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澤東傳(金沖及主編)

一、出鄉關

曾經有一個美麗的傳說:五千年前,舜帝南下巡視,來到湘江流域。在一座山上,他讓人演奏起動聽的“韶樂”,竟引來鳳凰起舞。后人就把這座山叫做韶山,被它環抱的一塊狹長的谷地便是湖南省湘潭縣的韶山沖。

一八九三年十二月二十六日(清光緒十九年十一月十九日),韶山沖農民毛貽昌家出生了一個男孩,取名澤東,字詠芝(后改潤之)。他們家的頭兩胎嬰兒都在襁褓中夭折了。母親生怕他也不能長大成人,便抱他到娘家那邊的一座石觀音小廟,叩拜一塊巨石,認做干娘,還取了個小名,叫石三伢子。

韶山毛氏原籍江西。明朝開國時,始祖毛太華隨軍遠征南瀾滄(今云南省瀾滄拉祜自治縣內),在當地娶妻生子。明朝洪武十三年(一三八○年),毛太華年老移居湖南湘鄉縣。十年后,他的兩個兒子又遷到鄰近的湘潭縣韶山沖。這里位于湘潭、寧鄉、湘鄉三縣的交界處,地處湘江中游西岸四十公里,群山環抱,居民以從事農業生產為主。從此,毛氏宗族在這里墾荒務農。到毛澤東這一輩,已傳二十代,大約五百年了。

盡管韶山來歷的傳說是那樣美麗,毛澤東出生時,這里的現實環境卻同舊中國其他閉塞而貧窮的鄉村沒有多少兩樣。沖里住著六百多戶人家。祖父毛恩普是個老實厚道的莊稼人,因為家境窘迫,不得不把祖傳的一些田產典當給別人。毛恩普只有一個兒子,去世的時候,孫子毛澤東長到了十歲。

父親毛貽昌,字順生,號良弼。十七歲開始當家理事,因為負債被迫外出在湘軍里當了幾年兵,長了不少見識,也積累了一些銀錢。還鄉后,贖回毛恩普典出去的土地,不久又買進一些,增加到二十二畝,每年能收八十擔稻谷。湘潭有著在湘中很有點影響的米市。毛順生善于經營,后來又集中精力去做稻谷和豬牛生意,資本逐漸滾到兩三千元,還自制了一種叫“毛義順堂”的流通紙票。在小小的韶山沖,可算是個財東了。

在舊中國,靠自身奮斗擺脫貧困的農民,大多克勤克儉,精明剛強。父親的這種性格,自然對從小目睹這一切的毛澤東產生了影響。毛順生和大多數走上坡路的農民一樣,試圖按自己的生活模式塑造兒子。毛澤東從六歲起就做一些家務和農活,如拔草、放牛、拾糞、砍柴,識字后也幫父親記帳。特別是十四到十五歲大約兩年的時間內,他成天在地里跟家中雇的長工一同干活。在這段時間里,毛澤東對父親的嚴厲感受很深,后來回憶說,“他是一個嚴格的監工,看不得我閑著,如果沒有帳要記,就叫我去做農活。他性情暴躁,常常打我和兩個弟弟”,“他的嚴厲態度大概對我也有好處,這使我干活非常勤快,使我仔細記帳,免得他有把柄來批評我。”①于是,犁、耙、栽、割,全套農活,他都樣樣在行。還常常跟長工爭勝,搶重活干,養成了山區農家子弟的本色:吃苦耐勞,勤快樸實,不怕艱難,對農民的疾苦也體會很深。

毛順生期望兒子將來成為同他一樣生財有道的精明的人。一旦發現兒子的行為不合自己的準則,便用高壓手段來管教,父子沖突就不可避免。對毛澤東來說,卻促成了他最初的反抗心理。

一九○六年的冬至這一天,毛順生設酒席宴請生意場上的朋友,吩咐十三歲的毛澤東幫著招待客人。毛澤東不愿意做這些事,父親生氣了,就罵他懶而無用,為子不孝。他當著客人反駁道:“父慈子孝”,只有“父慈”才能“子孝”。毛順生更加生氣,舉手就要追打。他便跑到家門前的一口池塘邊,聲稱父親再要逼近,就跳下水去。在母親的調解下,一場風波才和平解決。從此,毛澤東悟出一個直觀的道理:在壓力下如果溫順示弱,反會遭受更多的打罵,只有用堅決反抗的辦法,才能保護自己。

毛澤東對父親最大的“不孝”,大概要算默默的抗婚了。十四歲那年,毛順生給他包辦娶了個十八歲的媳婦羅氏,實際上是為家里添個勞力。毛澤東始終不承認這樁婚事,從未和她同居。父親也無可奈何,唯一能做的,就是把“毛羅氏”作為毛澤東的原配妻子寫進毛氏家譜。

同父親比較起來,給少年毛澤東影響更大更深的是他的母親。母親姓文,在同族姐妹中排行第七,人稱文七妹。娘家在湘鄉縣唐家坨(后改為棠桂閣),同韶山沖只有一山之隔,相距十余華里。文家也以務農為業,家境小康。七妹十八歲時和毛順生結婚,共生五男二女,但四個都夭折了,只剩下毛澤東、毛澤民、毛澤覃三兄弟。

作為普通的農村婦女,文七妹一生默默地操持家務,撫養兒輩。她待人接物,純樸善良,極富同情心。災荒年月,常背著丈夫送米給討荒的人。平時還虔誠地燒香拜佛,把“積德行善”、“因果報應”一類的信念灌輸給孩子。毛澤東九歲時和母親認真討論過用什么辦法讓父親也信佛的問題。十五歲那年,母親病了,他還專程到過南岳衡山進香許愿。當時他未必懂得多少佛教的道理,但母親的言傳身教,使毛澤東從小同情貧弱,樂于助人。

附近一個毛姓農民,曾收下定金把豬賣給了毛順生。過幾天父親派毛澤東去趕豬時,豬價已漲了。這個農民嘆氣,埋怨自己運氣不好,還說少了幾塊錢對富人不打緊,對窮人家里卻是個大空缺。毛澤東聽后就把這樁買賣退掉了。

毛澤東十一歲那年,毛順生要買進堂弟毛菊生賴以活命的七畝田產,毛澤東和母親的態度是一致的,都覺得應該設法周濟毛菊生渡過難關,不應該乘機買他的田產。毛順生卻認為用錢買田是天經地義的事。母子倆的勸說自然沒有效果,卻給毛澤東留下很深的印象。建國后,他多次對毛菊生的兒子毛澤連說:舊社會那種私有制,使兄弟間也不顧情義,我父親和二叔是堂兄弟,到買二叔那七畝田時,就只顧自己發財,什么勸說都聽不進去。②

毛澤東對母親的感情很深。一九一八年夏,他從長沙赴北京前夕,十分掛念在外婆家養病的母親,特地請人開了一個藥方寄給舅父。次年春返回長沙,便把母親接來就醫。十月五日,文七妹患瘰疬(俗稱疝子頸)病逝,終年五十二歲。毛澤東日夜兼程從長沙趕回韶山守靈,并和淚寫下一篇情義深長的《祭母文》。他這樣追念母親:“吾母高風,首推博愛。遠近親疏,一皆覆載。愷惻慈祥,感動庶匯。愛力所及,原本真誠。不作誑言,不存欺心……潔凈之風,傳遍戚里。”當時,毛澤東還給同學鄒蘊真寫信說:世界上有三種人,損人利己的,利己而不損人的,可以損己以利人的,自己的母親便屬于第三種人。母親對他的影響力,在他的一生中都可以清楚地看出來。

母親去世后,毛澤東把父親接到長沙住了一陣。父親后來不再干涉他的選擇,繼續供他上學。毛澤東是很感激的。毛順生于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三日患急性傷寒去世,時年五十歲。 


  父母的教養對兒童成長的關系很大,學堂的教育則影響著少年未來的發展。

毛澤東童年時代的大部分時間是在湘鄉唐家坨的外婆家度過的。外祖父家雖是務農的,但有一個舅舅在開館教讀,毛澤東有時也在那里聽聽。直到一九○二年八歲時,父母把他接回韶山入私塾開始讀書。十六歲前,中間曾停學兩年在家務農,其余時間內他先后在韶山一帶的南岸、關公橋、橋頭灣、鐘家灣、井灣里、烏龜井、東茅塘六處私塾讀書。毛澤東后來把自己的私塾生活概括為“六年孔夫子”③。在上學期間,他早晚還要放牛拾糞,農忙時也參加收割莊稼。

這時,科舉已經廢除,新式學堂已經開設。西學東漸、赴東瀛求學已成時代風氣。就在毛澤東八歲接受啟蒙那年,后來對他影響很大的恩師楊昌濟和他欽佩的文化巨人周樹人(魯迅)先后去了日本。在韶山,私塾仍是兒童們求學的唯一選擇。父親供他念書,沒有多大的雄心,無非是略識幾個字,便于記帳或打官司等。毛澤東照例從《三字經》、《百家姓》、《增廣賢文》、《幼學瓊林》這些普及讀物入門,去接觸他從小注定要接受的儒家文化傳統。隨后是點讀“四書”“五經”。韶山毛澤東紀念館至今還保存著他小時候讀過的《詩經》和《論語》。

毛澤東不大喜歡這些枯燥難懂的經書,但他有著過人的記憶力和理解力,仍然學得很好。自幼爛熟于胸的知識,是很難抹去的,成年后常會自然地使用。以后,讀了《左傳》,使他對歷史產生了濃厚的興趣。這六年“孔夫子”的教育,培養了他“鑒古知今”的愛好,幫助了他后來的“古為今用”。

少年時的毛澤東很相信孔孟之道,而老師照本宣科的教法對他沒有吸引力。一九○八年在井灣里私塾就讀時,他最愛讀被塾師稱為“閑書”和“雜書”的《水滸傳》、《西游記》、《三國演義》、《精忠岳傳》、《隋唐演義》等舊小說。在學校里,老師不讓讀,他用課本擋住偷著讀;在家里,父親不讓讀,他就用布把窗戶遮住,使父親看不見燈光。

毛澤東讀了這些故事,他就和小朋友乃至村里的老人們互相講述。他后來回憶說:“有一天我忽然想到,這些小說有一件事很特別,就是里面沒有種田的農民。所有的人物都是武將、文官、書生,從來沒有一個農民做主人公。”作為農民的兒子,毛澤東對這一點納悶了很久。他開始分析小說的內容,發現這些小說的主人公“是不必種田的,因為土地歸他們所有和控制,顯然讓農民替他們種田”④。他覺得這樣是不平等的。

農民們自然常要反對這種不平等。《水滸》里匯聚在梁山造反的人物,便成了毛澤東心目中的英雄。這種影響是意味深長的,在后來艱難備嘗的革命生涯中,《水滸傳》一直是他放在手邊常常閱讀的書。

毛澤東在舊小說里關注的事情,在現實社會中也發生了。一九一○年四月,長沙發生了饑民暴動。起因是荒年糧價飛漲,有人率全家投塘自盡。饑民們涌到巡撫衙門請愿,反而遭到槍擊,當場打死十四人,打傷的更多。他們在忍無可忍的情況下,放火燒了巡撫衙門,搗毀了外國洋行、輪船公司、稅關。清政府派兵鎮壓,暴動者的鮮血染紅了瀏陽門外的識字嶺(二十年后,毛澤東的妻子楊開慧也是在這里犧牲的),被殺者的頭顱高高掛在南門外示眾。

幾個賣蘭花豆的湘鄉小販逃出長沙,把饑民暴動的消息傳到了韶山。大家憤激地議論了好幾天。隨著時間的推移,許多人對這件事逐漸淡忘了,毛澤東卻久久不能平靜下來。他覺得那些參加暴動的人都是善良的老百姓,只是被逼得走投無路才起來造反,結果無辜被殺。這使他很痛心。幾十年后,他感慨地說:這件事“影響了我的一生”⑤。

第二年,青黃不接的時節,韶山一帶又鬧糧荒。饑民們組織起來“吃大戶”,劫走了毛順生準備運往縣城糶出的一批大米。毛順生氣得要命,毛澤東并不同情父親,“又覺得村民們的方法也不對”⑥。

一個叫李漱清的維新派教師從外地回到韶山,毛澤東很欽佩他,常去聽他講各地見聞,特別是維新變法的故事。這期間,讀到一本十幾年前出版的叫《盛世危言》的書,作者是鄭觀應,書里講社會要改良,毛澤東非常喜歡。這樣,他開始知道一些發生在山外的當今中國的大事,感到中國不能守著老樣子不變了。毛澤東也不愿再守著老樣子不變了。

他十六歲了,足跡所及只限于韶山沖和唐家坨。父親本來打算送他到湘潭縣城一家米店當學徒,可是他到外面繼續求學的愿望更迫切。恰好在這時,表哥文詠昌告訴他,離韶山五十里的湘鄉縣立東山小學堂在講授新學。他聽了很動心,便先后請八舅文玉清、堂叔毛麓鐘和表哥王季范勸說父親。毛順生聽后,覺得兒子進洋學堂也許是件有利的好事,就同意了。

一九一○年秋天,毛澤東離開閉塞的韶山,走向外面更廣闊的世界。這是他人生歷程中的第一個轉折。他的激動心情是可以想象的。臨行前,他改寫了一首詩,夾在父親每天必看的帳簿里:“孩兒立志出鄉關,學不成名誓不還。埋骨何須桑梓地,人生無處不青山。” 


  東山小學堂在湘鄉縣城附近的東臺山下。同舊式私塾相比,它除了傳統的經籍外,還有些自然科學和地理、英語等新科目。在這里,毛澤東才知道光緒皇帝和慈禧太后已經死了,新皇帝宣統已在朝兩年。他依然認為皇帝和大多數官吏一樣,都是善良和聰明的人,只是需要有康有為、梁啟超這樣的人來幫助他。毛澤東這時較多地接受了維新派思想,特別喜歡梁啟超那些筆端常帶感情的文章。康有為、梁啟超成了他崇拜的人物。他并不知道,此時孫中山主張的推翻清政府的民主革命思潮,已代替康、梁的維新變法思想而成為時代的主流。但革命派把主要精力放在聯絡會黨和新軍發動武裝起義上面,沒有在思想啟蒙上下很大工夫。革命派所辦的刊物在內地也不能公開流傳。而梁啟超在戊戌變法失敗后在日本刊印《新民叢報》,廣泛介紹西方資產階級的學術和政治思想,在國內風靡一時。湖南又是維新運動的重要基地,梁啟超曾主講于長沙的時務學堂。在這種情況下,毛澤東主要從維新派那里接受政治啟蒙是很自然的事情。

《新民叢報》已經在一九○七年停刊。毛澤東在東山小學堂時,表哥文詠昌曾借給他一套自己保存的合訂本。他讀了又讀,上面的一些文章差不多能背出來,還寫下一些批注。在第四號上的《新民說》第六節“論國家思想”處,他寫道:“正式而成立者,立憲之國家,憲法為人民所制定,君主為人民所擁戴;不以正式而成立者,專制之國家,法令為君主所制定,君主非人民所心悅誠服者。前者,如現今之英、日諸國;后者,如中國數千年來盜竊得國之列朝也。”

這是迄今為止發現的毛澤東最早的政論文字,表明他當時對君主立憲和封建專制兩種國家體制的理解。從相信孔孟到崇拜康梁,從贊同鄭觀應的《盛世危言》到主張以英、日為楷模進行立憲變法,是毛澤東早期思想發展的第一個梯階。更重要的是,梁啟超的《新民說》深入接觸到民族文化心理結構,主張從“變化民質”入手來尋求社會改革的途徑。這個思路開五四時期主張改造國民性的先河,對毛澤東的影響也持續了較長時期,他以后組織的新民學會的會名顯然就是從這里來的。

他開始注意中國以外的事情。從一位在日本留過學的教員那里了解到日本通過明治維新強大起來的事情后,非常羨慕。他從同學蕭子暲(即后來的著名詩人蕭三)手中借來一本《世界英雄豪杰傳》,被書中描寫的華盛頓、林肯、拿破侖、彼得大帝等人的事跡感染,還書時說:“中國也要有這樣的人物,我們應該講究富國強兵之道,……我們每個國民都應該努力。”⑦

一九一一年春天,東山小學堂的賀嵐岡老師應聘到長沙的湘鄉駐省中學任教。因為毛澤東成績優異,賀老師愿意帶他前往讀書。他第一次坐輪船到長沙,順利地考入了湘鄉駐省中學。

長沙是湖南的省城。這時,中國已到了辛亥革命爆發的前夜。湖南是革命黨人活動十分活躍的地方,反對清政府的宣傳特別激烈。駐守長沙的新軍也越來越傾向革命。

初到省城,十八歲的毛澤東的眼界頓時開闊得多了,感受到一種和鄉下完全不同的社會氣氛。他第一次看到革命派辦的《民立報》,成為它的熱心讀者,接觸到許多革命言論。當他在這張報紙上讀到黃興領導廣州黃花崗起義的新聞時,思想受到巨大的沖擊。他后來說:“宣統三年三月十九日(即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引注)黃興在廣州起事,全國震動。消息到湘,學生界中之抱革命主義者,已躍躍欲試。”⑧

毛澤東就是這“躍躍欲試”者當中的一個。一天,他在學校墻壁上貼了一篇文章,表示支持革命黨推翻清朝、建立民國的綱領,提出把孫中山請回來當大總統,康有為做內閣總理,梁啟超做外交部長。這是毛澤東第一次公開表達他的政見,盡管他當時這種構想還很幼稚,連孫中山和康梁之間政治主張的分歧也不太清楚。

為了表示同腐敗的清政府徹底決裂,毛澤東在湘鄉駐省中學倡議并帶頭剪掉了辮子,還和一些積極分子采取突然襲擊的方式,把十幾個答應剪辮子、卻遲疑不肯動手的同學的辮子給強行剪掉了。這多少透露出他少年時代就具有的那種說到做到、果斷利索的行動風格。

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武昌起義爆發了。新成立的湖北軍政府派代表趕來長沙,要求湖南革命黨人立即舉義響應。一位代表還到湘鄉駐省中學介紹武昌起義的情況。這是一次激動人心的講演,二十多年后毛澤東仍記憶猶新:“當場有七八個學生站起來,支持他的主張,強烈抨擊清廷,號召大家行動起來,建立民國。”⑨他自己更是興奮異常,覺得正在進行的激烈戰斗需要更多的人投入,決定投筆從戎,北上武漢參加革命軍。正當他和幾個朋友整裝待發的時候,長沙革命黨人于十月二十四日發動武裝起義,成立了湖南軍政府。毛澤東隨即投入長沙革命軍。他不愿參加學生軍,而是投入湖南新軍二十五混成協五十標第一營左隊當了一名列兵。

在當兵期間,他除了接受軍事訓練外,把每月七元的軍餉大多用來訂閱報刊和購買書籍,了解時事政治。他讀報讀得十分認真,以后成為他一生的習慣。有一天,他從《湘漢新聞》上讀到一篇談論社會主義的文章。這是他第一次知道“社會主義”這個名詞。其實,當時他所看到的社會主義是江亢虎的中國社會黨鼓吹的社會改良主義,毛澤東卻很有興趣,和士兵們討論,還熱情地寫信給幾個同學提出應該研究這個問題。可是,反應很冷落,只有一個人回信表示同意。

革命形勢發展得很快。武昌起義后不到兩個月,全國大多數省份已宣告獨立。袁世凱通過南北議和竊取了革命勝利的果實,當上了民國臨時大總統。清王朝宣布退位后,人們普遍興高采烈,認為革命已經成功了。毛澤東也覺得自己參軍的目的已經實現,開始重新考慮自己的前程,決定退出軍隊,繼續求學。他一共當了半年兵。

他開始關注報紙上的招生廣告,在專業的選擇上舉棋不定。他先后報考了警察學堂、肥皂制造學校、法政學堂、公立高級學校,都不滿意。最后以第一名的成績考入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后改名省立第一中學)。

在這所學校里,毛澤東讀了半年。留下一篇被國文教員柳潛稱為“實切社會立論”的作文,題目叫《商鞅徙木立信論》。文章劈頭就說:“吾讀史至商鞅徙木立信一事,而嘆吾國國民之愚也,而嘆執政者之煞費苦心也,而嘆數千年來民智之不開、國幾蹈于淪亡之慘也。”看來,關于救國之道,他繼續沿著梁啟超開啟民智、塑造新民的路子在思考。這是毛澤東留下的第一篇完整的文章。全文僅六百字,老師的批語卻有一百五十字,說作者“才氣過人,前途不可限量”,“練成一色文字,自是偉大之器,再加功候,吾不知其所至”。還批給其他同學“傳觀”。

毛澤東覺得這種學校中刻板的校規和有限的課程,遠不能使他滿足。不久,柳潛借給他一套《御批歷代通鑒輯覽》,共一百一十六卷。他讀得很認真。讀完后,收獲很大,愈發覺得在學校里讀書還不如自學。毛澤東對他認定了的事,是敢于采取哪怕驚世駭俗的行動的。他斷然決然地從湖南全省高等中學校退學,寄居在長沙新安巷的湘鄉會館,每天步行三里路到瀏陽門外定王臺的湖南省立圖書館自學。

他訂了一個龐大的自修計劃。他的學習十分勤奮,像牛進菜園一樣,不停歇地埋頭讀了大量中外書籍。他興趣最大、收獲最多的是西方十八、十九世紀資產階級民主主義和近代科學的著作,如盧梭的《民約論》、達爾文的《物種起源》,特別是嚴復翻譯的書,如亞當·斯密的《原富》、孟德斯鳩的《法意》、赫胥黎的《天演論》、斯賓塞的《群學肄言》等,他幾乎一一讀過,可以說相當集中地接受了一次較為系統的西方近代思想文化的啟蒙教育。他在這個圖書館第一次看到那里墻上掛著的一張世界大地圖,那是每天經過時都要看到的。他才知道世界原來是多么大,中國只是其中的一小部分,湘潭縣在地圖上根本沒有。這個發現,對一個走出鄉關才一年多的知識青年來說,感受該是多么新鮮和強烈!

又一個半年過去了。

毛澤東的自學生活雖然“極有價值”⑩,但已難以為繼。他遇到了難題:父親不支持他這種似乎是漫無目的的讀書,拒絕繼續供給費用。同時,他寄居的湘鄉會館也被占了,住進了些被遣散的湘鄉籍士兵,經常滋事打架。這里不能再住下去了。

他不得不面對現實來設計自己的未來,而對人生的選擇似乎還處于徘徊狀態。這時,他已是不乏閱歷的快滿二十歲的青年了。 


  ① 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06—107頁。

② 毛澤連的回憶(1973年2月),引自高菊村等:《青年毛澤東》,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90年3月版,第8頁。

③ 毛澤東在北戴河同哲學工作者的談話,1964年8月18日。

④ 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09頁。

⑤ 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10、111頁。

⑥ 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10、111頁。

⑦ 蕭三:《毛澤東同志的青少年時代和初期革命活動》,中國青年出版社1980年版,第26頁。

⑧ 毛澤東:《本會總記》,《湘江評論》第4號,1919年8月4日。這里說的“本會”,即湖南學生聯合會。

⑨ 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16頁。

⑩ 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20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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