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霹靂一聲暴動

在七月四日的中央政治局擴大會上，毛澤東還說過一句話：“不保存武力，則將來一到事變，我們即無辦法。”這句話是針對著當時以陳獨秀為首的中共中央而說的。他們在這樣緊急的局勢面前，依然忽視掌握軍隊，沒有研究如何應付武漢政府隨時可能背叛的嚴重局面，一旦突然事變發生，必將造成災難性的后果。

果然，只過了十一天，標志著大革命失敗的全局性事變發生了——汪精衛控制下的武漢國民政府公開宣布“分共”。中國共產黨從合法變成非法，由地上被迫轉入地下。歷史的進程，陡然發生逆轉。

這種逆轉的到來，而且來得那樣快，許多共產黨員根本沒有精神準備。到處在搜捕，到處在屠殺。黨內思想相當混亂，在大革命時期習慣于公開或半公開活動的各級黨組織一時難以適應這種劇變的局勢，不知道下一步到底該怎么辦。

剛剛經過改組的由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張太雷、李維漢五人組成的臨時政治局常委，在這個關頭斷然決定了三件事：將中國共產黨所掌握或影響的部隊向南昌集中，準備起義；在秋收季節，組織湘鄂粵贛四省農民暴動；召集中央會議，討論決定新時期的新政策。①

獨立領導武裝斗爭這個重大課題，提到了中國共產黨議事日程上來。在國民黨已經實行極端殘酷的屠殺政策時，不這樣做，就等于坐以待斃。

一九二七年八月一日，以周恩來為書記的中共中央前敵委員會，在南昌率領國民革命軍賀龍、葉挺部兩萬多人起義，打響了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第一槍。李立三在兩年多后說：“南昌暴動在革命歷史上有他的偉大意義。在廣大群眾沒有出路的時候，全國樹出新的革命旗幟，使革命有新的中心”。②但這次起義也有深刻的教訓：沒有直接到當地農村中去發動和武裝農民，實行土地革命，建立農村根據地，而是按照中共中央原定計劃南下廣東，奪取海口，準備在取得外援后攻打大城市，結果失敗了。

毛澤東這時仍隱蔽在環境極其險惡的武漢。中共中央實行緊急疏散時曾準備派他到四川去，他要求仍回自己更熟悉、并且武裝起義條件正趨成熟的湖南。中央就把他暫時留在武漢，指導湖南省委的工作，并受中央委托研究湖南軍事形勢和農民運動狀況，籌劃湖南的秋收起義。

毛澤東最初把準備發動起義的重點放在湘南。那時，彭湃領導的廣東農民武裝約有千人駐在湘粵邊境的汝城縣，正在南下的南昌起義軍有可能調出一部分兵力開赴汝城支援，瀏陽、平江一帶的農民武裝也可以向這一帶集中。八月初，毛澤東向中央提出《關于湘南運動的大綱》。要點是：“湘南特別運動以汝城縣為中心，由此中心進而占領桂東、宜章、郴州等四、五縣，成一政治形勢，組織一政府模樣的革命指揮機關，實行土地革命，與長沙之唐政府對抗，與湘西之反唐部隊取連絡。”③他要求從南昌起義軍中抽調的一個團開赴汝城作為中堅，這樣至少有占領五縣以上的把握。這個計劃，經中共中央常委通過后轉發湖南省委。

八月三日，中共中央發布《關于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提出：“中國革命正轉向一個新的前途——工農德謨克拉西獨裁（即工農民主專政——引者注），土地革命將占最重要的過程。”要求四省以農會為中心，號召一切接近農民的社會力量團結在它的周圍，實行暴動，宣布農會為當地的政府；由農會通告，對一切公地及五十畝以上的大地主一律不繳租，對五十畝以下的地主實行減租，自耕農土地不沒收；農民協會組織土地委員會決定土地的分配。并要求全黨“勇往直前的領導秋收的暴動”。中共中央這個大綱對湖南秋收暴動的部署，依照毛澤東起草的《關于湘南運動的大綱》中的意見，規定：“準備于不久時期內在湘南計劃一湘南政府，建設革命政權及一切革命團體，在廣東革命委員會指揮之下。現即須組織湘南特別委員會，受省委指揮，于交通不靈通時得有獨立指揮此委員會所能活動的地方工作。特委：夏曦、郭亮、澤東、卓宣（書記澤東）。”④

八月七日，毛澤東出席在漢口秘密舉行的中央緊急會議，即在中國共產黨歷史上有著重大轉折意義的八七會議。會議在共產國際代表幫助下，總結大革命失敗的經驗教訓，堅決批判以陳獨秀為代表的右傾投降主義錯誤，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毛澤東當選為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

在八七會議上，毛澤東以親身經歷，從國共合作時不堅持政治上獨立性、黨中央不傾聽下級和群眾意見、抑制農民革命、放棄軍事領導權等四個方面批評陳獨秀的右傾錯誤，并對會議確定的總方針的兩個方面提出有獨到見解的看法。

關于軍事工作，毛澤東尖銳地指出：“從前我們罵中山專做軍事運動，我們則恰恰相反，不做軍事運動專做民眾運動。蔣唐（指蔣介石、唐生智——引者注）都是拿槍桿子起家的，我們獨不管。”這實際上提出了要把軍事運動和民眾運動相結合的思想，反對專做軍事運動或專做民眾運動這兩種各走極端的做法。他著重強調：“以后要非常注意軍事，須知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是一個對中國革命有著極其重要意義的論斷。毛澤東對中共中央在這個問題上“現在雖已注意，但仍無堅決概念”提出批評，建議“此次會議應重視此問題，新政治局常委要更加堅強起來注意此問題”⑤。

關于農民土地問題，他認為：一、應當規定大中地主的標準，建議以五十畝為限，五十畝以上的地主土地通通沒收。二、小地主問題是土地問題的中心問題，困難在于《最近農民斗爭的議決案》規定不沒收小地主土地，“如此，則有許多沒有大地主的地方，農協則要停止工作。所以要根本取消地主制，對小地主應有一定的辦法。”三、對自耕農中的富農、中農的地權應有不同的規定，要確定方向。⑥共產國際代表沒有采納毛澤東的意見，不讓大家再討論土地問題，并且提出：“土地的根本問題是土地國有。”⑦

恩格斯說過：“要明確地懂得理論，最好的道路是從本身的錯誤中、‘從痛苦經驗中’學習。”⑧毛澤東所以能在八七會議上提出“政權是由槍桿子中取得的”這個重要論斷，正是從大革命失敗的血的教訓中取得的。他比其他人高明的地方在于：在事實的教育下，能夠迅速看清問題的實質，作出合乎實際的新的理論概括，用來改正自己原有的思想，指導今后的行動。

八七會議開完后，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的瞿秋白，向毛澤東征求意見，要他到上海中央機關去工作。毛澤東回答：我不愿跟你們去住高樓大廈，我要上山結交綠林朋友。⑨在此之前，中共湖南省委也有信給中央，要求毛澤東回湖南領導武裝斗爭。八月九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批評湖南省委和共產國際赴長沙巡視員提出的“由湘南組織一師與南昌軍力共同取粵”的計劃。指出：“組織一師往廣東是很錯誤的，大家不應只看到一個廣東，湖南也是很重要的，湖南民眾組織比廣東還要廣大，所缺的是武裝，現已適值暴動時期，更需要武裝。”他強調說，湘南暴動“縱然失敗，也不用去廣東，而應上山”⑩。會議決定毛澤東以中央特派員的身分回湖南傳達八七會議精神，改組省委，領導秋收起義。

毛澤東過去做過工人運動、農民運動、學生運動和統一戰線工作，卻從來沒有做過軍事工作。根據實際需要，他勇敢地挑起了這副全新的擔子。將近四十年后，他先后同兩批外國朋友說：“像我這樣一個人，從前并不會打仗，甚至連想也沒想到過要打仗，可是帝國主義的走狗強迫我拿起武器。”⑾“是什么原因使我到軍隊中去的？還是帝國主義、蔣介石殺人。”⑿當然，從“不會打仗，甚至連想也沒想到過要打仗”到學會打仗，這是需要經歷一個不短的過程的。

他在八月十二日秘密回到長沙。投入實際工作前，他首先對正在劇烈變動中的湖南社會情況和群眾心理狀態進行認真的調查。趁送家屬回板倉村老家的機會，他在楊開慧家里，邀請五位農民、一位篾匠和一位小學教師開了兩天調查會，了解到當地農民要求全盤解決土地問題的想法。回長沙城里，他又征詢由湘潭韶山來省城的五位農民的意見。經過同他們的會商，擬出土地綱領數條，包括“沒收一切土地”等。調查的另一個結果，是了解到國民黨軍隊殘酷鎮壓工農運動后，群眾對他們的看法已完全改變了。他在給中央的信中說：“國民黨旗子已成軍閥的旗子，只有共產黨旗子才是人民的旗子。這一點我在鄂時還不大覺得，到湖南來這幾天，看見唐生智的省黨部是那樣，而人民對之則是這樣，便可以斷定國民黨的旗子真不能打了”。⒀這些新的認識，都是他在實地調查中獲得的。

帶著調查中取得的第一手材料，他從八月十八日起出席在長沙市郊沈家大屋召開的湖南省委會議。對會議討論的幾個主要問題，他都發表了重要意見。

第一，舉什么旗的問題。南昌起義時，打的是“國民黨左派”的旗子。八七會議作出的是同樣的規定。中共中央還認為，湖南國民黨左派的下級黨部比任何省要有基礎，更需要團結他們共同斗爭。毛澤東堅決主張：湖南秋收起義時“我們應高高打出共產黨的旗子”，不能再照八七會議規定的那樣打“左派國民黨旗幟”。

第二，暴動問題。當時，中共中央也好，黨內普遍的看法也好，都認為暴動主要應該依靠農工武裝，軍隊只能起次要的作用，否則便是“軍事冒險”。毛澤東明確地提出：“要發動暴動，單靠農民的力量是不行的，必須有一個軍事的幫助。有一兩團兵力，這個就可起來，否則終歸于失敗。”這是中國革命中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面對控制著全國政權的國民黨正規部隊，如果單靠地方性的農民暴動，沒有一定數量的經過嚴格訓練和有嚴密組織的革命軍隊參加，作為骨干，那些分散的農民暴動在同國民黨軍隊作戰時通常終歸于失敗。這已有不少慘痛的事實可以證明。但對這個問題抱反對或懷疑態度的人不少，因此，毛澤東便以強烈的語調說：“暴動的發展是要奪取政權。要奪取政權，沒有兵力的擁衛或去奪取，這是自欺的話。我們黨從前的錯誤，就是忽略了軍事，現在應以百分之六十的精力注意軍事運動。實行在槍桿上奪取政權，建設政權。”

第三，土地問題。八七會議決定的是沒收大中地主的土地。毛澤東提出：“中國大地主少，小地主多，若只沒收大地主的土地，則沒有好多被沒收者。被沒收的土地既少，貧農要求土地的又多，單只沒收大地主的土地，不能滿足農民的要求和需要。要能全部抓著農民，必須沒收地主的土地交給農民。”并且提到：“對被沒收土地的地主，必須有一個妥善的方法安插。”

第四，暴動的區域。當時，原定作為起義中心區域的湘南的局勢已起變化。由于唐生智部隊南下，湘南同長沙事實上已被隔絕。中共中央要求湖南舉行“全省暴動”。湖南省委經過反復討論，認為“以黨的精力及經濟力量計算，只能制造湘中四圍各縣的暴動，于是放棄其他幾個中心。湘中的中心是長沙。”據省委書記彭公達說：“縮小范圍的暴動計劃，澤東持之最堅。”⒁

八月十九日，中共湖南省委將湖南秋收暴動以長沙暴動為起點的計劃，報告中共中央。第二天，毛澤東又寫信給中共中央，報告了他對一些重大政策問題的不同意見。

八七會議雖然正確地確定了實行土地革命和武裝反抗國民黨反動派的總方針，但是如何根據實際情況來實行這個總方針，還有許許多多未曾得到解決的問題，黨對處理這些新問題又十分缺乏經驗。能夠在這樣一系列重大政策問題上，如此旗幟鮮明地而又切合實際地提出和中共中央以至共產國際代表不同的意見，確實充分顯示出毛澤東的過人膽識和求實精神。難怪瞿秋白在一個多月后的一次政治局常委會上要說：“我黨有獨立意見的要算澤東。”⒂

中共中央收到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動計劃和毛澤東的信件后，在八月二十二日召開常委會研究。在討論中，有的人指名批評毛澤東的“槍桿子中奪得政權”的論斷和中央不同，說中央才是“純粹信任群眾力量，以軍事力量為幫助”⒃。二十三日，中共中央給湖南省委復信，雖然在原則上表示以長沙為暴動起點的計劃是對的，但又批評說：暴動計劃“偏重于軍力，其結果只是一種軍事冒險”；并且提出“此時我們仍然要以國民黨名義來贊助農工的民主政權”，如果就拋去國民黨的旗幟、實現蘇維埃政權，“這是不對的”；還主張在土地問題上“這時主要口號是‘沒收大地主土地’，對小地主則提出減租的口號”。這些批評和指責，顯然是脫離實際情況的，說明中央要改變已有的成見、傾聽并接受毛澤東來自實踐的呼聲，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情！

毛澤東對中共中央復信采取分析的態度，對其中符合實際情況的部分貫徹執行，對不切實際的批評給予答復。八月三十日，湖南省委給中央的信中直截了當地寫道：中央復信“指出此間兩點錯誤，事實及理論均非如兄所說”。第一，“兄處謂此間是軍事冒險”，“實在是不明了此間情形，是不要注意軍事又要民眾武裝暴動的一個矛盾政策”。第二，“兄謂此間專注意長沙工作，而忽略各地，這并不是事實”，“沒有把衡陽做第二個發動點，是因為我們的力量只能做到湘中起來；各縣暴動，力量分散了，恐連湘中暴動的計劃也不能實現。”

毛澤東和湖南省委堅持從實際情況出發，制訂了明確的暴動綱領。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對斯諾說：“我在那里的綱領，要求下列五點：（一）省的黨組織同國民黨完全脫離關系；（二）組織工農革命軍；（三）沒收大地主以及中、小地主的土地財產；（四）在湖南建立獨立于國民黨的共產黨力量；（五）組織工農兵蘇維埃。”

形勢的發展使中共中央的認識也逐漸有了變化。時隔三周，中共中央下發《關于“左派國民黨”及蘇維埃口號問題決議案》等兩個文件，宣布“八月決議案中關于左派國民黨運動與在其旗幟下執行暴動的一條必須取消”；“現在的任務不僅宣傳蘇維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爭新的高潮中應成立蘇維埃”；“對于小地主的土地必須全部沒收，實現‘耕者有其田’的原則”⒄。然而，中央對有些問題的看法，仍和毛澤東并不一致。 


　　秋收起義的行動已如箭在弦上，一觸即發。緊迫的局勢，不容許中共中央和毛澤東等之間的爭論充分發展下去。

當時，在湘贛邊界存在著幾支革命的武裝力量：一支是共產黨員盧德銘任團長的國民革命軍第二方面軍總指揮部警衛團，因為沒有趕上參加南昌起義而停留在那一帶；一支是平江、瀏陽等地的工農義勇隊或農民自衛軍；還有一支是準備起義的安源路礦的工人武裝。在國民黨當局加緊鎮壓措施的情況下，必須迅速決定行止，不能再延擱了。

八月下旬，警衛團和平江、瀏陽工農義勇隊負責人，在湘贛邊界的江西修水山口鎮舉行會議，決定合編為一個師：警衛團為第一團，駐修水；瀏陽工農義勇隊為第三團，駐銅鼓；平江工農義勇隊分別補入這兩個團。因為盧德銘已去武漢向中共中央報告工作，由余灑度任師長。此外，安源鐵路煤礦工人糾察隊、礦警隊和安福、蓮花、萍鄉、醴陵、衡山等地的農民自衛軍，可以合編為一個團。這幾支部隊就是毛澤東領導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時的主要力量。

八月三十日，中共湖南省委在長沙接到安源市委有關湘贛邊界工農武裝情況的報告后召開省委常委會議，討論確定湖南秋收暴動的計劃。會議決定，首先集中力量在條件較好的地區平江、瀏陽、醴陵等縣和安源發起暴動，進攻長沙，并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作為秋收暴動的領導機構。

會議一結束，毛澤東便在第二天清晨乘火車從長沙前往安源。他走前先送楊開慧回板倉，要她照顧好自己的母親，管好三個孩子，參加一些農民運動。這次分手竟成了他們的最后離別！

九月初，毛澤東穿著農民服裝趕到安源，在張家灣召開會議，傳達中央八七會議精神和湖南省委的秋收暴動計劃。到會的有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安源市委負責人寧迪卿、贛西農民自衛軍總指揮兼安福縣農軍負責人王興亞等。會議討論了軍事和農民暴動的布置，確定分為三路，從贛西修水、銅鼓和安源三地起義，進擊湘東，會攻長沙；同時布置了湘贛邊界各縣的農民暴動，以配合軍事行動。在這三路中，以中路為主力軍。那就是駐在銅鼓的瀏陽工農義勇隊，準備會合駐在修水的警衛團，一起向瀏陽進攻，“因為這路軍事勢力較厚，地勢較險，瀏陽又逼近長沙，進可以戰，退可以守”。所以，會議決定毛澤東和瀏陽縣委書記潘心源在會后趕到銅鼓，直接指揮這一路的行動。對安源工作也作了布置：以安源工人和礦警隊為主力，暴動后進攻萍鄉和醴陵，對長沙取包圍之勢，但決不能放棄萍鄉、安源，“使敵人斷絕我們的退路”⒅。

九月六日，毛澤東在安源得知留在長沙的湖南省委常委決定的暴動日期：九日開始破壞鐵路，十一日各縣暴動，十五日長沙暴動。他立刻以中共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的名義，向在銅鼓的第三團下達起義計劃和部署，通知他們將參加起義的部隊名稱統一定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并要他們立刻將這個決定和行動計劃向在修水的師部和第一團轉達。

這時，國民黨內兩派間的寧漢對立沒有結束。唐生智的主力當時還在東征前線，湖南的兵力比較薄弱，但他們仍在加緊鎮壓活動。八月中旬，唐生智指令湖南省政府代主席周斕，致電駐防萍鄉的師長胡文斗，注意防范，并調集其他軍隊準備呼應。九月六日，長沙衛戍司令部截獲長沙市共產黨組織給各支部關于中秋節舉行武裝起義的密令，隨即宣布：從九月八日起，“特別戒嚴五日，每日晚十時，即斷絕交通，并于中秋日加緊戒嚴，軍警停止放假，日夜滿街，均放步哨，以防暴動。”⒆

毛澤東在安源作好安排后，身穿白色的褂子和長褲，裝作安源煤礦的采購員，由潘心源陪同趕往銅鼓。不料，走到湖南瀏陽張家坊村，被民團巡邏查房隊抓住，在押送民團總部的途中，機智地脫險。這段經歷，他在三十年代曾向美國記者斯諾談過：

“當我正在組織軍隊、奔走于漢冶萍礦工和農民武裝之間的時候，我被一些國民黨勾結的民團抓到了。那時候，國民黨的恐怖達到頂點，數以百計的共產黨嫌疑分子被槍斃。那些民團奉命把我押到民團總部去處死。我從一個同志那里借了幾十塊錢，打算賄賂押送的人釋放我。普通的士兵都是雇傭兵，槍斃我對他們并沒有特別的好處，他們同意釋放我，可是負責的隊長卻不允許。因此我決定設法逃跑。但是，直到離民團總部大約不到二百米的地方，我才找到機會。我一下子掙脫出來，往田野里跑。”

“我跑到一個高地，下面是一個水塘，周圍長了很高的草，我在那里躲到日落。士兵們在追蹤我，還強迫一些農民幫助他們搜尋。有好幾次他們走得很近，有一兩次我幾乎可以用手接觸到他們。盡管有五六次我已放棄任何希望，認為自己一定會再次被抓住，可是不知怎么的我沒有被他們發現。最后，天近黃昏了，他們放棄了搜尋。我馬上翻山越嶺，徹夜趕路。我沒有穿鞋，腳底擦傷很厲害。路上我遇到一個友善的農民，他給我住處，后來又帶領我到了鄰縣。我身邊有七塊錢，用這錢買了一雙鞋、一把傘和一些食物。當我最后安全到達農民武裝那里的時候，我的口袋里只剩下兩個銅板了。”⒇

他于九月十日到達銅鼓的第三團（那就是原來的瀏陽工農義勇隊）團部，宣布把部隊改編為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三團，向瀏陽進發。而在這前一天，震動全國的湘贛邊界秋收起義已按原定日期爆發；湖南省委組織鐵路工人破壞了長沙至岳陽和長沙至株洲的鐵路；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部在修水率第一團宣布起義，但沒有來到銅鼓同第三團會合，而是單獨向平江方向推進。戰斗打響前，去武漢報告工作的盧德銘趕回部隊，就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總指揮。十日深夜，安源工農武裝和礦警隊起義，組成工農革命軍第一師第二團，向萍鄉方向前進。這就形成三路分別向平江、瀏陽、萍鄉推進的態勢。毛澤東興奮地寫下了《西江月·秋收起義》：

軍叫工農革命，　旗號鐮刀斧頭。

修銅一帶不停留，便向平瀏直進。

地主重重壓迫，　農民個個同仇。

秋收時節暮云沉，霹靂一聲暴動。(21)

但當時全國革命形勢已走向低潮，反動軍事力量在各處都大大超過革命力量。從湘贛邊界來說，群眾沒有充分發動起來，本來就很薄弱的兵力又分散使用，各自為戰，行動并不統一，進攻目標卻是湖南的中心城市長沙。這個計劃本來是難以實現的。當起義軍師部和第一團在十一日到達平江東郊金坪時，由于起義前夕收編的黔軍邱國軒團突然叛變并從背后襲擊，部隊受到巨大損失。第三團也在十四日進攻瀏陽東門市時因力弱而失利。第二團出師后最初發展順利，在十二日和十六日先后攻克醴陵、瀏陽縣城，但因國民黨正規軍集中優勢兵力反攻，幾乎全部潰散。中共中央派任弼時到湖南去調查時，夏明翰告訴他：“這次我軍所到之地農民并未起來，遠不及北伐軍到時農民的踴躍。大多數農民甚恐慌不敢行動，恐怕軍隊失敗大禍臨來的心理充滿了農民的腦筋。”(22)毛澤東看到這種實際情況，當機立斷，改變原有部署，下令各路起義部隊停止進攻，先退到瀏陽文家市集中。這時，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已由原來的五千人銳減到一千五百余人，受到嚴重挫折。九月十五日晚，中共湖南省委決定停止原來準備在第二天發動的長沙暴動。 


　　在湘贛邊界起義的原定計劃嚴重受挫的情況下，起義軍立刻需要作出抉擇：是繼續進攻還是實行退卻？如果退卻的話，向哪里退卻？繼續進攻長沙，是中共中央原來的決定，不這樣做會被加上“逃跑”的罪名。中國共產黨在武裝斗爭方面，以往也只有過向城市進攻的經驗。但在當時敵我力量懸殊的實際情況下，這樣做只會導致全軍覆沒。面對如此兩難的抉擇時，這個決心是很不好下的。

九月十九日晚，毛澤東在文家市里仁學校主持召開有師、團主要負責人參加的前敵委員會會議，討論工農革命軍今后的行動方向問題。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余灑度仍堅持“取瀏陽直攻長沙”，這是符合中共中央的主張的，起義部隊中也有不少人抱有這種情緒。毛澤東清醒地對客觀形勢作出判斷，認定當地農民起義并沒有形成巨大聲勢，單靠工農革命軍的現有力量不可能攻占國民黨軍隊強固設防的長沙，湖南省委原來的計劃已無法實現，斷然主張放棄進攻長沙，把起義軍向南轉移到敵人統治力量薄弱的農村山區，尋找落腳點，以保存革命力量，再圖發展。提出這個主張，在當時是需要有極大勇氣的。會議經過激烈爭論，在總指揮盧德銘等支持下通過了毛澤東的主張，“議決退往湘南”(23)。

對初創時期的弱小的革命軍隊來說，為了避免在力量不夠的時候同強大的敵人決戰，為了求得自身的生存和發展，唯一的辦法就是把進軍方向轉向農村，特別是轉向兩省或數省交界的山區。從進攻大城市轉到向農村進軍，這是中國人民革命歷史中具有決定意義的新起點。

這個決定，從形式上看似乎是后退，其實是一個突破性的進展。它既符合當時中國的具體情況，也符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基本原則。鄧小平一九七八年在談到中國共產黨實事求是的優良傳統時說道：列寧曾經領導布爾什維克黨在帝國主義世界的薄弱環節俄國搞革命取得勝利，我們中國軍閥分割，先到敵人控制薄弱地區搞革命，“這在原則上是相同的”(24)，不過，我們不是先搞城市而是先搞農村。

就在中共前敵委員會作出這個決定的同一天，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駐長沙代表馬也爾的報告，又作出要求湖南省委再攻長沙城市的決議。決議指責中央特派員和湖南省委停止長沙暴動和放任株洲、醴陵、平江、瀏陽農軍退走是“臨陣脫逃”；責令湖南省委“應一面命令萍、瀏、江一帶工農軍進攻長沙，一面立即爆發長沙的暴動”。中央這個決議送到湖南時，秋收起義軍早已開拔南下，無法執行了。

起義軍前敵委員會會議結束，第二天清晨，毛澤東在文家市里仁學校操場上向全師指戰員宣布改變行動方向的決定。他滿懷信心地說：現代中國革命沒有槍桿子不行，有槍桿子才能打倒反動派。這次武裝起義受了挫折，算不了什么！勝敗乃兵家常事。我們當前力量還小，還不能去攻打敵人重兵把守的大城市，應當先到敵人統治薄弱的農村，去保存力量，發動農民革命。我們現在好比一塊小石頭，蔣介石反動派好比一口大水缸，但總有一天，我們這塊小石頭，一定要打爛蔣介石那口大水缸！這個講話，大大鼓舞了剛剛受到嚴重挫折的起義軍的士氣。

當時，南下的路途上也充滿險情。在這前后，湖南省國民黨當局已調兵到瀏陽一帶“追剿”；江西當局也派兵到銅鼓、萍鄉一帶“堵擊”。周斕獲悉起義軍“系全國著名共產黨首領毛澤東在主持”后，“立即加派第八軍一團車炳謙營長于二十四日全部赴瀏陽協剿，一面通令各軍，如獲毛逆者，賞洋五千元”。這給工農革命軍的轉移，造成了極大的困難。

起義軍在文家市住了兩夜，便沿湘贛邊界南下。因為湘軍戰斗力強，贛軍戰斗力較弱，工農革命軍便沿江西一側前進。這一帶都是山區，道路難行，疾病蔓延，還有國民黨軍隊不時圍追堵擊。毛澤東頭戴竹笠，走在戰士行列中，同戰士交談，鼓勵戰士們勇敢向前。行軍途中，接到宋任窮從江西省委帶回的信件，得知羅霄山脈中段的寧岡有一支我黨所領導的武裝，有幾十支槍。這以前，毛澤東在安源張家灣會議上曾聽王興亞談到過這個情況，現在又得到了證實。但詳細的情況還不清楚。

工農革命軍的行軍路線幾乎是直線向南的，當進到江西省萍鄉縣上栗村時，得知萍鄉縣城駐有國民黨的重兵，不能通過，便改道在蘆溪宿營。第二天清晨，向蓮花方向前進，因為偵察不力，情況不明，后衛遭到國民黨軍隊襲擊，倉促應戰，造成人槍各損失三百。總指揮盧德銘為了掩護后衛部隊撤退而英勇犧牲，只有二十三歲。這是一個重大的損失。毛澤東十分痛惜這位年輕將才的犧牲，憤怒地斥責偵察不力、指揮錯誤的第三團團長蘇先俊：“還我盧德銘！”這已是九月二十五日了。

當天，工農革命軍到蓮花縣甘家村。由于一挫再挫，總指揮犧牲，部隊情緒十分低落。這時，蓮花縣黨組織派人前來聯絡。工農革命軍得知蓮花縣農民自衛軍前幾天攻城失敗，被關押的有九十多人，而國民黨在蓮花城的守兵只有一些保安隊，戰斗力不強。毛澤東召開前委會，一致決定攻打蓮花縣城。第二天清晨，工農革命軍冒雨奔襲，在當地工農群眾配合下，一舉攻克縣城。砸開牢房，救出被押的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一百多人；打開縣政府糧倉，將糧食分發給貧苦群眾。這是從文家市南下后攻下的第一個縣城，使連連受挫的工農革命軍指戰員又興奮起來。

這時，起義軍領導層內部發生了嚴重的問題。擔任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的余灑度，原來并不歸湖南省委領導，也沒有把毛澤東任書記的湖南省委前敵委員會真正放在眼里。前委從安源通知他率第一團到銅鼓和第三團會合進攻瀏陽時，他沒有理睬，卻自行下令進攻平江，遭受嚴重損失。以后，只是“因情形不明，不得已，乃將部隊回頭，跟著三團退”(25)。到文家市后，他又主張經瀏陽進攻長沙，同毛澤東發生嚴重爭執，但原來是他上級而又堅決支持前委的總指揮盧德銘已回部隊，對他還有約束作用。盧德銘犧牲后，他對前委領導不尊重的態度便越來越明顯起來。進蓮花縣城后，毛澤東去參加他召集的軍事會議，得知他警惕性不高，將抓獲的縣保安隊長放走，嚴厲地批評他：縣保安隊離城里只有幾公里，我們這些人的生命都交在你手上了，你還開什么會？余灑度不但不接受批評，反而輕蔑地說：“什么！你怕死嗎？我可以擔保，你若死了，我抵你的命。”工農革命軍從蓮花開拔，朝永新方向前進，因為天色尚早，毛澤東提議再往前走十里后宿營。余灑度私下又十分不滿地說：“我當什么師長，連十里路的指揮權都沒有了。”

行軍途中十分艱苦。毛澤東的腳被草鞋繩擦破，步履艱難。戰士們臨時捆了一副竹竿擔架，要抬他走，他堅決不肯。同他一起行軍的譚希林回憶道：“他拒絕說，大家走我也走，大家休息我也休息，我走不贏就慢慢跟著走。他忍著疼痛，一邊走一邊同戰士們親切交談。毛澤東同志這種艱苦奮斗的精神，使我們非常感動。”這使他同戰士們的關系十分融洽。

當時的局勢依然是嚴峻的。起義軍轉兵南下以來，一路艱苦戰斗，指揮員犧牲，傷員增加；連續行軍，長途跋涉，有些人因為怕艱苦不辭而別；瘧疾流行，病員增多，一些人掉了隊，少數傷病員因缺醫短藥死在路旁。一些長官還存在打罵士兵的舊軍隊習氣，黨組織也不健全。在這支隊伍里行進的賴毅回憶說：“那時，逃跑變成了公開的事，投機分子竟然互相詢問：‘你走不走？’‘你準備往哪兒去？’這真是一次嚴重的考驗。”(26)這些問題不解決，部隊的戰斗力就無法保持，很難繼續前進。

起義軍就是在這種情況下來到三灣的。九月二十九日，部隊翻過山口，來到永新縣三灣村宿營。這里群山環抱，追敵已被擺脫，又沒有地方反動武裝，比較安全。部隊在村里住了五天。這是工農革命軍自秋收起義以來第一次得到從容休整的機會。進村的當晚，毛澤東在“泰和祥”雜貨鋪召開中共前敵委員會擴大會議，討論部隊現狀及其解決的措施，決定對部隊實行整頓和改編，這就是著名的三灣改編。

三灣改編的主要內容是：第一，把已經不足一千人的部隊，縮編為一個團，稱工農革命軍第一軍第一師第一團，團長由陳浩擔任，實際上取消了余灑度對軍隊的指揮權（而余灑度這時對起義已因悲觀失望而灰心喪氣了）；下轄一、三兩個營，還有特務連、衛生隊、軍官隊、輜重隊各一個，共有七百多支槍；改編時，毛澤東宣布愿留則留，愿走的發給路費，將來愿意回來還歡迎。第二，在部隊內部實行民主制度，官兵平等，待遇一樣，規定官長不準打罵士兵，士兵有開會說話自由，連以上建立士兵委員會。士兵委員會有很大的權力，參加對部隊的行政管理和經濟管理，官長要受它的監督。第三，全軍由黨的前敵委員會統一領導。各級部隊分別建立黨的組織：班排設小組，支部建立在連隊上，營、團建立黨委；連以上設黨代表，由同級黨組織的書記擔任。部隊的一切重大問題，都必須經黨組織集體討論決定。這三項措施開始改變了舊式軍隊的習氣和農民的自由散漫作風，是一個需要有極大魄力才能實行的了不起的改革。三灣改編是建設新型人民軍隊的重要開端，在人民軍隊的建軍史上有重大意義。

在三灣，毛澤東還提出一個重要問題：我們要和地方結合起來，要取得地方的支持，一方面我們把傷病員交給他們，他們可以把我們的傷病員安置好；另一方面我們可以發槍給他們，幫助他們發展起來，這樣我們就不會被敵人打垮。(27)這多少已提出了武裝斗爭要同建立農村革命根據地結合的思想。他按照中共江西省委的介紹，派人同寧岡縣黨組織和駐在井岡山北麓寧岡茅坪的袁文才部取得了聯系。

十月三日，毛澤東在部隊離三灣出發前，對剛剛進行了改編的部隊全體指戰員作動員。他說：敵人在我們后面放冷槍，沒有什么了不起。大家都是娘生的，敵人有兩只腳，我們也有兩只腳。賀龍同志兩把菜刀起家，現在當軍長，帶了一軍人。我們現在不只兩把菜刀，我們有兩營人，七百多條槍，還怕干不起來嗎？(28)這些話，在部隊處境艱難、不少人情緒消沉的情況下是很能鼓舞人心的。在繼續行軍途中人們紛紛議論：“毛委員不怕，我們還怕什么？”“賀龍兩把菜刀能夠起家，我們幾百人還不能起家嗎？”

起義軍當天到達寧岡縣古城。寧岡是一個深山中的偏僻小縣，古城曾是縣城所在，這時已很荒涼，人口稀少。在這里，召開了兩天前委擴大會議，參加的還有前來聯絡的寧岡縣委（當時稱區委）書記龍超清和袁文才部文書陳慕平（他原是武昌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學員）。會議根據八七會議的精神，總結了湘贛邊界秋收起義以來的經驗教訓。毛澤東指出，現在我們人少了，但是很精干，大有希望。會議著重研究了在羅霄山脈中段建立落腳點和開展游擊戰爭問題，認為在井岡山落腳是理想的場所。對原在井岡山的袁文才、王佐這兩支地方武裝要從政治上軍事上對他們進行團結和改造，并盡快先在茅坪設立后方留守處和部隊醫院。 


　　南昌起義、八七會議和湘贛邊界秋收起義，開始了中國共產黨獨立領導武裝斗爭的新時期。

為什么中國共產黨要拿起武器，展開武裝斗爭？這不是任何人的主觀意愿所決定，而是近代中國具體國情的產物，是在國民黨實行白色恐怖下不得不作出的反應。中國共產黨并不是主動地選擇要走武裝反抗國民黨的道路，只是在國民黨對它使用武器后才不得不拿起武器的。毛澤東后來曾多次對外國朋友談到過自己的親身體會。他說：“有了共產黨以后，就進行了革命戰爭。那也不是我們要打，是帝國主義、國民黨要打。一九二一年，中國成立了共產黨，我就變成了共產黨員了。那時候，我們也沒有準備打仗。我是一個知識分子，當一個小學教員，也沒學過軍事，怎么知道打仗呢？就是由于國民黨搞白色恐怖，把工會、農會都打掉了，把五萬共產黨員殺了一大批，抓了一大批，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29)他又說：“他要打，我就打。這個方法就是從反動派那里學來的。我們就是從蔣介石那里學來的。蔣介石打我，我就打他。他可以打我，難道我就不能打他呀？”(30)這就把事情說得很清楚了。

這里所講的“我們才拿起槍來，上山打游擊”，對毛澤東自己來說，便是在秋收起義后上了井岡山，實行了“槍桿子”與“民眾運動”的結合。 


　　① 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21頁。
　　② 李立三：《黨史報告》（1930年2月1日），《中共黨史報告選編》，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9月版，第267頁。

③ 《中共湖南省委關于湘南運動的大綱》，中央檔案館編：《秋收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27頁。

④ 《中共中央關于湘鄂粵贛四省農民秋收暴動大綱》，中央檔案館編：《秋收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3頁。

⑤ 中共中央八七會議記錄，1927年8月7日。

⑥ 中共中央八七會議記錄，1927年8月7日。

⑦ 中共中央八七會議記錄，1927年8月7日。

⑧ 《馬克思恩格斯選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5月版，第458頁。

⑨ 譚震林：《回顧井岡山斗爭歷史》，《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0頁。

⑩ 毛澤東在中共臨時政治局第一次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27年8月9日。

⑾毛澤東同敘利亞訪華友好代表團談話記錄，1965年3月23日。

⑿毛澤東會見參加第十屆禁止原子彈氫彈世界大會后訪華外賓的談話記錄，1964年8月22日。

⒀《中共湖南省委給中共中央的信》，《中央通訊》第3期。

⒁彭公達：《關于湖南秋暴經過的報告》，《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96、97、100、101頁。

⒂瞿秋白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上的發言記錄，1927年9月28日。

⒃中共臨時政治局常委會記錄，1927年8月22日。

⒄《中共中央文件選集》第3冊，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1年3月版，第370、372頁。

⒅潘心源：《秋收暴動之始末》，《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21頁。

⒆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9月13日。

⒇《毛澤東一九三六年同斯諾的談話》，人民出版社1979年12月版，第52、53頁。

(21)這首詞，作者后來作過修改，將其中的“修銅”、“便”、“平瀏”、“沉”，分別改為“匡廬”、“要”、“瀟湘”和“愁”。

(22)《任弼時報告》，1927年9月27日，《中央政治通訊》第12期。

(23)《蘇先俊報告》，1927年9月17日，《中央政治通訊》第12期。

(24)《鄧小平文選》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版，第126—127頁。

(25)《余灑度報告》，中央檔案館編，《秋收起義（資料選輯）》，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2年3月版，第133頁。

(26)賴毅：《毛澤東同志在連隊發展黨員》，《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76頁。

(27)《熊壽祺關于秋收起義的幾次回憶》、《湘贛邊界秋收起義》，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第153頁。

(28)譚政：《三灣改編前后》，《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下），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7年9月版，第141頁。

(29)毛澤東同智利新聞工作者代表團的談話記錄，1964年6月23日。

(30)毛澤東同出席第二次亞洲經濟討論會的一些國家與地區代表的談話記錄，1964年7月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