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反對本本主義
堅持從實際出發，是毛澤東極為突出的特點。從秋收起義到井岡山斗爭，再到開辟贛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不管局勢怎樣險惡，他從不放松對周圍環境的現狀和來源進行周密的調查研究，努力按照不斷變化著的實際情況來決定行動方針，并且十分注意通過實踐的檢驗來修正或充實原有的想法。這是他所以能夠不斷提出創見并取得成功的重要原因。
但人們的認識并不是那樣容易取得一致的。在這個過程中，各種爭議經常發生，有時甚至相當尖銳，嚴重地妨礙著紅軍和革命根據地的發展。這種爭議，有的發生在紅四軍內部，有的發生在它同上級領導機關（包括當時的中共中央和共產國際）之間。
毛澤東在青年時起就表現出對事情總不滿足于枝枝節節的解決，而是力求從大本大原上去探索。這種爭議多次地反復地出現，自然引起他要從更深的層次上進行思考。
這個認識過程，正如他以后在《實踐論》中所總結的：“第一步，是開始接觸外界事情，屬于感覺的階段。第二步，是綜合感覺的材料加以整理和改造，屬于概念、判斷和推理的階段。”在他看來，認識開始于實踐，認識又有待于深化。“社會實踐的繼續，使人們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復了多次，于是在人們的腦子里生起了一個認識過程中的突變（即飛躍），產生了概念。”這樣就達到理性認識的階段。這個飛躍很重要：“我們的實踐證明：感覺到了的東西，我們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東西才更深刻地感覺它。感覺只解決現象問題，理論才解決本質問題。”
毛澤東正是從“反復了多次”的事實中看到：這些爭議背后潛藏著的是兩種不同的思路：一種是毫不動搖地堅持從實際出發，另一種是只從主觀愿望或某些書本上的現成結論出發。從這兩種不同思路出發，可以對同一事物作出完全不同的判斷和決策。因此，要解決各種具體問題上存在的分歧，必須從這個根本問題上著手。
當然，對這樣一個問題的認識，也需要有個過程。毛澤東最初提出的是反對形式主義，也就是要反對那種不顧實際情況的需要，只是一成不變地從形式上來考慮問題，特別是盲目地、表面上完全無異議地去執行上級指示。
井岡山斗爭的“八月失敗”后，毛澤東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嚴厲地批評湖南省委代表杜修經“不查當時環境”，“只知形式的執行湖南省委向湘南去的命令”，“結果招致邊界與湘南兩方面的失敗，其錯誤實在非常之大”。①紅四軍七大前后發生的那場激烈爭論也是如此。最初爭論的熱點是紅四軍在當時情況下要不要設立軍委。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引起這場爭論的原因之一是“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從遠方到來”。這些人堅持設立軍委的理由看起來是冠冕堂皇的：“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完成組織系統應有軍委。”但這些說法完全是形式主義的：“現在只有四千多人一個小部隊，并沒有多數的‘軍’”。“行軍時多的游擊時代與駐軍時多的邊界割據時代又絕然不同，軍隊指導需要集中而敏捷。少數同志對這些實際理由一點不顧及，只是形式地要在前委之下、縱委之上硬生生的插進一個軍委，人也是這些人，事也是這些事，這是什么人都明白在實際上不需要的。然而少數同志們費盡九牛二虎之力，非要設立不可，究竟有什么理由可以說明呢？”毛澤東還指出，這些人攻擊紅四軍黨內有家長制，“同樣是一種形式主義的觀察”。他從爭論中得出一個結論：“這種現象是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之不同。”“不從需要上實際上去估量，單從形式上去估量，這是什么一種共產主義者的態度呢？！”“請問實際弄得不好，形式上弄得再好看又有什么用處呢？！”并且指出：“形式主義之來源是由于唯心主義。”②
因此，他在起草紅四軍九大決議案時，把“唯心觀點”列入需要糾正的“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寫道：“唯心觀點，在紅軍黨員中是非常濃厚的，其結果對政治分析，對工作指導，對黨的組織，都有非常大的妨礙。因為政治上的唯心的分析和工作上的唯心的指導，其必然伴隨的結果，不是機會主義，就是盲動主義。”糾正的方法是什么呢？毛澤東提出了三條：“（一）教育黨員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方法去作政治形勢的分析和階級勢力的估量，以代替主觀主義的分析和估量。（二）使黨員注意社會經濟的調查和研究，由此來決定斗爭策略和工作方法，使同志們知道離開了實際情況的調查，就要墮入空想和盲動的深坑。（三）黨內批評要防止主觀武斷和把批評庸俗化，說話要有證據，批評要注意政治。”③
同唯心主義、形式主義相對立的，便是毛澤東一向倡導的重視調查研究，堅持從實際出發。客觀實際是復雜的，調查研究應該是周密而系統的。毛澤東在《實踐論》中寫道：“只有感覺的材料十分豐富（不是零碎不全）和合于實際（不是錯覺），才能根據這樣的材料造出正確的概念和論理來。”
在這以前，毛澤東曾作過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永新、寧岡七個有系統的社會調查，湖南那五個縣是大革命時代做的，永新、寧岡兩個是井岡山時代做的，但這些材料因為馬日事變和井岡山失守而損失了。
古田會議后，紅四軍回師贛南，分兵發動群眾，深入土地革命，在贛南逐步形成一塊比較鞏固的根據地。一九三○年五月，紅四軍在地方武裝配合下攻克尋烏縣城，在這里停留了一個月，環境比較安定。這樣長時間的停留，在紅四軍主力離開井岡山后是少見的。
毛澤東利用紅四軍正分散在安遠、尋烏、平遠發動群眾的機會，在尋烏縣委書記古柏協助下，接連開了十多天座談會，進行社會調查。這是他以前還沒有過的規模最大的一次調查。調查的目的性很明確。毛澤東說過：這正是對“中國的富農問題我還沒有全般了解的時候，同時我對于商業狀況是完全的門外漢，因此下大力來做這個調查”。參加調查會的有一部分中級干部，一部分下級干部，一個窮秀才，一個破產了的商會會長，一個在知縣衙門管錢糧的已經失了業的小官吏，共十一人。尋烏這個縣，正介于閩粵贛三省的交界處，明白了這個縣的情況，三省交界各縣的情況大概相差不遠。
毛澤東把這次調查的結果，整理成《尋烏調查》，共五章三十九節，八萬多字。這個調查，對尋烏縣的地理環境、交通、經濟、政治、各階級的歷史和現狀等，進行了全面而詳細的考察分析。不僅調查了農村，還調查了城鎮，尤其調查了城鎮的商業和手工業狀況及其歷史發展過程和特點。經過尋烏調查，毛澤東懂得了城市商業狀況，掌握了分配土地的各種情況，為制訂正確對待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的政策，為確定土地分配中限制富農的“抽肥補瘦”的原則，提供了實際依據。他說：“我作了尋烏調查，才弄清了富農與地主的問題，提出解決富農問題的辦法，不僅要抽多補少，而且要抽肥補瘦，這樣才能使富農、中農、貧農、雇農都過活下去。假若對地主一點土地也不分，叫他們去喝西北風，對富農也只給一些壞田，使他們半饑半飽，逼得富農造反，貧農、雇農一定陷于孤立。當時有人罵我是富農路線，我看在當時只有我這辦法是正確的。”④但他還有不滿足的地方，覺得：“這個調查有個大缺點，就是沒有分析中農、雇農與流氓。還有在‘舊有土地分配’上面，沒有把富農、中農、貧農的土地分開來講。”⑤
和進行尋烏調查同一個月，毛澤東寫出了他的名作《反對本本主義》（原題是《調查工作》，六十年代公開發表時改成這個名字）。這是毛澤東多年來從事調查研究的理論總結。
文章劈頭就提出一個重要的命題：“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你對于某個問題沒有調查，就停止你對于某個問題的發言權。”他倡導要到群眾中去進行社會調查。指出：一切結論產生于調查情況的末尾，而不是在它的先頭。只有蠢人，才是他一個人，或者邀集一堆人，不作調查，而只是冥思苦索地“想辦法”，“打主意”，須知這是一定不能想出什么好辦法、打出什么好主意的。換一句話說，他一定要產生錯辦法和錯主意。毛澤東用了一個生動的比喻：調查就像“十月懷胎”，解決問題就像“一朝分娩”，調查就是解決問題。
文章尖銳地批評黨內討論問題時有人開口閉口“拿本本來”。強調必須把上級所作的決議、指示同本地區、本部門實際情況結合起來。“不根據實際情況進行討論和審察，一味盲目執行，這種單純建立在‘上級’觀念上的形式主義的態度是很不對的。”毛澤東接著又闡述了共產黨人對馬克思主義應該采取的正確態度：“我們說馬克思是對的，決不是因為馬克思這個人是什么‘先哲’，而是因為他的理論，在我們的實踐中，在我們的斗爭中，證明了是對的。我們的斗爭需要馬克思主義。我們歡迎這個理論，絲毫不存什么‘先哲’一類的形式的甚至神秘的念頭在里面。”他從這里得出一個極端重要的結論：“馬克思主義的‘本本’是要學習的，但是必須同我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換句話說：必須把馬克思主義理論同中國的實際情況相結合。
文章強調：“必須努力作實際調查，才能洗刷唯心精神。”調查的對象是社會各階級的歷史和現狀。要明了整個社會各階級的政治經濟情況，而不是各種片斷的社會現象，不是看到一點表面、一個枝節就自以為是地指手畫腳，瞎說一頓。文章指出：“我們調查工作的主要方法是解剖各種社會階級，我們的終極目的是要明了各種階級的相互關系，得到正確的階級估量，然后定出我們正確的斗爭策略，確定哪些階級是革命斗爭的主力，哪些階級是我們應當爭取的同盟者，哪些階級是要打倒的。我們的目的完全在這里。”
適應正在變化的客觀環境，毛澤東及時地指出，調查工作不能只偏于農村而不注意城市，以致許多干部對城市貧民和商業資產階級這二者的策略始終模糊：“斗爭的發展使我們離開山頭跑向平地了，我們的身子早已下山了，但是我們的思想依然還在山上。我們要了解農村，也要了解城市，否則將不能適應革命斗爭的需要。”他在寫這篇文章的同時所進行的尋烏調查，便是這樣做的。
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還有一個極其重要的論斷：“中國革命斗爭的勝利要靠中國同志了解中國情況。”這自然是針對以往許多人機械執行共產國際指示或盲目照搬俄國革命經驗的狀況提出的。文章中說：“共產黨的正確而不動搖的斗爭策略，決不是少數人坐在房子里能夠產生的，它是要在群眾的斗爭過程中才能產生的，這就是說要在實際經驗中才能產生。因此，我們需要時時了解社會情況，時時進行實際調查。”
作為毛澤東思想的活的靈魂的三個基本點，即實事求是、群眾路線、獨立自主的思想，在這篇文章中可以說已初步形成。毛澤東十分重視這篇文章。在編輯《毛澤東選集》第一卷時，它已經散失。到六十年代初，又重新找到。中共中央在一九六一年三月把它作為中央文件印發給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區黨委。三月十一日，毛澤東特地為它寫了一段說明：
“這是一篇老文章，是為了反對當時紅軍中的教條主義思想而寫的。那時沒有用‘教條主義’這個名稱，我們叫它做‘本本主義’。寫作時間大約在一九三○年春季，已經三十年不見了。一九六一年一月，忽然從中央革命博物館里找到，而中央革命博物館是從福建龍巖地委找到的。看來還有些用處，印若干份供同志們參考。”
《反對本本主義》的寫成，反映出毛澤東在認識過程中出現了一個“飛躍”。這個“飛躍”，確實是他“在實踐中引起感覺和印象的東西反復了多次后”才產生的，反過來又可以使他更自覺地用來指導此后的實踐。
一九三○年六月初，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從尋烏出發，再次進入閩西，經武平到上杭，分兵發動群眾。這時，閩西革命根據地已正式形成，以鄧子恢為主席的閩西蘇維埃政府和各級民主政權已先后成立。根據地人口約八十五萬人，占閩西各縣總人口的一半以上。無地或少地的農民分得了土地，并且出現了具有生產互助性質的耕田隊。毛澤東到上杭縣才溪鄉進行社會調查后，召開區鄉工作人員和耕田隊長會議，號召群眾組織起來搞生產，要求把耕田隊改成互助組；教育區鄉工作人員依據群眾自愿入股原則，創辦出售油、鹽、布匹和收購土特產品的合作社，來促進物資交流，解決農民生產和生活的必需品。
六月中旬，毛澤東在長汀縣南陽（現屬上杭縣）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和閩西特委聯席會議，通常稱為南陽會議。會上，毛澤東作了關于形勢和任務的報告，鄧子恢代表閩西特委匯報了閩西革命根據地半年來的形勢和各項工作的經驗教訓。會議討論了經過毛澤東審改的《富農問題》和《流氓問題》兩個決議。決議中明確規定，對土地分配除原有的“抽多補少”原則外，增加了“抽肥補瘦”。
以后，毛澤東在這年十月又做過興國調查。這次調查的特點是：第一，做了八個家庭的調查，這是他過去從來沒有做過的，而沒有這種調查，就不能有農村的基礎概念。第二，調查了各階級在土地斗爭中的表現，這是他在尋烏調查中做了而沒有做得完全的。毛澤東在整理后記中說：“實際政策的決定，一定要根據具體情況，坐在房子里想象的東西，和看到的粗枝大葉的書面報告上寫著的東西，決不是具體的情況。倘若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報告來決定政策，那是危險的。過去紅色區域弄出了許多錯誤，都是黨的指導與實際情況不符合的原故。所以詳細的科學的實際調查，乃非常之必需。”⑥
第二年二月，毛澤東根據中共蘇區中央局有關通告的精神寫信給江西省蘇維埃政府。他在信中先分析了當地農村工作面對的實際問題：“現在春天到了，各地農民動手耕田的還很少，這件事值得我們注意。”為什么出現這種狀況？原因之一是田沒有分定。信中說：“關于田沒有分定一層，在現在紅色區域是個大問題。過去田歸蘇維埃所有，農民只有使用權的空氣十分濃厚，并且四次五次分了又分使得農民感覺田不是他自己的，自己沒有權來支配，因此不安心耕田。這種情形是很不好的。”信中要求省蘇維埃政府通令各級各地政府貼出布告，“要說明過去分好了的田（實行抽多補少、抽肥補瘦的）即算分定，得田的人，即由他管所分得的田，這田由他私有，別人不得侵犯。以后一家的田，一家定業，生的不補，死的不退，租借買賣，由他自主。田中出產，除交土地稅于政府外，均歸農民所有。”⑦這樣，又糾正了井岡山以來《土地法》中關于土地所有權屬于政府而不屬于農民，農民只有使用權，禁止土地買賣的規定。經過實踐中的反復探索，終于形成了一套比較完備而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土地制度改革方案。
一個多月后，毛澤東又在他起草的一個通知中寫道：“我們的口號是：一，不做調查沒有發言權。二，不做正確的調查同樣沒有發言權。”⑧有了后一條補充，就把《反對本本主義》中所說的“沒有調查，沒有發言權”，表述得更加完整了。
毛澤東在長期的嚴酷的革命斗爭實踐中，錘煉出一整套科學的工作方法：極端重視對實際事實的周密調查，堅持從當時當地的具體情況出發，充分考慮到客觀事物方方面面的復雜因素和變動狀況，集中群眾智慧又經過審慎的深思熟慮，找出切實可行的解決問題的辦法，用來指導工作，而不是根據想當然或不合實際的第二手材料，輕率地決定政策。這種科學的工作方法，自覺地貫穿在他日后領導中國革命的全過程中，在實踐中繼續豐富和發展，并用以教育全黨和全體人民。這是中國革命能夠取得勝利的極其重要的原因。離開這一點，便談不上真正理解毛澤東。
① 第一次蘇維埃區代表大會紅四軍代表報告，1930年5月16日。
② 毛澤東復林彪的信，1929年6月14日。
③ 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1929年12月。
④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22頁。
⑤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42、43頁。
⑥ 《毛澤東農村調查文集》，人民出版社1982年12月版，第182、183頁。
⑦ 毛澤東：《關于加強春耕工作的意見》，1931年2月28日。
⑧ 《總政治部關于調查人口和土地狀況的通知》，1931年4月2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