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開辟贛南、閩西根據地

寒冬臘月，一場大雪過后，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三千六百多人，乘國民黨“會剿”部隊還沒有合圍，離開井岡山，出擊贛南。當晚，殲滅遂川大汾的國民黨守軍一個營，突破了封鎖線。接著，經上猶、崇義縣境繼續南行，擊潰沿途的地主武裝，不戰而占領沒有國民黨正規軍設防的大余縣城。

這時，紅四軍主力已脫離原有的根據地，周圍環境和井岡山斗爭時期完全不同：既沒有共產黨的組織，又缺乏群眾斗爭的基礎，連報信的群眾也沒有。紅軍一時很難適應這種狀況。

國民黨的追兵卻來得很快。戰斗力比較強的李文彬第二十一旅三個團，悄悄地逼近大余城，突然發起猛攻。毛澤東、朱德指揮紅四軍一部在縣城東北高地進行阻擊。但因事先沒有得到報信，倉促應戰，兵力未能集中，戰斗失利，受到不小損失。第二十八團黨代表何挺穎受重傷，不久犧牲。

在強敵緊追下，為了避免硬拼和爭取主動，紅四軍主力采取盤旋式打圈子的做法，在撤出大余后，經過粵北的南雄，再轉入贛南的信豐、安遠、尋烏。
　　但是，脫離根據地后的流動作戰畢竟是艱難的。正如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所說：“沿途都是無黨無群眾的地方，追兵五團緊躡其后，反動民團助長聲威，是為我軍最困苦的時候。”國民黨軍隊輪番窮追，紅軍耳目閉塞，連戰不利。一月底，紅四軍主力在尋烏的圳下村宿營，拂曉時又遭到國民黨軍劉士毅旅一部的偷襲。習慣于夜間工作的毛澤東和朱德等還沒有起床，就陷入敵軍的包圍之中。突圍時，毛澤東曾同朱德等短時間失散。跑出了危險區，他同軍部的一些人員會合，坐在路旁休息。見到別人吃飯，他才感到餓了，但帶著飯的警衛員也跑散了，只得向曾志“討飯吃”。

這時，正值隆冬，天寒地凍，沿途人煙稀少，紅軍衣單糧缺。在這樣危險的環境下，“紅四軍前委曾一度準備分散活動，但是分散可能被敵人各個擊破，因此放棄了這個計議”。①毛澤東、朱德會合后，率領部隊以每日四十五公里的速度強行軍，進入閩、粵、贛三省交界的羅福嶂山區，在這里召開紅四軍前委會議。為了應付緊急軍事行動時指揮能夠敏捷，會議決定“軍委暫停辦公”，由前委直接領導軍內各級黨委。一天的會議剛剛開完，尋烏縣委書記古柏前來通知，“追剿”軍正在前來包圍羅福嶂。紅四軍主力立刻向北朝瑞金轉移。

這時，國民黨方面誤以為紅軍已難堅持。“追剿”軍第十五旅旅長劉士毅得意地向“會剿”軍總司令致電報捷：朱毛部“自尋烏屬之吉潭圩附近被職旅給與重創后，即狼狽向項山羅福嶂逃竄”，仍未能立足。他宣稱：該旅現正分路堵截追剿，“以絕根株”②。不料，厄運已將再次降臨到他的頭上。

紅軍采取盤旋式或打圈子的做法，并不只是為了擺脫強敵跟追，更重要的是要在運動中調動敵人，使它兵力分散，暴露出弱點來，以利于紅軍在有利時機能集中兵力殲其一部，恢復主動地位。這種機會果然來了，那就是二月十日的大柏地戰斗。

大柏地在瑞金以北，有一條十余里長的峽谷，山高林密，是打伏擊戰的好場所。紅四軍主力在二月九日抵達大柏地。這天，正是舊歷除夕，當地群眾不了解紅軍，都跑到山上去了。緊緊尾追紅軍的劉士毅旅兩個團，態度驕橫，孤軍冒進，窮追不舍，想搶頭功。紅軍指揮員紛紛向軍部請戰。毛澤東主持前委擴大會議，認為可以在大柏地打伏擊戰；決定布置成長形“口袋陣”，以主要兵力埋伏在瑞金通往寧都的道路兩側的高山茂林中，以一部分兵力引誘劉士毅進入伏擊圈。當晚，紅軍各部分別進入預定陣地。

第二天，大年初一下午，紅軍一部把劉士毅部兩個團誘進“口袋陣”底部，東、西側伏兵向后迂回出擊，扎住“袋口”。紅軍各部向敵軍一齊發起猛攻。這是紅四軍主力下山后的關鍵一仗。盡管紅軍彈藥缺乏，體力疲憊，指戰員還是拿起刺刀、石頭、槍托同敵軍拼搏。朱德軍長帶隊沖在前頭。平時很少摸槍的毛澤東，這時也提槍帶著警衛排向敵軍陣地沖鋒。鏖戰至第二天下午，才全殲被圍敵軍，俘虜正副團長以下八百余人，繳槍八百余支，水旱機關槍六挺，劉士毅旅殘部潰退贛州。這是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以來的第一次大勝仗。打了這個勝仗，整個局面頓時改觀。紅四軍擺脫了被動局面，取得了作戰的主動權。陳毅在給中共中央的報告中說：“是役我軍以屢敗之余作最后一擲，擊破強敵。官兵在彈盡援絕之時，用樹枝石塊空槍與敵在血泊中掙扎始獲得最后勝利。為紅軍成立以來最有榮譽之戰爭。”③

大柏地不是紅軍的根據地。由于當地群眾幾乎都跑到山上去了，紅軍雖然打了大勝仗，指戰員吃飯卻成了問題。毛澤東、朱德鑒于這種特殊情況，采取靈活辦法，批準各部可以動用群眾家里的糧、油、菜，同時，留下借條，出布告，說明日后償還。毛澤東十分重視要取信于民。事隔五十多天，當紅四軍第二次路過大柏地時，他命令軍需處按借條向老百姓賠還現洋，只能多給，不許少付。軍需處干部挑著現大洋，辦完了這件事，造成很大的政治影響。當地老百姓說：紅軍與國民黨軍隊根本不一樣，借條兌現，說話算數。

近一個月的流動作戰，使紅四軍嘗夠了脫離根據地的苦頭：得不到休養生息的環境，不能取得糧食、被服和人力的補充，傷病員難以安置，更缺乏當地群眾的密切支援。事情很明顯，紅軍要積蓄和發展力量，不斷戰勝敵人，就必須建立根據地，依托根據地進行武裝斗爭。紅四軍前委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到羅福嶂后，為安置傷兵計，為我有黨有群眾的休息地計，為救援井岡山計，決定前往東固。”④

東固在江西省吉安縣境內，地處吉安、吉水、永豐、泰和、興國五縣接壤處，離上述縣城都有一百多華里，群山重疊，中間有一片田地和村落，地勢險要，只有五條羊腸小道通向山外。早在一九二七年二月，這里已有黨的組織和農民協會。大革命失敗后，一些在吉安求學的共產黨員回到東固，恢復黨組織和農民協會，發動農民暴動，建立革命武裝。這支武裝力量，后來發展成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和第四團，共有槍七百支，在東固周圍各縣開展游擊戰爭，主要領導人是參加過南昌起義的原贛西特委秘書長李文林。他們從一九二八年四月起，曾多次派人送信到井岡山去，介紹東固的情況，溝通了這兩塊根據地的聯系。

東固革命根據地有著自己的特色：把公開的武裝斗爭和秘密的割據結合起來。紅軍是公開的，武裝斗爭是公開的，他們是游擊隊而不是守土的赤衛隊。農民協會在實際上管理著農村的一切行政事務。“反動勢力已驅逐了，權利完全是我們的，但公開的政權機關和固定的赤衛隊都沒有。郵路是照常的，商業貿易是照常的，邊界所受到的痛苦此地完全沒有。敵軍到來尋不到目標，黨的組織和群眾的組織完全秘密著。”⑤這種特殊的形式，在紅軍的力量還不大而反動統治勢力又無力顧及的情況下是很有效果的。

大柏地戰斗勝利后，紅四軍主力乘勝在二月十三日進占寧都縣城。接著，在十七日抵達東固，同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第四團會合。

毛澤東在東固傳達和講解了中共六大的決議案。聽取了當地黨組織和軍隊負責人對東固斗爭情況的介紹。他把這種秘密割據經驗寫信告訴湘、贛邊界特委，并指出：“在接近總暴動之前群眾政權的形式有由公開割據改變為秘密割據的必要”，“強敵來了就用盤旋式的打圈子政策對付他”。⑥

紅四軍在東固休整了一個星期，消除了疲勞，取得了補給，傷病員也得到安頓。東固成為紅四軍開辟贛南閩西根據地的重要出發點。但在這里得知井岡山已在有著極大優勢的國民黨軍隊圍攻下失守，彭德懷已率部突圍下山。這樣，救援井岡山的計劃無法實現。 


　　二月中、下旬，贛軍主力李文彬旅三個團向東固進逼，其他軍隊也對東固取包圍之勢。毛澤東主持召開前委會議。會議認為，此時若以東固為陣地同強敵作戰是不利的，將會使這個地區原來秘密割據的優勢完全喪失。決定拋棄固定區域之公開割據政策而采取變定不居的游擊政策（打圈子政策），以對付敵人的跟蹤窮追政策。同時，留下毛澤覃等一批干部，加強當地的領導力量，并送給紅二、四團二百支槍。紅四軍于二月二十五日離開東固。有人曾主張各團分路走，毛澤東不同意，認為那樣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堅持集中行動，沿贛閩邊界轉移。

這時，國內政治局勢正醞釀著一場重大變動。蔣介石同控制兩湖地區的桂系軍閥之間的戰爭已一觸即發。這將是一場大仗。江西的國民黨軍隊奉命北調，準備參加對桂系軍閥的作戰，顧不上再“追剿”紅軍，贛南敵方兵力空虛，使紅四軍的行動更處于主動地位，能夠從容地考慮下一步的行動方向。

紅四軍下一步的發展方向應該指向哪里？中共福建省委在紅四軍離開東固的上一天給中共中央寫報告，建議“紅軍暫時開到閩西長汀、武平、上杭一帶來作一短時間的休息”，并指示長汀、上杭、武平三縣縣委設法同紅四軍聯系，向他們報告當地的情況，“同時把省委的意見提供給他們參考”。⑦

毛澤東、朱德同意這個意見，因為閩西的龍巖、上杭、永定、平和一帶，在張鼎丞、鄧子恢等領導下，已經建立起工農武裝，開辟了小塊的游擊根據地，有著較好的群眾基礎；同時，在福建沒有國民黨的嫡系部隊，幾支地方部隊如長汀一帶的郭鳳鳴旅、龍巖一帶的陳國輝旅等本來都是土匪，戰斗力不強，便于紅四軍的發展。

三月十一日，紅四軍進入閩西長汀縣境內。他們在四都鎮擊潰郭鳳鳴部一個團。長汀縣委負責人段奮夫趕到紅四軍軍部，在軍委擴大會議上匯報了長汀縣和郭鳳鳴部的情況。會議決定進攻長嶺寨，奪取長汀城，消滅郭鳳鳴部。十四日，紅四軍分三路向長嶺寨發起總攻，在地方黨組織的配合下，經過半天的激烈戰斗，殲敵兩千余人，繳槍五百余支，擊斃旅長郭鳳鳴，乘勝占領長汀城，揭開了創建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序幕。

長汀是閩西的物資集散地，有幾萬人口，商業和手工業比較發達，還有小型的兵工廠和被服廠。紅四軍長期在山區轉戰，不曾進入過這樣比較繁華的中等城市。許多新的問題提到他們面前。毛澤東歷來重視社會調查，把它作為制訂政策的依據。他在當地黨組織幫助下，邀請長汀城里的錢糧師爺、老衙役、老裁縫、教書先生、佃農、游民等各階層的人開座談會，了解長汀的政治、經濟情況和風俗民情。根據調查中了解的實際情況，發動群眾，并制定各項城市政策。在紅四軍《告商人及知識分子》書中指出：

“共產黨對城市的政策是：取消苛捐雜稅，保護商人貿易。在革命時候對工商人酌量籌款供給軍需，但不準派到小商人身上。城市反動分子（軍閥的走狗，貪官污吏，國民黨指導委員、工賊、農賊，學賊）的財物要沒收。鄉村收租放息為富不仁的土豪搬到城市住家的，他們的財物也要沒收。至于普通商人及一般小資產階級的財物，一概不沒收。”“知識分子的出路，也只有參加工農革命。知識分子若肯參加革命，工農階級均可收容他們，依照他們才干的大小，分派他們相當的工作。”

長汀的信息，自然比贛南山區要靈通得多。在這里，毛澤東確切地獲知：蔣介石和桂系軍閥已經決裂，國民黨陣營內部的一場大混戰已不可避免。面對這種新的局勢，經過通盤考慮，紅四軍前委決定比較放手地在贛南閩西二十多縣范圍內開展游擊戰爭，實行武裝割據。

三月二十日，紅四軍前委在舉行擴大會議后，向中央報告：“前敵委員會決定四軍、五軍及江西紅軍第二、第四團之行動，在國民黨混戰的初期，以贛南、閩西二十余縣為范圍，從游擊戰術，從發動群眾以至于公開蘇維埃政權割據。由此割據區域，以與湘贛邊界之割據區域相連接。”并強調“這一計劃決須確立，無論如何，不能放棄，因為這是前進的基礎”。⑧

這是一個重大而正確的戰略決策。贛南閩西地域寬廣，境內山巒起伏，林木茂密，回旋余地大，適宜于發展游擊戰爭；黨和群眾的基礎好，物產比較豐富，能為堅持武裝割據提供足夠的人力物力支持；國民黨駐軍力量薄弱，并且距離大城市遠，交通不便，軍隊往來和聚集都很困難，這些都是紅軍發展游擊戰爭的有利條件。這個戰略決策的實施，為以后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創建奠定了基礎，也孕育著“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正確路線的萌芽。

為了適應新的形勢，毛澤東、朱德在長汀對紅四軍進行整編，把原來團的建制改為縱隊，成立第一、第二、第三這三個縱隊。根據中共六大決議的要求，將原有的紅四軍工農運動委員會改為政治部，由毛澤東兼任政治部主任；每個縱隊設立政治部，由黨代表兼主任；支隊、大隊兩級不設政治部，只設黨代表。紅四軍在長汀還籌到大批款項和物資。紅軍戰士每人發了兩套軍服，五塊大洋。軍容煥然一新。

依據東固游擊區秘密割據的經驗，紅四軍幫助長汀黨組織秘密發展黨員，比原來擴大了兩倍；組成二十個秘密農民協會，五個秘密工會，成立了總工會。并且召開各界代表會議，選舉產生長汀縣革命委員會，建立了閩西第一個紅色政權。 


　　紅軍在長汀停留了十七天，在這里獲悉，從井岡山突圍的紅五軍已經轉戰到達贛南；由于江西的國民黨軍隊北調，準備投入蔣桂戰爭，造成贛南軍力空虛。紅四軍前委決定，全軍迅速回師贛南。

四月一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進駐江西瑞金，同彭德懷率領的紅五軍會合。五日，毛澤東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會議，討論剛剛收到的中共中央“二月來信”。會后，毛澤東為紅四軍前委起草了給中共中央的復信。認為中央二月來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指出：“中央要我們將隊伍分得很小，散向農村中，朱、毛離開隊伍，隱匿大的目標，目的在于保存紅軍和發動群眾。這是一種不切實際的想法。”并從紅軍不是本地人、分開則領導機關不健全、容易被敵人各個擊破和愈是惡劣環境領導者愈須堅強奮斗等方面，說明紅軍不能分散，領導者不能輕易離開。復信批評那種把堅持無產階級領導權同發揮農民的革命主力軍作用對立起來的觀點，寫道：“半殖民地中國的革命，只有農民斗爭得不到工人的領導而失敗，沒有農民斗爭的發展超過工人的勢力而不利于革命本身的。”復信提出：“我們建議中央，在國民黨軍閥長期戰爭期間，我們要和蔣桂兩派爭取江西，同時兼及閩西、浙西。在三省擴大紅軍的數量，造成群眾的割據，以一年為期完成此計劃。”

四月上旬，蔣桂戰爭爆發，江西國民黨軍隊無暇顧及紅軍的行動。十一日，毛澤東在于都縣城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同意彭德懷率部回井岡山，恢復湘贛邊界根據地，決定紅四軍主力在贛南實行近距離分兵，發動群眾打土豪、分田地，發展地方武裝，建立紅色政權，鞏固并擴大贛南革命根據地。

會后，毛澤東率領第三縱隊到興國縣城，分兵發動群眾，并開展社會調查，指導建立興國革命委員會。他在興國的一項重要活動，是制定興國縣《土地法》，根據中共六大決議和實際情況，把井岡山《土地法》中“沒收一切土地”，改為“沒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階級的土地”。這是一個正確的原則性的改動。還主辦一期土地革命干部訓練班，親自擔任主要課程的講授，以推動興國《土地法》的切實執行。

月底，他率第三縱隊同第一、第二縱隊會合。會合后，紅四軍攻克寧都縣城，取得殲敵五百余人、繳槍一百多支的勝利。

從四月中旬至五月中旬，贛南革命形勢發展很快，在于都、興國、寧都三縣建立起縣級革命政權，群眾初步發動起來，贛南的工農武裝割據局面初步形成。

五月中旬，蔣桂戰爭結束，贛南方面的國民黨駐軍回防，對紅軍壓力加重。而在閩西方面，地方軍閥陳國輝旅主力卻因粵桂戰爭爆發，赴廣東參戰，兵力空虛。紅四軍前委決定，根據這一變化了的情況，避實就虛，再次入閩。

這是紅四軍第二次入閩。閩西的革命形勢已有很大發展，當地群眾對紅四軍的了解也比他們第一次入閩時清楚多了。在閩西黨組織配合下，紅四軍于五月二十三日奔襲龍巖縣城，將守軍陳國輝部一個營全部殲滅。為了誘使陳國輝旅主力回援，紅四軍又主動撤出龍巖，在二十五日一舉攻占永定縣城，成立閩西第二個縣級革命政權——永定革命委員會，由張鼎丞任主席。六月三日，再占龍巖，成立龍巖縣革命委員會，由中共閩西特委書記鄧子恢任主席。 


　　轉戰贛南閩西的過程中，紅軍的環境相當艱苦。部隊中，包括領導層中，對有些問題的認識出現了分歧。這時，剛從蘇聯回國的劉安恭，由中共中央派到紅四軍工作，擔任臨時軍委書記兼軍政治部主任，對毛澤東從實際出發的一些正確主張任意指責。這就促發了紅四軍黨內關于建軍原則的一場爭論。

五月底，毛澤東在福建永定縣湖雷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會議。會上，就黨對軍隊領導的問題發生爭論。爭論的焦點是紅四軍內是否仍要設立軍委。一種意見認為，“既名四軍，就要有軍委”，指責前委“管的太多”，“權力太集中”，是“書記專政”，有“家長制”。一種意見認為，當前前委的領導工作重心仍在軍隊，“軍隊指揮需要集中而敏捷”，由于戰斗頻繁和部隊經常轉移，由前委直接領導和指揮更有利于作戰，不必設立重疊的機構，并批評在前委之下、縱委之上硬要成立軍委實際上是“分權主義”。爭論中意見未能統一，前委書記難以繼續工作。六月八日，毛澤東在上杭縣白砂召開的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上一度以書面提出辭職。會議以壓倒多數票通過取消臨時軍委的決定，劉安恭的臨時軍委書記自然免除。但爭論的根本問題仍未解決，少數人還把黨內分歧意見散布到一般指戰員中去，情況日趨嚴重。會后，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給毛澤東寫信，請江華轉交。江華后來回憶說：“當天夜里，林彪給毛澤東同志送來一封急信，主要是表示不贊成毛澤東同志離開前委，希望他有決心糾正黨內的錯誤思想。”

毛澤東根據前委“各作一篇文章，表明他們自己的意見”的要求，于六月十四日給林彪寫了回信，并送交前委。復信從歷史和環境兩方面考察紅四軍黨內存在的問題和爭論的原因，歸納為“個人領導與黨的領導”、“軍事觀點與政治觀點”、“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形式主義與需要主義”、“分權主義與集權”等十四個問題。指出紅四軍還沒有能建立起黨的絕對領導的原因是：第一，紅四軍的大部分是從舊式軍隊脫胎出來的，便帶來了一切舊思想、舊習慣、舊制度；第二，這支部隊是從失敗環境中拖出來結集的，原來黨的組織很薄弱，因此造成了個人龐大的領導權；第三，一種形式主義的理論從遠方到來。復信批評了不要建立鞏固的根據地的流寇思想，指出：流寇思想歷來在紅軍中是很厲害的。流寇思想產生于四軍中的游民成分，黨與這種思想曾經作過許多的斗爭，但它的尾巴至今還存在，這種思想影響到城市政策與紅軍軍紀。復信還指出：紅四軍中向來有些同志偏于軍事觀點，同站在政治觀點即群眾觀點上的人的意見不合。復信指出：“四軍黨內顯然有一種建立于農民、游民、小資產階級之上的不正確的思想，這種思想是不利于黨的團結和革命的前途的，是有離開無產階級革命立場的危險”，必須“克服這種思想，以求紅軍徹底改造”。這封信，是總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建設經驗的重要文獻，系統地提出了黨對紅軍的絕對領導和紅軍建設的一系列根本原則，為半年后起草古田會議決議打下了初步基礎。

六月二十二日，中共紅四軍第七次代表大會在龍巖城內召開。毛澤東在會前曾向前委提出建議：通過總結過去斗爭經驗的辦法達到統一認識，解決紅軍建設中存在的主要問題，以提高紅軍的政治素質和戰斗力。這個建議沒有被采納。

紅四軍七大由陳毅主持，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代表們圍繞從井岡山斗爭以來的各方面問題進行討論。會議所作的決議對許多具體問題的結論是正確的或比較正確的，但錯誤地否定了毛澤東提出的黨對紅軍領導必須實行集權制（當時對民主集中制的稱謂）和必須反對不要根據地的流寇思想的正確意見。通過的決議說：“流寇思想與反流寇思想的斗爭，也不是事實”，還把“集權制領導原則”視為“形成家長制度的傾向”。會議認為，毛澤東是前委書記，對爭論應多負些責任，給予黨內“嚴重警告”處分。大會改選了紅四軍黨的前敵委員會，在選舉前委書記時，由中共中央指定的前委書記毛澤東沒有當選，陳毅被選為前委書記。毛澤東在會上最后發言說：現在還是要根據我們歷來的實際斗爭中間的經驗，加強這個政治領導，加強黨對紅軍的領導，軍隊要做群眾工作，要打仗，要籌款；至于會議對我個人有許多批評，我現在不辯，如果對我有好處，我會考慮，不正確的，將來自然會證明他這個不正確。⑨會后，毛澤東被迫離開紅四軍的主要領導崗位，到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 


　　七月上旬，毛澤東以紅四軍前委特派員身分到閩西指導地方工作。那時，閩西特委正準備在上杭縣蛟洋召開中共閩西第一次代表大會。毛澤東到蛟洋后，發現黨代會的準備工作還不夠充分，提議會議推遲一周召開，由代表先在本地區進行調查。他自己也參加調查，并為大會制定切合實際情況的方針政策作準備。二十日至二十九日，代表大會舉行。毛澤東在會上作政治報告，指出閩西黨的任務是鞏固和發展革命根據地，同贛南紅色區域連成一片，建立中心工作區域。并且論述了實現這個任務的三項基本方針：深入土地革命；徹底消滅民團土匪，發展工農武裝，有陣地波浪式地向外發展；發展黨的組織，建立政權，肅清反革命。

在毛澤東指導下，大會總結閩西土地斗爭經驗，通過《土地問題決議案》。這個決議比井岡山和興國《土地法》又有新的發展：對大小地主加以區別對待，對地主也“酌量分與土地”；對富農土地只沒收“自食以外的多余部分”，“不過分打擊”；對中農“不要予以任何的損失”；“對大小商店采取一般的保護政策”；在土地分配上，以鄉為單位，在原耕基礎上“抽多補少”，“按人口平均分配”。會后，閩西在六百多個鄉進行土地改革，約八十多萬貧苦農民分得了土地。會議后期，毛澤東因瘧疾病倒了，由上杭蛟洋轉移到蘇家坡。以后，又到永定縣金豐山區養病。在這期間，紅四軍打破了閩粵贛三省國民黨軍隊對閩西根據地的第一次“會剿”。

紅四軍攻克上杭縣城后，在九月下旬召開中共紅四軍第八次代表大會，并致信毛澤東要他出席大會。據陳毅回憶，毛澤東回信說：我平生精密考察事情，嚴正督促工作，這是陳毅主義的眼中之釘，陳毅要我作“八邊美人四方面討好”，我辦不到；紅四軍黨內是非不解決，我不能夠隨便回來；再者身體不好，就不參加會了。⑩回信送到上杭，前委給了毛澤東黨內“警告”處分，并要他馬上趕來。毛澤東只得坐擔架到上杭。但他趕到時，會議已經結束。大家見毛澤東確實病得很重，讓他繼續養病。紅四軍八大開得很不成功。第二年，紅四軍軍委代理書記熊壽祺給中央的報告中說：由于“實行所謂‘由下而上的民主制’，開會就得爭論半天。”大大小小的問題，事前沒有準備意見，就拿到會場上來爭，往往爭論到最后還得不到一個結論。甚至“為了一個紅軍法規中的黨代表權力問題，討論了兩天仍舊沒法解決，結果還是決定請示中央。”中共紅四軍“八次大會時，無組織狀態的開了三天，毫無結果”。“這就是九次大會前各級指導機關的極端民主化傾向的現象。”⑾

這以后，毛澤東留在上杭臨江樓繼續治病。經過一位名醫吳修山十多天的治療，病情明顯好轉。正逢重陽節，看到院中黃菊盛開，填了一首《采桑子·重陽》：

人生易老天難老，歲歲重陽。今又重陽，戰地黃花分外香。　　一年一度秋風勁，不似春光。勝似春光，寥廓江天萬里霜。

十月下旬，毛澤東隨閩西特委機關撤出上杭縣城，轉往蘇家坡，又休養了一個多月。

毛澤東這次病得很重。在轉往蘇家坡的途中，他對曾志說過：看起來我這個人命大，總算過了這道“鬼門關”。國民黨卻造謠說，他已死于肺結核病。共產國際在莫斯科也聽到毛澤東病故的誤傳，第二年初在《國際新聞通訊》上發了一千多字的訃告，對毛澤東作出很高的評價：

“據中國消息：中國共產黨的奠基者，中國游擊隊的創立者和中國紅軍的締造者之一的毛澤東同志，因長期患肺結核而在福建前線逝世。”“這是中國共產黨、中國紅軍和中國革命事業的重大損失。”“毛澤東同志是被稱之為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他在其領導的范圍內完全執行了共產國際六大和中共六大的決議。”

“作為國際社會的一名布爾什維克，作為中國共產黨的堅強戰士，毛澤東同志完成了他的歷史使命。”

這個“訃告”，雖因傳聞失實而來，但它透露出一個不容忽視的事實：那就是毛澤東在中國革命和中國共產黨中的重要地位不僅為國內而且也已為共產國際所承認。以后，毛澤東雖又多次遭受“左”傾領導者的錯誤打擊，但他們仍不敢完全抹煞毛澤東的地位，同這個事實多少也有關系。 


　　中共紅四軍七大決議案和毛澤東、劉安恭等的信件，通過中共福建省委的秘密交通送到中共中央。八月十三日，中共中央召開政治局會議進行討論，認為這個決議案“有些是正確的，有些是不正確的”；劉安恭的信將毛澤東、朱德分成兩派，許多是不符合事實的，在故意造成派別。會議決定：由周恩來起草一封致紅四軍前委的信，要他們努力與敵人斗爭，軍委可暫不設立，軍事指揮由軍長、黨代表管理，調劉安恭回中央⑿。 


　　八月二十一日，中共中央發出由周恩來起草的給紅四軍前委的指示信，強調“紅軍不僅是戰斗的組織，而且更具有宣傳和政治的作用”，指出紅軍“必須采取比較集權制”，黨的書記多負責任“絕對不是家長制”，事事“要拿到支部中去討論去解決——這是極端民主化的主張”。并且批評紅四軍七大側重于解決內部糾紛是不正確的，“前委同志號召‘大家努力來爭論’”和“劉安恭同志企圖引起紅軍黨內的派別斗爭”是錯誤的。

不久，陳毅到達上海，八月二十九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上詳細匯報了紅四軍的情況和黨內的爭論，說到毛澤東“在政治上比較正確”。政治局決定成立李立三、周恩來、陳毅三人委員會，由周恩來召集，負責起草一封指示信。三人委員會確定，以中央八月二十一日給紅四軍前委指示信為基礎，由陳毅執筆起草這封指示信。經過三人多次討論，陳毅對一些重大問題的認識得到很大提高。他在多年后曾幾次對身邊工作的人說，到上海黨中央兩個月，等于上了兩個月的訓練班。九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過這封信，也就是“九月來信”。

“九月來信”在總結紅四軍經驗的基礎上，著重指出“先有農村紅軍，后有城市政權，這是中國革命的特征，這是中國經濟基礎的產物”。規定紅軍的基本任務是：“一、發動群眾斗爭，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蘇維埃政權；二、實行游擊戰爭，武裝農民，并擴大本身組織；三、擴大游擊區域及政治影響于全國。”強調“黨的一切權力集中于前委指導機關，這是正確的，絕對不能動搖。不能機械地引用‘家長制’這個名詞來削弱指導機關的權力，來作極端民主化的掩護”；同時，“前委對日常行政事務不要去管理，應交由行政機關去辦”。這些指示，肯定了毛澤東提出的“工農武裝割據”和紅軍建設的基本原則。指示信要求紅四軍維護朱德、毛澤東的領導，毛澤東“應仍為前委書記”。中央的“九月來信”，為紅四軍黨內統一認識、糾正各種錯誤思想提供了根據。

“九月來信”由陳毅帶回。陳毅受中央的委托，回紅四軍做解釋和糾正的工作。

十一月下旬，毛澤東在他養病的蛟洋收到中央的“九月來信”和陳毅轉達中央指示請他回前委主持工作的來信。這時，他的健康正在恢復，便隨前來迎接的部隊回到長汀。他向朱德、陳毅等表示接受中共中央的“九月來信”，包括對他工作方式的批評。陳毅誠懇地作了自我批評，并介紹了他上海之行的情況。毛澤東也說他在紅四軍八大時因為身體不好，情緒不佳，寫了一些傷感情的話。這樣，相互間的矛盾和隔閡就消除了。毛澤東在給中央的報告中說：“我病已好，十一月二十六日偕福建省委巡視員謝同志從蛟洋到達汀州，與四軍會合。遵照中央指示，在前委工作”；“四軍黨內的團結，在中央正確指導之下，完全不成問題。陳毅同志已到，中央的意思已完全達到。惟黨員理論常識太低，須趕急進行教育。”⒀中共中央收信后，在給廣東省委的信中說道：“潤之現已復職，中心的政治領導亦已確立，此稍可使中央放心。”

半年后，當中共中央特派員涂振農來到紅四軍時，毛澤東、朱德分別同他談了這次爭論的經過，并作了自我批評。涂振農在給中央軍委的報告中寫道：“據我在那里時的觀察，確實都從行動上改正過來。朱德同志很坦白的表示，他對中央的指示，無條件的接受。他承認過去的爭論，他是錯的。毛澤東同志也承認工作方式和態度的不對，并且找出了錯誤的原因。過去軍政關系的不甚好，是做政治的和做軍事的人對立了，缺乏積極的政治領導的精神。同時要說到四軍黨內雖有爭論，但都是站在黨的立場上，在黨的會議上公開討論，雖有不同的意見，但沒有什么派別的組織，只是同志間個人的爭論，而不是形成了那一派和這一派的爭論。”⒁應該說，在探索的過程中，面對著許多新情況和新問題，這種坦誠的黨內爭論的發生是正常的，最后也得到了妥善的解決。 


　　為了進一步統一全軍黨內的思想，急需召開一次黨的代表大會。十一月二十八日，毛澤東在長汀主持召開中共紅四軍前委擴大會議。會議決定：一、召開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二、用各種方法建立紅四軍的政治領導；三、糾正黨內各種錯誤傾向，掃除紅軍內部一些舊的封建殘余制度（廢止肉刑、禁止槍斃逃兵等）。隨后，他和朱德、陳毅率隊伍到達上杭縣古田村，為紅四軍九大的召開作了認真的準備。他在軍內外進行了周密的調查，根據中央“九月來信”精神和紅四軍的實際情況，起草了“糾正黨內非無產階級意識的不正確傾向”、“黨的組織”、“黨內教育”、“紅軍宣傳工作”等八個決議草案。

中共紅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于十二月二十八日和二十九日在上杭古田舉行。這是紅軍發展史上一次十分重要的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政治報告，朱德作了軍事報告，陳毅傳達了中共中央的指示。

會議經過熱烈的討論，一致通過毛澤東起草的八個決議，總稱《中國共產黨紅軍第四軍第九次代表大會決議案》，也就是著名的古田會議決議案。大會選出毛澤東、朱德、陳毅、羅榮桓、林彪、伍中豪、譚震林等十一人為中共紅四軍前委委員，毛澤東重新當選為前委書記。

《古田會議決議》近三萬字，總結了紅四軍成立以來在部隊建設上的基本經驗教訓，確立了中國人民軍隊建設的基本原則。它的主要內容是：

第一，規定了紅軍的性質、宗旨和任務。決議指出，紅軍是一個執行革命的政治任務的武裝集團。必須堅決貫徹中國共產黨的綱領、路線、方針和政策，完全服務于人民革命斗爭、根據地建設和土地革命。紅軍決不是單純地打仗的，必須同時擔負打仗、做群眾工作和籌款三大任務。這是它區別于其他一切舊軍隊的根本標志之一。必須反對單純軍事觀點和不重視根據地的流寇思想，把宣傳工作當成“第一個重大工作”。

第二，確立黨對紅軍實行絕對領導的原則。決議規定，紅軍中必須健全各級黨的組織，實行政治委員制度，反對以任何借口來削弱黨對紅軍的領導，并且尖銳地批評了“極端民主化”、“非組織觀點”和個人主義等錯誤傾向。決議規定，黨的各級會議都必須討論軍事工作，一經形成決議，“通過群眾路線去執行”；厲行集中指導下的民主，“少數人在自己的意見被否決之后，必須擁護多數人所通過的決議。除必要時在下一次會議再提出討論外，不得在行動上有任何反對的表示”；黨內要正確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無論擔任什么軍職的黨員干部，都應該參加黨的會議，報告工作，接受黨組織的監督。

第三，規定了紅軍中政治機關和政治工作的地位。決議提出，在省級地方政權未建立前，紅軍的政治機關與軍事機關在前委領導下平行執行各自擔負的工作：政治訓練及群眾工作事項，軍事系統應接受政治系統的指揮；作戰、宿營、給養等，政治系統應接受軍事系統的指揮。在沒有建立政權機關的地方，由政治部代替當地政權機關的工作，如負責宣傳群眾、組織群眾、建設政權等。決議批評把政治機關隸屬于軍事機關的錯誤觀點。指出這種思想發展下去，便有脫離群眾、以軍隊控制政權、離開無產階級領導的危險，如像國民黨軍隊所走的軍閥主義道路一樣。

第四，強調在紅軍內部加強思想政治教育。決議從紅四軍的組成和處在農村分散游擊環境的實際出發，指出對紅軍不斷進行馬克思主義和黨的正確路線教育，是克服各種非無產階級思想，提高軍隊政治素質，完成無產階級政治任務的中心環節。《決議》對各種錯誤思想的表現和社會根源作了分析，并提出克服的辦法。

第五，規定處理紅軍內外關系的原則。決議堅持官兵平等、實行民主主義制度。指出：官兵之間只有職務的不同，沒有階級的分別。長官應當愛護士兵，關心士兵，切實保障士兵的民主權利，堅決廢止肉刑。士兵要尊重長官，自覺地接受管理，遵守紀律，克服極端民主化和平均主義、雇傭思想等錯誤傾向。在軍政關系上，要求紅軍指戰員嚴格尊重人民政權機關，鞏固它在群眾中的威信。在軍民關系上，要求紅軍嚴格執行“三大紀律”和“六項注意”，同人民群眾打成一片。在對敵軍的工作上，要求在堅決消滅一切敢于頑抗的敵人的同時，實行瓦解敵軍和寬待俘虜的政策。

古田會議決議是中國共產黨和紅軍建設的綱領性文獻。它系統地解決了以農民為主要成分的軍隊如何建設成無產階級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這個根本性問題。這樣的軍隊是中國過去歷史上不曾有過的。決議不但在紅四軍實行了，其他各部分紅軍也先后照此來做，大大加快了人民軍隊建設的進程。

毛澤東沒有滿足于古田會議取得的巨大成功。緊接著，他又繼續思考著“對于時局的估量和伴隨而來的我們的行動問題”。這時，他收到第一縱隊司令員林彪的元旦賀信，覺得林彪對時局的估量比較悲觀，而且有一定的代表性。一月五日，他給林彪寫了回信，也就是以后收入《毛澤東選集》的那篇《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毛澤東在這封信里寫道：“你的這種全國范圍的、包括一切地方的、先爭取群眾后建立政權的理論，我覺得是于中國革命不適合的。你的這種理論的來源，據我的觀察，主要是沒有把中國是一個帝國主義最后階段中互相爭奪的半殖民地一件事認清楚。”認清了這一點，“就會明白相應于全世界只有中國有統治階級混戰的一件怪事而產生出來的另一件怪事，即紅軍與游擊隊的存在與發展，以及伴隨紅軍與游擊而來的，成長于四圍白色政權中的小塊紅色政權（蘇維埃）之存在與發展（中國以外無此怪事）。”他強調指出：紅軍與無產階級領導下的農民蘇維埃“無疑義的它是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重要因素”。二十年后，他把這封信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又在“重要因素”前加了一個“最”字，把這個問題的極端重要性表達得更明確了。

毛澤東在信中把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實行工農武裝割據的問題提到異常突出的地位。他批評林彪等“沒有建立赤色政權的深刻觀念，因之也就沒有由這種赤色政權的深入與擴大去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深刻的觀念”。并且明確地指出：“單純的流動游擊政策是不能達到促進全國革命高潮的任務”，而朱毛式、賀龍式、李文林式、方志敏式之有根據地的⒂，有計劃的建設政權的，紅軍游擊隊與廣大農民群眾緊密地配合的，深入土地革命的，政權發展是波浪式向前擴大的政策，無疑是正確的。

這是繼古田會議后又一個重大的戰略決策。它進一步糾正了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后一部分人中滋長起來的單純流動游擊的錯誤觀念，要求大家毫不動搖地確立“建立赤色政權的深刻觀念”，從而把更大的精力投入開辟和鞏固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的工作中去，逐步形成“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的新格局。如果沒有樹立起這樣的深刻觀念，就不可能有以后的中央革命根據地和四次反“圍剿”的勝利，也不可能使中國革命能在符合本國實際國情的條件下勝利發展。

這時，國民黨當局又調集閩、粵、贛三省兵力十四個團對閩西革命根據地發動第二次“會剿”，進犯的主力仍是贛軍金漢鼎部第十二師。閩西革命根據地，在紅四軍第二次入閩后，經過七個多月的經營，已得到初步鞏固。于是，朱德、毛澤東在一月上旬決定率紅四軍回師贛南，吸引金漢鼎部離閩回贛，打破他們的第二次“會剿”。中共閩西特委得知后，來信要求紅四軍留下一個縱隊。毛澤東對送信人說：敵軍是跟著我們走的，不會留在閩西跟你們走。他還寫了八個字：“離開閩西，鞏固閩西。”在贛南和贛西地區，留在那里的江西紅軍獨立第二團和第四團，通過游擊戰爭發展群眾武裝，實力和編制都有擴充。一月間，贛西特委根據中共中央指示，將它們和其他游擊隊合編為紅六軍，由黃公略任軍長。紅四軍在回贛南的途中，接到有關報告，就派前委委員陳毅、宋裕和先行趕去，協助黃公略做籌備工作，迎接紅四軍返贛。陳毅并擔任了紅六軍政治委員。

紅四軍回師贛南，不僅達到了“離開閩西，鞏固閩西”的預期目的，而且在贛南分兵到各縣發動群眾，開展游擊戰爭，大大促進了贛南革命根據地的鞏固和發展。

當時擔任紅四軍參謀處處長的郭化若回憶道：“毛澤東同志每到一地，總是擠出時間做社會調查，以便了解情況，決定政策或檢驗改進已定的政策。凡是有地方黨組織的，都找當地干部談話，指導他們總結斗爭經驗，指出當前的任務和工作，著重講黨的政策和策略。”⒃

在認真進行社會調查的基礎上，二月六日至九日，毛澤東同中共贛西特委和贛南特委協商后，主持召開紅四軍前委、贛西特委（贛南特委代表沒有來得及趕到）和紅五、紅六軍軍委聯席會議，通常稱為二七會議。

這次會議的中心議題，是擴大贛西南革命根據地和地方武裝，深入土地革命。毛澤東在會上作了政治形勢和今后任務的報告。會議認為，有在江西“首先勝利奪取全省政權之可能”。會議批評了江西省委巡視員江漢波的遲遲不分配土地、不廢債務、不武裝工農和按勞動力分配土地的錯誤。會上通過的《土地法》明確規定，“分田以抽多補少為原則”，“男女老幼平均分配”。為了實行統一領導，組成紅四、紅五、紅六軍和贛西、贛南、閩西、東江地區的共同前委，以毛澤東為書記，朱德、曾山等為常委，彭德懷、黃公略為候補常委；并將贛西特委、贛南特委合并為贛西南特委。

“二七會議”后，在興國等六個縣的全境和永豐等縣的部分地區，轟轟烈烈地全面展開了分田運動。經過土地制度的改革，贛南和閩西革命根據地內真正出現了一場農村的社會大變動，社會結構和階級關系都發生根本變化。廣大貧苦農民分得了他們祖祖輩輩夢寐以求的土地以后，熱烈地擁護共產黨和工農紅軍，極大地調動了他們支援革命戰爭、保衛和建設革命根據地的積極性。這就是共產黨所領導的中國革命能在大革命失敗后極端艱難的環境中能得到堅持和發展的根本原因所在。毛澤東十多年后同斯諾談到二七會議確定的綱領時說：“對于這個新的綱領，農民報以熱烈的擁護，這有助于我們在后來的幾個月中打敗國民黨軍隊圍剿的斗爭。”到三月中旬，贛西南蘇維埃政府成立，閩西蘇維埃政府也成立起來。這樣，便基本上實現了前委一年前向中央提出的公開割據閩贛邊界二十余縣的計劃，為中央革命根據地的建立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對革命根據地應該怎樣鞏固和發展的問題，在毛澤東三月十八日主持起草的共同前委第三號通告中，提出了要實行“傍著發展的工作路線”和“同時擴大同時深入”的工作方針。

所謂“傍著發展”，就是“傍著原有小塊紅色區域發展，及建立新的紅色區域后再促進它去發展”。紅四軍代表給中央的報告中對這條工作路線作了這樣的具體說明：“鑒于過去的經驗：‘傍著發展有成效，流動游擊只徒勞。’”“凡有黨或有一小點政權的地方，紅軍一去配合起來，傍著這一塊區域發展，立刻大有成效，政權也建立了，土地也分配了，群眾的武裝也擴大了。尤其是這一塊分了田的政治影響深入群眾，及這一塊政權在敵人數次會剿之后不但不消滅，還繼續擴大與發展，使群眾更能認識他本身的力量而奮勇的斗爭起來，更便利搞更有效的擴大赤色區域達到我們的任務。”同這相反，“無黨的地方，紅軍一去，用下很多的功夫，努力發動群眾，創造群眾組織，建立黨，不怕你作半個月也好，作十天或兩三天也好，只要紅軍一走，靖衛團一回來，仍舊是白色政權，紅軍的努力只留些政治影響，其次就一切沒有了。”⒄這也就是毛澤東歷來所說的“波浪式地向前擴大”。顯然，這是一條符合實際情況而行之有效的工作路線。所謂“同時擴大同時深入”，就是在一定時間和指定區域內集中精力擴大這個地區，同時深入這一地區，發動群眾，開展土地革命，建設紅色政權。

建立農村根據地，積蓄革命力量，以此為依托波浪式地向前發展，這一套很有特色的做法是贛南、閩西等蘇區和紅軍能夠不斷鞏固和發展的重要原因。 


　　從紅四軍主力下井岡山后，只經過短短的一年多一點的時間，由于毛澤東和紅四軍前委采取了一系列符合實際情況而行之有效的方針政策，在當地黨組織的密切配合下，迅速開辟了贛南和閩西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并使根據地得到鞏固和擴大。紅軍的戰斗力也不斷提高，作戰規模越來越大，這就為下一階段紅軍實行由游擊戰向運動戰的戰略轉變作了重要準備，也為革命戰爭和根據地建設的開創新局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 


　　① 《粟裕戰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82頁。

② 上海《民國日報》，1929年2月9日。

③ 陳毅：《關于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現狀的報告》，1929年9月1日。

④ 紅四軍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轉中央的報告，1929年3月20日。

⑤ 中共湘贛邊界特委報告（第2號），1929年6月6日。

⑥ 紅軍前委給湘贛邊界特委的信，1929年4月13日。

⑦ 中共福建省委給中央的信，1929年2月24日。

⑧ 紅四軍前委致福建省委并轉中央的報告，1929年3月20日。

⑨ 陳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談會上的發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⑩ 第一次蘇維埃區代表大會紅四軍代表報告，1930年5月16日。

⑾陳毅在中央老同志座談會上的發言，1971年9月29日和10月4日。

⑿劉安恭在1929年10月紅四軍進攻梅縣的途中大埔縣虎市時犧牲。

⒀毛澤東致中共中央的信，1929年11月28日。

⒁涂振農在第一軍團及贛西南、閩西巡視工作情況報告，1930年9、10月間。

⒂毛澤東給林彪的信，1930年1月5日。

⒃《郭化若回憶錄》，軍事科學出版社1995年3月版，第26頁。

⒄第一次蘇維埃區代表大會紅四軍代表報告，1930年5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