外交通。十月四日晨，在贛西十多萬群眾和地方武裝配合下，紅一軍團向吉安發起總攻擊。當晚，守軍鄧英率部乘夜潛逃。紅軍勝利攻占吉安城。接著，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贛西南特委在城內舉行十萬人參加的群眾大會，慶祝吉安解放的勝利，成立以曾山為主席的江西省蘇維埃政府。同時，組成李文林負責的中共江西省行動委員會。但在吉安也得到錯誤的情報，認為“各級指導機關，無論內外，多數為AB團、富農所充塞。”這導致了不久后發生的肅反中的嚴重錯誤。

紅一方面軍占領吉安后擴軍八千人，還建立起工兵隊，又連續攻克泰和、安福、吉水、峽江、新干、清江等地，進行了土地革命，使贛江兩岸幾十個縣的紅色政權連成一片，紅軍得到了擴大。 


　　這時，國民黨軍隊已開始大批地向江西南昌集中，準備對紅軍發動“圍剿”，而紅一方面軍內部卻又爭論起攻下吉安后打不打南昌的問題來。不少干部仍堅持按照中央原有決定去攻打南昌、九江。毛澤東從攻打長沙失利的教訓中已經認識到，這樣做是不能取得成功的，但又不便同中央決定和紅一方面軍內許多干部的意見公開對抗，只能以“有計劃、有配合、有步驟地奪取南昌、九江”為理由，決定將部隊先向南昌以南的袁水流域推進，等待戰機。

根據這個決定，紅一軍團的三個軍分別從十四日拂曉開始撤出吉安，移師向北。

毛澤東隨同紅一方面軍總部在十月十七日抵達峽江縣城，召開總前委會議。這時，國民黨各派軍閥之間的中原大戰已將結束。在討論時局問題時，毛澤東指出嚴重的局勢即將到來。他說：“我們認為統治階級的軍閥混戰，暫時決不能調和停頓，但也不會繼續擴大到底。”“要知道階級矛盾超過統治階級內部矛盾時，反動統治階級必聯合的來進攻革命。”

對如何鞏固已經擴大了的革命根據地，會議也進行了討論。毛澤東指出：“對于土地問題，我們認為一定要徹底的平均分配，才是對的。只有執行沒收一切平均分配，才能爭取廣大的貧農群眾，才能徹底推翻封建剝削，才能保障社會主義勝利的前途。對于資本問題，我們認為目前無條件的沒收一切工廠商店是不對的，應該沒收反革命的商店與軍閥官僚資本的工廠商店，對于不是違反蘇維埃勞動法的資本，應用工人監督資本的方法來限制他，克服他的陰謀（移開資本，怠工不辦貨）。”⒄

會后，朱德、毛澤東命令：“方面軍以直占南潯路、待機略取九江、南昌之任務。第一步擬先殲滅高安當前之敵而占領之。”⒅值得注意的是，在這個命令中對南昌、九江是“待機略取”，而“第一步”只是攻取高安。十月二十二日，紅一方面軍總部到達清江縣的太平圩，并已獲悉國民黨軍隊正在大批開入江西。第二天，毛澤東在太平圩召開總前委會議，“決先在袁水與瑞州河之間布置工作，以主力沿袁水配置發動這一帶的群眾，籌措給養，竭力準備與敵決戰的條件，暫以七天為期。”⒆二十九日又命令：“本方面軍擬仍在原地區延長工作三天”。⒇這樣，部隊實際上不再向北推進。

鑒于局勢日趨嚴重，十月二十五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一方面軍總部后撤三十里，移至新余縣羅坊，召開中共紅一方面軍總前委和江西省行委聯席會議。這是一次極為重要的決策會議。

當時得到消息：國民黨軍隊先頭部隊已到清江，同紅軍只有一江之隔。會上，毛澤東根據當前敵情的變化，明確地提出：“在強大的敵人進攻面前，紅軍決不能去冒險攻打南昌。南昌是敵人重兵駐守的地方，紅軍還沒有足夠的力量去攻打大城市。紅軍必須采取‘誘敵深入’的作戰方針，退卻到根據地去，選擇好戰場，創造有利條件，充分依靠人民群眾，實行人民戰爭。把敵人放進來，才能集中力量消滅敵人。”(21)

開始討論時，少數人不贊成這個主張，李文林、袁國平提出：“不打南昌、會師武漢，就是違背中央精神，就會斷送中國革命。”(22)多數人如朱德、周以栗、羅榮桓、曾山、陳正人等支持毛澤東的主張。經過反復討論，會議對打不打南昌、九江這個問題基本上統一了認識。第二天，聯席會議一致通過決議——《關于目前政治形勢與一方面軍及江西黨的任務的指示》，提出目前的戰略是“在吉安南昌之間一帶地區發動廣大的群眾，籌措給養，同時加緊后方的群眾調動與給養籌措，準備與敵人作大規模的決戰，消滅敵人主力，實現全省勝利”。(23)

滕代遠后來回憶說：“經過充分討論和毛主席以及長江局代表周以栗的耐心說服，我們接受了毛主席不去打南昌的正確意見。當然我們的轉變并不是開一次會議解決問題的，而是毛主席費了很大的功夫，盡了最大的耐心，開了許多次會，我們的思想才通了。另一方面，當時我們也感到在強大的敵人面前，我們的力量不能分散，而要集中，要團結對敵，如果在這個問題上意見不統一，就會導致分裂，對革命不利，所以我們同意了毛主席的正確意見。”(24)

但在聯席會議上，對“誘敵深入”的方針仍沒有取得統一的認識，所以在決議上并沒有把它寫上。十月三十日，從偵察得知，國民黨多路軍隊約十萬人已經出動，向紅軍和根據地推進，局勢十分嚴峻。毛澤東立即召開總前委緊急會議討論，大家認為，從敵強我弱這個實際狀況出發，要戰勝敵人的“圍剿”必須退到根據地腹地才有可能，于是確定了“誘敵深入”的戰略方針(25)，并決定整個方面軍東渡贛江，由原來在湘江、贛江之間轉移到回旋和發展余地都大得多的贛江以東廣闊區域活動，待機破敵。

紅一方面軍是由一軍團和三軍團合編而成的。紅三軍團的第五軍和十六軍大多數是湖南的平江、瀏陽人，第八軍大多是湖北的陽新、大冶人，有些人從狹隘的地方觀念出發，反對東渡贛江，主張一、三軍團分家，夾江而陣：一軍團位置于贛江以東，三軍團位置于贛江以西。彭德懷出席了羅坊會議，堅決支持總前委的決定，認為：為了消滅敵人，必須反對地方主義，在政治上以朱、毛為旗幟，集中統一紅軍，一、三軍團不再分開。他在三軍團的會上說：“要集中兵力，大量消滅當前蔣介石進攻之敵，有意見到江東去討論吧，我是一定要過江的，總前委這個決定是正確的。紅軍要打遍全中國，不要地方主義。”(26)他所表示的這種態度起了舉足輕重的作用，大家都沒有意見了。三軍團便在峽江、樟樹之間東渡贛江。總部和一軍團也在峽江附近渡過贛江。

這樣，整個方面軍在統一指揮下開始投入第一次反“圍剿”的準備工作。 


　　從離開長汀西進到羅坊會議這四個月間，毛澤東和他率領下的紅軍走過一條充滿驚濤駭浪的歷程。那時，在李立三“左”傾冒險主義的錯誤指導下，一些革命根據地和紅軍遭受了嚴重損失。毛澤東雖也根據中共中央的指示，移師向南昌、長沙推進，并且對長沙發動了歷時十六天圍攻，不但沒有取得成功，反而造成較大傷亡；但總的說來，他保持著冷靜的頭腦，認真研究不斷變化著的實際情況，盡力避免盲目硬拼，機動靈活地使用兵力。當進攻長沙失敗后，他又在存在嚴重爭議的處境下，耐心地、一步一步地糾正部隊內部相當普遍的盲目執行上級命令和急躁的情緒，把紅軍的行動引入正確軌道。朱德后來回憶說：如果不是這樣而真照李立三的錯誤指導做下去，“把部隊開去打武漢、九江，結果是難以設想的”。(27)到一九三○年十月間，紅一方面軍總人數已達四萬人，并且集中了兵力，統一了指揮，革命根據地也有明顯擴大，從而為迎接即將到來的大規模反“圍剿”作戰創造了良好的條件。

在當時那種復雜的環境中，能做到這樣實在是很不容易了。 


　　① 李立三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30年6月9日。

② 中共中央致紅四軍前委信，1930年6月15日。

③ 《郭化若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8頁。

④ 涂振農在第一軍團及贛西南、閩西巡視工作報告，1930年9、10月間。

⑤ 艾格妮絲·史沫特萊：《偉大的道路——朱德的生平和時代》，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1979年4月版，第316、317頁。

⑥ 從中央檔案館保存的原件，可以確認它是從中央帶來的。

⑦ 《郭化若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30、31頁。

⑧ 毛澤東給贛西南特委轉閩西特委并轉中央的信，1930年8月19日。

⑨ 滕代遠：《談有關羅坊會議的情況》，《江西黨史資料》第6輯，第252頁。

⑩ 紅軍第一方面軍命令，1930年8月31日。

⑾關向應在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發言記錄，1930年10月14日。

⑿第一軍團前委書記毛澤東給中央的報告，1930年9月17日。

⒀第一軍團前委書記毛澤東給中央的報告，1930年9月17日。

⒁滕代遠：《談有關羅坊會議的情況》，《江西黨史資料》第6輯，第254頁。

⒂中共中央關于再度占領長沙的戰略與策略給長江局并轉湘省委、湘鄂贛前委及行委的信，1930年8月29日。

⒃毛澤東給南方局即轉中央信，1930年10月14日。

⒄毛澤東給湘東特委的信，1930年10月19日。

⒅朱德、毛澤東命令，1930年10月19日。

⒆朱德、毛澤東命令，1930年10月24日。

⒇朱德、毛澤東命令，1930年10月29日。

(21)陳正人回憶羅坊會議（1967年12月），《江西黨史資料》第6輯，第260—261頁。

(22)陳正人回憶羅坊會議（1967年12月），《江西黨史資料》第6輯，第260—261頁。

(23)《中央革命根據地史料選編》（中冊），江西人民出版社1982年5月版，第264頁。

(24)滕代遠：《談有關羅坊會議的情況》（1967年），《江西黨史資料》第6輯，第254頁。

(25)《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54頁。

(26)《彭德懷自述》，人民出版社1981年12月版，第162頁。

(27)朱德：《在編寫紅軍一軍團史座談會上的講話》，《朱德選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8月版，第130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