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五四大潮的洗禮

一九一八年八月十五日，毛澤東和蕭子升、張昆弟、李維漢、羅章龍等二十四名青年，坐火車離開長沙，奔赴向往已久的祖國首都——北京。這是他們第一次走出湖南。

毛澤東為什么要在這個時候到北京去？那是為了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事。恰在毛澤東從一師畢業、面對著選擇今后生活道路的時候，法國到中國招募華工。蔡元培、李石曾等在北京組織華法教育會，搞起赴法勤工儉學運動。楊昌濟此前已到北京大學哲學系任教，把這個消息傳回家鄉。這時湖南的政局十分混亂，政權不斷更迭，“教育摧殘殆盡，幾至無學可求”。毛澤東、蔡和森、蕭子升都覺得這是一條出路，便發動新民學會會員赴法勤工儉學，并派蔡和森先期到京打前站。蔡和森在北京同楊昌濟商量后，又拜訪了北大校長蔡元培，兩次寫信促毛澤東等邀集志愿留法的同志迅速北上。信中特別轉達了楊昌濟的意見：“師頗希望兄入北京大學”，以打下“可大可久之基”。①

八月十九日，毛澤東一行到達北京。隨即會同蔡和森以主要精力從事赴法勤工儉學的準備工作。

這時，湖南陸續到京準備赴法的青年已達五十多人，是全國來的人最多的省份。毛澤東他們發起這個活動時，“并未料到后來的種種困難”。到京后，“會友所受意外的攻擊和困難實在不少，但到底沒有一個人灰心的”②。幾經聯系，華法教育會負責人先后在北京大學、保定育德中學、河北蠡縣布里村、長辛店開辦了留法預備班，接受湖南青年入學。毛澤東起草了一個湖南青年留法勤工儉學計劃，交有關方面協調，還為他們籌措路費而四處奔走。新民學會會員羅學瓚在一封家信中說：“毛潤之此次在長沙招致學生來此，組織預備班，出力甚多。”③

朋友們分赴各預備班學習以后，毛澤東留在北京。同行來京的羅章龍這時考進了北大預科，毛澤東卻沒有按楊昌濟的希望去報考。這可能是出于經濟上的原因，同時也與他一向推崇自學的主張有關。此外，當時教育部還有一個規定，中等師范畢業生不能馬上考大學，先要服務幾年。

不進大學，總得要找一個托足之地，以獲得生活來源。十月間，經楊昌濟介紹，毛澤東認識了當時任北大圖書館主任的李大釗。李大釗安排他到圖書館當一名助理員。每天的工作除打掃外，便是在第二閱覽室登記新到的報刊和前來閱覽者的姓名，管理十五種中外報紙。當時北大教授的月薪大多為二三百元，毛澤東每月薪金只有八元。但這個工作對他來說是相當稱心的，可以閱讀各種新出書刊，結識名流學者和有志青年。

北京是新文化運動的中心。北京大學人才薈萃，又是新文化運動的發源地。校長蔡元培“循自由思想原則，取兼容并包主義”，各種思想、學術在這里爭奇斗艷，新文化運動漸漸進入高潮。這種氛圍，是毛澤東在湖南根本無法接觸到的，對他來說該是怎樣的興奮和刺激！他在這里讀到許多過去從未讀到過的書刊，接觸到許多過去從未接觸過的人物，還積極參加北京大學的兩個學術團體。一個是一九一八年十月十四日成立的新聞學研究會，由《京報》社長邵飄萍發起組織并主講有關辦報的業務知識。這對他以后創辦《湘江評論》是有幫助的。一個是一九一九年一月成立的哲學研究會，由楊昌濟、梁漱溟以及胡適、陳公博等人發起組織，它的宗旨是“研究東西諸家哲學，渝啟新知”④。

毛澤東親眼見到了新文化運動那些著名人物的活動，也結交了一些名人學者。他在湖南一師時就常讀他們的文章，這時自然不放過當面請教的機會。他組織在京的十幾個新民學會會員在北大同蔡元培和胡適座談，“談話形式為會友提出問題，請其答復。所談多學術及人生觀問題”⑤。對陳獨秀，毛澤東是崇拜的，認為“他是五四運動時期的總司令，整個運動實際上是他領導的”。他后來回憶，在第一次到北京期間認識了陳獨秀，并受到很大影響。

他既在李大釗手下工作，李大釗的言論和行誼自然更給他以最直接的影響。這時，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作為一種新學說開始受到社會的關注，李大釗是在古老中國熱情謳歌俄國十月革命的第一人。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毛澤東到天安門廣場親耳聽了李大釗的《庶民的勝利》的演說。十五日，李大釗的這篇演說和他的另一篇文章《布爾什維克主義的勝利》刊登在《新青年》雜志上面。從而使毛澤東開始具體地了解十月革命和馬克思主義。

毛澤東還認識了譚平山、王光祈、陳公博、張國燾這樣一些后來頗為著名的人物，并同來自湖南的北大中文系學生鄧中夏建立了真誠的友誼。他對政治的興趣繼續增大，思想越來越激進。在讀了一些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以后，也很受影響。當時無政府個人主義派的一個代表人物是北大學生朱謙之，他比毛澤東還小六歲。兩人卻頗為投機，朱謙之常常來看望毛澤東，相互討論無政府主義和它在中國的前景。

在北京，毛澤東起初暫住在鼓樓后豆腐池胡同九號楊昌濟先生家中。其他會員分住湖南在京設立的會館。往來相聚，諸多不便。不久，他和蔡和森、蕭子升、羅章龍等七個人搬進景山東街三眼井吉安東夾道七號，八個人擠住在三間民房小屋里，每屋有一鋪通炕，人多炕窄，只能駢足而臥。棉被又大，攤不開，只好合蓋。所以毛澤東后來說他們是“隆然高炕，大被同眠”⑥。生活是清苦而緊促的，但古城北京豐富多采的景色卻是心理上的一種補償。楊先生的女兒楊開慧，更給他以情感的慰籍。毛澤東進一師讀書時，楊開慧只是個十四歲的小姑娘，如今已出落為十八歲的大姑娘了。經常來往于楊先生家里，毛澤東和她的認識逐漸加深，建立起戀愛關系。他們一同漫步在故宮河畔和北海公園，看到了潔白的梅花盛開，還有倒垂湖面的楊柳枝頭懸掛著的冰柱。隆冬時節，毛澤東滿懷興致地要去看一看大海。他約了蕭子暲和羅章龍一同坐車去天津。走到大沽口，只看見一片冰雪，不過仍很滿足。他還到長辛店鐵路機車車輛工廠調查過。這些都給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一九一九年春天，毛澤東要回湖南。原因是母親病勢危重，“不得不趕回服侍”⑦。再則，湖南赴法勤工儉學的青年們結束了半年預備班的學習，就要啟程出洋。三月十二日，毛澤東離開北京。途中轉道上海送別了蔡和森、蕭子升等湖南赴法青年。

這時，他的心情是復雜的。在北京，色彩繽紛的新世界一下子涌現到他的面前，他也許還不能立即同它融為一體，他對一下子接觸到的種種新思想一時也還來不及完全消化。但這些畢竟大大打開了他的眼界，邁出了從湖南走向全中國的第一步。

作為湖南青年赴法的組織者，毛澤東自己卻沒有邁出國門。許多赴法會友都曾懇邀他同行。一些會友到了法國后，還來信勸他出洋。羅學瓚在信中說得更是懇切：“惟弟甚愿兄求大成就，即此刻宜出洋求學。若少遲延，時光既過，人事日多，恐難有多時日求學矣。……潤之兄啊！你是一個有志的人，是我們同伴中所欽佩的人，你如何帶一個頭，權且努力于研究學問的事呢？弟近來想及諸兄如此刻都出外求學，學他十年八載。異日回國，……各抒所學以問世，發為言論作社會之喚醒提倡者。”⑧

他仍然留了下來。他當時怎么解釋已不得而知，稍后在一封信中卻有過明確的說法。他說留在國內探索有許多好處：第一，“看譯本較原本快迅得多”，這不僅不影響吸收西方知識，還有利于在“較短的時間求到較多的知識”。第二，“世界文明分東西兩流，東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內，要占個半壁的地位。然東方文明可以說就是中國文明。吾人似應先研究過吾國古今學說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學才有可資比較的東西”。第三，“吾人如果要在現今的世界稍為盡一點力，當然脫不開‘中國’這個地盤。關于這地盤內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實地的調查及研究。這層工夫，如果留在出洋回來的時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關系，恐怕有些困難。不如在現在做了”⑨。

毛澤東始終是主張出洋，主張吸收西方知識的。就是在上面這封信中，他稱自己“是一個主張大留學政策的人”。往前說，早在新民學會成立時，他就計劃過到日本去⑩。往后說，直到一九二一年九月，他還計劃在國內再作三四年的預備，然后“赴外國求學，至少五年，地點在俄”⑾。

這些設想，都沒有實現。一方面，隨后發生的一個又一個的政治事件接踵而至，吸引著他投身其中，無法脫身。同時，也和他上述對中西方文明的認識有關。在留學成為時尚乃至時髦的風氣中，毛澤東堅持首先要深入了解中國實際國情，才能更好地研究和學習外國，并且對西方文明和東方文明都采取分析的態度，確有其不同流俗之處，這也許是他以后能把馬克思主義中國化的一個重要契機。

一九一九年四月六日，毛澤東帶著許多剛剛學到的新的思想和活動經驗回到長沙，住在修業小學。他的同班同學周世釗在這里任教。經周世釗推薦，校方聘請毛澤東擔任歷史教員，每周上六節課。工資不多，毛澤東覺得這樣也好，可以有更多的時間同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加強聯系，直接投身到社會活動之中。 


　　一個月后，五四運動就爆發了。

中國本是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的戰勝國之一。四月三十日，巴黎和會無視中國的要求，反而把戰敗國德國在中國的山東攫取的權益全部交給日本。消息傳來，北京學生在五月四日首先發動了大規模的游行示威活動，立刻震動了全國。中國人民長期郁積的對帝國主義侵略和政府當局賣國行徑的憤怒，像火山一樣爆發了！

五月九日，長沙的報紙沖破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新聞封鎖，紛紛報道了北京學生的愛國運動。中旬，北京學生聯合會派鄧中夏回湖南聯絡，向毛澤東、何叔衡等介紹了北京學生運動的情況，商量改組現在的湖南學生聯合會，以便發動湖南學生響應北京的愛國運動。據當時已參加新民學會的蔣竹如回憶：“五月二十三日晚上，我正在一師十三班的自習室里復習功課，忽然毛澤東同志把我叫了出去。并告訴我：北京派來了兩個代表，……現在要商量一下怎樣響應北京的學生運動。于是，他邀我和陳書農、張國基等幾個人，到一師后山操坪里，在月光下商談了一陣。決定通過新民學會會員的活動，每個學校舉一個或兩三個代表，于二十五日上午到楚怡小學開會。第二天，我們便分途進行，通知各校推派代表。”⑿

五月二十五日，張國基、易禮容、彭璜等二十余名各校學生代表匯集楚怡小學，毛澤東向他們介紹了鄧中夏后，便由鄧通報北京學運情況。會議最后決定：成立新的湖南學生聯合會，發動學生總罷課。三天后，湖南學生聯合會正式成立。六月三日，在學聯的組織下，長沙二十所學校學生統一罷課，并向北京政府提出了拒絕巴黎和約、廢除一切不平等條約等六項要求。

學生聯合會的會址設在湖南商業專門學校，該校學生、新民學會會員彭璜任會長。它的工作人員也大多是新民學會會員。毛澤東住的修業小學離商專很近，有時就住在商專就近指導。“可以說，他是這個富有戰斗性的新的學生組織的實際領導者”⒀。

七月九日，由湖南學聯發起，成立湖南各界聯合會。它以“救國十人團”為基層組織，當月已發展到四百多個。這對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思想的提出，可能也會有影響的。

五四運動使一些先進分子帶著頭腦中積存下來的問題開始更深入的思索。他們下工夫研究并介紹各種新思想。全國各種宣傳新思潮的刊物如雨后春筍般涌現出來。湖南長沙各校也出版了十多種刊物，如《新湖南》、《女界鐘》、《岳麓周刊》等，但影響都不大。湖南學聯根據毛澤東的提議，決定創辦《湘江評論》雜志，并聘請他擔任主編和主要撰稿人。毛澤東準備了十多天，《湘江評論》創刊號在七月十四日正式出版了。它標明自己“以宣傳最新思潮為主旨”，辟有“東方大事述評”、“西方大事述評”、“湘江雜評”、“世界雜評”、“放言”、“新文藝”等欄目，全用白話文。該刊共出五期。

二十五歲的毛澤東全力投入《湘江評論》的編輯工作。預約的稿子常不能收齊，他只好代筆補白。那時正是酷暑時節，蚊叮蟲咬，一般人不勝其苦，而毛澤東總是揮汗疾書，常至夜半。一天早上，太陽出來老高了，商專學生易禮容來找毛澤東，他還未睡醒。易禮容掀開蚊帳，不料驚動了一群臭蟲，“它們在他用作枕頭的暗黃色線裝書上亂竄，每一只都顯得肚皮飽滿”⒁。這種情況，想來不止一夜。一個多月內，毛澤東竟為《湘江評論》寫了四十篇文章。文章寫好了，還要自己編輯，自己排版，自己校對，有時還得親自上街叫賣。他此時的生活異常艱苦。修業小學給他的薪水除吃飯外就沒有剩余，他的行李只有舊蚊帳，舊被套，舊竹席，身上的灰布長衫和白布褲穿得也很破舊。在這種窘困生活中，青年毛澤東的思想探索卻進入最活躍的狀態。

一個時代潮流發生急速轉折的歷史時刻，引起人們思想上的震蕩和變動，無論在廣度上和深度上，是平時多少年都難以比擬的。

毛澤東撰寫的《湘江評論》“創刊宣言”，很能反映他在這個時候的思想和心情。他熱情歡呼：“時機到了！世界的大潮卷得更急了！洞庭湖的閘門動了，且開了！浩浩蕩蕩的新思潮業已奔騰澎湃于湘江兩岸了！順他的生。逆他的死。如何承受他？如何傳播他？如何研究他？如何施行他？這是我們全體湘人最切最要的大問題，即是‘湘江’出世最切最要的大任務。”

毛澤東是怎樣傳播和研究這股新思潮的呢？他把近代以來世界上發生的社會變革歸結為一點：“各種改革，一言蔽之，‘由強權得自由’而已。各種對抗強權的根本主義，為‘平民主義’”。用平民主義打倒強權統治，這是他當時的思想基調。

以往，毛澤東一直著重致力于從精神方面來探討宇宙的“大本大原”，用以解釋一切，很少注意決定精神觀念的社會物質基礎。如今，在五四運動大潮的有力沖擊下，他的視野頓時變得開闊了。用他自己的話來說：“自‘世界革命’的呼聲大倡，‘人類解放’的運動猛進，從前吾人所不置疑的問題，所不遽取的方法，多所畏縮的說話，于今都要一改舊觀，不疑者疑，不取者取，多畏縮者不畏縮了。”他開始轉向現實問題的研究，關注的焦點也轉向整個社會的改造問題了。

他意識到：“世界上什么問題最大？吃飯問題最大。”⒂“社會制度之大端為經濟制度”⒃。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所賴以維持自己的特殊利益，剝削多數平民的公共利益者”，無非就是“知識”、“金錢”和“武力”這樣一些東西⒄。顯然，毛澤東的思想向前跨出了一大步，已開始走向歷史唯物主義并以此觀察社會歷史。他表示，今后要“踏著人生社會的實際說話”，“研究實事和真理”⒅。

毛澤東在《湘江評論》上發表的最重要的文章，是長篇論文《民眾的大聯合》，連載于第二、三、四期上面。在這篇文章中，他第一次公開贊頌了俄國十月革命及其影響。他說：“俄羅斯打倒貴族，驅逐富人，勞農兩界合立了委辦政府，紅旗軍東馳西突，掃蕩了多少敵人，協約國為之改容，全世界為之震動。”

以往，毛澤東的主要注意力一直在教育圈子里，總是極力推崇圣賢在歷史上的創造作用，殷切期待“大哲學家”、“大倫理學家”出世，擔當起改造人們思想和世界的重任。如今，他感到需要有一個“透底的變化”了。從十月革命和五四運動的歷史實際中，他開始看到過去他沒有發現的人民大眾顯示出來的巨大力量，開始覺得許多人雖然“辦了些教育，卻無甚效力”，從而明確提出實行社會改造的“根本的一個方法，就是民眾的大聯合”，“因為一國的民眾，總比一國的貴族資本家及其他強權者要多”，而且“歷史上的運動不論是哪一種，無不是出于一些人的聯合。較大的運動，必有較大的聯合”。民眾聯合的基礎是什么？是由于有著反抗壓迫者的“共同的利益”。為此，他號召占中國人口大多數的農民聯合起來，為減輕地租捐稅、解決吃飯問題而進行抗爭；號召學生、教員、婦女各界根據自己的切身利益和要求聯合起來，最終實現民眾的大聯合。他在這篇文章中作為主詞使用的，不再是“我”如何，而是“我們”。這種用語上的差別，在相當程度上也反映了他思想上的深刻變化。

從這以后，他再也不是只看重單純個人的力量，而總是把自己置身于民眾之內，依靠民眾的大聯合，來實現救國救民的理想。這是他思想上的一個重大變化。

關于民眾聯合起來后的行動方法，毛澤東說存在著兩種主張。一種是以馬克思為首的激烈派，一種是以克魯泡特金為首的溫和派。他當時的思想矛盾在于：一方面稱頌十月革命，另一方面又不贊成用暴力革命的方式來打倒強權。后一點，在他當時的思想中顯得更為突出，在《創刊宣言》中被作為行動方針提了出來：“主張群眾聯合，向強權者做持續的‘忠告運動’，實行‘呼聲革命’——面包的呼聲，自由的呼聲，平等的呼聲，——‘無血革命’。”他不贊成暴力革命，是想避免社會“起大擾亂”，還覺得強權者也是人，是我們的同類，如果用強權打倒強權，結果得到的仍是強權。

一個人思想上發生劇變，常常需要經歷一個復雜的蛻變過程，不是一步就可跨到的。毛澤東在這時選擇的仍是溫和的改良道路，覺得“這派人的意思更廣、更深些”⒆。

然而，軍閥統治下的現實，卻毫不“溫和”。八月中旬，《湘江評論》第五期剛剛印出，便遭到湖南督軍張敬堯的查禁，罪名是宣傳“過激主義”，被迫停辦了。湖南學聯也同時被強行解散。

這個雜志只存在一個多月，在湖南卻發生了很大影響。創刊號印了兩千份，立刻賣完了，再印兩千份，仍不能滿足需要。不少進步青年，如任弼時、郭亮、蕭勁光，就是在《湘江評論》的直接影響下開始覺悟的。這個雜志，在省外也引人注目。北京、上海、成都的一些報刊，都轉載過它的文章。在北京出版的《每周評論》第三十六期，刊載一篇文章《介紹新出版物》說：“現在新出版的周報和小日報，數目很不少了。……現在我們特別介紹我們新添的兩個小兄弟。一個是長沙的《湘江評論》，一個是成都的《星期日》”。“《湘江評論》的長處是在議論的一個方面。第二、三、四期的《民眾的大聯合》一篇大文章，眼光很遠大，議論也很痛快，確是現今的重要文字。”這期《每周評論》的主編和這篇介紹文章的作者，正是胡適。

這時的胡適，在《每周評論》上和李大釗進行著“問題與主義”的論爭。這次論爭，標志著五四新文化運動內部開始分化。論爭雙方的主要人物都是毛澤東所敬重的，對這場論爭的實質，他似乎一時還不能完全了解。從根本上說，他一向看重要探求事物的“本原”或“大本大原”，不能只是枝節地去解決問題。他當時寫道：“問題之研究，須以學理為根據。因此在各種問題研究之先，須為各種主義之研究。”⒇他又是注重實際的，所以并不忽視對種種具體社會問題的研究。

毛澤東聽過胡適關于實驗主義的講演，曾把實驗主義列為近代思想變革的標志之一。他計劃籌組一個問題研究會，并起草了一個章程，于九月一日發向各地，鄧中夏還把它發表在《北京大學日刊》上。這個《章程》提出了需要研究的七十一項問題，涉及政治、經濟、歷史、國際、技術等許多方面。恰在這時，長沙一個叫趙五貞的女學生不滿父母包辦婚姻，在花轎里割頸自殺，轟動了社會。毛澤東立即抓住這個事件，讓剛剛加入新民學會的周南女校學生李思安等去調查，于十一月十六日至二十八日在《大公報》上連續發表九篇文章，對封建婚姻制度、婦女解放的問題做了一番扎扎實實的分析研究，激勵人們奮起反抗黑暗的封建社會。

社會主義，在五四運動后期已逐步成為進步思想界的主流。但當時人們眼中的社會主義，既有馬克思主義，也有無政府主義，如克魯泡特金的互助論，日本武者小路實篤的新村主義，俄國托爾斯泰的泛勞動主義，流行于北美的工讀主義等等。它們實際上是小資產階級空想社會主義的混合物。一切都在討論和試驗之中，毛澤東也在比較和試驗之中。在當時諸種思潮中，無政府主義一度占據優勢。因為它在中國這塊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中具有更廣泛的社會基礎，同時比馬克思主義的傳播也占先了一步。在我國早期的共產主義的知識分子中，許多人都一度傾向于無政府主義。

無政府主義是毛澤東走上科學社會主義的旅程中經歷過的一個中間環節。

一年前，一九一八年六月毛澤東從一師畢業后，就曾偕同蔡和森、張昆弟等人，寄居岳麓書院半學齋湖南大學籌備處，踏遍岳麓山的各個鄉村，想建立一個半工半讀、平等友愛的新村。他們在這里自學，相互討論改造社會的問題，自己挑水拾柴，用蠶豆拌和大米煮著吃。這一實驗，很快因組織赴法勤工儉學的事情中斷了。

到北京后，毛澤東又讀了一些無政府主義的小冊子。一九一九年三月，周作人在《新青年》上發表《日本的新村》，說新村“實在是一種切實可行的理想”。接著，北京大學的王光祈等又組成三個類似新村的“工讀互助團”，試圖用這種和平的、以典型示范的方式來創建新生活和新社會。這些，在青年中產生了相當廣泛的影響。初到北京的毛澤東也受到它的感染。

他回到湖南后，雖然一直忙于學生運動和辦刊物，但仍草擬了一個頗為詳細的“新村”建設計劃，作為他改造社會的一種構想。一九一九年十二月一日，他把其中的《學生之工作》一章公開發表在《湖南教育月刊》上。

毛澤東是這樣來設計他的理想社會藍圖的：創造新學校，實行新教育，讓學生們在農村半工半讀；再由這些新學生，創造新家庭，把若干個新家庭合在一起，就可創造一種新社會；在這個社會里，設立公共育兒院，公共蒙養院，公共學校，公共圖書館，公共銀行，公共農場，公共工廠，公共劇院，公共病院，公園，博物館等等；以后，把這些一個個的新社會連成一片，國家便可以逐漸地從根本上改造成一個大的理想的新村。他在這篇文章中寫道：“今不敢言‘模范國’、‘模范都’、‘模范地方’，若‘模范村’則誠陳義不高，簡而易行者矣。”(21)這種主張同他在《湘江評論》上提倡的“無血革命”是一脈相承的。毛澤東認為，岳麓山一帶，是實施新村建設的最適宜之處。他把《學生之工作》公開發表出來，目的是希望得到社會的關注。

毛澤東這個建設新村的夢想還沒有來得及嘗試付諸實施，就被現實生活中極其緊迫的驅逐張敬堯的斗爭打斷了。這是客觀環境迫使他這樣做的。

張敬堯是皖系軍閥，一九一八年三月率北洋軍進入湖南就任督軍。主政湘事期間，作惡多端。如：縱兵劫搶，濫發紙幣，盜押礦產，強種鴉片，鉗制輿論，勒索軍餉，偽造選舉等等，五四運動爆發后，始終敵視湖南人民的愛國運動。“張毒不除，湖南無望”，湖南人民從心底發出了反抗的呼聲。

毛澤東正從事教育工作和輿論鼓吹，張敬堯卻蠻橫地摧殘教育并封禁了《湘江評論》。這些，也不能不給予毛澤東強烈的刺激，使他難以平靜下來。當八月中旬張敬堯強迫解散學聯時，他就開始考慮進行一場驅張運動。九月中旬，毛澤東在商專召集原學聯干部醞釀驅張問題，指出北洋軍閥內部直、皖兩系內訌是驅張的大好時機，湖南學生要做驅張運動的主力，盡可能策動教員和新聞界人士支援。他明確地把驅張運動視為愛國運動的繼續和深入。

十二月二日，重新恢復的湖南學聯聯絡各界代表在教育會坪舉行第二次焚毀日貨示威大會，遭到張敬堯軍隊的武力鎮壓。這一事件更激怒了湖南人民。毛澤東連續兩天參加長沙各界教職員代表和學生代表的會議。六日，學聯公開發表驅張宣言，長沙中等以上學校學生決定一致罷課。

一場聲勢浩大的驅張運動就這樣正式開始了。

這是毛澤東獨當一面地發動起來的第一次有廣泛社會影響的政治運動。他以小學教師的身分成為這場驅張運動的主要領導人。在長沙各校總罷課的同一天，派出驅張代表團，分赴北京、衡陽、常德、郴州、廣州、上海等處請愿聯絡。

一九一九年十二月十八日，毛澤東率領赴京的驅張代表團到達北京，住在北長街一個叫福佑寺的喇嘛廟里。這是他的第二次北京之行。

到京后，經與各方協商，組成了“旅京湖南各界聯合會”及“旅京湘人驅張各界委員會”。毛澤東很注重新聞輿論的力量，又成立了平民通訊社，自任社長，起草發出大量驅張的稿件、呈文、通電、宣言，分送京、津、滬、漢各報發表。

為了要求撤懲張敬堯，代表團在京先后進行過七次請愿活動。毛澤東還作為請愿代表，義正詞嚴地向北洋政府國務總理靳云鵬提出了驅張要求。

毛澤東的名字頻頻出現在報上各種驅張通電和新聞里。他的社會活動能力和政治才干越來越引人注意。日益病重的楊昌濟特地致信當時任廣州軍政府秘書長、南北議和代表的章士釗，推薦毛澤東和蔡和森，說：吾鄭重語君，二子海內人才，前程遠大，君不言救國則已，救國必先重二子。

可惜，毛澤東的這位恩師不久就病逝了。毛澤東曾多次到醫院探護楊昌濟。楊昌濟病逝后，他到法源寺與楊開智、楊開慧兄妹一起守靈，并發起募捐，撫恤遺屬，操辦后事。一九二○年一月二十二日，又同蔡元培、章士釗、楊度等聯名在《北京大學日刊》發出《啟事》，公布楊昌濟病逝的消息，介紹他的生平。

驅張運動發生了明顯效果。張敬堯的罪行逐漸大白于天下。在各方一致聲討下，他的日子越來越不好過。但最終迫使張氏溜出湖南的，靠的還是直系軍隊和湘軍的武力威脅。已參加國民黨的譚延闿在南方政府的旗號下率湘軍再入長沙。時間是一九二○年六月。

在一九二○年六月，新民學會會員易禮容從武昌給毛澤東寫來一封信，認為包括驅張在內的“這兩年的運動，效力還不十分大”，今后“要預備充分的能力”，“鍛煉一班好同志”，才能實行自己的主張。毛澤東曾在這封信前加了一個按語，對自己傾全力投入的驅張運動作了反思。他說：“驅張運動只是簡單的反抗張敬堯這個太令人過意不下去的強權者”，但驅張“也是達到根本改造的一種手段”(22)。

的確，第二次北京之行，是為著驅張而來。但毛澤東卻是把驅張放到改造社會的整個方案中去思考的。湖南究竟應該如何改造？中國究竟應該如何改造？新民學會應該向何處發展？這些，都是盤旋在他腦際的大問題。

對新村式的改良，毛澤東仍保持著一定的熱情。到北京后，他就和王光祈等發起的少年中國學會取得聯系，并正式加入了這個團體。一九二○年二月，他饒有興趣地參觀了王光祈試辦的女子工讀互助團，并寫信向長沙的新民學會做了介紹，說：“覺得很有趣味！但將來的成績怎樣？還要看他們的能力和道德力如何，也許終究失敗（男子組大概可說已經失敗了）”。(23)一種學理是否正確，最終要靠實踐來檢驗。看來，毛澤東對工讀互助運動，既喜歡又茫然。他還需要繼續觀察它在實踐中的效果。他曾到周作人的寓所，拜訪這位中國新村運動的倡導人。談話內容，不見記載，但可以推想也是以“新村”為主要話題的。

驅張以后，湖南怎樣建設？毛澤東起草了一份改良性質的《湖南建設問題條件商榷》，于三月十二日寄給在京的老師黎錦熙，表示這些雖然是“枝枝節節的向老虎口里討碎肉”，不是“根本解決”的辦法，但在中國如果連這樣一些事也不去做，“便覺太不好意思了”。

驅張以后，一班志同道合的湖南進步青年做什么？毛澤東設想，自己邀上一些人，租一所房子，辦一個自修大學，試試看，在里面“實行共產的生活”(24)。

這個時候，毛澤東和李大釗接觸更是頻繁。他們多次討論了赴俄留學和女子留學之事。毛澤東在一九四九年進北平前，還在西柏坡這樣講到李大釗：“在他的幫助下，我才成為一個馬列主義者。”由于李大釗的影響，他對布爾什維克主義有了越來越濃厚的興趣，很注意報刊上發表的介紹馬克思主義的文章，特別留心搜尋和閱讀了那時能夠找到的為數不多的中文版馬克思主義書籍。當時，和毛澤東交往甚密的鄧中夏、何孟雄、羅章龍等舉辦的“亢慕義齋”（意即共產主義小室），油印了劉仁靜翻譯的《共產黨宣言》。一九二○年一月四日下午，黎錦熙到北長街九十九號福佑寺平民通訊社會晤毛澤東，在他工作的香案上便看到一本《共產黨宣言》，還有一堆關于社會主義的新書刊。他二月間給在湖南的陶毅的信中說：“即我，歷來狠懵懂，狠不成材，也狠少研究。這一次出游，觀察多方面情形，會晤得一些人，思索得一些事，覺得這幾種問題，狠有研究的價值。”三月十日下午，毛澤東又前往黎錦熙住處長談到深夜，討論改造中國究竟應該選擇哪一種社會主義的問題，黎錦熙也主張中國的問題應該從“根本解決”下手。

毛澤東的思想發生了很大的變化，但對問題如果不經過自己的深思熟慮和透徹了解，他是不肯輕易地作出判斷的。問題越重要，就越是如此。他覺得，自己對于“種種主義，種種學說，都還沒有得到一個比較明了的概念”(25)。通過驅張運動的實踐，再加上對馬克思主義的進一步了解，他意識到，“好多人講改造，卻只是空泛的一個目標。究竟要改造到哪一步田地（即終極目的）？用什么方法達到？……這些問題，有詳細研究的卻很少”。自己也一樣，未曾詳細研究，因此如同“睡在鼓里”(26)。

然而，這時的毛澤東，似乎一時還不愿去做“詳細研究”。他歷來不是一個只從書本里尋求真理的人，再加上他“腦子不能入靜”(27)，更想做的還是在他看來更現實的一些具體事情。一九二○年四月一日，“湖南改造促成會”在上海成立。這是一個尋求如何改造和建設湖南的群眾性政治團體。由彭璜、毛澤東等新民學會會員發起，由旅滬的一些新聞界、教育界人士組成。毛澤東決定到上海，同彭璜率領的驅張代表團會合，商討下一步的行動計劃。同時，蕭三等第二批赴法勤工儉學的會員也將要從上海啟程，可以乘便送行。

四月十一日，毛澤東離京赴上海。中途，他特意下車去游覽了孔子的故鄉——曲阜，還登了泰山。對孔子這一位中華民族傳統文化的重要代表人，他仍懷著一種特殊的感情。

二十五天后，五月五日，毛澤東一行到達上海，住在哈同路民厚南里二十九號（今安義路六十三號）。這時，新民學會從北京、長沙、天津到上海的會員達十二人。五月八日，由毛澤東主持，在半淞園開了一天會，送別赴法會友，同時討論了會務。討論中得出的主要結論是：“學會態度：潛在切實，不務虛榮，不出風頭”。“潤之主張……會友各個向各方面去創造各樣的事”。(28)五四時期，不少講新思潮的青年，常常耳食了些新名詞，立刻生吞活剝，虛驕浮躁地大發種種議論。新民學會這次討論會強調“潛在切實”，正是有感而發。大家還議定了介紹新會友的四個條件：純潔、誠懇、奮斗、服從真理。“這日的送別會，完全變成一個討論會了。天晚，繼之以燈。但各人還覺得有許多話沒有說完。”(29)

五月十一日，在滬會友送別了蕭三等六人。毛澤東還想試一試他一度醉心的工讀互助生活，和彭璜、張文亮幾個人在民厚南里租了幾間房子，實驗過互助工讀團的生活。他們共同做工，共同讀書，有飯同吃，有衣同穿。毛澤東擔任洗衣服和送報紙的工作。經過親身實踐，他很快察覺這種團體生活中難以克服的弊端，立刻寫信告訴北京的黎錦熙，“工讀團殊無把握，決將發起者停止。”(30)

上海之行的主要目的是商討湖南建設問題。毛澤東同彭璜等幾經討論，草擬了《湖南人民自決宣言》，在上海的《天問》周刊及《時事新報》發表。六月十一日，湘人痛恨的張敬堯被逐出長沙，湖南政局發生重大變化。如何在湖南建設民治這個新問題，立刻提到湖南人的面前。十四日，毛澤東將原先寫好的《湖南改造促成會發起宣言》發表于上海《申報》。這個月內，毛澤東還接連在上海《時事新報》上發表《湖南人再進一步》、《湘人為人格而戰》、《湖南改造促成會復曾毅書》等文章，闡明他的主張。毛澤東深深感到，張敬堯走了，還會有新的張敬堯回來。根除的辦法是廢除督軍，裁減兵員以“推倒武力”統治；以銀行民辦、教育獨立、自治建設及保障人民權利等，達到“實行民治”的目的。這樣做的先決條件，是“湖南的事，應由全體湖南人民自決之”。他認為，一省一省的問題解決了，將來合起來便可以得到全國問題的總解決。

陳獨秀這時也在上海，正同李達、李漢俊等籌組上海共產主義小組。毛澤東向陳獨秀談了“湖南改造促成會”的一些計劃，征求意見。談話中，自然也談到馬克思主義的問題。毛澤東后來回憶說：“他對我的影響也許超過其他任何人。”“陳獨秀談他自己的信仰的那些話，在我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對我產生了深刻的印象。”(31)

在他“一生中可能是關鍵性的這個時期”，和南陳北李這兩位當時中國思想界的巨人相繼晤談，可說是毛澤東第二次離開湖南的巨大收獲。他又要回湖南了，他這時的事業還在湖南。 


　　六月二十六日，張敬堯軍隊全部撤出湖南省境。在外從事驅張活動的湘籍人士相繼回到長沙。七月七日，毛澤東經武漢返回后，應聘擔任第一師范附屬小學的主事（校長），不久，又被聘為第一師范的國文教員兼一個班的級任（班主任）。這時，他的心情是愉快的。

回湘后，毛澤東就著手辦兩件大事，一件是關于當前的，一件是關于長遠的。

關于長遠的，他著力于新文化、特別是馬克思主義的宣傳，把眼光主要地轉向俄國。還在北京的時候，毛澤東便兩次寫信告訴長沙的新民學會會員，表示自己不打算到法國勤工儉學，而準備“往俄”。“何叔衡想留法，我勸他不必留法，不如留俄。”毛澤東還準備在兩三年后組織一個“留俄隊”，他說：“我為這件事，腦子里裝滿了愉快和希望，所以我特地告訴你”。(32)為什么想要去俄國呢？因為“俄國是世界第一個文明國”(33)。

回到長沙，毛澤東抓的第一件大事，就是同易禮容等創辦文化書社。七月三十一日，湖南《大公報》發表毛澤東起草的《文化書社緣起》，宣稱：“湖南人現在腦子饑荒實在過于肚子饑荒，青年人尤其嗷嗷待哺。文化書社愿以最迅速、最簡便的方法，介紹中外各種最新書報雜志，以充青年及全體湖南人新研究的材料。”文化書社所面對的工作對象，比新村和自修大學時要廣得多。他當時說的新思想、新文化，也不再是寬泛的“新思潮”。他說：“不但湖南，全中國一樣尚沒有新文化。全世界一樣尚沒有新文化。一枝新文化小花，發現在北冰洋岸的俄羅斯。”可以看出，他已經把中國和世界的希望開始寄托在馬克思主義指引下的俄國十月革命的榜樣上。

他們租了長沙潮宗街湘雅醫學專門學校的三間房子，作為文化書社的社址，還請剛剛就任湖南督軍的譚延闿寫了招牌。毛澤東以“特別交涉員”的身分，多方籌借資金，努力擴大營業范圍，先后和省外六七十個單位發生業務往來。文化書社經營的書刊，如《新俄國之研究》、《勞農政府與中國》、《馬克思資本論入門》、《社會主義史》等譯著，以及上海共產主義小組編輯的刊物《勞動界》，都體現了毛澤東追求的“新文化”的希望之光。這些書刊都很暢銷，社里總是供不應求，反映出當時湖南社會中對介紹新思潮的出版物的迫切需求。文化書社社址，后來事實上也成了湖南共產主義小組對內對外的秘密聯絡機關。

創辦文化書社后，毛澤東又和方維夏、彭璜、何叔衡等籌組了湖南俄羅斯研究會。八月二十二日，籌備會議在長沙縣知事公署舉行，確定以“研究俄羅斯一切事情為宗旨”。具體工作安排是發行《俄羅斯叢刊》，派人赴俄實地考察，提倡赴俄勤工儉學。九月十五日，湖南俄羅斯研究會在文化書社正式成立，毛澤東被推為書記干事。經毛澤東推薦，湖南《大公報》連續轉載了上海《共產黨》月刊上的一批重要文章，如《俄國共產黨的歷史》、《列寧的歷史》、《勞農制度研究》等，在青年中產生廣泛影響。俄羅斯研究會還先后介紹了劉少奇、任弼時、蕭勁光等十六名進步青年到上海外國語學校學習俄語，然后赴俄國留學。

關于當前的，是和驅張運動一脈相承而來的湖南自治運動。這是毛澤東回長沙后投入的第二件大事。

當時的中國，北洋軍閥政府腐敗而又專橫，打著“武力統一”的旗號，連年發動對南方的征伐戰爭，許多人自然把希望寄托在地方自治或聯省自治上面。李大釗、陳獨秀等也曾表示贊同。李大釗甚至說過：“依我看來，非行聯治主義，不能改造中國。”(34)這種流行的政治主張對毛澤東的影響是不小的。在北京，他就同羅章龍討論過，想把湖南搞成中國的先進地區，就像西方古希臘的斯巴達、德國的普魯士那樣。(35)從上海回湖南后，盡管他已向馬克思主義急速轉變，但對社會改良的手段仍抱有某些期望。不在實踐中嘗試一下，人們是很難輕易放棄自己選擇過的思想武器的。

毛澤東回到湖南后，曾在七月九日給胡適的信中興奮地說：“湘自張去，氣象一新，教育界頗有蓬勃之象。”七月二十二日，新任湖南督軍的譚延闿發表了被稱為各省自治運動“嚆矢”的“祃電”，聲稱將采取“湖南自治”、“還政于民”的政策。他的目的是籠絡人心，維護他還沒有鞏固的統治，抵制北洋軍閥政府的再度干預。但湖南社會各界，由于長期深受北洋軍閥之苦，由于譚延闿當時打著反對北洋軍閥的旗號，作出一些開明的姿態，再加上毛澤東等此前對湖南自治的廣泛宣傳，許多人對譚的諾言寄予很大希望。各種社團和知識界人士紛紛發表主張，提倡“民治主義”、“湖南自治”。

譚延闿發表“祃電”時，毛澤東正在韶山鄉下休息。九月一日，他趕回長沙，立即參加湖南自治的討論。一個多月時間里，他個人或聯名在長沙《大公報》和上海的報紙上連續發表十四篇文章，系統地提出實現湖南自治的具體主張。

譚延闿宣布湖南自治，有意把“湘人治湘”和“湘人自治”相混淆，實質是想借湖南人的家鄉觀念，為他們這批本省籍的官僚政客包辦湖南政治開路。毛澤東提出，湖南人民要求的，不是“湘人治湘”，而是“湘人自治”。因為“湘人治湘”是“把少數特殊人做治者，把一般平民做被治者；把治者做主人，把被治者做奴隸。”(36)他要求把“湖南自治”搞成發自下層的政治運動。他心目中的榜樣是俄國，“俄國的政治全是俄國的工人農人在那里辦理”(37)。

湘人自治采取什么形式呢？毛澤東設想了一個“湖南共和國”的方案。他說：我們主張“湖南國”的人，并不是一定要在字面上改一個名稱，“只是要得到一種‘全自治’，而不以僅僅得到‘半自治’為滿足。”(38)他覺得實行全國總建設一時還完全無望，最好的辦法是“索性分裂去謀各省的分建設”，先和正處于混亂中的“大中國”脫鉤，待十年二十年各國“分建設”好了，再搞“徹底的總革命”(39)。“這實是進于總解決的一個緊要手段。”(40)

毛澤東號召湖南帶個頭，率先建立“湖南共和國”。他認為，湖南在驅張成功后，已經擺脫了北洋軍閥的統治，有可能率先這樣去做。他設想：在這個國家里，廢除軍閥統治，建立以民為主的真政府。自辦銀行，自置實業，自搞教育，健全縣、鄉自治機關，成立工會、農會，保障人民集會、結社、言論、出版自由權利，等等。

毛澤東這種近乎驚世駭俗的構想是大膽的，但又是空想的。它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毛澤東思想上還存在的內在矛盾：這個用來率先示范的“湖南共和國”其實近似一種放大了的“新村”；由各種社會團體和各界人士聯合起來，用輿論的力量來推動譚延闿實行湖南自治，又近似他在《湘江評論》創刊宣言中所鼓吹的“呼聲革命”。只要有機會，他都還想試一試。

湖南自治的輿論聲勢已成。毛澤東希望能進一步推動起一種實際的社會運動。與此同時，譚延闿也擔心呼聲日高的自治運動發展下去后，他會控制不住，就匆忙地在九月十三日召集“自治會議”，決定由省政府和省議會各推舉若干人充任“湖南自治會”的起草員，來草擬一部“省憲法”，然后召開制憲會議。毛澤東當然不能罷手。形勢的發展，迫使他越來越深地卷入到實際運動中去。

譚延闿官辦自治的方案剛發表，毛澤東、彭璜和《大公報》主編龍兼公就動議搞一個民辦自治的文件。稿成后題為《由“湖南革命政府”召集“湖南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湖南憲法”以建設“新湖南”之建議》。這個文件利用譚延闿原來所作的開明姿態，承認譚延闿為首的湖南省政府“實在是一個革命政府”，認為在這“千載一時的機會”，由這個政府召開人民憲法會議是比較現實的。同時提出：人民憲法會議代表，必須實行直接的平等的選舉，每五萬人中產生一個。由人民憲法會議制定憲法，根據憲法產生正式的湖南議會、湖南政府以及縣、區、鄉自治機關。至此，“新的湖南乃建設告成”。

這個文件于十月五日至六日在長沙《大公報》上公開發表，簽名者達三百七十七人，幾天后增加到四百三十六人。毛澤東為實施這個文件多方籌劃奔走。七日，他參加湖南學聯召開的省城各團體、各報館代表聯席會議，決定雙十節舉行自治運動游行請愿，推舉龍兼公、毛澤東起草《請愿書》。八日，他又出席省教育會召集的“第二次籌備自治運動之各界聯系會議”，到會代表四百三十六人，由毛澤東擔任主席，詳細討論了憲法會議選舉和組織法要點，并推舉方維夏等將討論結果提交湖南省政府。

十月十日，長沙近兩萬群眾冒著大雨上街游行。到達督軍府門前時，彭璜等代表向譚延闿遞交了毛澤東起草的《請愿書》，要求迅速召開人民制憲會議。在省議會門前，出于對包辦“制憲”的不滿，還有人扯下了省議會的旗幟。

譚延闿接下了《請愿書》，但對所提各項要求卻在事后斷然拒絕。十一月下旬取譚而代為湘軍總司令的趙恒惕，更撕下開明的偽裝。他們知道毛澤東是這場運動的關鍵人物，便制造謠言，說是毛澤東扯下了省議會的旗幟，還想搗毀省議會。警察廳隨即把毛澤東召去詰問，想借此造成一種高壓的恐怖氣氛。毛澤東不得不在《大公報》上登出《辯證函》，鄭重聲明：“無論何人，不得于我之身體及名譽有絲毫侵犯。”

警察沒有再采取什么行動。但一場以和平請愿方式進行的好似與虎謀皮的自治運動，也從此一蹶不振，不了了之。 


　　無情的事實迫使毛澤東冷靜下來。他似乎也有些心力交瘁，告訴朋友，“我的生活實在太勞了”(41)。十一月下旬，他決定離開省城休息些日子，到了江西萍鄉。

在萍鄉，毛澤東又從行動回到了思考。原來設想的路走不通了，必須另外開辟一條新路。他一向是個善于從失敗中吸取教訓、能夠在探索中不斷揚棄那些不符合實際的想法的人。

十一月二十五日，他在同一天給向警予、歐陽澤、羅章龍、李思安、張國基等新民學會會員寫了五封信。其中三封信的主要內容是總結湖南自治運動的失敗教訓。

給向警予的信說：“幾個月來，已看透了。”并且從這個失敗中得出結論：“政治改良一途，可謂絕無希望。吾人惟有不理一切，另辟道路，另造環境一法。”

給李思安的信說：我們須“另造環境，長期的預備，精密的計劃。實力養成了，效果自然會見，倒不必和他們爭一日的長短。”這個“他們”，自是指譚延闿、趙恒惕之流。

給羅章龍的信說：“要造成一種有勢力的新空氣”，新民學會須“變為主義的結合才好。主義譬如一面旗子，旗子立起了，大家才有所指望，才知所趨赴”。

毛澤東總是扎扎實實地走自己的路。這是又一次的自我剖析和揚棄。事實的教訓，使他終于擺脫開對社會改良道路的最后一點幻想，使他更加義無反顧地走上革命的道路，下這個決心實在是不容易的。一旦下定了決心，他再也沒有回過頭。

到十一月底，他還做完了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他把新民學會會員之間的往來通信，編輯成兩冊，并在一些信件上寫了提要或按語，在十二月間印制出來。這是對他和新民學會兩年多來思想探索的道路做了一個總結性的回顧。

毛澤東在《通信集》中一封討論驅張運動和自治運動的信件上加寫了一段重要的話：“這兩種運動都只是應付目前環境的一種權宜之計，決不是我們的根本主張，我們的主張遠在這些運動之外。”

這些運動之外的“主張”是什么呢？毛澤東提出：新民學會要開始“從事于根本改造之計劃和組織，確立一個改造的基礎，如蔡和森所主張的共產黨。”(42)

這時的蔡和森，正在法國。自一九二○年五月上海半淞園會議之后，新民學會會員主要分在法國和長沙兩地活動。留法的會員到這年冬天已達到十八人。第一批赴法的蔡和森等已能閱讀法文書刊，“猛看猛譯”了幾十種革命書刊。這使他們接受馬克思列寧主義比毛澤東等稍早一點，也更深一些。上海半淞園會議要求法國會友定期會集，組織座談。蕭三把這個精神帶了到法國。一九二○年七月五日至十日，法國的新民學會會員十五人，集中到巴黎附近的蒙達爾尼開會，通過以“改造中國與世界”為學會方針。在如何進行改造的道路上，出現了以蔡和森為代表的激烈派和以蕭子升為代表的溫和派的爭論。會議委托蔡、蕭二人將兩種意見寫信告訴國內的毛澤東等。

蕭子升的信寫于八月初。他表示“頗不認俄式（馬克思式）革命為正當，而傾向于無政府（無強權）普魯東式之新式革命”，這種革命從教育入手，“以教育為工具”。蔡和森的信寫于八月十三日。他明確提出中國必須走社會主義道路，而“階級戰爭——無產階級專政”是實現“社會主義之必要方法”；黨、工會、合作社和蘇維埃是“無產階級革命之四種利器”；其中，黨又是“革命運動的發動者、宣傳者、先鋒隊、作戰部”。針對中國的情況，蔡和森說：“我認為先要組織黨——共產黨”，他希望毛澤東“在國內不可不早有所準備”。

這兩封信在路途上時，毛澤東正為自治運動忙得不可開交。他大約在十一月份看到它們，這時正好已拋棄實行湖南自治的幻想。經過深思熟慮，毛澤東于十二月一日給蔡和森、蕭子升以及在法會友寫了長達四千字的回信，對他們的不同意見作出明確的選擇：“我于子升、和笙（李維漢——引注）二兄的主張，不表同意。而于和森的主張，表示深切的贊同。”他說明自己贊同革命道路的理由：因為溫和改良的法子，實屬“理論上說得通，事實上做不到”。“歷史上凡是專制主義者，或帝國主義者，或軍國主義者，非等到人家來推倒，決沒有自己肯收場的。”“俄國式的革命，是無可如何的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一個變計，并不是有更好的方法棄而不采，單要采這個恐怖的方法。”這是他從無情的實際生活中得出的結論。

蕭子升隨后于一九二○年十二月底回國，帶來蔡和森于九月十六日寫給毛澤東的長信。信中詳細闡述了成立共產黨及其國際組織之必要，主張“明目張膽正式成立一個中國共產黨”。毛澤東于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一日復一短信說：“唯物史觀是吾黨哲學的根據”，“你這一封信見地極當，我沒有一個字不贊成”。

毛澤東給蔡和森的回復，態度鮮明地表達了他對馬克思主義、共產主義的信仰。他說這是“山窮水盡諸路皆走不通了的”最后選擇，表明他兩年多來經歷了一條多么曲折的心路歷程啊！四十年后，他對英國元帥蒙哥馬利說：“革命不是哪里想干不想干的問題，我最初就沒有想過干革命的問題。我那時當小學教員，當時也沒有共產黨，是因為形勢所逼，不能不干。”(43)

在表明這種態度時，毛澤東剛過完二十七歲的生日。 


　　① 蔡和森1918年6月30日致毛澤東信，《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43—44頁。

② 毛澤東：《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1號（1920年冬）。

③ 羅學瓚致祖父、叔祖父信，1918年10月16日。

④ 《北京大學日刊》，1919年1月28日。

⑤ 毛澤東：《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1號（1920年冬）。

⑥ 毛澤東：《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1號（1920年冬）。

⑦ 毛澤東致舅父母信，1919年4月28日。

⑧ 羅學瓚致毛澤東信，1919年11月14日，《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67—68頁。

⑨ 毛澤東致周世釗信，1920年3月14日。

⑩ 據蕭三1918年3月31日記載：“二兄來坐已久，……又述潤之等赴日本求學之計劃。”

⑾毛澤東致楊鐘健信，1921年9月29日。

⑿蔣竹如：《湖南學生的反日驅張斗爭》（1962年2月24日），《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0—582頁。

⒀蔣竹如：《湖南學生的反日驅張斗爭》（1962年2月24日），《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80—582頁。

⒁易禮容：《有關新民學會的史料幾則》（1979年7月7日），《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35頁。

⒂毛澤東：《湘江評論·創刊宣言》，《湘江評論》第1號，1919年7月14日。

⒃毛澤東：《學生之工作》（1919年12月1日）。

⒄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一）》，《湘江評論》第2號，1919年7月21日。

⒅毛澤東：《健全會之成立及進行》，1919年7月21日臨時增刊第1號。

⒆毛澤東：《民眾的大聯合（一）》，《湘江評論》第2號，1919年7月21日。

⒇毛澤東：《問題研究會章程》，1919年10月23日《北京大學日刊》第467號。

(21)毛澤東：《學生之工作》，《湖南教育月刊》第1卷第2號。

(22)毛澤東：對易禮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澤東、彭璜信的按語，1920年11月。

(23)毛澤東致陶毅信，1920年2月。

(24)毛澤東致周世釗信，1920年3月14日。

(25)毛澤東致周世釗信，1920年3月14日。

(26)毛澤東致陶毅信，1920年2月。

(27)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20年6月7日。

(28)毛澤東：《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1號（1920年冬）。

(29)毛澤東：《新民學會會務報告》第1號（1920年冬）。

(30)毛澤東致黎錦熙信，1920年6月7日。

(31)埃德加·斯諾著，董樂山譯：《西行漫記》，三聯書店1979年版，第130、133頁。

(32)毛澤東致陶毅信，1920年2月。

(33)毛澤東致周世釗信，1920年3月14日。

(34)李大釗：《聯治主義與世界組織》，《新潮》第1卷第2號。

(35)羅章龍：《回憶新民學會（從湖南到北京）》（1979年5月），《新民學會資料》，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520頁。

(36)毛澤東：《“湘人治湘”與“湘人自治”》，長沙《大公報》1920年9月3日。

(37)毛澤東：《釋疑》，長沙《大公報》1920年9月27日。

(38)毛澤東：《“全自治”與“半自治”》，長沙《大公報》1920年10月3日。

(39)毛澤東：《湖南受中國之累以歷史及現狀證明之》，長沙《大公報》1920年9月6日、7日。

(40)毛澤東致羅章龍的信，1920年11月25日。

(41)毛澤東致羅學瓚信，1920年11月26日。

(42)毛澤東對易禮容1920年6月30日致毛澤東、彭璜信的按語，1920年1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