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在國民黨內工作

離湘赴滬后不久，毛澤東又會同共產國際代表馬林等先期到達廣州，和陳獨秀、李大釗、張國燾、譚平山、蔡和森、陳潭秋、羅章龍等，為中共三大做準備工作。一九二三年六月十二日至二十日，中共三大在廣州東山恤孤院后街三十一號召開。毛澤東以湘區黨的代表身分出席。

會議的中心議題是討論國共兩黨的合作。還在去年八月，中共中央根據共產國際的意見，在杭州西湖召開特別會議，決定同國民黨實行合作。一九二三年二七慘案留下的血的教訓，使中國共產黨進一步認識到中國的民族民主革命只靠工人階級孤軍奮斗是不夠的，應該爭取一切可能的同盟者。由于孫中山領導辛亥革命取得了成功，國民黨在社會上有威信，又在南方建立了根據地。孫中山在民國成立后幾經挫折，深感中國革命要改弦易轍，對共產黨員同他合作抱著積極歡迎的態度。西湖會議后，李大釗、陳獨秀等一批共產黨的重要領導人就陸續以個人名義加入了國民黨。

對這樣做，毛澤東是有思想準備的。四月離開長沙時，他在湖南自修大學主辦的《新時代》創刊號上發表了《外力、軍閥與革命》一文，提出：中國的反動勢力太大了，外力和軍閥勾結為惡，共產黨和一些“非革命的民主派”都將同“革命的民主派”國民黨合作，以“成功一個大的民主派”。到廣州后，他在《向導》上發表的文章中提出對中國革命的基本看法：國民革命的歷史使命是“打倒軍閥并打倒和軍閥狼狽為奸的外國帝國主義”，只有“建立嚴密的聯合陣線，這個革命才可以成功”①。從五四時期倡導民眾大聯合，到這時主張建立聯合陣線，他的思路是連貫的。

在三大上，對國共要不要合作并沒有什么異議。但圍繞合作的具體組織形式，卻發生了爭論。張國燾認為，工人階級只能在自己政黨的旗幟下進行革命，不同意全體共產黨員特別是產業工人加入國民黨，去搞黨內合作，否則會取消共產黨的獨立性，也不同意在勞動群眾中發展國民黨組織。張國燾的觀點成為會議爭論的焦點。多數人不同意他的觀點。毛澤東在發言中根據湖南工人運動的經驗，說明搞聯合陣線的必要性，認為大批工農加入國民黨，正可以改造它的階級成分，和資產階級建立聯合陣線，共同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需要。經過討論，會議通過了“黨內合作”的主張，決定全體共產黨員以個人名義加入國民黨，但仍保持共產黨組織的獨立性。

大會選出九名正式委員、五名候補委員組成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陳獨秀、毛澤東、羅章龍、蔡和森、譚平山為中央局（相當于后來的政治局）成員。五個人中有三個人原來是新民學會成員。陳獨秀為中央局委員長，毛澤東為中央局秘書。根據規定，“秘書負本黨內外文書及通信及開會之責任，并管理本黨文件。本黨一切函件須由委員長及秘書簽字”②。

毛澤東第一次進入中國共產黨的領導核心，這時他三十歲，剛好是“而立”之年。

三大后，中央機關暫留廣州。這時起，毛澤東開始接觸國民黨的一些上層人物。他曾和李大釗、陳獨秀到廖仲愷家商談國共合作的具體事宜，還常去培正路簡園譚延闿住處。譚被趙恒惕迫出湖南后，這時擔任孫中山大元帥府的建設部長，正在為討伐趙恒惕做準備。毛澤東通過他加強對國民黨內部情況的了解和聯系，也為中共湘區委采取聯譚倒趙的政策創造條件。這時，國民黨本部剛好要派國民黨元老覃振回湖南，毛澤東便托他帶信給李維漢，要湘區委協助覃在湖南籌備國民黨組織。當時，在湖南的國民黨員只有邱維震一個人。

此后，毛澤東一直掛念這件事情。九月，中央機關遷回上海辦公，便委派他回湖南貫徹三大決議，指導湘區委籌備國民黨湖南地方組織。為了便于開展工作，在國民黨中央擔任總務部副部長的共產黨員林伯渠，還給了他一個中央黨部籌備員的名義。

此前，湘區委接受他的建議，派何叔衡、夏曦、劉少奇和覃振、邱維震成立了籌備組。由于譚延闿率軍討趙，湖南戰事甚緊，工作沒有完全展開。九月，譚敗退廣東，局勢稍稍穩定下來。十六日，毛澤東回到湖南，隨即同夏曦商定了籌建和發展湖南國民黨組織的具體步驟：第一步組織長沙支部，第二步在常德、衡陽等地建分支部，在這個基礎上再成立湖南總支部。二十八日，他寫信給在廣州的林伯渠等，匯報了這個計劃，說當天便“租定房子成立籌備機關（秘密的），多邀信仰三民主義及有活動能力的人入黨”，并建議委任夏曦為籌備主任。在毛澤東的指導下，十月初國民黨長沙支部成立，隨后寧鄉、安源等地分部和湖南總支部也相繼成立，使湖南在大革命時期成為國民黨組織最發達的省份之一。

這次回湘，毛澤東和楊開慧仍住長沙小吳門外的清水塘二十二號。開慧上有老母，下有孩子，負擔很重，生活清苦。毛澤東回來后她格外高興。他們的第二個孩子毛岸青也于十一月降生了。可是剛住了三個月，毛澤東就接到中共中央的通知，要他離湘赴上海。臨行前，毛澤東強抑感情，作《賀新郎》相慰：

揮手從茲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訴。眼角眉梢都似恨，熱淚欲零還住。知誤會前番書語。過眼滔滔云共霧，算人間知己吾與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東門路，照橫塘半天殘月，凄清如許。汽笛一聲腸已斷，從此天涯孤旅。憑割斷愁絲恨縷。要似昆侖崩絕壁，又恰像臺風掃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澤東到上海，是為了參加即將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中央的通知說：“吾黨在此次國民黨大會代表中，希望每省至少當選一人……此同志必須政治頭腦明晰且有口才者，方能在大會中糾正國民黨舊的錯誤觀念。”“俟各省代表過滬時，我們的同志再集合議決一致的主張。”③

一九二四年一月二十日，是個很重要的日子。在孫中山主持下，國共兩黨的精英，同處于廣東高等師范學院那座有著高高塔樓的禮堂內，召開國民黨第一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以湖南地方組織代表的身分出席。他的座位是三十九號，會議期間被指定為章程審查委員之一。他多次發言，除就組織國民政府、出版及宣傳、設立研究會等問題發表意見外，還針對國民黨內的右派觀點申明自己的主張。

一月二十八日，討論國民黨章程時，廣州代表方瑞麟提出不能黨中有黨，要求寫上國民黨員不能加入其他政黨的條文。這個提案顯然是針對共產黨員跨黨、反對孫中山容共政策的。李大釗率先駁斥方的謬論，誠懇地解釋了共產黨的做法。廖仲愷等人起而支持。在大會氣氛有利于國共合作的情況下，毛澤東趁機發言：“主席！主席！三十九號發言，本席主張停止討論，即付表決。”④結果方瑞麟的提案被輕易否決了。

二十九日，大會在是否通過“請采比例選舉制為大會政綱之一”的議案時，發生了激烈爭論。所謂比例選舉制，是西方國家選舉制度之一。它根據各政黨在全國所得選票在選票總數中的比例，來分配其議員席位的名額。提案人黃季陸發言說：“比例選舉制，可以打破現在選舉的流弊，因為現在選舉制總是以多數壓服少數，而比例選舉制則各能如其勢力以發展，毫無沖突之處”。他的意圖是保護當時在國民黨內占少數的右派的地位，很得到一些人的支持。毛澤東發言反駁說：“現時比例選舉制系少數黨所運動出來的結果。本黨為革命黨，凡利于革命的可采用，有害于革命的即應擯棄。比例制有害于革命黨，因少數人當選即有力量可以破壞革命事業，是予少數派以機會也。本席根本反對本案，以為不能討論，不能表決。”⑤多數代表同意毛澤東的意見，大會沒有通過這個提案。

毛澤東在會上的表現，受到孫中山和一些國民黨人士的賞識和注意。三十日上午，選舉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委員時，孫中山親自擬了一個候選人名單，交付大會表決，其中就有毛澤東。他被選為中央候補執行委員。

大會結束后，毛澤東被派往上海參加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工作。他于二月中旬到上海，同蔡和森、向警予、羅章龍等住在閘北香山路三曾里中共中央機關內。六月初，楊開慧和母親帶著毛岸英、毛岸青從長沙到上海，一家便住在英租界慕爾鳴路甲秀里（今威海衛路五八三弄）。

上海執行部是國民黨在廣東根據地以外最重要的機構，統轄江蘇、浙江、安徽、江西、上海等地工作，在上海法租界環龍路四十四號辦公。國民黨元老胡漢民、汪精衛、于右任、葉楚傖等分任各部部長，毛澤東任組織部秘書兼代秘書處文書科主任。沈澤民、瞿秋白、鄧中夏、惲代英、向警子、羅章龍、邵力子、張秋人、王荷波等共產黨員，也都擔負執行部各部門的實際工作。社會上一時稱環龍四十四號為“國共群英會”。

中共中央領導機構那時也設在上海。國共合作一段時間后，需要總結經驗。中共中央執行委員會在上海召開擴大會議，通過了《共產黨在國民黨內的工作問題》等決議案，強調“國民黨的左派是孫中山及其一派和我們的同志——我們同志其實是這派的基本隊”。“我們應當用種種方法于思想上和組織上鞏固左翼”，并“以宣傳工作為主”，宣傳國民黨一大精神，宣傳反對帝國主義、反對軍閥、要求民權的主張。這次會議決定中央分設組織、宣傳、工農、婦女各部，毛澤東擔任組織部長。

會后，他以中央局秘書身分，起草并與陳獨秀聯合簽署了一系列文件，如《中共中央通告》第十四號（五月十九日）、第十五號（七月二十一日）、第十七號（九月十七日）、第二十一號（十一月一日）等。這些文件的一個重要內容是堅持國共合作，反對右傾。一九二四年六月一日，孫科等提出“制裁共產黨分子案”。十八日，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張繼、謝持等又提出“彈劾共產黨案”。針對這些情況，在第十五號《通告》里第一次使用了國民黨“右派”這個概念，要求全黨一方面要注意革命勢力的聯合，不要使“分離的言論與事實出于我方，須盡我們的力量忍耐與之合作”；另一方面，“為國民革命的使命計”，對右派的言論、活動，“都不可隱忍不加以糾正”。

毛澤東正是本著這種原則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堅持工作。執行部成立后做的第一件事，是黨員重新登記。老黨員也都要經過填表和審查后才能成為改組后的國民黨員，發給黨證。作為組織部的秘書，毛澤東具體負責這件事。有些老黨員擺資格，認為“毛頭小伙子不配問我們的履歷”。據羅章龍回憶，“一天，一個人沖到樓上，胡漢民、汪精衛都起來打招呼，他們三人交談，我和潤之不認識此人。那人說，我從同盟會開始，革命幾十年還要填表？可不可以免填？”一打聽，才知是辛亥革命后當過四川省長的謝持，現在是國民黨中央監察委員，實際上是個反對改組的右派。“他到我們這里說了一遍，大家都不以為然地說，黨員人人都要填”。因為未得允許，謝持便“一怒而去。潤之說，派人送張表去，要秘書好好解釋一下，可以放寬點”⑥。給了這個臺階，謝持還是填了表。那些以老黨員自居的人也都按規矩辦了。

右派分子自然仍不會罷休。成立上海第四區黨部時，右派為爭取領導權，先是請孫中山出面為他們說話，但遭到拒絕。然后孤注一擲，決定雇傭流氓打手，混入會場干擾。毛澤東得知這個情況后，同左派商量，動員共產黨員和左派人士出席會議，由王荷波組織糾察隊，控制會場，制止流氓混入，保證了成立會順利進行。

葉楚傖是執行部三個常委之一，算是負責人。八月一日，他竟策劃一些國民黨人在上海南方大學開代表會議，討論所謂“處置共產分子問題”，當即激起左派的反對。第二天，右派分子闖入上海執行部機關，毆打邵力子。事件發生后，由毛澤東領銜，同惲代英、施存統、沈澤民等聯名上書孫中山，控告葉楚傖“主持不力，跡近縱容”。

毛澤東事實上成為中共在國民黨上海執行部的中心人物，以他為代表的共產黨人同葉楚傖等右派的斗爭也公開化了。這年十一月十七日，孫中山應馮玉祥等的邀請北上，途經上海。毛澤東向他面呈了包括自己在內的上海執行部十四人致孫中山的信，反映“自八月起經費即未能照發，近來部內更無負責之人，一切事務幾于停頓”，希望派員解決。孫中山因北上事繁，又染重病，無暇處理此事。葉楚傖等人“用盡辦法、把毛趕走”⑦。加上積勞成疾，毛澤東就在十二月請假回湖南老家養病。葉楚傖很高興，特地宴請上海執行部的一些右派分子，“以志祝賀”⑧。 


　　毛澤東離開上海不久，中共四大于一九二五年一月在上海召開。這次大會明確提出無產階級要在民主革命中取得領導地位，并確認農民是工人階級的同盟者。這是黨對中國革命認識的重大進展。大會還選出新的中央執行委員會和中央局，毛澤東沒有繼續當選。

四大結束后不到兩個月，孫中山在北京逝世。國共兩黨組織各界群眾，廣泛傳播孫中山的三民主義革命精神，形成大規模的宣傳活動。接著，五卅運動席卷全國，把大革命推向高潮。同時，國民黨內左派和右派也進一步分化。以一九二五年八月國民黨左派領袖廖仲愷被暗殺為標志，國民黨內部逐步形成以蔣介石、戴季陶、胡漢民為代表的新右派。這就使國共合作的關系更加復雜了。

正是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從湖南歸來，于一九二五年九月到達廣州。這時，廣州成立了國民政府，主席汪精衛因政府事繁，不能兼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職事，于十月五日推薦毛澤東代理宣傳部長。

毛澤東到任后，為了糾正此前宣傳工作無計劃、不敏捷、不普遍的缺陷，首先著眼健全宣傳工作體制。國民黨中央宣傳部原來管轄的范圍實際上只及廣東一省，同其他省市黨部宣傳部門沒有聯系。毛澤東采取了兩條措施，一是通過報刊和交通工具向各省市宣傳部布置宣傳要點，一是要求他們定期向中央宣傳部報告工作。到一九二六年五月毛澤東離開宣傳部時，向中央宣傳部報告工作的省市已達十二個。

在毛澤東的主持下，國民黨的宣傳工作很快出現生氣勃勃的局面。當時擔任國民黨中央常務委員會秘書長的林伯渠，在一九二六年五月十五日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作黨務報告時，欣喜地說：有一件事可以樂觀，就是本黨在海內外的宣傳工作很有進步，“本黨在以前對于指導民眾運動的宣傳工作不很統一，現在說可以比較的統一了”，在深入民眾宣傳反帝反軍閥方面，“本黨也都可以指導而有成效”。

在國民革命錯綜復雜的風風雨雨中，宣傳工作的成效不只表現在它的規模和數量方面，更重要的是它貼近時事的深刻內容和戰斗風格。

毛澤東剛剛主持宣傳部工作，國民黨內部就發生了一件大事。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林森、鄒魯、葉楚傖、張繼、謝持等少數國民黨中央執行委員、監察委員，在北京西山孫中山靈前非法召開自稱的國民黨第一屆第四次中央執監委員會議。他們公開提出取消共產黨員在國民黨的黨籍，解除譚平山、李大釗、毛澤東等中央執行委員和候補執行委員職務，停止在廣州的中央執行委員會的職權等，史稱“西山會議派”。他們在一些地方設立“國民黨分部”，操縱上海的《民國日報》，大造反蘇、反共，反對聯俄、聯共、扶助農工三大政策的輿論。這以前，戴季陶先后出版《孫文主義之哲學基礎》、《國民革命與中國國民黨》等小冊子，宣揚階級調和，攻擊馬克思主義的階級斗爭學說，要求已加入國民黨的共產黨員，“脫離一切黨派，作單純的國民黨員”。

一個新的尖銳問題擺在了共產黨人的面前：為了維護國共合作的大局，對國民黨內新老右派變本加厲的分裂活動，應該采取什么態度？

毛澤東在一九二五年十一月二十一日填寫少年中國學會改組委員會的調查表時，在說明他的政治主張后，已經指出中產階級存在著左翼和右翼，對待兩者的態度應當有根本的區別。他寫道：“本人信仰共產主義，主張無產階級的社會革命。惟目前的內外壓迫，非一階級之力所能推翻，主張用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合作的國民革命，實行中國國民黨之三民主義，以打倒帝國主義，打倒軍閥，打倒買辦地主階級（即與帝國主義軍閥有密切關系之中國大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右翼），實現無產階級小資產階級及中產階級左翼的聯合統治，即革命民眾的統治。”

毛澤東在理論宣傳上做出了可貴的努力。一九二五年十二月一日，在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司令部編印的《革命》第四期上，發表了國共合作以來他的第一篇最重要的文章——《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

文章劈頭就說：“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分不清敵人與朋友，必不是個革命分子。”在逐一分析了中國社會各階級的經濟地位和政治態度后，毛澤東指出：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乃是我們的敵人，一切小資產階級、農民、無產階級乃是我們的朋友。文章特別提醒人們注意，中產階級對中國革命具有動搖不定的矛盾態度。例如，“有一個戴季陶的‘真實信徒’（其自稱如此）在北京《晨報》上發表議論說：‘舉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國主義！舉起你的右手，打倒共產黨！’乃活畫出這個階級的矛盾惶遽狀態。”因此，這個階級的“右翼應該把他當做我們的敵人——即現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可以把他當做我們的朋友——但……我們要時時提防他，不要讓他亂了我們的陣線”。

這個分析是深刻的，在當時是獨具特色的。一九二六年二月一日出版的《中國農民》和三月十三日出版的《中國青年》，都先后轉載這篇文章，隨后又在廣州汕頭出單行本。幾十年后，作者把它作為開卷篇收入《毛澤東選集》。

從主編《湘江評論》開始，毛澤東一向看重報刊輿論的社會作用。一九二五年十二月，在反擊新老右派的斗爭中，他以國民黨中央宣傳部的名義創辦了《政治周報》。據沈雁冰（茅盾）回憶：該報當時“對外不公開，所以通信地址就設在毛澤東的寓所。毛澤東已編了四期，后因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及會后忙于其他工作，有一個多月沒有出版。我去接編的是第五期”⑨。

為什么要辦《政治周報》？毛澤東在《發刊理由》中說得很明白：“為了革命。為什么要革命？為了使中華民族得到解放，為了實現人民的統治，為了使人民得到經濟的幸福。”對反革命的宣傳，他說：“我們現在不能再放任了。我們要開始向他們反攻。”怎樣進行反攻？在方法上“并不多用辯論，只是忠實地報告我們革命工作的事實。”在他自己主編的四期上，毛澤東發表了十幾篇文章，揭露一切反革命宣傳的實質，是“以國民革命指為共產革命，以國民黨指為共產黨，以國民政府指為共產政府，以國民革命軍指為共產軍，無非承了帝國主義意旨，制造幾個簡單名詞散布出來，企圖打破國民革命中各階級合作的聯合戰線”⑩。

“聯合戰線”，就是后來說的統一戰線的意思。那時，許多人擔憂，分裂出一個國民黨右派，對國民革命是一個很大的不幸。毛澤東在《政治周報》上的許多文章，分析了產生這種現象的歷史必然性。他的基本觀點是：在革命和反革命兩大陣營的決斗中，中間派不是倒向這邊，就是倒向那邊；劃分左派和右派的標準，是看他對待帝國主義和軍閥的態度，對待國共合作的態度，對待工農的態度；西山會議派就是資產階級右翼的代表，事實上做了帝國主義所需要的工具。從國民黨自身的歷史和結構成分來看，國民黨右派分裂出去“是一種必然的現象。我們雖不必以此為喜，卻斷不是什么不幸的事”，因為它“并不足以阻礙中國的國民革命”⑾。

反對西山會議派斗爭的高潮，是一九二六年一月在廣州召開的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毛澤東以中央候補執行委員的身分出席，席位是第十三號。會前，他被指定為大會資格審查委員會五位成員之一，并為國民黨中央起草了《中國國民黨對全國及海外全體黨員解釋革命策略之通告》，嚴厲批評西山會議派的言論和行為。在大會上，毛澤東作了“一大”以來的《宣傳工作報告》。他還參與起草《宣傳決議案》、《宣傳報告決議案》和《黨報決議案》。

大會二百七十八名代表中，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占了絕大多數，使會議得以繼續堅持聯俄、聯共、扶助農工的三大革命政策，對參加西山會議的右派分子分別給以黨紀處分。

一月十八日在討論《黨務報告決議案》時，黃埔軍校代表袁同疇節外生枝，說國民黨內所以發生兩派糾紛，是共產黨員在國民黨內從事黨務活動而不肯公開造成的。他提出三個解決辦法：“（一）共產黨員加入中國國民黨時，聲明自己是共產黨員。（二）共產黨員要將在國民黨內的活動公開。（三）中國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時，要得該地黨部之許可。以上三樣辦法，如果辦到，其糾紛將不解自解。”毛澤東等相繼作了反駁。毛澤東發言說：關于共產黨人的身分，“如果怕聲明自己是共產主義者，也決不是真正共產黨員了。但是共產黨在中國還算是一個秘密組織，與俄國共產黨執政可以公開活動，情形不同。在中國共產黨一日未能取得法律地位，是不能不秘密的。如在上海等地，也要聲明，便馬上要受槍斃了”。關于共產黨的活動，“在共產黨的友黨中國國民黨勢力之下公開是可以的。但在他處，也要公開，就馬上要給人解散消滅，這便足以使國民革命中一部分力量受一個重大打擊，也于革命前途是不利的”。至于國民黨員加入共產黨的問題，“無論何黨，黨員出黨入黨應有絕對自由，實不必有若何的限制”。這些發言得到很多代表的贊成。袁同疇不得不表示：“本席可以收回前時的提議。”⑿

這次會議上，毛澤東再次當選國民黨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中央常委會批準毛澤東繼續代理宣傳部長。他又調進蕭楚女、沈雁冰等一些共產黨員。宣傳部“人才濟濟，一時有人才內閣之稱”，“實際上宣傳部的工作都是共產黨做的”⒀。

但是，這次大會在陳獨秀等人的影響下，對勢力正在坐大的國民黨新右派卻沒有觸動。“中國共產黨中央主席團和共產國際的代表了解到國民黨和共產黨之間的關系中存在危險。為了排除這種危險，他們準備向新右派（戴季陶）作出讓步。”在選舉問題上，他們甚至一開始就打算退讓，決定“只應有兩名共產黨員進入國民黨中央”。只是由于出席會議的共產黨員和國民黨左派們強烈反對，才使新選出的三十六名中央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有七名，二十四名中央候補執行委員中，共產黨員有六名。蔣介石在這次會上第一次當選中央執行委員，隨后又被選為常務委員。在國民革命軍里，他原來只是一個軍的軍長，此時又擔任了國民革命軍的總監。這就為他篡奪領導權埋下了隱患。后來，毛澤東談到國民黨二大時說：“第一個失敗的關鍵是二次代表大會，我主張反擊。因我們有三分之一，左派三分之一，其他三分之一，左派很贊成，結果我們自動退卻”。⒁

中國共產黨出于善意的退讓并沒有使聯合戰

線內部的矛盾因此緩和下來，相反，倒是更壯了國民黨新右派的膽。二大結束后才兩個月，蔣介石就制造了“中山艦事件”。三月二十日，他無中生有地說共產黨人私調中山號軍艦要劫持他離開廣東，借此逮捕了代理海軍局長李之龍（共產黨員），在廣州實行戒嚴，監視和軟禁大批共產黨員，解除工人糾察隊的武裝，包圍蘇聯領事館。

事件發生的當天晚上，毛澤東就趕到蘇聯軍事顧問團的住所，同顧問團代理團長季山嘉商量對策。中共廣東區委書記陳延年也在那里，他們倆都主張反擊，毛澤東建議動員在廣州的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密赴肇慶葉挺獨立團駐地開會，通電討蔣，削其兵權。⒂但遭到拒絕。隨后，他又到國民革命軍第二軍副黨代表李富春家里了解情況，正好碰上第一軍副黨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來。周恩來回憶說：“我在富春家遇毛，毛問各軍力量，主張反擊。……我聽了毛的話找季山嘉，他說不能破裂。”⒃

當時，毛澤東、周恩來、陳延年、李富春等對情況的分析是：黃埔軍校有五百多共產黨員，在廣東的國民革命軍六個軍中，五個軍的軍長和蔣介石有矛盾，而蔣的第一軍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產黨員，我們還掌握了一個葉挺獨立團，從力量上看是可以反擊的。只要我們態度強硬，國民黨左派也會支持我們。

這些建議都被拒絕。當時正率蘇聯共產黨代表團在廣州訪問的依文諾夫斯基也不同意，他是蘇共中央委員、蘇聯紅軍政治部主任，在處理中山艦事件中事實上處于決策地位。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也主張妥協。三月二十九日還發出指令說，“蔣介石的行動是極其錯誤的，但是，事情不能用簡單的懲罰蔣的辦法來解決，不能讓蔣介石和汪精衛之間的關系破裂，更不能讓第二軍、第三軍和蔣介石軍隊之間發生沖突”。對蔣介石，“我們現在應該全力拯救他，將他從陷入的深淵中拔出來”。

蔣介石確實很快從中山艦事件陷入的政治危機中“拔出來”了。不到兩月，他就在國民黨二屆二中全會上借口避免“黨內糾紛”，提出一個《整理黨務案》，規定共產黨在國民黨省、市以上高級黨部任執行委員的人數不得超過三分之一，共產黨員不能擔任國民黨中央各部部長。中共中央派張國燾、彭述之來指導出席二中全會的中共黨團。在討論是否接受此案時，一連七天都沒有結果。最后，張國燾按照他和蘇聯顧問鮑羅廷以及陳獨秀商定的意見，要求與會的共產黨員簽字接受。毛澤東沒有簽字，全會表決時也沒有舉手。具有諷刺味道的是，何香凝、柳亞子、彭澤民等國民黨左派都激烈地反對《整理黨務案》，以至聲淚俱下。但會議最后還是通過了此案。

根據《整理黨務案》，一九二六年五月二十五日，毛澤東離開代理國民黨中央宣傳部長的位置。此后，他的主要精力轉向另一件事情了。

那就是農民運動。 


　　① 毛澤東：《北京政變與商人》，《向導》周刊，1923年7月1日。

② 《中國共產黨中央執行委員會組織法》（1923年6月中共三大通過）。

③ 《中共中央第十三號通告》，1923年12月25日。

④ 《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1924年1月。

⑤ 《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1924年1月。

⑥ 羅章龍：《椿園載記》，三聯書店1984年版，第302頁。

⑦ 大德：《上海執行部小史》，《現代史料》第1集，1933年。

⑧ 大德：《上海執行部小史》，《現代史料》第1集，1933年。

⑨ 茅盾：《回憶錄》，《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3期。

⑩ 毛澤東：《共產章程與實非共產》，《政治周報》第1期，1925年12月5日。

⑾毛澤東：《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于革命前途的影響》，《政治周報》第4期，1926年1月10日。

⑿《中國國民黨第二次全國代表大會會議錄》，1926年1月。

⒀茅盾：《回憶錄》，《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3期。

⒁毛澤東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的插話，1943年11月17日。

⒂茅盾：《回憶錄》，《新文學史料》198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