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走向農民運動

對農民，毛澤東自然是熟悉的。他自己是農民的兒子，從小在農村長大。然而，對農民問題在中國革命中所處的地位，他的認識仍然經歷了一個過程。
　　建黨初期，他首先關注的是工人運動。那時，陶行知等正在提倡鄉村教育。惲代英一九二三年曾寫信給毛澤東說，我們也可以學習陶行知到鄉村里去搞一搞。毛澤東認為，現在城市工作還忙不過來，怎么顧得上農村呢？①

陶行知當時所提倡的鄉村教育，還算不上嚴格意義上的農民運動。中國共產黨內，最早在實踐上致力于農民運動的，是彭湃。一九二二年他開始在廣東海豐老家活動，一九二三年一月領導成立了海豐縣總農會，使這里成為大革命時期農民運動發展得最好的地區。

中國早期的工人，大多來自農村，同農民有著血肉聯系。正全力從事工人運動的毛澤東，沒有完全忽視農民問題。一九二三年四月，湖南水口山礦區工人罷工勝利后，毛澤東派工會領導成員、共產黨員劉東軒、謝懷德回到他們的家鄉衡山縣岳北白果鄉開辟農運工作。白果鄉的農民在水口山做工的很多，那里有較好的工作基礎。他們經過一段時間的發動，在九月中旬成立了湖南第一個農會——岳北農工會，會員很快發展到萬余人。農工會搞了一些平糶阻禁的斗爭。白果鄉正好是湖南省長趙恒惕的家鄉，他自然不能容許，在十一月派兵鎮壓了那里的農民運動。

劉東軒、謝懷德回白果開辟農運時，毛澤東已到廣東出席中共三大。

參加這次大會的張國燾回憶說，毛澤東在會上提出一個新問題——農民運動，是“這個農家子弟對于中共極大的貢獻”。張說：毛澤東向大會指出，“湖南工人數量很少，國民黨員和共產黨員更少，可是滿山遍野都是農民。因而他得出結論：任何革命，農民問題都是最重要的。他還證以中國歷代的造反和革命，每次都是以農民暴動為主力。中國國民黨在廣東有基礎，無非是有些農民組成的軍隊，如果中共也注重農民運動，把農民發動起來，也不難形成像廣東這類的局面”②。

不過，當時三大的主要議題，中共中央注意的焦點，是如何推進國共合作，認為農民運動還不是眼前最要緊的任務。三大雖然也通過了一個由毛澤東和譚平山起草的《農民問題決議案》，卻沒有花力氣去具體組織實施。擔任中央局秘書的毛澤東自己，一時也無暇去做。

但中國農民作為一種巨大的現實力量，畢竟越來越引起人們的注意。一九二三年七月，陳獨秀在《前鋒》第一期發表《中國農民問題》一文，“算是精審可觀，對于中國農民狀況分析得很細致”的一篇文章。③一九二四年一月五日，鄧中夏在《中國青年》上發表《中國農民狀況及我們運動的方針》，介紹了廣東海豐和湖南衡山白果兩處農運的情況，說：“由上述的兩樁事實看來，我們可以征測中國農民的覺悟是到了要農會的程度，能力是到了敢于反抗壓迫階級的時候，這種壯烈的舉動，比較香港海員和京漢路工的罷工，并無遜色，真是中國革命前途可樂觀的現象呵。”


　　時機似乎已逐漸走向成熟，關鍵是要有得力的人到實踐中去艱苦地摸索。一九二四年十二月，毛澤東離開上海回湖南養病，正巧有了這樣一次機會。

他先在長沙板倉岳母家過完春節，一九二五年二月六日，和楊開慧帶著岸英、岸青回到韶山沖。

農村過年，拖的時間長，又是農閑時節，毛澤東一回來，看望他的鄉親不少。他和楊開慧也四處串門。他接觸最多的，是早年由他帶到長沙的學校里當校役、這時剛從安源礦上回來的共產黨員毛福軒，還有鐘志申、李耿侯、龐叔侃、毛新枚等。他通過各種渠道做了不少社會調查。

鐘志申是毛澤東的小學同學。當聽說他一九一八年曾發動過抗繳“煙灶捐”的斗爭、趕走了當地惡霸成胥生的團丁時，毛澤東很是興奮。他后來回憶：“以前我沒有充分認識到農民中間的階級斗爭的程度”，這次回韶山后，才體會到“湖南農民變得非常富有戰斗性”，于是，我“發動了一個把農村組織起來的運動”④。

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對農民進行思想啟蒙教育。在長沙，他有過辦工人夜校的經驗。這時，他通過楊開慧、李耿侯等，發動進步教師，利用原來的祠堂、族校，在韶山、銀田寺一帶創辦夜校。除教識字、教珠算外，還講三民主義，講國內外大事。毛澤東常去夜校查看，提出夜校講課一定要通俗易懂，使農民容易接受，如講打倒帝國主義就說“打倒洋財東”，這樣農民一聽就懂。根據他的要求，夜校還借識字向農民灌輸一些淺顯的道理。如講“手”、“腳”兩個字時，就說：人人都有手腳，可是農民的手腳一年到頭不停地勞動，卻缺衣少吃；地主有手不勞動，有腳還坐轎子，卻吃大魚大肉，穿綾羅綢緞。他們用這些事實來啟發農民的階級覺悟。到七月間，夜校發展到二十多所。

從三月起，毛澤東以毛福軒等為骨干秘密組織農民協會，發展會員。夜校的學員大多成了農協骨干，夜校場所一般也是秘密農協的會址。不久，這種秘密農協發展到二十多個。在這個基礎上，毛澤東親自發展了韶山第一批中共黨員。六月中旬的一個深夜，他在自家閣樓上主持了鐘志申、龐叔侃、李耿侯、毛新枚等的入黨儀式，成立中共韶山支部，由毛福軒任支部書記。

這是毛澤東在農村中創建的第一個黨的基層組織。中共韶山支部的這些最早成員后來都先后為革命獻出了自己的生命。在延安的時候，毛澤東談起一九三三年被國民黨當局殺害的毛福軒說：“一個農民出身的同志，學習和工作都那樣努力，一直擔任到黨的省委委員的工作，是很不容易的”。

建立中共韶山支部后，毛澤東還注意發展一些有威望的開明士紳、小學教師加入國民黨，于七月初在韶山建立起國民黨第七區黨部，并指派共產黨員李耿侯、鐘志申等分別擔任宣傳、組織工作。這方面的活動，當時湘區青年團委派來韶山工作的賀爾康在日記中曾多次記載。如七月五日：“民校（國民黨——引注）今日到韶山李氏祠開會。我到會時才八點鐘，……到下午七點鐘閉會，共開會四次，討論有三項：一、黨務問題；二、反帝國主義問題；三、鄉村的教育問題。”八月一日：“晚飯后，邀請國校（國民黨——引注）同志到吉新堂開第一次成立區分部大會。到會者同志十人，又區黨委員三人，由潤之主席。到十一點鐘才散會。”

當時，湖南仍處于軍閥趙恒惕統治下，國民黨基層組織同共產黨、農協一樣，都是秘密的。這些組織的公開活動，大多利用“雪恥會”的名義進行。賀爾康七月五日日記說到的“反帝國主義問題”，就是指毛澤東召集國民黨區黨部會議，商量在各鄉雪恥會的基礎上組織湘潭西二區上七都雪恥會的問題，毛澤東還在七月十日召開的成立大會上發表了演講。

雪恥會來源于五卅運動。一九二五年五月十五日，上海發生日本資本家槍殺工人顧正紅（共產黨員）的事件。五月三十日，上海公共租界的英國巡捕又在南京路上向抗議的群眾開槍，打死十三名工人、學生，傷者更多。全國迅速掀起了規模空前的反對帝國主義列強的抗議怒潮。湖南許多地方成立了“雪恥會”。毛澤東同毛福軒、鐘志申等以“打倒列強，洗雪國恥”為口號，以秘密農協為核心，在韶山一帶成立了二十多個鄉雪恥會，作為公開合法的群眾組織，開展演講、散發傳單、游行示威、檢查洋貨、禁止銷售洋貨等活動。這些正是國民革命的一項基本內容。

不過，農民更關心的，還是自己的切身利益。毛澤東深知這一點。

七月間，韶山大旱，田地龜裂，又正是青黃不接、糧食奇缺的時節。地主卻乘機囤積居奇，高抬谷價。毛澤東便召集中共黨支部和農協骨干開會，決定發動農民迫使地主開倉平糶。他派人同當地土豪、團防局長成胥生交涉。成胥生不僅拒絕，還把谷子運往湘潭等地牟取暴利。毛澤東得知這一消息后，要毛福軒等率領數百名農民帶著鋤頭、蘿筐等，連夜奔赴銀田寺阻止谷米起運。成胥生見農民人多勢眾，被迫開倉平糶，其他地主也就不再敢閉糶。這是韶山歷史上一次有名的“平糶阻禁”斗爭。

對這個時期毛澤東在韶山的活動，賀爾康在日記里還有許多記載：七月十二日，“下午潤芝先生來舍邀我同去行人家（即串門——引注）。”“九點鐘，國校（國民黨——引注）開會，成立第四區分部。一點又十五分鐘時，會才完畢。此時潤之忽要動身回家去歇。他說因他的神經雖（衰）弱，今日又說話太多了，到此定會睡不著，月亮也出了丈多高，三人就動身走。走了兩三里路時，在半途中就都越走越走不動，疲倦極了，后就到湯家灣歇了。”七月二十一日（陰歷六月初一日），“到韶山南岸毛潤之家，上午而他已他往，未在家。就翻閱最近的報紙，看了半天。下午三時潤之才回來，此時C（共產黨——引注）人也隨時到了幾個，等到六時C人還未到齊；世校（共產黨、雪恥會、農協負責人合稱——引注）開會后，天已暗了，我因不能走，就宿了。”八月四日（陰歷六月十五日），“下午到南岸潤之處，是C·Y·的常會期”。“晚同潤之到玉提凹小毛氏祠，民校（國民黨——引注）開會，十二點鐘時才返”⑤。

毛澤東在韶山從事農民運動的時間雖不長，卻很有章法，在偏僻的山村搞起了各種組織。農民運動開展得有聲有色，在當時頗具影響。一九二六年十二月湘潭縣農會在《湘潭縣農民運動報告》中介紹說：“湘潭農運，為湖南全省之中心。其地域為全省之要塞，故其發展亦在各縣之先。”“湘潭西二區銀田寺、韶山一帶，農民感覺所受壓迫日重，于去年二月間起而組織。到十月間，所成立之鄉協，達二十余處，人數達千余，從此即開始作經濟政治斗爭，如阻禁谷米出境，維持民食，增加雇工工資，減輕租額，地方行政人員民選。這種種運動，時常與地主土豪發生沖突。”⑥

毛澤東的活動，自然引起土豪劣紳的忌恨。成胥生密報湖南省省長趙恒惕。八月二十八日，趙恒惕電令湘潭縣團防局急速遽捕毛澤東。縣議員、開明紳士郭麓賓在縣長辦公室看到了這封密電，寫了一封信交人趕快送到韶山。據毛澤民的夫人王淑蘭回憶：“那天下午，澤東同志在譚家沖開會，……送來信后，家里就派人去譚家沖喊了他。他接到信，又用開水泡點飯吃，轎子是我給他請的。澤東同志先給他們講好，抬的誰？抬的郎中。送轎子的人，只一天一夜就回來了。團防局隔了幾天才來捉澤東同志，因澤東同志沒在家，只開了些錢就了事。”⑦

這時，毛澤東已到了長沙。就在趙恒惕的眼皮下舉行秘密會議，向中共湘區委報告韶山農民運動的情況。他還到湘江邊上，橘子洲頭，回想當年風華正茂的師范生生活，寫下有名的《沁園春·長沙》：“問蒼茫大地，誰主沉浮？”

這時的毛澤東，風華依然，但已非只是“書生意氣”了。 


　　九月到廣州后，他在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調查表》時，對個人經歷作了這樣的概括：“教過一年書，做過兩年工人運動，半年農民運動，一年國民黨的組織工作。”在“學業”一欄里寫道：“研究社會科學，現在注重研究中國農民問題。”時間是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

這時，他正在寫《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其中分析了“半無產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所謂“半無產階級”，主要是指農民。毛澤東那時把他們劃分為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還有“小資產階級”中的自耕農和“農業無產階級”即雇農。一九二六年一月一日，他又在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機關刊物《中國農民》上寫了一篇《中國農民中各階級的分析及其對于革命的態度》。在韶山從事農民運動的實踐，無疑為他的這些分析提供了重要依據。

一九五一年，毛澤東把《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收入《毛澤東選集》時，寫了這樣一個題注：“此文是反對當時黨內存在著的兩種傾向而寫的。當時黨內的第一種傾向，以陳獨秀為代表，只注意同國民黨合作，忘記了農民，這是右傾機會主義。第二種傾向，以張國燾為代表，只注意工人運動，同樣忘記了農民，這是‘左’傾機會主義。這兩種機會主義都感覺自己力量不足，而不知道到何處去尋找力量，到何處去取得廣大的同盟軍。”而毛澤東在這篇文章中明確地提出，自耕農、半自耕農、半益農、貧農、雇農，都“是我們真正的朋友”。

當時，中共中央雖然也成立了農民部，但工作主要是在國民黨的旗幟下進行的。在一九二六年一月召開的國民黨二大上，毛澤東受主席團指定，參加修改《農民運動決議案》。《決議案》指出：“中國之國民革命，質言之即為農民革命。為要鞏固國民革命之基礎，亦唯有首在解放農民。”從此，毛澤東對國民革命和農民問題的認識，站到了新的起點上。

國民黨二大后，毛澤東參加了新成立的國民黨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三月十九日，他被任命為國民黨中央農民部主辦的農民運動講習所所長。農講所創辦于一九二四年七月，目的是“養成農民運動人材，使之擔負各處地方實際的農民運動工作”⑧。此前已有五屆畢業生，共四百五十四人。最初的主辦人是彭湃。毛澤東接辦第六屆，地址在廣州附近的番禺學宮。經過籌備，這屆講習所于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正式開課，收有來自二十個省區的三百二十七名學生。同一天，蔣介石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提出《整理黨務案》。毛澤東被迫辭去國民黨中央宣傳部代理部長后，便全力投入農民運動講習所的工作。

這屆農講所共開設二十五門課程，內容都是圍繞中國革命的基本知識，其中關于農民運動的課程占八門，教員多是有實際經驗的農民運動領導者，如彭湃、阮嘯仙等。毛澤東親自講授“中國農民問題”、“農村教育”、“地理”三門課，其中“中國農民問題”是所有課程中授課時間最多的，共二十三個課時。

毛澤東從六月初開始講這門課。從保存下來的學員課堂筆記里反映出，毛澤東嚴肅地回顧并總結了歷史經驗，指出以往革命黨人都沒有注意研究農民問題，辛亥革命、五卅運動之所以失敗就由于沒有得到三萬萬二千萬農民的擁護。他從人口、生產、革命力量、戰爭關系、革命目的五個方面系統地闡明農民問題在國民革命中的地位。指出：“國民革命的目標，是要解決工農商學兵的各階級問題；設不能解決農民問題，則各階級問題也無由解決。”“可以說中國國民革命是農民革命”，“故土地問題為本黨中心問題。”

只有依靠占中國人口絕大多數的深受壓迫的農民群眾，只有把農民最關心的土地問題放在革命的中心問題的地位上，才有可能領導中國革命取得勝利。毛澤東經過長期的探索，終于自覺地認清這個關鍵性問題，把自己的主要精力投到這方面工作中，再也沒有改變。這就為他以后能創造性地提出“農村包圍城市，武裝奪取政權”這條符合中國實際情況的勝利之路奠定了最初的基礎。當然，對如何發動廣大農民群眾、如何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如何取得革命的勝利，他還需要繼續在實踐中探索。

毛澤東歷來注重對社會實際狀況進行切實的調查研究。他在農講所提倡學員研究各省的農民問題，組織了以地區劃分的十三個農民問題研究會，還主持擬定了地租率、田賦、地主來源、抗租減租、農村組織狀況、農民觀念、民歌等三十六個調查項目，要求學生根據家鄉的實際情況一一填寫。毛澤東很珍視這些調查材料，后來丟失了，到六十年代談起時還說很可惜。

當時，彭湃領導的以廣東海豐為中心的東江農民運動最為成功。八月間，毛澤東又組織師生到那里實習兩周，大大加深了對農民運動的了解。《中國農民》報道說：“赴海豐實行在將屆畢業之時，學生于上課已久、接受各種理論之后，親入革命的農民群眾中，考察其組織，而目擊其生活，影響學生做農民運動之決心極大。”⑨

革命的形勢發展得很快。七月九日，國民革命軍在廣州東較場誓師北伐。這一天，北伐軍先頭部隊葉挺獨立團已攻占湖南醴陵。所到之處，都有當地工農群眾直接給以各種援助。十一日占領長沙。七月中旬，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召開中央執行委員會擴大會議，討論北伐戰爭中國共合作策略和民眾運動政策等問題。會議提出無產階級要同資產階級爭奪領導權，要反對“左”、右兩種傾向。但對農民運動的限制很多，認為農民協會“尚不能帶有階級色彩”，農民的武裝“不要超出自衛的范圍”等。

毛澤東對農民運動的認識，和中央的這個認識已有所不同。他組織編印了一套《農民問題叢刊》，供全國各地從事農民運動的人參考。內容有三類：一是關于農民運動的重要文獻，如《孫中山先生對農民的訓話》、《中國國民黨之農民政策》；一是農講所教員的專題研究報告，如《俄國農民與革命》、《海豐農民運動報告》；還有一部分是學生的調查材料。原來準備出版五十二種，后來受條件限制只出版了二十六種。

一九二六年九月一日，在第一輯出版時，毛澤東寫了一篇序言，題為《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他在這篇文章中指出：在經濟落后的半殖民地進行革命，“最大的對象是鄉村宗法封建階級（地主階級）”，他們是國內統治階級、國外帝國主義的唯一堅實的基礎。不動搖這個基礎，就不能動搖這個基礎的上層建筑物。根據這一分析，毛澤東認為若無農民從鄉村中奮起打倒地主階級之特權，軍閥和帝國主義的勢力就不會從根本上倒塌。如果只說要打倒軍閥而不要打倒鄉村的封建階級，那就是不知道輕重本末。由此，他進一步闡明：“農民問題乃國民革命的中心問題，農民不起來參加并擁護國民革命，國民革命不會成功；農民運動不趕速的做起來，農民問題不會解決；農民問題不在現在的革命運動中得到相當的解決，農民不會擁護這個革命。”他批評一些同志只重視做城市工作，而忽視農民運動的傾向，號召要有大批的同志立刻下決心，去做那組織農民的浩大的工作，“向黨里要到命令，跑到你那熟悉的或不熟悉的鄉村中間去，夏天曬著酷熱的太陽，冬天冒著嚴寒的風雪，攙著農民的手，問他們痛苦些甚么，問他們要些甚么。從他們的痛苦與需要中，引導他們組織起來；引導他們向土豪劣紳爭斗；引導他們與城市的工人學生中小商人合作，建立起聯合戰線；引導他們參與反帝國主義反軍閥的國民革命運動”。

在農民運動篷勃高漲的事實面前，認為農民革命是國民革命成敗的關鍵這種看法，逐漸為國民革命隊伍中不少人所承認。這時，毛澤東最富特色的貢獻是：從分析農村、農民在中國社會結構中的特殊地位來說明農民革命的重要性，從分析農民中各階層的經濟、政治地位來說明農民革命的動力和目標。這就比較具體地說明了中國革命同盟軍這個問題，大大深化了人們的認識。毛澤東并不是最早從事農民運動的人，但他對這個問題認識的深度已走在前列。《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發表后，很快引起各方面的注意。國民黨中央農民部在九月二十一日出版的《農民運動》第八期全文轉載。在中共中央工作的翟秋白還要求中央宣傳都的羊牧之根據毛澤東的見解充實宣傳內容。

這時，毛澤東無疑已成為在全國有影響的農民運動權威。

在毛澤東完成《國民革命與農民運動》時，北伐軍相繼在汀泗橋、賀勝橋擊潰吳佩孚的主力部隊，前鋒直指武漢。農講所的目的，本來是要把經過訓練的干部派回農村，向農民宣傳革命，發展農民運動。為了配合快速推進的北伐戰爭，第六屆農講所在九月間結束。學員們分赴各地，直接投身農民運動。

送走農講所學員后，十月中下旬，毛澤東在廣州參加國民黨中央各省聯席會議。這時北伐軍已攻占武昌，會議主要討論國民政府遷都武漢、準備召開國民會議、國民黨最近政策等大問題，歷時半月。出席這次聯席會議的人中，共產黨員占四分之一，國民黨左派還稍多一些，再加半左派，“會場完全為左傾空氣包辦。右派、中派（以丁惟汾為有力領袖，戴季陶亦出席數次，未發言）共約占四分之一，但不敢多說話”。“孫科說：‘即〔只〕要找于樹德、毛澤東、惲代英、侯紹裘一疏通，會場中便沒有問題了。’”⑩會議發表宣言，重申繼續執行國民黨一大和二大的決議。

會議結束后，毛澤東接到中共中央通知，擔任中共中央農民運動委員會書記。十一月上旬，他讓楊開慧和母親攜岸英、岸青回到湖南，自己離開廣州乘船到中共中央所在地上海。中共中央農委原已決定設立，但組織一直沒有健全。毛澤東到任后方才正式辦公。

毛澤東主持中央農委工作后，立刻把自己的重點從對中國農民問題的研究，進入到對在全國范圍內發展農民運動作出通盤的部署。他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制定《目前農運計劃》，并于十一月十五日得到中央局批準。這個《計劃》提出，農民運動要首先在那些具有有利條件而又在國民革命中具有重要意義的地方大力開展起來。“在目前狀況之下，農運發展應取集中的原則。全國除粵省外，應集中在湘、鄂、贛、豫四省發展。”因為這四省是北伐戰爭準備首先推進的地區，發展這里的農民革命，從根本上瓦解軍閥統治的基礎，這是毛澤東歷來的主張。“次則陜西、四川、廣西、福建、安徽、江蘇、浙江七省亦應以相當的力量去做。”這個以重點帶動全局的設想，使全黨的農運工作有了一條具體的行動路線。《計劃》還要求“各地農運須切實與國民黨左派合作”，決定“在武昌開辦農民運動講習所”。

毛澤東不愿只是坐在大城市里去指導農民運動。為了實施《目前農運計劃》，十一月下旬他赴長江沿線一帶視察，聯絡江西、湖南、湖北諸省國民黨省黨部，商辦武昌農民運動講習所事宜。

在南昌，毛澤東會晤了林伯渠。林此時擔任國民革命軍第六軍黨代表、國民黨中央政治委員會常委。他在十一月二十六日的日記中記載：“晚開會晤潤之。歸寓已十二時矣”。⑾第二天，他們又一同訪問第二軍代理軍長魯滌平和該軍副黨代表李富春，以爭取支持。晚上，國民革命軍總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宴請林伯渠、毛澤東等。這是郭沫若第一次同毛澤東見面，后來他把此事寫進回憶錄《洪波曲》，感覺毛澤東“靜如處子”，很有些像漢初的張良。由于毛澤東、林伯渠、李富春多方面地做工作，江西臨時政治委員會二十九日作出決定：江西選送一百五十名學員到武昌農講所，并負擔經費一萬三千元。林伯渠在這天的日記中說：“十一時開十一次政委會，議決農講經費、農民協會補助費、合作社各案。”⑿

這時候，隨著北伐戰爭的節節勝利，湘、鄂、贛三省出現了農村大革命的高潮。畢業于廣州第六屆農講所的毛澤民、賀爾康、龐叔侃、朱友互、王首道等三十多名學員回湖南后，成為農運骨干。到一九二七年一月，湖南派往各縣的農運工作人員有二百零三人，農民協會會員從四十萬人激增到二百萬人，能直接領導的群眾增加到一千萬人，在湖南農民全數中差不多有一半已經組織起來。凡有農協的地方，農民對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展開了減租、減息的經濟斗爭，并旁及各種宗法的思想和制度。湖南有些縣成立縣務會議，出席這些會議的有農協和工會的代表，群眾團體實際上已參與政權的工作。

像急風暴雨般迅猛興起的農民運動，在人們面前提出了一系列以往從來沒有遇到過的新問題。如何看待這些問題，成了社會各界矚目的焦點。

同地主豪紳有千絲萬縷聯系的國民黨右派，包括北伐軍中的一些軍官，坐不住了。“農民在鄉里造反，攪動了紳士們的酣夢。鄉里消息傳到城里來，城里的紳士立刻大嘩”⒀。他們攻擊農民運動“破壞了社會秩序”，是“痞子運動”，是“擾亂了北伐后方”。一些中間派分子也開始動搖起來，說農民運動已經“越軌”了，應該加以限制，防人利用。聯合陣線內部潛伏的危機越來越表面化了。

關于農民運動的爭論，也反映到黨內。

一九二六年十二月初，毛澤東從南昌到達武漢。在漢口設立中央農委辦事處，同國民黨湖北省黨部籌商農講所事情。十二月十三日至十八日，毛澤東以中央農委書記身分在漢口參加中共中央特別會議。

這次會議錯誤地根據陳獨秀的政治報告作出決議案說：當前“各種危險傾向中最要的嚴重的傾向是一方面民眾運動勃起之日漸向‘左’，一方面軍事政權對于民眾運動之勃起而恐怖而日漸向右。這種‘左’右傾倘繼續發展下去而距離日遠，會至破裂聯合戰線，而危及整個的國民革命運動。”根據這個分析，會議規定當時黨的主要策略是：限制工農運動發展，反對“耕地農有”，以換取蔣介石由右向左；同時扶持汪精衛取得國民黨中央、國民政府和民眾運動的領導地位，用以制約蔣介石的軍事勢力。事實上，蔣介石的軍事勢力和他的日益向右并不是這種策略所能限制得了的。推行的實際結果，只是單方面地限制工農運動的發展，犧牲工農群眾的利益。在會上，陳獨秀還說湖南工農運動“過火”、“幼稚”、“動搖北伐軍心”、“妨礙統一戰線”等。

會上不少人不同意陳獨秀的意見。廣東區委的負責人重申依靠工農群眾反對蔣介石的主張。中共中央委員、湖南區委書記李維漢提出，根據湖南農民運動的發展趨勢，應當解決農民土地問題，“毛澤東贊同湖南區委的主張，但陳獨秀和鮑羅廷不贊成馬上解決土地問題，認為條件不成熟。”⒁毛澤東講了他不同意陳獨秀的看法，但討論沒有展開下去。毛澤東還在會上提醒中央注意：“右派有兵，左派沒有兵，即右派有一排兵也比左派有力量。”但這些重要提示都沒有引起中共中央的注意。會議最終還是接受了陳獨秀的意見。

以十二月會議為標志，毛澤東對陳獨秀右傾政策的懷疑越來越深了。陳獨秀本來是他非常敬重的人物，如今，在中國社會階級關系和農民運動等重大問題上，他們的分歧越來越大。毛澤東已開始敏感地注意到中國革命的兩個基本問題：土地和武裝。當然他這時的考慮并不成熟，對陳獨秀的觀點一時也拿不出充足的理由去反對。幾個月后他曾解釋說：我后來的觀點是“農民指揮著我成立的。我素以為領袖同志的意見是對的，所以結果我未十分堅持我的意見。我的意見因他們說是不通，于是也就沒有成立。”⒂

當面對著復雜的問題需要作出決斷時，毛澤東歷來主張應該從調查研究入手，把事實先切實地弄清楚。帶著農民運動是否“過火”“幼稚”的問題，他決心實地考察一下，看看農村的實際情況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恰好在這時，他收到湖南全省農民第一次代表大會的邀請電：“先生對于農運富有經驗，盼即回湘，指導一切，無任感禱！”⒃十二月十七日，他從漢口到了長沙。

正在舉行的湖南農民、工人代表大會在二十日下午聯合舉行歡迎會，歡迎會的《通告》上這樣介紹毛澤東：“毛先生澤東奔走革命，卓著勛績。對于農民運動，尤為注意。去歲回湘養疴，曾于湘潭韶山一帶，從事農民運動。湘省之有農運，除岳北農會外，實以此為最早。”歡迎大會主席在致詞時，稱毛澤東為“中國革命的領袖”⒄。

工農代表大會期間，代表們提出許多問題，由省農協委員長易禮容整理，請毛澤東一一作了解答。他還參加了大會的議案起草委員會。大會通過了四十個決議案，肯定農民以暴力打擊土豪劣紳是“革命斗爭中所必取的手段”，指出當前的中心任務是“根本鏟除土豪劣紳的封建政權，建立農民政權”。毛澤東認為，“此次決議各案大體還算切實”⒅。這同“十二月會議”的方針明顯地是兩條路。

接著，毛澤東以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身分下鄉考察農民運動。行前，國民黨湖南省黨部召開常務會議，決定派省黨部監察委員戴述人陪同，將巡視重要意義六項“通告各縣黨部，要求協助作好考察工作”。

從一九二七年一月四日開始，毛澤東在戴述人等陪同下，身著藍布長衫，腳穿草鞋，手拿雨傘，考察了湘潭、湘鄉、衡山、醴陵、長沙五縣。歷時三十二天，行程七百公里。農村革命的沸騰生活像磁鐵一樣吸引了他。在考察中，他親眼看到許多過去聞所未聞、見所未見的奇事。

在韶山，他聽說長期騎在農民頭上的土豪劣紳家小姐、少奶奶的牙床，農民也可以踏上去打滾。聞訊趕來的寧鄉縣高露鄉的農會干部告訴他，這個鄉的國民黨區分部實行的是“二民主義”，因為他們取消平糶米，還把領頭爭取平糶的鞋匠關進縣監獄，取消了“民生主義”。在銀田寺，人們告訴他原團防局長湯峻巖等自民國二年以來就殺人五十多，活埋四人，最先被殺的竟是兩個無辜的乞丐。

在湘鄉縣，農會干部匯報，有個大土豪逃到長沙，到處攻擊農民運動，說“那些一字不識的黑腳桿子，翻開腳板皮有牛屎臭，也當了區農民協會的委員長，弄得鄉里不安寧”；留在鄉下的小劣紳怕打入另冊，卻愿意出十塊錢要求參加農會。

在衡山縣白果鄉，人們告訴他，農會掌了權，土豪劣紳不敢說半個“不”字；婦女們也成群結隊地擁入祠堂，一屁股坐下便吃酒席，族長老爺也只好聽便。也有壞消息：當他到衡山縣城時，得知縣監獄里竟關著一些鄉農協委員長和委員。

在醴陵縣，農民告訴他，有個諢號叫“鄉里王”的土豪易萃軒，最初極力反對農協，后來又低頭作揖，給鄉農會送上“革故鼎新”的金匾，一面又把兒子送到何鍵的部隊里去。毛澤東還在醴陵見到了他的同窗好友、原新民學會會員羅學瓚，羅在這里擔任中共的縣委書記。

在許多地方，他還看到農會從政治上打擊地主，給他們戴高帽子游鄉，甚至槍斃罪大惡極之徒；在經濟上打擊地主，不準他們加租加押，不準退佃；還推翻了過去維護封建統治的都團機構，人們談論都總、團總，都說：“那班東西么，不作用了！”農會組建起自己的武裝——糾察隊和梭鏢隊；農民還禁煙禁賭，組織起來修道路、修塘壩等。

一切似乎都翻了個個兒，一切又似乎才剛剛開始。這些新鮮活潑的生動事情，使毛澤東大大打開了眼界，為之興奮不已。社會上出現的對農民運動的種種攻擊，也使他憂慮不已。他看到了一個新的天地，對農民運動的認識更清楚了。

二月五日，他回到長沙后，立刻向中共湖南區委作了幾次報告，糾正他們在農運工作中的錯誤。中共湖南區委一九二七年二月寫給中央的《湘區一月份農民運動報告》中說：“在此社會群向農運進攻之包圍中，我們亦自認現在農運的確是太左稚，于是通告禁止農協罰款、捕人等事，……幾乎不自覺的站到富農、地主方面而限制貧農。自潤之同志自鄉間視察歸來，我們才感貧農猛烈之打擊土豪劣紳實有必要。非如此不足以推翻現在鄉村之封建政治。”緊接著，中共湖南區委和省農協，在實踐中糾正了右傾偏向，從而為幾個月后大規模的秋收起義和湘南暴動打下了很好的群眾基礎。

二月十二日，毛澤東由長沙回到武漢，住進武昌都府堤四十一號。十六日，致信中共中央，在簡要報告考察行程后指出：“在各縣鄉下所見所聞與在漢口在長沙所見所聞幾乎全不同，始發見我們從前對農運政策上處置上幾個頗大的錯誤點。”他報告了自己在考察過程中糾正了幾個主要錯誤：“（一）以‘農運好得很’的事實，糾正政府國民黨社會各界一致‘農運糟得很’的議論。（二）以‘貧農乃革命先鋒’的事實，糾正各界一致的‘痞子運動’、‘惰農運動’的議論。（三）以從來并沒有什么聯合戰線存在的事實，糾正農協破壞了聯合戰線的議論。”

對今后農運的方針政策，毛澤東在《報告》中提出了十點意見。他認為，在農村尚未建立聯合戰線之前的革命暴動時期，農民一切向封建地主階級的行動都是對的，過分一點也是對的，不過正不能矯枉。毛澤東的這種說法今天看來未必周全，但他當時也不是完全沒有理由的：所謂“過分”的事都是土豪劣紳、不法地主逼出來的，革命不是請客吃飯，要推翻在農村中根深蒂固的封建勢力，不采取一些激烈的手段是難以辦到的，這些也是當時湖南農村中的事實。毛澤東還鮮明地提出：“農民問題只是一個貧農問題，而貧農的問題有二個，即資本問題與土地問題。這兩個都已經不是宣傳的問題而是要立即實行的問題了。”

這最后一句話，是針對陳獨秀說的。陳在“十二月會議”上講過，解決農民的土地問題，目前還只能是宣傳，不能實行。

一回到武漢就趕寫出這封信，可見他心情之急迫。他是多么希望中共中央能接受這些來自革命實踐的呼聲啊！然而，這封信對中央并沒有發生作用。在信的末尾，他說考察的“詳細情況從明日起三四日內寫出一個報告送兄（指中共中央——引注）處察核，并登導報（指中共中央機關刊物《向導》周刊——引注）”。

著名的《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很快寫成了，有兩萬多字。“報告”敘述了湖南農民所做的十四件大事，認為都是革命的行動和完成民主革命的措施。說農民革命“攻擊的形勢，簡直是急風暴雨，順之者存，違之者滅。其結果，把幾千年封建地主的特權，打得個落花流水”。“孫中山先生致力國民革命凡四十年，所要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農民在幾個月內做到了。這是四十年乃至幾千年未曾成就過的奇勛。這是好得很”。報告還提出要“推翻地主武裝，建立農民武裝”。

三月五日，中共湖南區委機關報《戰士》周刊首次刊登了該文的部分章節。十二日，《向導》周刊發表了部分章節。隨后許多報刊相繼轉載。四月，以《湖南農民革命（一）》為書名，出版了全文的單行本，由長江書店印發。中共中央、中央局委員瞿秋白為這本書寫了熱情洋溢的序言，他說：“中國農民要的是政權和土地。……中國革命家都要代表三萬萬九千萬農民說話做事，到前線去奮斗，毛澤東不過開始罷了。中國的革命者個個都應該讀一讀毛澤東這本書，和讀彭湃的《海豐農民運動》一樣。”

在這篇《序言》里，瞿秋白還給了毛澤東和彭湃一個稱號：“農民運動的王！”

農民問題不僅在中國，就是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也是個沒有解決好的問題。毛澤東的這篇報告，引起了共產國際的注意。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七日和六月十二日，共產國際執委會機關刊物《共產國際》先后用俄文和英文翻譯發表了《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這是毛澤東第一篇被介紹到國外的文章。英文版的編者按說：“在迄今為止的介紹中國農村狀況的英文版刊物中，這篇報道最為清晰。”當時任共產國際執委會主席團委員的布哈林在執委會第八次擴大會全會上也說：“我想有些同志大概已經讀過我們的一位鼓動員記述在湖南省內旅行的報告了”，這篇《報告》“文字精練，耐人尋味”。 


　　《湖南農民運動考察報告》誕生后不久，毛澤東的第三個兒子毛岸龍，也于四月四日在武昌呱呱墜地了。近在咫尺，可是父親到第四天才見到自己的新生兒。這段時間，毛澤東太忙了。幾天之內，毛澤東又新添了三個職務，都是關于農民運動的：三月三十日，全國農民協會臨時執行委員會正式組成，毛澤東擔任常務委負兼組織部長。四月二日，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第五次擴大會議決定，由鄧演達、徐謙、顧孟余、譚平山、毛澤東五人組成土地委員會，“由此會確定一個實行分給土地與農民的步驟”，“做成鄉間普遍的革命現象”。四月四日，先期已開課的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補行正式的開學典禮。鄧演達、毛澤東、陳克文為農講所常務委員，毛澤東負實際主持之責。

從湖南農村回武漢后，毛澤東深感正在籌備的農民運動講習所必須盡快開學。同時向國民黨中央農民部提議，將原定只招收湘、鄂、贛三省學員的計劃加以擴大，農講所直接由中央辦理，名稱為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以適應形勢發展的需要。這個提議得到批準。于三月七日開課，學員有來自十七個省的七百三十九人。

設在武昌的中央農講所明確地規定：它的使命，“是要訓練一班能領導農村革命的人才來，……可以說是農民革命的大本營。”⒆為此，須“切實研究農民土地問題，農民政權問題，農民武裝問題”⒇。

在主辦廣東第六屆農講所時，毛澤東就注意到學員的軍事訓練，在武昌中央農講所的《規約》中，更赫然寫明：“為將來發展農民武裝起見，所以要受嚴格的軍事訓練”，“不接受這種嚴格的軍事訓練，便是對革命沒有誠意”。每個學員還發了一支漢陽造七九式步槍，規定每天訓練兩小時，每周野外軍事演習一次。四一二反革命政變發生后，軍事訓練每天增至四個小時。這期有許多學員在半年后成為各地農民武裝起義的骨干。其中有一個陳慕平回鄉后在井岡山袁文才的農民自衛軍里做事，對毛澤東與袁文才的會面起了作用。

武漢國民政府是國共合作的政府。要解決農民問題，仍需要在國民黨內盡可能地統一認識。三月十日至十七日，毛澤東以中央候補執行委員身分出席在武漢召開的國民黨二屆三中全會。他和鄧演達、陳克文向全會提交了《土地問題案》（后改為《農民問題案》）和《對農民宣言案》。十六日，全會正式通過《對農民的宣言》和《關于農民問題的決議案》。《宣言》明確表示：革命需要一個農村的大變動，“使農村政權從土豪劣紳不法地主及一切反革命派手中，轉移到農民的手中”；“農民應有自衛的武裝組織”；農民問題主要是貧農問題，“貧農問題的中心問題，就是一個土地問題”。因此，“本黨決計擁護農民獲得土地之爭斗，致使土地問題完全解決為止”。這些提法，基本上體現了毛澤東的思想。

從四月八日到五月六日，土地委員會在武漢召開了兩次委員會，五次擴大會，四次專門審查會。這時正是四一二政變的前后，政治局勢異常嚴峻，如何解決農村土地問題成為更加緊迫的問題。土地委員會每次會議都討論得熱烈而詳細。毛澤東總是力陳己見，往往成為會議的中心發言人之一。

他認為，解決土地問題是要廢除封建制，使農民得到解放。在當前來說，“要增加生力軍保護革命，非解決土地問題不可”。它的直接作用是：“能夠解決財政問題及兵士問題，……因農民要保護他們的土地，必勇敢作戰。”(21)這確是解決當時武漢政府面對的困境的唯一出路。

解決土地問題的中心問題，毛澤東認為是沒收土地。“所謂土地沒收，就是不納租，并無須別的辦法。現在湘鄂農民運動已經到了一個高潮，他們已經自動地不納租了，自動地奪取政權了。中國土地問題的解決，應先有事實，然后再用法律去承認他就得了。”(22)

怎樣實施沒收土地呢？毛澤東提出的步驟是：一般地說，先搞“政治沒收”，如“土豪劣紳、軍閥等等的土地”，以鄉、區土地委員會按人口重新分配；然后再搞“經濟沒收”，即“自己不耕種而出租于他人的田，皆行沒收”。但不同地區又要有不同要求。在條件成熟的地方，如湖南，已經可以實行經濟沒收了，辦法是不向地主繳租。(23)

會上的爭議很大。最后議定：當前只能做政治沒收，小地主及革命軍人的土地都應加以保護，地主及佃農制度尚不能完全消滅。會議相應地通過《解決土地問題決議案》等七項決議案。

五月九日，鄧演達、譚平山、毛澤東、徐謙、顧孟余五位土地委員會成員，聯名向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會寫了《土地委員會報告》，并附上七項決議案，“敬候”“核奪”。 


　　正是這一天，在武漢召開的中國共產黨第五次全國代表大會也結束了。

這次會議是在中國革命面臨重大轉折的非常狀態下召開的。

四月十二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反革命政變，逮捕和屠殺了大批共產黨員和革命群眾。十八日，他在南京另組國民政府，宣布三月從廣州遷至武漢的國民政府、國民黨中央的一切決議為非法。陳獨秀、譚平山、林伯渠、徐謙、吳玉章、惲代英、毛澤東等共產黨人和國民黨左派一百九十三人的名字，被列在“南京國民政府”的第一號通緝令上。四月十九日，武漢國民政府誓師繼續第二期北伐，向河南的奉系軍隊進攻。四月二十二日，武漢方面中央委員聯名發表討蔣聲明，號召人們“依照中央命令，去此總理之叛徒，本黨之敗類，民眾之蟊賊”。

寧漢分庭抗禮，再加上北京的張作霖奉系軍閥政府，中國一時出現三足鼎立的局面。政治局勢發生了重大逆轉。繼續保持國共合作的武漢國民政府，既要對付東面的新軍閥蔣介石，又要繼續北上討伐舊軍閥張作霖，處境艱難，內部情況又很復雜。怎樣在這種極端危急的狀況下拯救革命，怎樣對付武漢政權以外的敵人，怎樣看待這個政權內很不可靠的同盟者，怎樣把革命深入下去實行土地革命，……許多尖銳的問題擺在了共產黨人面前，成為黨的五大需要解決的迫切問題。

五大在四月二十七日開幕。會議接受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關于中國問題的決議，批評了陳獨秀的右傾錯誤，通過《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案》等項決議。這些決議強調要爭取領導權，但沒有提出切實可行的具體措施。會議認為中國的資產階級已經叛變，中國革命到了“工農小資產階級之民主獨裁制的階段”。這只是在突變的形勢面前的脫離實際的空談。一回到現實，仍然把希望寄托在汪精衛、譚延闿、唐生智控制的武漢國民黨、國民政府及其軍隊身上，認為這就是工農小資產階級的聯盟，對汪精衛等采取一味遷就的政策。會議期間，汪精衛還到會講了話。大會選出三十一名中央執行委員和十四名候補執行委員，陳獨秀仍當選總書記。

毛澤東參加了大會，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會上，他是個候補代表，只有發言權，沒有選舉權。一如既往，他當時最關注的是農民問題。會前，他曾邀集彭湃、方志敏等各省農民協會負責人開會，議定出一個廣泛地重新分配土地的方案。毛澤東把這個方案提交大會，被大會拒絕了，陳獨秀甚至沒有把它拿出來討論。大會雖在原則上肯定了土地革命的重要性，認為“應該以土地革命及民主政權之政綱去號召農民和小資產階級”；但仍沒有提出具體有效的措施，內容也限定在國民黨中央土地委員會所議決的范圍內，同時還強調必須先取得“小資產階級”的同意，實際上是要先取得汪精衛的同意。

汪精衛能同意嗎？當然不能。于是，前面所說的肯定土地革命的重要性等等都成了一些空話。

如何看待土地革命，在某種程度上已然是對武漢政府前進還是倒退的試金石。連土地委員會花了那么大力氣制訂出來、上報“敬候”“核奪”的那一個并不徹底的《解決土地問題決議案》，在中共五大結束的第四天（五月十二日），就被國民黨中央的政治委員會否決了。譚延闿在討論時說：“現在不能講分配，要講分配，必惹起極大的糾紛。”

毛澤東預感到風云將要突變，一場劫難很快就要來臨，而黨的五大卻不能改弦易轍，自己的主張又不被以陳獨秀為代表的中共中央理解。他獨步徘徊在武昌蛇山的黃鶴樓前。面對滔滔奔涌的長江水流，或許詩句更能表達出他內心的憂慮：

茫茫九派流中國，沉沉一線穿南北。煙雨莽蒼蒼，龜蛇鎖大江。黃鶴知何去？剩有游人處。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后來，毛澤東曾解釋過他當時寫這首《菩薩蠻·黃鶴樓》中說到的“心潮”：“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敗的前夕，心情蒼涼，一時不知如何是好。這是那年的春季。”(24)

山雨欲來風滿樓。形勢果然急轉直下了。

五月十七日，駐宜昌的夏斗寅率所部獨立十四師進攻武漢，發表反共通電。毛澤東組織中央農講所的四百余人槍編入葉挺部隊，配合討伐叛亂。

五月二十一日，駐長沙的許克祥率所部第三十五軍獨立三十三團發動叛亂，湖南的工農運動頃刻間浸入血泊之中，史稱“馬日事變”。六月三日，毛澤東任常委的全國農協發出聲討通電，要求國民政府對許克祥“立予免職查辦”。他還和蔡和森在武漢租界的一家旅社里接待逃亡出來的湖南工農干部，詳細了解情況。并要大家“回到原來的崗位，恢復工作，拿起武器，山區的上山，濱湖的上船，堅決與敵人作斗爭，武裝保衛革命”(25)。六月十三日，毛澤東在出席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會議時，又以大量事實說明馬日事變的真相是許克祥部隊向湖南省農協進攻。

六月六日，朱培德在江西以“禮送出境”的名義逐走大批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人士。六月十日，汪精衛赴鄭州和馮玉祥、唐生智舉行會議。九天后，馮玉祥又赴徐州同蔣介石會談。幕后的交易表明：蔣汪攜手，寧漢合流，反共反蘇，已是勢所必然。

在這期間，毛澤東和譚平山、鄧演達等，以中華全國農協臨時執委會常委的名義，連續發表四個《訓令》，要求明令制止江西驅逐共產黨及工農領袖之行動，嚴懲屠殺民眾的反動派，揭露蔣馮的徐州會談是“謀反前敵武裝同志及國民政府”。要求國民政府保護工人糾察隊和農民自衛軍，號召各級農協嚴密組織，武裝自衛。

國共兩黨的全面破裂，已如箭在弦上，到了很快就要攤牌的最后時刻。越來越多的共產黨人意識到這一點，努力尋找出路。六月十七日，中共中央軍事部長周恩來根據湖南情況，在中央常委會上提出湖南暴動計劃，但被共產國際代表羅易拒絕了，不輕易發火的周恩來氣得和他大鬧一場。

在這次會上，中共中央常委蔡和森提議改組湖南省委，由毛澤東擔任書記。這個意見在會上沒有討論，還引來一些非議。因為馬日事變后，毛澤東、蔡和森都先后要求回湖南工作，有人便說他們要在黨內組織“左派”。三個月后，蔡和森解釋說：“和森與毛澤東同志之關系，絕對不是什么企圖組織左派，只因澤東一向反對中央農民政策。一九二六年冬季以來，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傾向，為一切敵人之所痛恨，而為一切農民之所歡迎，所以，馬日事變后，和森主張他回湘工作。”(26)

這時的湖南省委，由于遭受馬日事變的嚴重打擊，已接近癱瘓。從眼前的緊迫形勢來看，湖南的位置十分重要，必須盡快恢復強有力的黨的工作。這樣，到六月二十四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議決定成立以毛澤東為書記的新的湖南省委。

毛澤東立刻趕赴長沙開展工作，決定打通長沙附近各縣及衡陽、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聯系。隨后又到衡陽召集會議，再三強調：馬日事變是上海事件的繼續，隨著而來的將有無數個馬日事變在全國發生。因此，各縣工農武裝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來對付反動軍隊，以槍桿子對付槍桿子，不要再徘徊觀望。

這時，唐生智也回到長沙，明令取消工農團體，公開打出反對共產黨的旗幟。

毛澤東針鋒相對，主持制定《中共湖南省委目前的工作計劃》，明確提出“一切經濟的和政治的斗爭，一切口號的鼓動，都以推翻唐生智的統治為目的”。“推翻唐生智的統治”最終靠什么呢？這個計劃把“武裝問題”突出地提了出來，認為保存工農武裝有三種辦法：“編成合法的挨戶團，次之則上山，再次之則將槍支分散埋入土中。”

毛澤東到湖南剛十天就被召回武漢。七月四日，毛澤東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討論湖南農民協會和農民自衛武裝應當如何對付敵人的搜捕和屠殺。

毛澤東在發言中分析了保存農民武裝的兩種策略：“1．改成安撫軍合法保存，此條實難辦到。2．此外尚有兩路線：a．上山；b．投入軍隊中去。上山可造成軍事勢力的基礎”。

“上山”，作為一條出路，被毛澤東突出地提了出來。 


　　① 1938年3月21日毛澤東在延安“抗大”三大隊臨別演講中，談到他對農民問題的認識過程時也說：“十五年前，惲代英主張去做平民教育工作，我沒有去。”

② 張國燾：《我的回憶》第1冊，現代史料編刊社1980年版，第294頁。

③ 鄧中夏：《中國農民狀況及我們運動的方針》，1924年1月5日《中國青年》。

④ 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5頁。

⑤ 引自中國革命博物館、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農民運動資料選編》，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390—394頁。

⑥ 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72頁。

⑦ 王淑蘭60年代的回憶。

⑧ 綺園：《第一屆至第五屆農民運動講習所介紹》，《中國農民》第2期，1926年2月。

⑨ 綺園：《第六屆農民運動講習所辦理經過》，《中國農民》第9期，1926年11月。

⑩ 《國民黨中央地方聯席會議經過情形》，《中央政治通訊》第12期，1926年11月。

⑾《林伯渠日記》（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頁。

⑿《林伯渠日記》（1926年7月—1927年6月），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81年版，第48—49頁。

⒀《毛澤東選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6月版，第15頁。

⒁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6年4月版，第104頁。

⒂毛澤東在中共中央緊急會議上的發言，1927年8月7日。

⒃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87頁。

⒄湖南省博物館編：《湖南全省第一次工農代表大會日刊》，湖南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04、338頁。

⒅毛澤東：《視察湖南農民運動給中共中央的報告》，1927年2月16日。

⒆《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宣言》，1927年4月4日。

⒇《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開學典禮盛況》，《漢口民國日報》，1927年4月5日。

(21)毛澤東在土地委員會第一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27年4月19日。

(22)毛澤東在土地委員會第二次會議上的發言，1927年4月12日。

(23)毛澤東在土地委員會第三次擴大會議上的發言，1927年4月22日。

(24)毛澤東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書眉上的批注。

(25)袁任遠：《石門南鄉的起義》，《星火燎原》第1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64年版，第429頁。

(26)蔡和森：《黨的機會主義史》（1927年9月），《蔡和森的十二篇文章》，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01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