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師范生

毛澤東決定重新回到學校讀書。

這時，湖南省立第四師范發出的一則不收學費、膳宿費也很低、畢業后即可擔任教師的招生廣告，引起了他的興趣。一年前，他考入全省高等中學的試題就是《民國肇造，百廢待興，教育、實業何者更為重要》，他以梁啟超的“以教育為主腦”之說立意下筆。現在，再三權衡，覺得自己將來還是最適合當教師。

一九一三年春，毛澤東考入五年制的第四師范。第二年春，第四師范合并到第一師范，毛澤東被編入第八班。四師是春季開學，一師是秋季開學，因此他重讀了半年預科，到一九一八年暑期在一師畢業，前后共做了五年半師范生。湖南第一師范學校，在長沙南門外妙高峰下，面對著滔滔北流的湘江：東側靠著粵漢鐵路。隔江望去，西岸是郁郁蔥蔥的岳麓山。周圍的大自然環境是那么優美。經常馳過的火車發出隆隆的轟鳴聲，又不時傳來時代的氣息。

第一師范創建于一九○三年，最初稱湖南師范館，前身是南宋著名理學家張棫講學的城南書院。同朱熹講學的岳麓書院只有一江之隔。一九一二年改稱現名。它的規模、教師力量和設備，都是毛澤東以往讀過的幾所學校所不能比擬的。校章規定的教育方針“除照部定教育宗旨外，特采最新民本主義”，即“道德實踐”、“身體活動”、“社會生活”，“各種教授應提倡自動主義”，很強調人格和學識的全面培養。學校還先后聘請了一批學識淵博、思想進步、品德高尚的教師，如楊昌濟、徐特立、方維夏、王季范、黎錦熙等。與毛澤東差不多同時，一批追求進步的熱血青年也紛紛考入第一師范，其中有蔡和森、張昆弟、陳章甫、羅學瓚、周世釗、李維漢、蕭子升、蕭子棫等。本來已是秀才，比毛澤東大十七歲的何叔衡，也一起考了進來。在當時的湖南，一師堪稱培養新青年的搖籃。

第一師范對毛澤東的成長無疑產生了十分巨大的影響。他在這里打下了深厚的學問基礎，他的思想隨著新舊交替的時代前進，開始形成自己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見解，獲得社會活動的初步經驗，結交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

當毛澤東進入一師時，中國正處于令人難熬和困惑的沉悶歲月。皇朝變成了共和，中國卻并未由此獲得新生。人們在革命前所預期的民族獨立、民主和社會進步不僅沒有到來，相反，在很短的時間里，日本強迫中國接受“二十一條”，袁世凱恢復帝制，張勛又演出復辟鬧劇，各路軍閥的割據混戰愈演愈烈，思想界也掀起一股尊孔讀經的逆流。沉重的失望代替了原先的希望。嚴峻的現實不允許人們長期沉浸在迷惘之中。新的一代在探索著新的出路。

毛澤東當時還是個正在求學的學生。在這樣的時代氣氛中，他為自己規定的讀書目的是什么呢？

青年人求學，大多喜歡談立志，諸如將來要當軍事家、政治家、教育家等。毛澤東認為，離開真理來談立志，只是對前人中有成就者的簡單模仿。真正的立志，首先是尋找真理，然后按它去做，若“十年未得真理，即十年無志；終身未得，即終身無志”①。一九一五年九月，在給好朋友蕭子升的信中，他提出有“為人之學”、“為國人之學”、“為世界人之學”。這以前不久，他在另一封信中說：“齏其躬（意思是：即便自己粉身碎骨）而有益于國與群，仁人君子所欲為也。”

看來，心系社會，苦學礪志，是這位師范生當時最基本的自我設計。

在一師，對他影響最大的老師，是教倫理學的楊昌濟。楊昌濟，字華生，長沙板倉人。自幼飽受傳統文化的熏陶，尤喜程朱之學。一九○三年留學日本，改名懷中，意思是身在異邦，心系中土。六年學成后又赴英國修學三年，然后游歷德國、瑞士。歸國后，數次辭謝做官而從學，以教書育人看作自己的天職。他的博學和高尚人格，吸引了一批進步青年在自己的周圍。

他在一師講修身課時，要求學生“高尚其理想（立一理想，此后一言一動皆期合此理想）”。鼓勵他們要“奮斗”，“有朝氣”，“有獨立心”，能“立定腳跟”，而辦事又要“精細”，“小不謹，大事敗矣”。對學問，他認為要“貫通今古，融合中西”，而自己要有分析的批判的精神。他總是努力鼓勵學生立志做有益于社會的正大光明的人。

毛澤東很喜歡楊昌濟的課，還時常去他的家里討論問題，假期里有時也放棄回家的機會，到板倉楊宅請教。他自稱：“近年來有所寸進，于書本得者少，于質疑問難得者多。”一九一四年，毛澤東和同學們曾組織一個哲學小組，還請楊先生擔任指導。師生之間，相交甚深。毛澤東在一九一五年七月給友人的信中說：“弟觀楊先生之涵宏盛大，以為不可及。”這對青年毛澤東所起的潛移默化的作用是難以磨滅的。

楊昌濟在長沙的學生先后以千百計，他最欣賞的是毛澤東和蔡和森兩人。一九一五年四月五日，他在日記中寫道：“毛生澤東，言其所居之地為湘潭與湘鄉連界之地，……渠之父先亦務農，現業轉販，其弟亦務農，其外家為湘鄉人，亦農家也，而資質俊秀若此，殊為難得。余因以農家多出異材，引曾滌生、梁任公之例以勉之。毛生曾務農二年，民國反正對又曾當兵半年，亦有趣味之履歷也。”看來，楊昌濟一開始便把這個學生看作“異材”的。

除楊昌濟外，毛澤東還常到徐特立、黎錦熙、方維夏等老師那里去求學解疑。這在黎錦熙一九一五年的日記中有多處記載，所談內容有“讀書方法”，“在校研究科學之術”，也有“改造社會事”。

從四月到八月，毛澤東共去拜訪了黎錦熙近二十次。九月，黎離湘赴京，在教育部做教科書特約編輯員。兩人仍書信不斷，相交介乎師友之間。黎很看重他，在這年七月三十一日的日記中寫道：“在潤之處觀其日記，甚切實，文理優于章甫，篤行兩人略同，皆可大造”。

在學校的課程中，毛澤東把重點放在修身、哲學、國文、歷史和地理等幾門上，對數學、圖畫不花很多精力。他給朋友的信中說：“從前拿錯主意，為學無頭序，而于學堂科學，尤厭其繁碎。今聞于師友，且齒已長，而識稍進。于是決定為學之道，先博而后約，先中而后西，先普通而后專門。”②他每天總是在天色微明時就起身，晚上熄燈后還借外面一點微弱的燈光苦讀，從不肯浪費半點時間，而且持之以恒。從先秦諸子到明清時代思想家的著作，從二十四史到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從《昭明文選》到《韓昌黎全集》，從顧祖禹的《讀史方輿紀要》到本省的縣志，他都認真地研讀。他在給好友蕭子升的信中開列了七十七種古代經、史、子、集的著作，說“茍有志于學問，此實為必讀而不可缺”③。中國傳統文化中的優秀部分，包括人格修養和智慧，對青年毛澤東都留下深刻的影響。

毛澤東很推崇徐特立老師“不動筆墨不讀書”的學習方法。所謂“動筆墨”，就是不只是讀前人的書，而且要經過認真思考和消化，把自己的心得和看法寫下來，其中包括對書中同意或不同意的地方。他當時有許多種筆記本，包括聽課的，自學的，摘抄的，隨感的和日記等，積了有好幾網籃。后來送回韶山存放。一九二九年國民黨軍閥何鍵派人到韶山抄他的家，族人聽到風聲，就把它們連同毛澤東存放的書籍報刊一起燒掉了。一位塾師先生從火堆里搶出兩冊教科書和一個筆記本。

幸存的這個筆記本，是一個九行直格本。前面有他手抄的屈原《離騷》、《九歌》，后頭毛澤東把它題為《講堂錄》，是一九一三年十月至十二月的聽課筆記，也間有讀書札記。主要是修身和國文兩門課的內容。

作為湖南人，毛澤東這個時期對中國傳統文化的吸收和選擇，深受湘學士風的影響。

湖南歷來注重興辦書院，許多著名學者曾在岳麓和城南等書院講過學。重內圣之道的理學，和重外王之術的實學，在湖南交織扎根。學子們歷代相傳，不斷闡發，到了晚清，形成以推崇性理哲學、強調經世致用、主張躬行實踐為基本特征的湘學士風。在這種風氣熏陶下，湖南學人大多關心世事，熱衷于投身政治活動，涌現了一大批有影響的政治家、軍事家、思想家和革命家，從而使湖南在近代以來成為最有朝氣的省份之一。鴉片戰爭前后，湖南有賀長齡、陶澍、魏源一批人，在學術上和政治上都倡導變革。在維新運動中，出現了譚嗣同、唐才常、熊希齡等變法志士。辛亥革命時期，黃興、蔡鍔、陳天華、宋教仁、禹之謨等更走在前列。這一批又一批的人物，絕大多數曾就讀于岳麓書院。

明清之際的著名學者王夫之對湖南學風有著巨大影響。他是湖南衡陽人，早年就學于岳麓書院，晚年因隱居在石船山，世稱船山先生。他著述宏富，在學術上能獨樹一幟，富于批判精神。他崇尚實學，主張“理依于氣”，強調“行”在認識過程的作用，頗能開一代風氣之先。

近代湖南，還出了一個曾國藩，和以他為代表的“中興將相”集團，包括胡林翼、左宗棠、羅澤南、曾國荃等。他們也都曾受教于岳麓或城南書院。一方面執守理學，同時又師承王船山的實學。曾國藩便著力傳刻《船山遺書》，糅和理學與實學，貫通內圣和外王。他鎮壓太平天國時打著“保衛名教”的旗號，同時又嚴格地整軍治政。他還是早期洋務活動的代表人物，影響很大。

一心修學儲能的毛澤東，自然受到這一濃厚的文化土壤的強烈感染。他一跨進一師大門，就體會到這種特殊的氣氛。每逢集會，學生們就高唱校歌：“衡山西，岳麓東，城南講學峙其中。人可鑄，金可熔，麗澤紹高風。多材自昔夸熊封。男兒努力，蔚為萬夫雄。”

楊昌濟也是岳麓書院的畢業生。在他的倡導下，研究船山學問在一師成為風氣。毛澤東尤其用功，還經常到楊的好友劉人熙創辦的船山學社聽課。同時，還細讀了《曾文正公家書》、《曾文正公日記》。《講堂錄》里抄寫了好些曾國藩的話，如：“滌生（“滌生”是曾國藩的號——引注）日記，言士要轉移世風，當重兩義：曰厚曰實。厚者勿忌人；實則不說大話，不好虛名，不行架空之事，不談過高之理。”看來，他很贊成扎實、厚重的人生風格。在毛澤東的心目中，曾國藩還是個既“傳教”又很能“辦事”的人物。稍后，他在一封信中同時提到曾國藩、康有為、孫中山、袁世凱幾個近代風云人物，說：“愚于近人，獨服曾文正”④。

重視經世致用的湘學士風，表現在思想方法上，就是實事求是。

這個命題出自班固的《漢書·河間獻王傳》，本意是做學問要注重事實根據，才能得出準確的結論。一九一六年，在岳麓書院辦學的一位校長，把這四個字寫成碩大的橫匾掛在講堂正門。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利用假期兩次入岳麓書院寄讀，這塊“實事求是”的匾額自然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二十多年后，毛澤東對“實事求是”做出新的解釋，并把這四個字寫下來嵌在延安中央黨校的大門口。 


　　湖南一師規定的《教養學生之要旨》里，專列一條：國民教育趨重實際，宜使學生明現今之大事，察社會之情狀。毛澤東沿著注重實際的路子吸吮傳統思想中的優秀遺產。清代唯物主義思想家顧炎武以“實學”代替“理學”的主張，王夫之“行先知后”的學說，顏元的“心中思想，口中討論，盡有千萬義，不如身行一理之事”的觀點，都影響著毛澤東。他在《講堂錄》里記下不少這方面的言語，如：“實意做事，真心求學”；“古者為學，重在行事”；“閉門求學，其學無用，欲從天下國家萬事萬物而學之”；還特別說到顧炎武，推崇他“經世要務，一一講求。……事關民生國命者，必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足跡半天下，所至交其賢豪長者，考其山川風俗，疾苦利病，如指諸掌”。

耳濡目染，手寫心記，強化了毛澤東對社會實際的重要性的認識。他常對同學們講，不僅要讀“有字之書”，還要讀“無字之書”。這無字之書，就是實際的社會。

一九一七年暑期，他邀了當時已從一師畢業、在楚怡小學教書的蕭子升，各帶一把雨傘、一個挎包，裝著簡單的換洗衣服和文房四寶，外出“游學”。湖南俗話，稱“游學”為“打秋風”。指窮知識分子靠作點詩，寫幾個字，送給鄉里的土財東，換幾個錢餬口，形同乞丐。毛澤東他們沒帶分文，歷時一個多月，走了九百多里路，游歷了長沙、寧鄉、安化、益陽、沅江五個縣的不少鄉鎮。途中，結交了農民、船工、財主、縣長、老翰林、勸學所所長、寺廟方丈各色人等，寫了許多筆記。回到一師，讀過毛澤東游學筆記的同學，說他是“身無分文，心憂天下”。為了紀念這次旅行，他和蕭子升還換上游學時的草鞋短褂，到照相館里拍了一張照片。這樣的“游學”，毛澤東在校期間還進行過幾次。第二年春天，他和蔡和森沿洞庭湖南岸和東岸，經湘陰、岳陽、平江、瀏陽幾縣，游歷了半個多月。他日后養成的調查研究作風，從這里已可看出些端倪。

中國社會這時正處在劇烈的動蕩中。毛澤東自然強烈地感受到這種動蕩風云。在一師期間，他總共花了一百六十塊錢左右，大約有三分之一用在訂閱報刊和買書上面。他每天讀報的時間很長，還常帶著地圖、字典和筆記本。和同學們談起時事，他總是有條有理，了如指掌，并且往往充滿著激情。于是就有了“時事通”的外號。這更加深了他那種強烈的社會責任感。

學校的課堂并不平靜。

一九一五年一月，日本以贊助袁世凱稱帝為誘餌，提出了吞噬中國主權的“二十一條”，并于五月七日發出最后通牒。五月九日，袁世凱政府復文表示基本接受。消息傳出，舉國憤慨。一師學生將幾篇反對賣國條約的言論編印成冊，題名《明恥篇》。毛澤東讀罷，在封面上寫下四句誓言：“五月七日，民國奇恥；何以報仇？在我學子！”

這時，與毛澤東過從甚密的易永畦同學因病去世了。五月二十三日，學友會為他舉行追悼會，毛澤東在挽詩中寫道：“我懷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試長劍；東海有島夷，北山盡仇怨。蕩滌誰氏子，安得辭浮賤！”這是首長達四十行的五言古風，也是迄今發現的毛澤東留下手跡的最早詩作。它同《明恥篇》封面題詞一起，表達了青年毛澤東對民族危艱的沉重憂慮，和以雪恥救亡為己任的學子抱負。

外患常同內政相聯系。袁世凱緊鑼密鼓地開始復辟帝制。楊度等出面網羅名士，組織籌安會。湘中一度風傳在京謀職的黎錦熙也被拉了進去。毛澤東在一九一五年十一月九日寫去一信：“方今惡聲日高，正義蒙塞，士人丁此大厄，正當龍潛不見，以待有為，不可急圖進取”，還勸黎離開北京這塊“腐臭之地”，“急歸無戀”。后來弄清了這是誤傳，他才如釋重負，又馳函致歉。

反袁聲浪日益高漲，就連昔日主張君主立憲的康有為、梁啟超、湯化龍也起而響應。毛澤東當時擔任校學友會文牘，主持把三人有關時局的言論編印成《湯康梁三先生之時局痛言》，在校內外廣為散發。已從一師畢業的陳昌在一九一六年四月二十八日的日記中寫道：“上午八時接潤之兄書，并承賜《湯康梁先生之時局痛言》一本。”

一九一六年六月六日，做了八十三天皇帝的袁世凱死了。黎元洪繼任大總統，宣布恢復民國元年的臨時約法。段祺瑞出任內閣總理，控制著北京政權。曾參與策劃護國戰爭的梁啟超，轉而致力于南北和解，以防事久引發革命危機。毛澤東對袁世凱稱帝深惡痛絕，但對袁氏所培植和依賴的北洋軍閥并沒有清楚的認識，因而很贊成梁氏的主張。六月下旬，他趕回韶山看望病臥在床的母親，因南方軍隊在銀田寺一帶騷擾，被阻隔途中，越發認為政局應該穩定。

七月十八日和二十五日，他兩次寫信給蕭子升，陳述對時局的看法。他說：“國局自上月三十日約法、國會、內閣三大問題解決后，南方相繼取消獨立，撤除軍務院，漸趨統一。此由于南部諸英之深明大義，和段氏之中樞斡運，黎公之至誠感人，其力尤多。……中央舉措，究可佩服。”這里，他把段祺瑞、黎元洪反袁的“南部諸英”列在一起來稱贊。

湖南人這時驅逐了袁世凱任命的都督湯薌銘。他列舉驅湯后的一些消極現象，諸如“暴徒乘機報復”，“自推長官”，無視中央而不得統一等，憂心忡忡地覺得“湘省之禍，比之辛亥為烈”，“殺機一起，報復未已。法蘭西之禍，最為可懼，不意此次竟演此惡劇”。看來，在反袁前后，毛澤東對國家和政府的看法還處于彷徨時期，露出了后來一度信奉過的“無血革命”的端倪。

當時，國內報刊傳出日本大隈重信內閣將要改組的消息。大隈重信是制造《二十一條》的罪魁，許多人希望他下臺后日本的對華政策會有所改善。毛澤東卻在七月二十五日給蕭子升的信中說：“無論何人執政，其對我政策不易。思之思之，日人誠我國勁敵！”而且斷言：中日之間，“二十年內，非一戰不足以圖存，而國人猶沉酣未覺，注意東事少。愚意吾儕無他事可做，欲完自身以保子孫，止有磨礪以待日本”。

一九三七年，中華民族的抗日戰爭爆發。這位二十四歲的師范生果然言中。 


　　如果把毛澤東在一師的學習生活分為前后兩個階段，那么，一九一六年正好是一個不大不小的轉折。前期，他更多地關注傳統典籍。后期，他把重點放在哲學、倫理學上，社會實踐也更加廣闊和豐富了。不管在前期還是后期，他學習的目的都是為了尋求救濟時危的真理，可是它的內容發生了變化。

這個變化，和當時的思想界狀況是息息相通的。

辛亥革命后幾年的痛苦經歷，對中國的先進分子來說，是件好事。舊的路子走不通了，就會尋找新的道路。袁世凱稱帝和張勛復辟，驚醒了世人。許多人認識到，共和制之所以不能真正實現和鞏固，關鍵是缺少一場對封建主義舊思想、舊文化、舊禮教的徹底批判；先覺者們進行的救國斗爭所以屢遭失敗，中國國民對之“若觀對岸之火，熟視而無所容心”也是一個根本原因。這樣，先進分子便把注意力轉向了思想文化領域，主張著重從根本上改造國民性。一九一五年九月，辛亥革命時當過安徽省都督府秘書長的陳獨秀，創辦了《青年雜志》（一年后改名為《新青年》）。他撰文強調，“倫理的覺悟是吾人最后之覺悟”⑤。

這就是初期新文化運動的由來。

很快，在《新青年》周圍聚集起一大批先進青年。這個雜志及其撰稿人的文章，鑄造了一代人的信仰和品格。這是一代真正有別于傳統文化熏陶出來的舊式士大夫的新人。

在《新青年》眾多的讀者和追隨者中，就有毛澤東。當時，楊昌濟為這個雜志寫文章，還向學生們推薦這個雜志。毛澤東的同窗好友周世釗發現，毛澤東讀了《新青年》后，“讀韓文杜詩的興趣降低了”⑥。毛澤東自己后來也回憶說：“我在師范學校學習的時候，就開始讀這個雜志了。我非常欽佩胡適和陳獨秀的文章。……

一時成了我的楷模。”⑦

毛澤東開始循著初期新文化運動的思路探索。覺得“國人積弊甚深，思想太舊，道德太壞”，要改變這種狀態，須“從哲學、倫理學入手，改造哲學、改造倫理學，根本上變換全國之思想”。因為哲學便于研討思想，倫理學便于闡發道德，“思想主人之心，道德范人之行”⑧。這樣，改造哲學、倫理學，就同變化民質、改造國家和社會聯系在一起了。這種想法，在當時的思想界是相當普遍的。

一九一七年前后，毛澤東讀了不少哲學、倫理學書籍。在哲學和倫理學之間，他更有興趣的是倫理學。在他看來：“倫理學是規定人生目的及達到人生目的的方法之科學。”⑨羅學瓚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六日的日記里記載，“余借毛君澤東手錄西洋倫理學七本，自舊歷六月底閱起，于今日閱畢。”這里說的是楊昌濟翻譯的《西洋倫理學史》，毛澤東把它十分工整地抄錄下來。從一九一七年下半年到次年第一學期，楊昌濟給學生們講授倫理學，采用的課本是十九世紀德國康德派哲學家泡爾生寫的《倫理學原理》。該書由蔡元培從日文轉譯過來，商務印書館一九一三年出版，約十萬字。毛澤東除認真聽講外，細讀了這本書，用紅黑兩色畫了大量的圈點、單杠、雙杠、三角、叉叉等符號。還在書中寫了一萬二千多字的批語，絕大多數是抒發自己的哲學觀、歷史觀和人生觀，以及對原著的引申或批判，小部分是對原著的贊同語和章節提要。他批閱的這本書后來被一位同學借去，直到一九五○年，托周世釗還給了毛澤東。

他當時為什么這樣下工夫去讀這本書？毛澤東從周世釗手里接過它時，有過解釋。他說：這本書的道理也不那么正確，它不是純粹的唯物論，而是心物二元論。只因那時，我們學的都是唯心論一派的學說，一旦接觸一點唯物論的東西，就覺得很新穎，很有道理，越讀越覺得有趣味。它使我對于批判讀過的書，分析所接觸的問題，得到了新的啟發和幫助。

毛澤東貫穿《倫理學原理》的批語的基本觀點，是哲學上的二元論。他說得很明白：“一人生死之言，本精神不滅、物質不滅為基礎（精神物質非絕對相離之二物，其實即一物也，二者乃共存者也）。”⑩他認為，事情有的是發生于自然的，有的是得之于人為的。后來他說自己早年信奉過康德的心物二元論，大概就是指這樣的觀點。

二元論的特征是調和唯心主義與唯物主義。青年毛澤東的唯物主義傾向主要表現在自然觀方面，他說：“凡自然法則者，有必然性”，“人類者，自然物之一也，受自然法則之支配”。“吾人之心靈本之自然，其范圍有限，安能有一毫之創作”。這是他從原來接受的唯心主義觀念中逐漸解脫出來、走向接受馬克思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的橋梁。二元論的通病，是一進入社會歷史領域，便作出唯心的解釋。毛澤東也是這樣。他說：“實則全世界文明歷史之生活，乃皆觀念之所管轄也”；“觀念造成文明，誠然，誠然。”

如此強調主觀觀念的決定作用，對青年毛澤東來說，有它的必然性。知識界中推崇思想革命的社會時尚，本身就容易夸大精神的作用，過分強調主觀對改造社會的能力；再加上毛澤東本人長期以來耳濡目染的，主要是孔、孟、程、朱、陸、王以及新康德派、新黑格爾派的思想。楊昌濟說自己以《倫理學原理》為教本，“所講不限于西洋之倫理學說，中國之先儒如孔、孟、周、程、張、朱、陸、王及王船山之學說，亦間取之”⑾。強調主觀能動性的陸（九淵）、王（守仁）學派更為楊昌濟推重，毛澤東當然也受到熏陶。他常和蔡和森、張昆弟等討論宋明理學，研讀過朱熹編的《近思錄》、《四書集注》和《朱子語類》等，對朱熹、王守仁都很佩服。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毛澤東便常用這些觀點來作比較，發揮原著的一些論述。諸如“孟軻之義內，王守仁之心即理，似均為直覺論”；“吾國宋儒之說與康德同”等等。

中國近代社會正處在空前劇烈的變動中，舊的傳統秩序漸趨崩潰，外患內亂迭起相承，政治舞臺風云變幻，這就使“尚動”“主變”成為人們尋找出路的重要傾向。這個時代特點同樣體現在毛澤東的探索中，并蘊含著濃厚的辯證法色彩。

一九一七年，他曾提出“天地蓋唯有動而已”⑿的觀點。在《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他寫道：“此世界中變化萬殊。”還把它運用到人類社會的考察當中，說歷史從來就是一個治亂交替的過程，聲稱特別喜歡戰國七雄、楚漢相爭、三國鼎立那些“事態百變，人才輩出”的時代。認為：“非好亂也，安逸寧靜之境，不能長處，非人生之所堪，而變化倏忽，乃人性之所喜也。”用這個觀點看當今中國，他說：“國家有變化，乃國家日新之機，社會進化所必要也。”對于中國社會，他的意思是“必須再造”，再造的辦法，是“由毀而成，如孩兒之從母腹胎生也。”因此，“吾人甚盼望其毀，蓋毀舊宇宙而得新宇宙”！字里行間，洋溢著改造社會的樂觀激情。他后來從大亂求大治的想法，看來是早有伏筆的。

在“動”中求變、求新，其內在依據是什么呢？毛澤東當時特別重視兩個概念。一個是“差別”。他說：“人世一切事，皆由差別比較而現”，如陰陽、上下、大小、彼此、好惡、美丑、是非、正反、明暗、勝負等等。“無此差別相，即不能構成歷史生活。進化者，差別陳迭之狀況也。”另一個概念是“抵抗”，即各種差別引起的壓力和反抗。毛澤東特別贊同泡爾生提出的世界一切事業和文明“無不起于抵抗決勝”的觀點，稱其“無抵抗則無動力”的論述，是“至真之理，至徹之言”。他熱情洋溢地寫道：“河出潼關，因有太華抵抗，而水力益增其奔猛。風回三峽，因有巫山為隔，而風力益增其怒號。”“圣人者，抵抗極大之惡而成者也。”他過去那種向往社會“大同”境界的想法也發生了變化，覺得即使人們真的進入了“大同”社會，“亦必生出許多競爭抵抗之波瀾來，而不能安處于大同之境”。把“差別”、“抵抗”這兩個概念，和“動”、“變”及“成毀”聯系起來，表明毛澤東當時的認識已接近矛盾構成事物并實現轉化的辯證法觀點，還多少同社會歷史發展有所聯系。他后來關于矛盾普遍性的理論，大體也濫觴于此。

五四前期，毛澤東的思想中有一個最突出的根本點，就是首先要把握住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它的意思，是在面對萬千事物時，要從大處著眼，首先抓住它的根本。把根本抓住了，其他枝節問題才能迎刃而解。以后，他也常強調要善于抓住要領，抓住主要矛盾，強調綱舉才能目張，小道理要服從大道理。而在當時，他心目中的“本原”或“大本大原”，很有些像客觀唯心主義哲學家心目中的“道”（老子）、“理式”（柏拉圖）、“絕對精神”（黑格爾），總之是宇宙生成和發展的根本原則。朱熹就曾說萬事萬物皆源于“一本”，“大本不立，小規不正”。楊昌濟講課時，也特別強調，“宇宙間所有一切之現象，皆由此大原則而生，吾人當神思默會，洞曉此大原則，此所謂貫通大原也。”⒀

一九一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毛澤東給北京的黎錦熙寫了一封長信，集中表述了對“本原”的看法。

他把“本原”通俗地說成是“宇宙之真理”，認為它是支配著社會歷史發展的。拯救中國，也必須從尋求本原開始。他表示，目前和將來一段時間里，自己“只將全副工夫，向大本大原處探討。探討既得，自然足以解釋一切”。

這樣，毛澤東開出了自己的救國藥方：“今日變法，俱從枝節入手，如議會、憲法、總統、內閣、軍事、實業、教育，一切皆枝節也。枝節亦不可少，惟此等枝節，必有本原。本原未得，則此等枝節為贅疣，為不貫氣，為支離滅裂。”他大聲疾呼：“今吾以大本大原為號召，天下之心其有不動者乎？天下之心皆動，天下之事有不能為者乎？天下之事可為，國家有不富強幸福者乎？”

這封信是了解早年毛澤東的思想的珍貴資料。八月三十一日，黎錦熙收到信后，在日記里寫道：“得潤之書，大有見地，非庸碌者。”

把“本原”落實到“人心”上面，就是應有的人生觀、價值觀，也就是倫理道德的建設。在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中，毛澤東把自己這時的主張概括為兩個，一個是“精神上之個人主義”，一個是“現實主義”。

針對封建專制和束縛個性的三綱五常的舊道德，主張個人主義，這在當時是很普遍的，也是有積極意義的。毛澤東寫道：“吾從前固主無我論，以為只有宇宙而無我。今始知其不然。蓋我即宇宙也。”他認為，人類的目的在實現自我。但他在個人主義前面加上“精神”兩個字，卻有他自己的特色。這種個人主義強調“充分發達自己身體及精神之能力”，力求達到最高境界，使“內而思維、外而行事皆達正鵠”。“正鵠”不能只是“純然利己”，而是應該實現的理想和價值。例如，看到自己所愛的人有難，關鍵的時候，“寧可使自己死，不可使親愛之人死。如此，吾情始浹，吾意始暢”。否則，自己的生活就不完滿，就“未達正鵠”。依此類推，“古今之孝子、烈婦、忠臣、俠友、殉情者、愛國者、愛世界者、愛主義者，皆所以利自己之精神也”。他甚至極端地說：“予謂人類只有精神之生活，無肉體之生活。”這種理解，已經超出了西方近代以來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原義，包含著新道德觀的萌芽。

關于“現實主義”。毛澤東認為，人的一生是短暫的，不能脫離現實去追求虛幻的理想和價值，要爭取在有限的時間里“實現自我”。他說：“吾人務須致力于現實者。如一種行為，此客觀妥當之實事，所當盡力遂行；一種思想，此主觀妥當之實事，所當盡力實現。”一方面，他反對空談，“凡吾思想之所及，吾皆有實行之義務”；另一方面，他又強調道德行為必須有正確的思想作指導，反對盲目動作。

毛澤東寫道：“我是極高之人，又是極卑之人。”“極高”是指追求獨立不羈。“極卑”是指我終究又“一毫跳不出此自我以外之世界”。這個矛盾，他已覺察到了，但一時還不能完整地加以說明。

毛澤東在哲學、倫理學的王國里尋覓著、遨游著。他從中外文化里汲取營養，又閃爍著他自己獨立思考和判斷的智慧之光。他這個時候并沒有也不可能找到“宇宙之真理”。夸大精神力量的唯心主義，在他的思想中無疑占有很大比重。這期間，他還寫了一篇題為《心之力》的作文，深受楊昌濟的贊賞，得了一百分。

但他這時的思想并沒有定型，還在探索過程中。當他寫下《倫理學原理》批注時，他在給黎錦熙的信中說道：“自揣固未嘗立志，對于宇宙，對于人生，對于國家，對于教育，作何主張，均茫然未定。”既然還“茫然未定”，就得繼續向前探索。在青年知識分子的思想歷程中，這類狀況是常見的。由于他堅持把改造社會、匡濟民族危亡作為出發點來進行理論探索，決定了他思想中的積極方面將隨著時代的前進而逐步占據主導地位。由于他堅持一種從我做起、積極向上的人生態度，從而使他在進行理論探索的時候，一直特別注重自我思想修養的磨練。

毛澤東從來把讀“無字之書”看得比讀“有字之書”更重要。或許，他當時的實際活動比保存下來的幾篇文字表現得更富有個性和朝氣，對他以后思想發展產生的作用也許也更大。

說來很有趣，毛澤東這樣一位后來舉世注目的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公開發表的第一篇文章，卻是體育論文。一九一七年四月一日，《新青年》上刊載了一篇《體育之研究》，全文約七千字，署名二十八畫生。這個“二十八畫生”，就是毛澤東。是楊昌濟把他的文章推薦給陳獨秀的。

他在文章里開宗明義，把體育和國力聯系起來，說：“國力恭（苶）弱，武風不振，民族之體質日趨輕細，此甚可憂之現象也。”他認為：身體是知識和道德的載體。在中學和中學以上，應該實行德、智、體“三育并重”。針對重文輕武的頹風，他提出一個口號：“欲文明其精神，先自野蠻其體魄。”因為體育鍛煉有強筋骨、增知識、調感情、強意志等許多好處，而“意志也者，固人生事業之先驅也”。可以說，《體育之研究》主要不是對體育這個運動形式的研究，毛澤東是想借此提倡武勇世風和充滿朝氣的奮斗向上的人生觀。

這期間，他在日記里寫下了后來十分著名的話：“與天奮斗，其樂無窮；與地奮斗，其樂無窮；與人奮斗，其樂無窮。”

在《體育之研究》中，毛澤東還向讀者詳細介紹了自己編的一套體操。他當時采用的鍛煉項目很多，如日光浴、風浴、雨浴、冷水浴、游泳、登山、露宿、長途跋涉以及體操和拳術等。

所謂風浴，張昆弟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記里記載：“今日早起，同蔡、毛二君由蔡君居側上岳麓，沿山脊而行，至書院后下山，涼風大發，空氣清爽。空氣浴，大風浴，胸襟洞澈，曠然有遠俗之概。”所謂雨浴，有一個夏天的夜晚，狂風暴雨，雷鳴電閃，毛澤東一個人爬上岳麓山頂，再返回來。他說：這是為了體會《書經》中所說“納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的情趣。

毛澤東青年時代最喜歡的鍛煉項目，是游泳。正像人們所熟知的那樣，這個愛好，他一直保持到晚年。江寬水深的湘江，是天然的游泳場。他時常約二三好友到這里揮臂擊水。還在學校組織了一個有近百人參加的游泳隊，晚飯后到湘江里暢游一番。同班好友羅學瓚在一九一七年九月二十日的日記里寫道：“今日往水陸洲頭泅渡，人多言北風過大，天氣太涼。余等竟行不顧，下水也不覺冷，上岸也不見病。堅固皮膚，增進血液，擴充肺腑，增加氣力，不得謂非運動中之最有益者。人言固足信哉？”毛澤東自己后來回憶說：“那時初學，盛夏水漲，幾死者數。一群人終于堅持，直到隆冬，猶在江中。當時有一篇詩，都忘記了，只記得兩句：自信人生二百年，會當水擊三千里。”⒁游泳，不單是強健了體魄，更激發了他的自信和意志。

毛澤東強調一個人要有堅強的意志。他在《講堂錄》的筆記中就寫下：“拿得定，見得透，事無不成。”“不為浮譽所惑，則所以養其力者厚；不與流俗相競，則所以制其氣者重。”“陸象山曰：激勵奮進，沖決羅網，焚燒荊棘，蕩夷污澤（無非使心地光明）。”以后，在他的一生中確實一直表現出那種堅忍不拔、沖破重重阻力、一往無前的驚人毅力，而這種驚人的毅力又是建立在對事情能“見得透”的基礎上的。這是他能夠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之一。

毛澤東常對人說，丈夫要為天下奇，即讀奇書，交奇友，創奇事，做個奇男子。同學們用諧音給他起了個外號，叫“毛奇”。毛奇（molkt）是普魯士一個很有學問的將領。一九一七年六月，一師開展了一次人物互選活動，包括德、智、體三個方面近二十個項目。全校有四百多名學生參加，當選者三十四人，毛澤東得票最高。在德、智、體三個方面都有項目得票者，只有他一人。而“膽識”一項，則為他所獨有，評語是“冒險進取，警備非常”。

毛澤東的膽識，半年后有過一次受到眾口稱贊的顯露。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護法戰爭期間，北洋軍隊從湖南衡寶一線沿鐵路線向北潰退。長沙市民很是驚慌。一師位于南郊，靠近粵漢鐵路，是潰軍必經之地，隨時可能遭受劫掠。學校當局準備將師生疏散到城東暫避。擔任學友會總務的毛澤東提出，可以讓正在受軍事訓練的學生自愿軍負責守衛。校方同意了他的建議。于是，一些零散潰兵途經校門口，都不敢輕易闖入。十八日，有一支三千多人的潰軍因為不知長沙的虛實，在一師以南的猴子石一帶徘徊。毛澤東把幾百個學生自愿軍分成三隊，拿著木槍，分布到猴子石附近幾個山頭上。同時，和附近的警察分所聯絡，由他們鳴槍吶喊，學生自愿軍大放鞭炮。在這種突然襲擊下，本來就張皇失措的潰兵不敢抵抗。毛澤東便派人去交涉，他們全部繳了槍。長沙免去了一場兵災。

對毛澤東來說，這件小事是他平生搞的第一次軍事行動。事后，人們稱毛澤東“渾身是膽”。他的大膽卻不是盲目蠻干，而是基于對情況的明了和事先的深思熟慮，謀定而后動。同班同學鄒蘊真問他：“萬一當時敗軍開槍還擊，豈不甚危？”毛澤東回答說：“敗軍若有意劫城，當夜必將發動，否則，必是疲憊膽虛，不敢通過長沙城關北舊，只得閉守于此，故知一呼必從，情勢然也。”⒂

第一師范十分重視學生的課外生活。毛澤東的社會活動日益擴大了。一九一七年十月學友會改選時，他擔任總務，還兼教育研究部部長，從前這兩個職務都是由教員擔任的。學友會會長由學監方維夏代理，毛澤東實際上主持工作。學友會開展了許多課余活動，如成績展覽會、講演會、辯論會、運動會等。這年上半年，學校曾辦了一期工人夜校，由教員上課，辦得不成功，中途停下了。這學期還辦不辦？由誰來辦？大家看法不一。毛澤東認為這是學校同社會聯系的重要途徑，應該辦下去，而且要辦好。方維夏同意他的意見，并決定由三、四年級的學生來辦，由學友會教育研究部具體負責。

十月三十日，毛澤東寫了一則《夜學招學廣告》，用語是一般工人能懂得的大白話，傾吐出為失學工人分憂解難的拳拳之心：

列位大家來聽我說句白話。列位最不便益的是什么？大家曉得嗎？就是俗語說的，講了寫不得，寫了認不得，有數算不得。都是個人，照這樣看起來，豈不是同木石一樣！所以，大家要求點知識，寫得幾個字，認得幾個字，算得幾筆數，方才是便益的。雖然如此，列位做工的人，又要勞動，又無人教授，如何能到這樣，真是不易得的事。現今有個最好的法子，就是我們第一師范辦了一個夜學。……教的是寫信、算帳，都是列位自己時刻要用的。講義歸我們發給，并不要錢。夜間上課又于列位工作并無妨礙。……快快來報名，莫再擔擱！

這則廣告先托警察貼到街頭，并沒收到預期效果，只有九個工人來報名。毛澤東遇到難題總是先從弄清情況著手。他召集同學們分析原因。最后弄明：上學不要錢，工人覺得不會有這樣的好事；不識字的人本來就不會去看街上的廣告；讓警察去貼廣告，人們有懼怕心理。找到原因后，毛澤東和同學們又帶著印好的廣告，分頭到工人宿舍區和貧民區，邊分發邊宣傳，細細解釋。五天后，就有一百多人報名。毛澤東把這次活動的過程寫進了《夜學日志》，說工人要求入學的心情，“如嗷嗷待哺也”，他們分發廣告時，“大受彼等之歡迎，爭相詰問，咸曰‘讀夜書去！’”這大概是毛澤東最初體會到：做下層群眾的工作，非做得周密細致不可。

在毛澤東周圍，逐漸聚集起一批追求進步、志同道合的青年。其中大多數是一師的學友，包括有些已畢業的。他們大多是楊昌濟的學生，都有一種“奮斗的和向上的人生觀”。這當中，也有長沙各中等學校的學生。正在長郡中學讀書的羅章龍，就是看到毛澤東張貼的《征友啟事》后結識的。他們多來自農村，了解民間疾苦，沒有少爺公子的浮華，充滿著以天下為己任的社會責任感，樸實而充滿朝氣。節假日，他們經常到岳麓山、橘子洲、平浪宮等風景名勝處聚會，或臧否人物、議論世事，或登高吟詠、斗韻唱和，相約不談身邊瑣事。正如毛澤東后來追憶的那樣：“恰同學少年，風華正茂；書生意氣，揮斥方遒。指點江山，激揚文字，糞土當年萬戶侯。”⒃

從一九一六年開始，他們討論最多的中心問題，是“如何使個人及人類的生活向上”。“相與討論這類問題的人，大概有十五人內外。有遇必討論，有討論必及這類問題。討論的情形至款密，討論的次數大概在百次以上。”他們逐漸得出這樣一個結論：“集合同志，創造新環境，為共同的活動”。同時，他們又受到新文化運動思潮的猛烈沖擊，思想上發生劇烈的變動，“頓覺靜的生活與孤獨的生活之非，一個翻轉而為動的生活與團體生活之追求”⒄。發生這種“一個翻轉”的劇烈思想變動的，自然也包括毛澤東在內。在這個基礎上，一九一七年冬天，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等開始商量組織一個團體，立即得到大家的響應。

要成立團體，首先得有章程。一九一八年三月，毛澤東和鄒鼎丞開始起草會章。蕭三的日記說道：“三月三十一日，二兄（即蕭子升——引注）來坐已久，交閱潤之所草新學會簡章。二兄意名為新民學會云。”“四月八日，接二兄手書，力主子出洋。附來潤之所重草新民學會簡章。”“四月十三日，夜，潤之來，明日新民學會開成立會。”

一九一八年四月十四日，是個星期天。新民學會在岳麓山腳下的劉家臺子蔡和森家里正式成立。到會的有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何叔衡、

蕭三、張昆弟、陳書農、鄒鼎丞、羅章龍等十三人，再加上沒有到會的李和笙（維漢）、周世釗等人。這樣，最初的會員就有二十余人。經過討論，通過了會章，以“新民”為會名，以“革新學術，砥礪品行，改良人心風俗”為宗旨。會章還規定了幾條紀律：“一、不虛偽；二、不懶惰；三、不浪費；四、不賭博；五、不狎妓。”看來，這是一個比較嚴格的團體。成立會上選舉蕭子升為總干事，毛澤東、陳書農為干事。不久，蕭子升去法國，會務便由毛澤東主持。

新民學會是五四時期最早的新型社團之一。它的會章重點強調個人修養，政治性還比較含糊，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和他的朋友們當時達到的思想水平，受楊昌濟的影響也是很明顯的。但它和毛澤東當時的實際想法也有距離。對此，毛澤東稍后曾有一個說明，他說：“會章系鼎丞、潤之起草，條文頗詳；子升不贊成將現在不見諸行事的條文加入，頗加刪削；討論結果，多數贊成子升。于是表決會章的條文如次……”。⒅聯系到蕭子升后來一直不贊成激烈變革、主張溫和改良的思想，被他認為是“不見諸行事”而“頗加刪削”的條文內容，大致屬于毛澤東當時更高遠的理想追求。

三個月后，他和蔡和森就突破了最初的會章宗旨。七月二十六日，他就新民學會的組織活動問題，寫了一封長信給蔡和森。蔡在回信中說：“楊師東奔西走，走了十年，仍不過是能讀其書而已，其他究何所得！”又說：“兄對于會務，本有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的意趣，弟實極其同情，且尤不諱忌嫌疑于政黨社會黨及諸清流所不敢為者之間。以為清流既無望，心地不純潔者又不可，吾輩不努力為之，尚讓何人去做？此區區之意，相與共照也。”蔡和森還表示，“三年之內，必使我輩團體，成為中國之重心點。”⒆看來，他們已經不滿足于楊昌濟老師那種潛心學術和教育的道路，也不以清流自許而去回避政治了。在中國共產黨成立以前，毛澤東正是和新民學會的會員們一道探求中國的出路的。

這時，會員多數已經從學校里畢業或即將畢業。選擇什么樣的職業才能更好的施展抱負呢？學會成立之初，討論得最多的就是這個問題。許多人不愿“堆積”在湖南一地，想散到中國乃至世界各處去學習和考察。毛澤東也認為，這樣做每個人都可以去開辟一個方面，對將來大有好處。“向外發展”，成了會員的共識。

兩個月后，毛澤東也從湖南省立第一師范學校畢業了。他結束了五年半修學儲能的師范生時代。這年他滿二十五歲。此時的中國，一場急風暴雨就要來臨。 


　　①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② 毛澤東致湘生信，1915年6月25日。

③ 毛澤東致蕭子升信，1916年2月29日。

④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⑤ 陳獨秀：《吾人之最后覺悟》，《青年雜志》第1卷第6號。

⑥ 摘自長沙中共湘區委員會舊址紀念館館藏資料。

⑦ 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25頁。

⑧ 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17年8月23日。

⑨ 毛澤東：《非自殺》，湖南《大公報》，1919年11月23日。

⑩ 毛澤東1917年下半年至1918年上半年讀泡爾生《倫理學原理》的批語，以下引文未注明出處者，同此。

⑾楊昌濟：《達化齋日記》，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97頁。

⑿毛澤東：《體育之研究》，《新青年》第3卷第2號，1917年4月。

⒀楊昌濟：《論語類抄》，《楊昌濟文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85頁。

⒁毛澤東1958年在文物出版社刻印的《毛主席詩詞十九首》書眉的批語。所引這段話，是對《沁園春·長沙》中“到中流擊水”一句的解釋。

⒂鄒蘊真1977年4月回憶記錄，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澤東》，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版，第67頁。

⒃毛澤東：《沁園春》（1925年秋）。

⒄毛澤東：《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1號（1920年冬）。

⒅毛澤東：《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1號（1920年冬）。

⒆蔡和森1918年8月27日致毛澤東信，《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1—52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