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上井岡山

井岡山，地處湘贛邊界羅霄山脈中段，介于湖南酃縣和江西寧岡、遂川、永新四縣之交，總面積約四千平方公里。大革命時期，這幾個縣都建立了黨的組織和農民自衛軍，群眾基礎比較好；山上的茨坪、大小五井等地都有水田和村莊，周圍各縣農業經濟可供部隊籌措給養；這里離中心城市較遠，交通不便，國民黨統治力量薄弱；崇山峻嶺，地勢險要，森林茂密，只有幾條狹窄的小路通往山內，進可攻，退可守。陳伯鈞回憶說：“敵人在山的周圍轉一圈要一個星期，我們只要一天時間，就能由東到西，由南到北的打擊敵軍。”①在敵我力量懸殊的條件下，這里確實是一塊理想的落腳點。

這里過去長期有“山大王”，現有袁文才、王佐兩支綠林式的農民武裝，各有一百五六十人、六十支槍。王佐部駐在山上的茨坪和大小五井等處，袁文才部駐在井岡山北麓的寧岡茅坪，互相配合，互相呼應。

袁文才、王佐雖早年就參加綠林組織，但大革命時期都受過革命風暴的洗禮。一九二六年，袁文才擔任寧岡縣農民自衛軍總指揮，并在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王佐同袁文才是拜把兄弟，也將所部改為遂川縣農民自衛軍。一九二七年七月，他們曾會同永新、永福、蓮花的暴動隊伍一度攻克永新縣城，組成贛西農民自衛軍，由王興亞任總指揮，賀敏學、王佐、袁文才任副總指揮。這是王興亞不久后在安源會議上發言談到這兩支隊伍的由來。自衛軍占領了永新縣城二十多天，因為國民黨軍隊有五個團來攻，袁、王兩部就退回寧岡、遂川境內的井岡山。剛擔任中共永新縣委書記的永新縣農民自衛軍總指揮賀敏學，是袁文才在永新禾川中學的同學。他和一批共產黨員（其中有賀敏學的妹妹賀子珍），率領一部分農民自衛軍攜槍隨同退到井岡山麓的茅坪。永新縣委也到了山上。這是袁、王能夠歡迎毛澤東率領的工農革命軍上山的思想基礎。袁文才、王佐是當地人，他們的隊伍在這一帶有著不小的影響。

工農革命軍要在井岡山落腳，不得到袁文才、王佐的允許是根本不可能的，而事情并不那樣簡單。他們兩人雖然參加過大革命，袁文才還是共產黨員。但他們對前來的這支工農革命軍畢竟沒有多少了解，還擔心這支比他們力量大得多的部隊上山會不會“火并山寨”，奪取他們原有的地盤，心中難免存有疑慮。在古城會議期間，袁文才的代表曾表示：可以接濟工農革命軍一些給養，但請工農革命軍“另找高山”。據何長工回憶，當時工農革命軍中，“有人曾提議，解除他們的武裝，把他們解決，他們那幾十支槍，一包圍繳械就完了。毛澤東同志說，談何容易，你們太狹隘了，度量太小啦。我們不能采取大魚吃小魚的吞并政策，三山五岳的朋友還多呢！歷史上有哪個能把三山五岳的土匪消滅掉？三山五岳聯合起來總是大隊伍。毛澤東同志說服我們，不能只看到幾十個人、幾十桿槍的問題，是個政策問題；對他們只能用文，不能用武，要積極地爭取改造他們，使他們變成跟我們一道走的真正革命武裝。”②這是關系到工農革命軍能不能在井岡山地區站住腳跟的關鍵性決策。袁、王部隊的人數雖不多，但在當地有相當的社會基礎，許多群眾擁護他們。盡管他們存在一些弱點，仍是能接受教育和改造的。如果當時采取了有些人所主張的那種狹隘和魯莽的做法，而不取得他們的支持，就很難設想能在井岡山建立起鞏固的革命根據地來。

怎樣說服和爭取這兩支農民武裝？毛澤東選定先從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袁文才入手，再通過他去做王佐的工作。

他從袁文才的代表陳慕平的談話中已經知道，他們最看重槍，人可以少一個，槍卻不能少一支。袁部有一百五六十人，只有六十支槍。于是，毛澤東向前委提議，準備一下子送他們一百支槍，將袁文才的全部人員都武裝起來。前委成員聽到這個大膽的設想，有的人表示懷疑，余灑度堅決反對。經過毛澤東反復說明，才以多數通過。（余灑度脫離工農革命軍后，到湖南省委告了狀，說毛澤東不執行中央打長沙城市的指示，逃避斗爭，到山區同綠林為伍，并送了大批槍支。所以，這年年底湖南省委代表何資深到中共中央匯報時說，“潤之在贛時曾有一大錯誤”③。）

古城會議后，毛澤東從綠林重義氣、多猜疑的特點出發，只帶幾個隨員到寧岡大倉村去會見袁文才。那是十月六日。袁文才原來還有些怕，預先在林家祠堂埋伏下二十多人，二十多條槍。見到毛澤東只來幾個人，他就比較放心了，埋伏的人始終沒有出來。見面后，毛澤東說明是由江西省委介紹來找他們的，充分肯定他們“劫富濟貧”的革命性，同時說到工農革命軍目前的困難。雙方談得很投機。毛澤東當場宣布送給他們一百支槍，這很出袁文才的意料，也使他很受感動。袁文才向毛澤東表示，一定要竭盡全力幫助工農革命軍解決各種困難，隨即回贈給工農革命軍六百塊銀元，并同意革命軍在茅坪（這是一個有六十多戶人家的村子）建立后方醫院和留守處，答應上山做王佐的工作。

當然，問題并不是在一次見面中就能全部解決的。袁文才當時對毛澤東說：“你們既然來了，就有福同享，有難同當，傷員和部隊的糧油我管，但錢寧岡有限，還需要到酃縣、茶陵、遂川一帶去打土豪。”④話講得很客氣，但顯然又包含著推托的意思。至于王佐的態度如何，那時還不知道。解決這些問題，需要一些時間而不能操之過急。因此，毛澤東決定工農革命軍主力在井岡山周圍盤旋打游擊，先向湘南的酃縣方向挺進，籌些款子，熟悉周圍環境，探聽南昌起義軍進入廣東后的情況，而把留守部門和傷病員安置在茅坪，請袁文才代管。不久，又應袁文才的要求，派游雪程、徐彥剛、陳伯鈞等黨員軍事干部到袁文才部隊里幫助他們進行政治和軍事訓練，工農革命軍和袁、王部隊的關系一天天密切起來了。

十月十三日，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主力抵達酃縣水口村，在這里發展了一批黨員，開展社會調查。他從得到的報紙上看到南昌起義軍在廣東失敗的消息，放棄了準備退往湘南的想法，堅定了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革命根據地的主張。余灑度和蘇先俊在這里脫離了工農革命軍。不久，毛澤東得知湘軍正從茶陵分兩路前來進攻工農革命軍，就派第一營黨代表宛希先率第一營的兩個連到茶陵游擊擾亂湘軍后方，打破它的進攻；毛澤東自己率團部、第三營和第一營的一個連在二十二日轉入江西遂川縣境。途中休息時，他同副連長張宗遜交談說：中國革命離不開農民，武裝斗爭一定要與農民運動相結合，把農民武裝起來。

在遂川的大汾鎮，部隊在清晨突然遭到遂川縣地主武裝靖衛團三四百人的襲擊，因為人地生疏，倉促應戰，前衛的第三營同團部失去聯系而輾轉南下，以后同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會合；毛澤東率領團部和特務連撤退，一直退到井岡山南麓的黃坳，最初收集到的失散人員共四十多人，部隊狀況十分狼狽。當時擔任連指導員的羅榮桓后來回憶說：大家又饑又餓，無精打采，稀稀落落地散坐在地上。要吃飯時，炊事擔子也跑丟了，沒有辦法，幾個戰士從老百姓家里找來一點剩飯和泡菜辣椒。沒有碗筷，毛澤東和大家一起伸手從飯籮里抓著吃。飯后，毛澤東站起身來，朝中間空地邁幾步，雙腳并攏，身體筆挺，精神抖擻地對大家說：“現在來站隊！我站第一名，請曾連長喊口令！”這種堅強鎮定的精神，立刻強烈地感染了戰士們，提著槍站起來，向排頭看齊。⑤

毛澤東率領這一部分隊伍繼續向井岡山轉移。他的腳被草鞋帶子磨爛，行動很困難，但仍堅決不坐擔架，堅持拄著棍子步行。隨后第一營第一連趕了上來。隊伍行進到井岡山西南的荊竹山下，還有一百多人，在一個小村子里宿營。陳士榘回憶說：“我們知道今天要上山了，當時心里說不出有種什么味道，一方面感覺到我們原來人數就不多，加上三營被隔斷，顯得更少了；另一方面，看樣子只有上井岡山，能得個地方休息休息，感到高興。”⑥這時王佐派人接應他們上山，部隊在十月二十七日到了茨坪。接著，第一營的兩個連也從茶陵趕到茨坪，部隊的人多了。毛澤東等送了七十支槍給王佐部隊。王佐資助工農革命軍五百擔稻谷和一些銀元。他們在茨坪住了幾天，又回到北麓的茅坪，開始創建以寧岡為大本營的井岡山根據地。在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創建上，袁文才、王佐是有很大功勞的。 


　　工農革命軍到了井岡山后的第一件事，就是抓軍隊和地方的建黨工作。沒有一個堅強有力的黨組織形成核心，軍隊也好，根據地也好，都會松散無力，難以鞏固和發展。所以，毛澤東把這件事看作一切的根本。

在三灣改編時，一個重要內容便是軍隊要在黨的領導之下，并且確定了“支部建在連上”的原則。但那時時間匆促，許多措施還來不及落實。部隊到酃縣水口村后，十月十五日，毛澤東在葉家祠主持了六名新黨員入黨宣誓儀式，各連黨代表都來參加。會場的墻上掛著一塊寫有“CCP”的紅布。他詳細地解釋了入黨誓詞的意思，然后帶著六名新黨員舉起右手宣讀入黨誓詞：“犧牲個人，努力革命，階級斗爭，服從組織，嚴守秘密，永不叛黨。”到遂川大汾鎮，另一個連也舉行了入黨宣誓儀式。不久，各連的黨支部都先后建立起來。支部一建立，連隊立刻有了靈魂。支部布置黨員要做好三件事：學習目前的形勢；了解群眾思想狀況，幫助他們解除顧慮；培養和發展新黨員。連里的政治空氣逐漸濃厚，黨員數量逐漸增多，各種工作迅速開展起來，顯得十分活躍。

在軍隊內部建黨的同時，毛澤東也抓緊地方黨組織的恢復和發展。井岡山附近各縣，在大革命時期都建立了黨的組織。黨組織負責人很多是外地回來的學生，也有當地農會的骨干分子。大革命失敗后，多數黨組織給打散了。但不少黨員仍在堅持斗爭。毛澤東采取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發展的做法。工農革命軍進駐茅坪的當天晚上，毛澤東就召集在井岡山“打埋伏”的永新、寧岡、蓮花縣部分黨員開座談會。十一月上旬，又在茅坪召開寧岡、永新、蓮花等縣原黨組織負責人會議。第二年一月攻克遂川后，召開了前委和萬安、遂川縣委聯席會議。在這些會議上，毛澤東分析形勢，要求大家在斗爭中重建和發展黨的組織。他還從軍隊里抽調一批有政治工作經驗的黨員干部，到農村基層去開展建黨工作。

到一九二八年二月，湘贛邊界各縣黨組織初步恢復發展起來，成立了寧岡、永新、茶陵、遂川等縣委，酃縣特別區委，蓮花特別支部；各縣的區、鄉兩級大都建立起黨的組織。前委還同萬安縣委建立了聯系。

與此同時，毛澤東也抓緊對袁文才、王佐這兩支綠林式農民武裝的教育改造工作。他多次同袁文才談心，既肯定他們反對土豪劣紳的革命精神，又指出他們受封建幫會影響、政治目標不明、階級界線不清等問題，循循善誘地幫助他們提高政治思想水平。袁文才十分佩服，對部下說：“跟毛委員一起干革命不會錯。”毛澤東又幾次上山同王佐交談。王佐逢人就說：“毛委員是最有學問的人，同他談上一次話，真是勝讀十年書！”應王佐的要求，毛澤東在一九二八年一月上旬派曾經留學法國的何長工到王佐部當黨代表，做團結、改造王佐部隊的工作。何長工經過耐心的多方面的工作，逐步消除了王佐原有的戒心，特別是幫助王佐消滅了他多年的宿敵尹道一后，取得王佐的信任，使改造王佐部隊的工作得以順利展開。

經征得袁、王同意后，在他們部隊里也建立起黨的基層組織和士兵委員會。工農革命軍又派了二十多名黨員干部，分任袁、王部的連長、排長和黨代表。部隊的政治和軍事素質有了提高。一九二八年初，王佐加入了中國共產黨。這年二月中旬，袁、王部隊正式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袁文才任團長，王佐任副團長，何長工任團黨代表。工農革命軍和袁、王部隊正式合為一體，在井岡山站穩了腳跟。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起，國內的政治局勢發生重要變動，國民黨的李宗仁和唐生智兩集團之間的戰爭爆發。唐生智控制的兩湖軍隊全部投入戰爭。江西的朱培德部也將主力調往贛北。井岡山周圍各縣，國民黨兵力空虛，只留下一些地主武裝靖衛團和挨戶團。這是井岡山工農革命軍向外發展的大好機會。

十一月上旬，毛澤東主持前委討論，認為要抓住這一有利時機發動攻勢。攻擊的方向是攻打茶陵縣城，由團長陳浩和第一營黨代表宛希先率領第一營和特務連執行。毛澤東因為腳背被草鞋磨破而潰爛，無法隨軍前去。十八日拂曉，工農革命軍攻克茶陵縣城。但是，軍隊在茶陵一個多月并沒有做群眾工作，每天的活動還只是三操兩講和兩點名。⑦在茶陵，成立了人民委員會，縣長譚梓生是部隊派的，其他人員仍是舊的，依然坐堂審案，派款派捐靠商會，群眾很不滿。宛希先寫信向毛澤東報告。毛澤東立刻回信，要他們改變做法，召開工農兵代表大會，成立工農兵政府。工人譚震林被選為主席。這是湘贛邊界的第一個工農兵政權。工農革命軍還幫助茶陵組織了赤衛隊。

十二月下旬，李唐戰爭告一段落。湘軍第八軍的獨立團和當地地主武裝向茶陵反撲。原來被打散的工農革命軍第一團第三營，這時已在張子清率領下到茶陵和第一營會合。他們在經過激戰后退出茶陵縣城。團長陳浩因遭到挫敗而嚴重動搖，公開聲稱工農革命軍沒有前途，把部隊往南帶，企圖到湘南投靠國民黨第十三軍軍長方鼎英。正好那時毛澤東的腳背潰爛稍有好轉，得知湘軍反撲的消息后趕來茶陵，在茶陵湖口趕上隊伍。宛希先、張子清等向他報告了陳浩等的背叛活動。毛澤東當晚召集團營干部緊急會議，果斷地扣押了陳浩一伙，將工農革命軍全部帶回寧岡礱市。

在礱市河灘上召開全團指戰員會議，毛澤東宣布前委決定：處決陳浩等人，任命張子清為第一團團長、何挺穎為黨代表、朱云卿為參謀長。他還接受工農革命軍在茶陵不做群眾工作的教訓，明確提出革命軍隊應當擔負起三大任務：第一、打仗消滅敵人；第二、打土豪籌款子；第三、做群眾工作。

自古以來，人們總認為軍隊的任務就是打仗。提出軍隊的任務不僅是打仗，而且要做群眾工作，這是毛澤東對人民軍隊學說的巨大貢獻，使初創的人民軍隊一開始便在這樣明確的指導思想下進行建設，影響是十分深遠的。毛澤東所以能不受歷來舊觀念的束縛，提出新的學說，不僅是因為他原來就有豐富的群眾工作經驗和獨立見解，更重要的是，他在探索中能夠密切注視實踐中遇到的新情況和新問題，堅持從實際出發，大膽地作出新的概括。

當工農革命軍從茶陵撤到寧岡前，同遂川相鄰的贛西南萬安縣農民武裝再次進攻縣城。為了聲援萬安的起義，毛澤東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一團掉頭南下，在一九二八年一月四日攻占遂川縣城，并在這里分兵做發動群眾的工作，建立中共遂川縣委和縣工農兵政府。工農革命軍的“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就是在遂川形成的。

工農革命軍要執行三大任務，必須有嚴明的群眾紀律來保證。在一九二七年十月下旬將要登上井岡山前，毛澤東在遂川荊竹山的村邊，向在大汾遭敵軍突然襲擊而一度被打散的部隊講話，要求大家一定要和山上的群眾搞好關系，和王佐部隊搞好關系，做好群眾工作，如果沒有群眾的支持，根據地是建立不起來的。他宣布三項紀律：第一，行動聽指揮；第二，打土豪款子要歸公；第三，不拿老百姓一個紅薯。

攻克遂川縣城后，工農革命軍在城里過了舊歷年。部隊打著“宣傳隊”的旗號開展宣傳活動，還派人下鄉領導貧苦農民打土豪，但也有些人把商人、小販的貨物沒收了，甚至把藥店里稱藥的戥秤也拿了。毛澤東進城后不斷找群眾談話，了解群眾對部隊的反映，發現了不少問題，就在城里把部隊集合起來，提出在城市中保護中小商人的政策，并宣布六項注意：一、上門板；二、捆鋪草；三、說話和氣；四、買賣公平；五、借東西要還；六、損壞東西要賠。

過去，老百姓對舊軍隊的欺壓人民和有些地方存在的土匪騷擾，歷來是既害怕，又痛恨。他們在剛接觸到工農革命軍時，并不了解這支軍隊和舊軍隊是截然不同的，往往用同樣的心情來對待。這個問題不解決，工農革命軍便無法接近群眾，做好群眾工作，自身也無法存在。而要解決這個問題，只靠口頭的宣傳是沒有用的，根本的是要靠工農革命軍的行動表現。嚴格實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后，老百姓根據實際觀察，流傳著一首歌謠：“紅軍紀律真嚴明，行動聽命令；愛護老百姓，到處受歡迎；遇事問群眾，買賣講公平；群眾的利益，不損半毫分。”從此，改變了工農革命軍同群眾的關系。這是工農革命軍能夠從小到大地發展起來并戰勝敵人的重要力量源泉所在。

南昌起義、秋收起義、廣州起義相繼受挫、失敗后，國民黨當局曾誤以為共產黨領導的武裝力量已經消滅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只是幾支無足輕重的小隊伍。萬安起義和工農革命軍先后攻占茶陵和遂川縣城，使國民黨江西當局受到很大震驚，于是發動了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第一次“進剿”。

一九二八年初，贛軍第二十七師楊如軒部以一個團和一個營進攻萬安，又以一個營進占寧岡東部的新城，那是寧岡的縣城，也是井岡山北出的大門，自然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構成嚴重的威脅。

毛澤東在遂川時，召開了前委和萬安、遂川縣委聯席會議，總結工農革命軍和萬安農軍的經驗，提出“敵來我走，敵駐我擾，敵退我追”的游擊戰作戰原則。當得知贛軍一個營進駐寧岡新城后，他在二月四日率領工農革命軍第一團從遂川趕回井岡山。前委經過討論，乘贛軍以為工農革命軍主力仍在遂川而疏于戒備的機會，制定利用晨霧發動襲擊、圍三闕一、在運動中消滅敵人的作戰方針。二月十八日，經過數小時激戰，攻占寧岡縣城，全殲守軍一個營和寧岡縣靖衛團，俘虜近三百人，打破了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的第一次“進剿”。

這是井岡山工農革命軍對國民黨正規軍的第一個殲滅戰。俘虜那么多國民黨正規軍，這對工農革命軍是個過去沒有經驗的新問題。當工農革命軍和赤衛隊把俘虜押回寧岡礱市時，途中出現過打罵俘虜、搜俘虜腰包等行為。毛澤東發現這個問題，立刻提出優待俘虜的政策。他向廣大指戰員說明，國民黨軍隊中許多士兵是被作為壯丁抓來的窮人，不應該打罵他們，而要進行說服，教育他們反戈一擊。而且明確宣布：工農革命軍不殺、不打、不罵俘虜，不搜俘虜腰包，對傷病俘虜給以治療；經過教育、治療后留去自由，留者開歡迎會做革命軍戰士，去者開歡送會并發路費。優待俘虜的事實，戳穿了國民黨散布的“共匪見人就殺”的宣傳。贛軍的《九師旬刊》上，對這種做法發出了“毒矣哉”的驚嘆！

隨著茶陵、遂川、寧岡等縣先后建立起縣工農兵政府，根據地政權建設的問題也被提到重要議事日程上來。沒有健全的政權，便沒有鞏固的根據地，得不到群眾的全力支持和人力物力的援助，這樣的軍事行動便會成為流寇式的行動。毛澤東對建立和健全政權這個問題，是看得很重，抓得很堅決的。他的做法，還是先從一個點取得具體經驗做起。攻克茶陵時，他因傷沒有隨軍入城。一九二八年一月攻克遂川后，在他指導下，由中共遂川縣委書記陳正人起草的《遂川工農縣政府臨時政綱》三十條在遂川縣工農兵政府成立大會上通過，內容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等方面。《政綱》規定：“工人、農民、士兵和其他貧民，都有參與政治的權利”；“召集全縣工農兵代表大會，并選舉正式人民委員會，為全縣執掌政權的機關”；“凡地主、祠廟、公共機關的田地、山林和一切附屬”，分給“貧苦人民和退伍兵士耕種使用”；“工農平民從前的欠債、欠租、欠稅、欠捐，一律停止償還和繳納”；等等。這個“臨時政綱”集中反映了當地勞動群眾的要求和愿望，成為井岡山以至贛南、閩西革命根據地建設的藍本。當然，這個最初的臨時政綱也有它的缺點，如把資本家同地主、土豪劣紳、反動政府官吏等列在一起，“一概沒有參與政治的權利”；還規定“凡土豪劣紳、奸商、反動派，準許工農平民就地自由捕捉，并燒毀他們的房屋”等。這些還需要在以后的實踐中繼續探索，才能一步步完善起來。

這樣，到一九二八年二月，工農革命軍由不足一個團發展為一師兩個團，并且同當地農民運動緊密結合，摧毀了茶陵、遂川、寧岡三縣的舊政權，建立起新的工農政權以及赤衛隊、游擊隊。土地改革開始了試點，取得初步經驗，但尚未普遍展開。一個鞏固的農村革命根據地在井岡山初步矗立起來，打開了實現工農武裝割據的新局面。 


　　正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取得蓬勃發展的時候，三月初，中共湘南特委的代表周魯來到井岡山，貫徹中央的“左”傾盲動政策。

為什么湘南特委的代表能夠到主要位于江西境內的井岡山來發號施令呢？這同當時的特殊環境有關。井岡山地處湘贛邊界，同中共湖南省委和江西省委都有聯系。但邊界秋收起義是湖南省委組織的，領導起義的前敵委員會也是湖南省委任命的，這些歷史原因加上當時的交通條件使毛澤東一直主要向湖南省委報告和請示工作。一九二七年冬到一九二八年春，湖南省委多次遭到嚴重破壞。于是，對井岡山的指導責任就落到湘南特委身上。一九二八年三月，中共中央決定湘東特委和贛西南特委“合并歸湘南指揮”⑧。

周魯是湘南特委軍事部長、省軍委特派員。他到井岡山后，根據中共中央上年十一月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決議和十二月三十一日給湖南省委的指示，指責井岡山“行動太右，燒殺太少”，沒有執行所謂“使小資產變成無產，然后強迫他們革命”的政策；批判毛澤東是“右傾逃跑”、“槍桿子主義”，并把中央開除毛澤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的決定誤傳為“開除黨籍”；取消以他為書記的前敵委員會，改組為不管地方只管軍事的師委，以何挺穎為書記。這樣，使毛澤東一度成為“黨外人士”，不能擔任前委書記和黨代表，只能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這對毛澤東自然是極為嚴重的打擊，但他的革命意志沒有一點動搖，積極地擔當起師長的職務。他在隊前向指戰員講話：軍旅之事，未之學也，可是中國有句俗語，一個籬笆三個樁，一個好漢三個幫，大家群策群力，不愁打不好仗。湘南特委代表命令他將部隊開向湘南，配合湘南暴動。毛澤東把隊伍帶到湖南酃縣中村（在井岡山邊沿地區），停下來整訓，搞土改試點。盡管如此，井岡山中心區域寧岡仍因主力外出而被國民黨軍隊占領了一個多月，遭受很大損失。

這種挫折只是暫時的。當工農革命軍第一師駐軍酃縣中村時，兩件使人興奮的消息傳來了：一件是看到中共中央的文件，澄清了將毛澤東“開除黨籍”的誤傳，掃除原來籠罩在人們心頭的一片陰影，毛澤東又可以在部隊中發揮領導作用了；另一件是得知朱德、陳毅、王爾琢率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在發動聲勢浩大的湘南暴動取得巨大成功后遭到強大敵軍追擊，正向井岡山方向撤退。

毛澤東立刻派袁文才、何長工率第二團西進資興，接應從郴縣撤出的湘南農軍；自己率第一團在桂東、汝城方向阻擊國民黨追擊部隊。四月二十日，他同團長張子清又指揮第一團占領酃縣縣城并在城西阻擊追敵，掩護朱德部撤退。

四月二十四日前后，毛澤東率第一團返回寧岡礱市，同先兩天到達礱市的朱德、陳毅的部隊會合。這時，朱德四十二歲，毛澤東三十四歲，從此開始了他們長時期密切合作的戰斗生涯。毛澤東見到朱德時說：“這次湘贛兩省國民黨軍竟沒有整倒你們！”朱德說：“我們轉移得快，也全靠你們的掩護。”接著，他們在龍江書院舉行兩部營以上干部會，確定將兩部合編為工農革命軍第四軍的各項決定，由朱德任軍長，毛澤東任黨代表，陳毅任教導大隊隊長，共轄六個團。在中共第四軍第一次黨代表大會上，選舉產生第四軍軍委，毛澤東當選為書記。在由湘南郴州、耒陽等縣農民編成的第三十、三十三兩個團開回湘南后把軍以下的師的番號撤銷，由軍部直轄四個團，那就是：由南昌起義軍全部組成的第二十八團，由湘南宜章農民軍組成的第二十九團，由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部隊組成的第三十一團，由袁、王部隊組成的第三十二團，兵力從原來的一千多人增加到六千多人，其中的主力是第二十八團和第三十一團。六月，按中共中央規定，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改稱紅軍第四軍，簡稱紅四軍。

朱毛紅軍的會師，是中國工農紅軍發展史上的一件大事。朱德率領的南昌起義軍余部是以具有很強戰斗力的北伐勁旅葉挺獨立團為基礎形成的，有兩千多人、近千支槍，訓練嚴格，裝備齊整，作戰有經驗。他們的到來，大大增強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實力。

在朱毛會師時，湘軍第八軍第一師占領了茶陵、酃縣，贛軍第二十七師占領了永新、吉安、遂川等地。四月下旬，贛軍第二十七師的兩個團從永新、遂川向井岡山根據地發動第二次“進剿”。

毛澤東主持召開第四軍軍委會議，決定采取“集中兵力，殲敵一路”的作戰方針，集中力量擊破戰斗力較弱的贛軍。月底，朱德和王爾琢按計劃率領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主力先在遂川五斗江擊潰贛軍一個團，乘勝追擊，在永新城附近又擊潰贛軍另一個團的一個營，一舉攻占永新縣城，勝利地打破了國民黨軍隊的第二次“進剿”。

毛澤東進駐永新城后，在五月二日以中共工農革命軍第四軍軍委書記名義向江西省委和中共中央寫報告，匯報朱毛兩部會師后的組織狀況和打退贛軍第二次“進剿”、繳獲三百支槍的勝利。報告說明工農革命軍第四軍“所以不直下吉安者，因采取對內對外都使深入的策略”：對內加強軍隊和黨的建設，對外幫助地方發動工農暴動，建立工農政權，分配土地，并建議成立湘贛邊界特委。⑨中共中央六月四日寫了回信，贊同這個方針，并確定成立前敵委員會，以毛澤東為書記，同時和湖南、江西兩個省委發生密切關系。由于交通不便，這封信直至十一月才送到。

在從永新撤回井岡山的路上，毛澤東和陳毅邊走邊談地交談了一天。毛澤東講了他這個時期一直在思考的一些大問題，他講到共產黨領導中國革命要從中國實際出發；談到陳獨秀、李大釗的歷史作用和陳獨秀的錯誤；詳細說明了對當前黨內思想尚不統一的諸多問題的看法；描述了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工農政權的構想；并指出陳毅他們在湘南站不住腳的原因是地處交通要道，敵人過于強大；還指出現在從上到下都很“左”、很危險。這些論述深深打動了陳毅的心，使他對毛澤東十分欽佩。

五月四日，在寧岡礱市舉行朱毛兩軍會師的慶祝大會。毛澤東講話祝賀兩軍會師勝利，并代表第四軍軍委宣布工農革命軍的三大任務和三大紀律、六項注意，要求全軍每個指戰員認真執行。

毛澤東、朱德在總結經驗的基礎上概括出“敵進我退，敵駐我擾，敵疲我打，敵退我追”的游擊戰十六字訣。中國共產黨領導的軍事斗爭，長時期內是在敵強我弱的條件下進行的。這就要求重在斗智，而不能單靠斗力。毛澤東把這十六字訣稱為“適應當時情況的帶著樸素性質的游擊戰爭基本原則”。它正是從敵強我弱這一特點出發，趨利避害，避實擊虛，靈活機動，達到保存自己、消滅敵人的目的，從而逐步改變敵我雙方的力量對比。人民軍隊后來的戰略戰術，就是由它發展起來的。

在這一軍事原則的指導下，他們又接連打退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兩次“進剿”。一次是五月中旬。贛軍五個團在第二十七師師長楊如軒率領下再占永新，向寧岡進攻。朱德、王爾琢率工農革命軍第四軍主力，采取調虎離山之計，在草市坳全殲贛軍第七十九團，乘勝奔襲，在當天正午第二次收復永新城，楊如軒帶傷逃回吉安。工農革命軍繳獲迫擊炮七門、山炮二門、光洋二十余擔，粉碎了贛軍對井岡山的第三次“進剿”。另一次是六月下旬。這次國民黨軍隊“進剿”的規模更大。贛軍改以第九師師長楊池生部為主力，楊如軒為前線總指揮，以五個團占領永新。湘軍吳尚部也出動三個團向酃縣、茶陵逼近，配合贛軍的進攻。紅四軍以小部鉗制湘軍，集中主力打擊贛軍。在朱德和陳毅、王爾琢分別率領下，六月二十三日紅四軍在新、老七溪嶺和龍源口殲滅贛軍一個團、擊潰兩個團、繳槍千余支，第三次占領永新城，擊破了贛軍的第四次“進剿”。根據地軍民興高采烈，奔走相告：“不費紅軍三分力，打敗江西兩只羊（楊）”。

三下永新城，打破江西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的三次“進剿”，是朱毛紅軍會師后取得的巨大勝利。譚震林回憶道：“朱德、毛澤東井岡山會師，部隊大了，我們有力量打下永新。當然，在這之前打了茶陵、遂川，也占領了寧岡縣城。那時不敢走遠，因為國民黨來上兩個團我們就打不贏，可是朱毛會師后力量就大了，所以一打永新，二打永新，尤其是七溪嶺打了一仗。這樣就把江西來的三個師打敗了。”⑩朱德也說過：“三打永新消滅了朱培德的主力。朱培德的主力被打垮了，國民黨其他軍隊就不敢配合了。三打永新是一個關鍵，是根據地發展和紅軍發展的關鍵，與后來紅軍取得勝利有關。”⑾

龍源口大捷后，井岡山根據地擴大到寧岡、永新、蓮花三個全縣，吉安、安福縣各一小部分，遂川縣北部，酃縣東南部，割據區域的面積達七千二百多平方公里，共有五十多萬人。用毛澤東在《井岡山的斗爭》里的話來說：“是為邊界全盛時期。”

邊界全盛時期內，在毛澤東領導下，黨、軍隊和政權的建設都有很大發展，以分田為中心內容的土地改革在邊界范圍內全面展開。沒有這些，便沒有鞏固的革命根據地可言。

自從三月間湘南特委代表強行取消前委以后，邊界各縣的黨組織頓時失去中心，沒有統一的領導機構。這種狀況，給邊界工作帶來極大損害。為此，毛澤東多次提出組織邊界特委的要求。當工農革命軍粉碎贛軍對井岡山的第三次“進剿”時，經中共江西省委同意，五月二十日在寧岡茅坪由毛澤東主持召開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

毛澤東在會上作報告，總結創建井岡山根據地的經驗，批評右傾悲觀思想，反對逃跑主義，重申建設羅霄山脈中段政權的方針，提出深入土地革命，加強革命根據地政權建設、軍隊建設和黨組織建設的任務，初步回答了一些人提出“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疑問。這是關系到中國革命根據地和紅軍能不能存在和發展的基本問題。大會經過討論，統一了思想，堅定了建設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的決心和信心。

大會選舉產生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毛澤東為書記。中共紅四軍軍委書記由陳毅接任。為了統一領導邊界各縣工農兵政府，在寧岡茅坪建立湘贛邊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袁文才任主席，設土地、軍事、財政、司法四個部和工農運動、青年、婦女三個委員會，使工作全面展開。邊界各縣、區、鄉工農兵政府都成立土地委員會小組，領導土地革命。

領導土地革命，在邊界特委和工農兵蘇維埃政府的工作中處于特別重要的地位。中國人口的絕大多數是農民，湘贛邊界更是交通阻塞的農業區域，居民幾乎都是農民。這里的土地，大半在地主手里。向地主租種土地的農民，每年要把收獲量的一半以上繳給地主，還要受其他種種壓迫和剝削。獲得土地，是貧苦農民最強烈的渴望。在中國的民主革命時期，軍事斗爭和土地革命是分不開的。沒有勝利發展的軍事斗爭，不能保障農民獲得和占有土地，而沒有土地革命，不滿足貧苦農民的土地要求，軍事斗爭也不可能得到廣大農民的真心實意的支持，難以堅持下去，只會歸于失敗。紅軍所以能不斷發展壯大，革命根據地所以能在極端困難的條件下堅持和擴大，它們的力量源泉就在于取得人數眾多的農民的這種由衷支持。

工農革命軍在井岡山地區的最初階段，發動群眾的主要內容，是在進行革命宣傳工作的基礎上帶領群眾打土豪，分浮財。但單單這樣做，顯然是不夠的。

毛澤東對土地改革的工作早已做了多方面的準備。他通過在寧岡、永新等地的社會調查，得知湘贛邊界土地占有情況極不合理。三月中旬至四月上旬，他以湖南省委討論過的《土地綱領》草案為依據，在湖南酃縣中村和桂東沙田進行過土地制度改革的試點，通過訪貧問苦和訴苦會、斗爭會發動群眾，然后插牌分田。這是邊界最早分田的地方。經過實踐中的摸索，毛澤東把《土地綱領》草案中“分配土地以區為單位”改為基本以鄉為單位；把按照“工作能力”和“消費量”分配土地改為按人口平均分配；土地被分配掉的地主也給以生活出路。雖然工農革命軍在中村和沙田停留的時間不長，同朱德率領的部隊會合后又向寧岡轉移，這里的分田成果沒有能鞏固下來，但這些試點經驗，為以后邊界土改的全面鋪開創造了條件。

五月至七月，當湘贛邊界割據進入全盛時期時，在邊界各縣掀起了轟轟烈烈的分田高潮。五月二十日，毛澤東主持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一次代表大會確定了“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的政策，把它看作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鞏固的革命根據地的基本條件之一。毛澤東從紅四軍中抽調大批干部到各縣、區、鄉，發動群眾，指導分田。六月十五日，湖南省委代表給省委的報告中描述邊界土地革命開展的實際狀況說：“現在寧岡的土地已快分清楚，永新的也分了一部分。分配的方法，多以鄉蘇維埃為單位，由區蘇維埃派人協同鄉蘇維埃將全鄉每家土地、人口調查清楚（如少報土地的，查出后，即取消其分田的權利），再由鄉蘇維埃將人口、土地統計，看每家分多少，乃根據他原有的田數定其應出進多少。分定后出一榜，又依榜到各田去插一牌子，即歸其正式營業。”“照他們這種方法，每人可分谷八擔，大小人口一樣的多。”⑿

毛澤東領導井岡山地區的土地革命，帶來了一場轟轟烈烈的農村社會大變動。它推翻了幾千年來的封建土地所有制，廣大貧苦農民分得了祖祖輩輩夢寐以求的土地，連永新縣有些出家多年的尼姑也下山嫁人分了地。廣大貧苦農民從分得土地這個活生生的事實中，看清了紅軍確實是為他們的利益奮斗的，就從各方面全力支持紅軍和根據地發展。這是井岡山革命根據地存在和發展的社會基礎。

永新在井岡山地區各縣中，人口多，經濟發達，有兵源，有糧食，有給養，又有寧岡作為后方。毛澤東決心搶在國民黨軍隊反攻前，爭取以一個月時間把永新根據地建設起來。他在軍中抽調出大批干部和遂川、茶陵、酃縣的負責人集中在永新一縣加緊工作。他對湖南省委剛派去工作的楊克敏說：“我們看永新一縣，要比一國還重要，所以現在集中人力在這一縣內經營，想在最短的期間內，建設一個黨與民眾的堅實基礎，以應付敵人下次的‘會剿’。”⒀

毛澤東自己也三次到永新縣西鄉的塘邊村，先后住了四十多天，調查研究，領導分田，并總結了塘邊的分田經驗，制訂了分田臨時綱領十七條。那時，賀子珍正在塘邊工作，對毛澤東由敬佩而逐漸產生愛慕。毛澤東告訴她，自己結過婚，有三個孩子，留在湖南老家，現在杳無音訊。兩人在塘邊村結為伴侶。

對建設根據地的問題，毛澤東一直把它放在十分重要的位置上。粟裕回憶道：“毛澤東同志很注意對部隊進行建立根據地思想的教育。他常說，人不能老走著，老站著，也得有坐下來的時候，坐下來就靠屁股，根據地就是人民的屁股。毛澤東同志深入淺出的比喻，很有說服力。”⒁

在邊界的全盛時期，黨、紅軍和根據地的建設都有很大發展。毛澤東總結道：當時邊界黨的政策是：“堅決地和敵人作斗爭，造成羅霄山脈中段政權，反對逃跑主義；深入割據地區的土地革命；軍隊的黨幫助地方黨的發展，軍隊的武裝幫助地方武裝的發展；對統治勢力比較強大的湖南取守勢，對統治勢力比較薄弱的江西取攻勢；用大力經營永新，創造群眾的割據，布置長期斗爭；集中紅軍相機迎擊當前之敵，反對分兵，避免被敵人各個擊破；割據地區的擴大采取波浪式的推進政策，反對冒進政策。”⒂由于政策得當，加上地形有利，湘贛兩省“進剿”軍又不盡一致，才有了四月至七月的各次勝利。 


　　正當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生氣勃勃地進入全盛時期時，一個沉重的打擊突然到來，那就是在中共湖南省委錯誤指導下導致的“八月失敗”。

湖南省委經多次破壞后，到一九二八年四月間工作漸趨正常。五月，省委機關由湘潭遷到安源，安源到寧岡只有四五天路程，同井岡山的聯系便更加密切起來。省委曾先后派湘東特委委員袁德生、醴陵縣委書記杜修經等為巡視員，多次來到井岡山。

湖南省委對井岡山發出的指示，最初是比較符合實際的。他們在五月間給毛澤東、朱德等的信中，強調目前應該積極的，是更加深入湘贛邊界的斗爭，造成群眾割據，“應以寧岡做軍事大本營”。這些主張，毛澤東表示同意。他在六月十六日以邊界特委名義給湘、贛兩省委轉中共中央的信中，再次申述堅持以寧岡為大本營的湘贛邊界武裝割據的三條理由：“A、此間系羅霄山脈中段，地勢極好，易守難攻。B、黨在此間是由無組織進為有組織，民眾比較有基礎（赤衛隊、赤色游擊隊組織了），棄之可惜。C、湘南、贛南只能影響一省并只及于上游，此間可影響兩省并能及于下游。”但湖南省委到六月十九日的信中卻提出：“以后四軍須集中力量向湘南發展，與湘南工農暴動相一致，進而造成湘南割據，實現中央所指示的割據贛邊及湘粵大道計劃。”⒃同月二十六日，又致信邊界特委：“省委決定四軍攻永新敵軍后，立即向湘南發展，留袁文才同志一營守山”，“澤東同志須隨軍出發，省委派楊開明同志為特委書記”。并致信四軍軍委：“希望毫不猶豫的立即執行。”規定成立四軍前敵委員會，指揮四軍和湘南黨務及群眾工作，以毛澤東為書記；派杜修經為省委巡視員，幫助前委工作。⒄

湖南省委這個指示，使毛澤東十分為難。三月間，他已有過奉湘南特委之命進軍湘南而使井岡山根據地遭受損失的慘痛教訓。現在，統治階級正處在暫時穩定時期，湖南的國民黨兵力又比江西強得多，向湘南進軍顯然十分不利。在這種情況下，對上級的指示“不從則跡近違抗，從則明知失敗，真是不好處”。但他這時已對事情看得很清楚了，決心力持異議。

六月三十日，毛澤東在永新縣城主持召開中共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和永新縣委聯席會議進行討論，杜修經、袁德勝也參加了。會議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決定四軍仍應繼續在湘贛邊界各縣作深入群眾工作，建設鞏固的根據地。有此根據地，再向湘、贛推進，則紅軍所到之處其割據方鞏固，不易為敵人消滅”。

會后，毛澤東在七月四日代表中共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給湖南省委寫了報告，陳述作出這個決定的六條理由：一、紅四軍正根據中央和湖南省委批準的計劃，建設以寧岡為大本營的根據地，洗刷“近于流寇”的“遺毒”，永新、寧岡二縣群眾已普遍起來，不宜輕率變動。二、“湘省敵人非常強硬，實厚力強，不似贛敵易攻”。“故為避免硬戰計，此時不宜向湘省沖擊，反轉更深入了敵人的重圍，恐招全軍覆滅之禍。”三、“寧岡能成為軍事大本營者，即在山勢既大且險，路通兩省，勝固可以守，敗亦可以跑”，“實在可以與敵人作長期的斗爭，若此刻輕易脫離寧岡，‘虎落平陽被犬欺’，四軍非常危險”。四、過去全國暴動，各地曾蓬勃一時，一旦敵人反攻，則如水洗河，一敗涂地。這都是因為“不求基礎鞏固，只求聲勢浩大”的緣故。因此，我們全力在永新、寧岡工作，建設羅霄山脈中段的政權，求得鞏固的基礎，這“絕非保守觀念”。五、湘南各縣經濟破產，土豪打盡。四軍此刻到湘南去，經濟困難絕不可能解決。六、“傷兵增到五百，欲沖往湘南去，則軍心瓦解，不去又不可能，此亦最大困難問題之一”。這六條不能冒進湘南的理由，總結了以往全國暴動的經驗教訓，對情況分析得實實在在，把道理講得十分透徹。他最后寫道：“上項意見，請省委重新討論，根據目前情形，予以新的決定，是為至禱！”⒅

七月中旬，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向井岡山發動第一次“會剿”，紅四軍分兩路反擊。湖南省委巡視員不顧永新聯席會議的決議，一味堅持要執行省委的命令，乘紅二十八、二十九團占領湖南酃縣、毛澤東等遠在江西永新的機會，附和紅二十九團（成分主要是湘南宜章縣的農民）不習慣過山上的艱苦生活、想回家鄉的情緒，把大隊拉向湘南，軍委做工作也阻止不住。毛澤東在永新從陳毅信中得到這個消息，非常著急，立刻給陳毅等回信，派茶陵縣委書記江華帶隊火速送去。這封信要求紅軍大部隊按永新聯席會議決議行事，斷然停止去湘南的行動，因為“敵人太強大，去了必然失敗”。⒆干部會討論了毛澤東的信，第二天往回走。但到了湘贛交界的沔渡時，第二十九團官兵硬是不過河，有的撂下槍，聲言不回湘南就不干了。在這種情況下，第二十八團也被迫跟著南下。

紅四軍這兩個團到湘南后，攻打郴州先勝后敗，第二十九團士兵便不聽指揮，自行散回家鄉。一個原來有相當戰斗力的團只余下約二百人，編入第二十八團。這件事說明，要把農民武裝改造成中國共產黨領導的新型人民軍隊，是一件多么艱難的事情。這個團潰散后，第二十八團撤到桂東。

毛澤東正在永新領導軍民以游擊戰術牽制了國民黨軍隊十一個團近一個月。八月中旬，他又抵制了中共湖南省委代表送來的要求紅四軍向湘東發展的《補充指示》。接著，得知紅四軍大隊在湘南失敗，他立刻決定以第三十一團第一營和第三十二團留守井岡山，自己率領第三十一團第三營到湘南迎回第二十八團。

國民黨軍隊乘紅四軍主力遠離的機會發動猛攻，侵占邊界各縣城和平原地區，焚燒房屋，屠殺人民，湘贛邊界遭受嚴重摧殘。楊克敏在不久后寫的一個綜合報告中說：“這個時期要算是邊界極倒霉的時期，割據的區域，只有井岡一塊地方，寧岡也喪失了，山上是我們的勢力，山下則為敵人的勢力。土豪劣紳乘機報復，殘殺焚燒，逼債收租，一時鬧得烏煙瘴氣。恰恰那時割禾了，我們分了田的地方，到此時農民要收獲的時候，忽然失敗了，分了的田都不能算數，真是無可奈何。當時有一句口號：‘農民分田，地主割谷’，真是太不值得。我們別的軍事上政治上的失敗都不算事。只有分了田而農民收不到谷，才是真真的大失敗呢！”⒇這次慘痛的教訓，史稱“八月失敗”。 


　　毛澤東率第三十一團第三營日夜兼程南下，于八月二十三日在湘南桂東同大隊會合。毛澤東見到軍委書記陳毅時說：“打仗就如下棋，下錯一著馬上就得輸，取得教訓就行了。”第二十八團在受到挫折后，情緒低落，見到毛澤東率隊來接十分高興，有的人說這是“第二次會師”。在桂東縣城舉行前委擴大會議，決定紅四軍主力返回井岡山。

返回井岡山途中，毛澤東得知有的紅軍戰士因為饑餓，吃了農民地里的苞米，就通知部隊集合，就地進行群眾紀律教育。他親自在一塊竹牌上寫道：因為我軍肚子餓了，為了充饑，把你的苞米吃光了，違犯了紀律，現在把兩元錢（光洋）埋在土里，請收下。

留守井岡山的何挺穎、朱云卿等，指揮紅軍第三十一團第一營憑黃洋界天險抵抗國民黨軍隊四個團的猛烈進攻，后來用僅有的一門迫擊炮，打中敵軍沖鋒密集區。敵軍指揮官以為紅四軍主力已回井岡山，立刻命令部隊撤退。毛澤東聽到這個喜訊，揮毫寫下《西江月·井岡山》：

山下旌旗在望，山頭鼓角相聞。敵軍圍困萬千重，我自巋然不動。　　早已森嚴壁壘，更加眾志成城。黃洋界上炮聲隆，報道敵軍宵遁。

井岡山根據地雖然在八月間遭受嚴重摧殘，但朱毛紅軍返回后，紅四軍主力第二十八團和第三十一團損失不大，“在一個失敗之后，政策方面較前進步，單獨軍事行動、打硬仗、忽略地方武裝冒進觀念等，皆漸次改變。”回師后，部隊稍有休息，各種組織有切實的整頓，軍隊訓練也有進步。毛澤東、朱德隨即率領紅軍大隊開展恢復井岡山根據地的工作，取得三戰皆捷的勝利：九月十三日，紅四軍主力攻克遂川縣城；十月一日，在茅坪附近的坳頭垅伏擊成功，殲敵一個營，并乘勝收復井岡山根據地的中心區域——寧岡縣城；接著，紅四軍主力又在龍源口殲敵一個營，第四次占領永新縣城。這樣，湘贛兩省國民黨軍隊對井岡山根據地第二次“會剿”被打破了。

在這段時間內，原國民黨第八軍吳尚部畢占云營長率一百二十多人起義；原國民黨軍向成杰部營長張威也率一連多人投入紅軍。他們分別改編為紅四軍特務營和獨立營。

針對湘贛邊界黨組織遭受嚴重破壞的情況，毛澤東指導邊界各縣黨組織進行整頓。經過整頓，黨員數量雖減少，戰斗力仍得到了增強。

十一月初，毛澤東收到中共中央的六月四日的指示信。經過一年多的努力，終于同中央聯系上了。六日，在茨坪召開中共湘贛邊界特委擴大會議。會上，根據中央來信指示，成立中共中央紅四軍前敵委員會，由毛澤東、朱德、譚震林、宋喬生、毛科文五人組成，毛澤東為書記。前委統轄邊界特委和紅四軍軍委。 


　　一年多來的井岡山斗爭，內容是十分豐富的。它是毛澤東和他的戰友們，在極端復雜的環境中，堅持在實踐中頑強探索的結果。其中，有成功的經驗，也有失敗的教訓，它們都是寶貴的財富，是中國共產黨人繼續前進的新起點。隨著湘贛邊界武裝割據的逐步恢復，毛澤東對一年多來實行工農武裝割據過程中的經驗教訓進行系統的總結，作出新的理論概括。

他在一九二八年十月、十一月先后寫成的《中國的紅色政權為什么能夠存在？》和《井岡山的斗爭》兩篇重要著作，便是這種總結和概括的集中表現。

為什么在四周白色政權包圍中能有一小塊或若干小塊紅色政權長期存在并得到發展？這既是個重大理論問題，也是個現實問題。當時，黨內還有人對上井岡山這件事有非議，跟隨上山的也有人對紅軍能不能站住腳有懷疑。不把這個問題弄清楚，人們便不能在斗爭中看清發展的前途，就不能懂得怎樣恰當地對待周圍的環境，也不能從根本上回答紅軍中一部分人存在的“紅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問題。

毛澤東指出，這種奇事的出現有它獨特的原因和相當的條件：第一，中國是帝國主義間接統治的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國家。地方的農業經濟（不是統一的資本主義經濟）和帝國主義在中國劃分勢力范圍的分裂剝削政策，使白色政權之間存在著長期的不斷的分裂和戰爭，造成小塊區域的紅色政權能夠發生、存在和發展的條件。第二，中國紅色政權發生和長期存在的地方，是經過第一次大革命深刻影響、工農士兵群眾曾經大大起來的地方，例如湖南、廣東、湖北、江西等省。第三，全國革命形勢是向前發展的，決定著小塊紅色政權的長期存在是沒有疑義的。第四，相當力量的正式紅軍的存在，是紅色政權存在的必要條件。第五，共產黨組織的有力量和它的政策的不錯誤，是一個要緊的條件。在《井岡山的斗爭》中，他進一步闡明：在統治階級內部發生破裂時期，“我們的戰略可以比較地冒進”，而在統治階級政權比較穩定的時期，“我們的戰略必須是逐漸地推進的”。

毛澤東闡述“工農武裝割據”是黨領導下武裝斗爭、土地革命和根據地建設的密切結合：武裝斗爭是中國革命的主要形式，沒有革命的武裝斗爭，就不能進行有效的土地革命和發展革命根據地；沒有土地革命，紅軍戰爭就得不到群眾的支持，革命根據地也就不能鞏固和發展；不建設革命根據地，武裝斗爭就沒有后方的依托，土地革命成果就無法保持。這是湘贛邊界斗爭的主要經驗。

毛澤東相當突出地提出了“中間階級”的問題。他寫道：“全國革命低潮時，割據地區最困難的問題，就在拿不住中間階級。中間階級之所以反叛，受到革命過重的打擊是主因。”過重打擊中間階級的結果，使貧農階級成了孤軍，“此問題實在嚴重得很”。他具體地分析對待小資產階級的態度，指出：“打擊小資產階級的過左的政策，把小資產階級大部驅到豪紳一邊”，“近來逐漸改變這種政策，情形漸漸好些。”中國是一個兩頭小、中間大的社會。怎樣對待中間階級，是一個關系到能不能團結一切可能團結的力量、組織起浩浩蕩蕩的隊伍、奪取革命勝利的根本問題。而要團結中間勢力，就必須堅決糾正那種打擊中間勢力的“過左的政策”。這個問題，此時還只是剛剛提出，以后在毛澤東關于中國革命的理論中占著越來越重要的地位。而他所以能認識這個問題，正是從實際斗爭生活中經過冷靜觀察和深入思考得來的。

對政權問題，毛澤東也提出了一個值得重視的見解。他看到邊界各地存在一種現象：“黨在群眾中有極大的威權，政府的威權卻差得多。這是由于許多事情為圖省便，黨在那里直接做了，把政權機關擱置一邊。”這種做法，是違背民主制度、違背民主集中主義的制度的。因此，毛澤東得出結論：“以后黨要執行領導政府的任務；黨的主張辦法，除宣傳外，執行的時候必須通過政府的組織。”

土地革命，是工農武裝割據區域各項政策中最基本的內容。在十月上旬召開的湘贛邊界黨的第二次代表大會上，討論了毛澤東起草的《井岡山土地法》。經過兩個多月的醞釀和修改，在十二月間正式加以頒布。這個《土地法》規定：分配土地，主要以人口為標準，男女老幼平均分配；一般以鄉為單位進行分配，遇特殊情況時得以幾個鄉或區為單位；分配后，主要歸農民個別耕種。它是一九二七年冬天到一九二八年冬天一整年內井岡山地區土地斗爭經驗的總結。這場斗爭，是中國共產黨領導農民在幾個縣的范圍內實行土地改革的第一次嘗試，在此以前是沒有這種經驗的。這個初次制定的土地法還存在一些缺陷：一是沒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沒收地主的土地，容易侵犯中農的利益；二是土地所有權屬于政府而不屬于農民，農民只有使用權，禁止土地買賣。這些，以后在實踐中逐步改正了。盡管如此，貧苦農民因為分得了土地，革命和生產積極性都大大提高，從各方面全力支持紅軍和根據地的發展。

中國共產黨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革命的理論，是在實踐的探索中一步一步形成的。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的經驗，毛澤東多次向中共中央作了報告。中央通過多種方式，向各地紅軍和革命根據地介紹井岡山斗爭這個在當時最完整、最成熟的經驗。從一九二八年夏季起，中共中央主辦的《紅旗》、《政治通訊》等刊物上經常登載有井岡山斗爭內容的文章。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共中央在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中也講道：“惟朱毛在湘贛邊境所影響之贛西數縣土地革命確實深入了群眾。”這樣做，擴大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經驗的影響，幫助許多紅軍和根據地領導人開闊了眼界，加快了全國農村革命根據地創建的進程，推動了各地革命形勢的發展。 


　　這時，彭德懷、滕代遠率領在平江起義中創建的紅五軍主力第一、三縱隊七百多人向井岡山進發。毛澤東、朱德派何長工率軍部特務營和獨立營前往蓮花縣迎接。十二月十一日，在寧岡新城舉行慶祝紅四軍、紅五軍會師大會。兩軍的會合，進一步加強了井岡山的武裝斗爭力量，成為全國各根據地中人數最多、戰斗力最強的一支紅軍。

大革命失敗后，全國革命形勢處于低潮。毛澤東、朱德領導的井岡山工農武裝割據取得了顯著成績，創造了比較完整的經驗，從而在處境艱難的廣大革命者心中燃起了新的希望。正如毛澤東所說：“邊界旗子始終不倒，不但表示了共產黨的力量，而且表示了統治階級的破產，在全國政治上有重大的意義。”

可是，從進一步發展的要求來看，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也有它的弱點。第一，井岡山雖然地勢險峻，易守難攻，但“人口不滿兩千，產谷不滿萬擔”。隨著紅軍人數的激增，加上國民黨軍隊的反復“進剿”和經濟封鎖，軍民生活極端困難，有時連最低限度的食品也供應不足。第二，井岡山位于湘江和贛江之間的狹長地區，這兩條大江無法徒涉，南北又難以發展，在軍事上缺乏足夠的回旋余地。這兩個弱點，在初期并不明顯，隨著紅軍力量的不斷擴大便逐漸暴露出來。當時在第二十八團當連長的粟裕評論道：“這個地區作為一個后方是可以的，從戰略發展觀點來看，作為大發展的基地不夠理想。”(21)

井岡山斗爭的恢復和發展，不僅震驚了江西、湖南兩省國民黨當局，也使國民黨中央政府逐漸感到它已成為心腹之患。陳毅在第二年九月給中央的報告中寫道：“在反動政府方面，以為八月失敗朱毛部隊業已消滅，至少是不能為大患，不期卷土重來又復如前，使他們大吃一驚，又因蔣桂戰爭在未發動前肅清朱毛、打破井岡成為湘贛兩方共同需要，乃有本年一月之三省會剿的進攻。”(22)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七日蔣介石任命何鍵為兩省“會剿”代理總指揮，金漢鼎為副總指揮，由湘贛兩省集中了六個旅約三萬兵力，經過兩個月的準備，在一九二九年一月一日分五路向井岡山發動進攻。國民黨方面集中這樣巨大的兵力向井岡山進攻，在以前還從來不曾有過。

面對著如此嚴峻的局勢，一九二九年一月四日至七日，毛澤東在寧岡縣柏路村主持召開前委、湘贛邊界特委、紅四軍軍委、紅五軍軍委聯席會議，傳達和討論中共六大決議，并著重研究如何粉碎國民黨軍隊這次“會剿”的部署。當時井岡山的經濟狀況更加困難。陳毅第二年給中央的報告中說：“在九月至一月，四月中紅軍經過空前的艱難，在隆冬之際，邊界崇山中積雪不消，紅軍衣履飲食非常困難。又因敵人封鎖，紅軍未能到遠地游擊，以致經濟沒有出路。”柏路會議經過討論，決定采取“攻勢的防御”方針：由紅五軍改編的紅四軍第三十團和袁文才、王佐的三十二團留守井岡山，統歸彭德懷、滕代遠指揮；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第二十八團、第三十一團及軍直屬隊出擊贛南，以打破敵人的經濟封鎖。由于井岡山地勢險要，工事堅固，“八月失敗”時只留少數兵力仍能守住，又估計紅四軍主力下山后，將會吸引開相當數量的進攻井岡山的國民黨軍隊，所以，會上把這種做法稱作“圍魏救趙”。

一月十四日毛澤東、朱德率領紅四軍主力三千六百人從井岡山茨坪等處出發，經遂川，向贛南進軍。沿途張貼毛澤東起草的《紅軍第四軍司令部布告》，宣布紅軍的宗旨是：民權革命，打倒列強，打倒軍閥，統一中華。宣傳黨的各項基本政策：“地主田地，農民收種，債不要還，租不要送。”“增加工錢，老板擔任，八時工作，恰好相稱。”“城市商人，積銖累寸，只要服從，余皆不論。”“敵方官兵，準其投順，以前行為，可以不問。”布告以紅四軍軍長朱德、黨代表毛澤東共同署名，“朱毛紅軍”的名聲在更廣泛的范圍內傳開。

由毛澤東、朱德率領的紅四軍，就這樣踏上新的征途，向著廣闊的贛南地區進軍了。 


　　① 陳伯鈞：《井岡烽火歲月》，《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52頁。

② 何長工：《改造袁、王與“雙槍兵”》，《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247頁。

③ 何資深在中共臨時政治局常委會上的報告記錄，1927年12月28日。

④ 蘇蘭春：《回顧寧岡的革命斗爭》，《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91頁。

⑤ 羅榮桓：《秋收起義與我軍初創時期》，《回憶井岡山斗爭時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5頁。

⑥ 陳士榘：《三大紀律、六項注意的由來》，《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98頁。

⑦ 賴毅：《給茶陵縣紀建委員會的信》，《回憶井岡山斗爭時期》，江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6月版，第331頁。

⑧ 中共中央致湘鄂贛三省委信，1928年3月10日。

⑨ 毛澤東給中共中央和江西省委的報告，1928年5月2日。

⑩ 《譚震林同志的談話》，《黨史會議報告集》，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4頁。

⑾朱德：《參觀井岡山博物館時對有關歷史問題的談話》，《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8頁。

⑿杜修經給湖南省委的報告，1928年6月15日。

⒀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

⒁《粟裕戰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2頁。

⒂《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59頁。

⒃湖南省委給湘贛邊界特委及四軍軍委信，1928年6月19日。

⒄湖南省委給湘贛邊界特委及四軍軍委指示信，1928年6月26日。

⒅中共湘贛邊特委和紅四軍軍委給湖南省委的報告，1928年7月4日。

⒆江華：《追憶與思考》，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7月版，第51頁。

⒇楊克敏關于湘贛邊蘇區情況的綜合報告，1929年2月25日。

(21)《粟裕戰爭回憶錄》，解放軍出版社1988年11月版，第79頁。

(22)陳毅：《關于朱毛軍的歷史及其狀況的報告》，1929年9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