鄧小平對毛澤東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繼承和發展（1）
內容摘要：“超英趕美”思想、四個現代化思想和“兩步走”的發展戰略思想，是新中國成立後毛澤東在領導中國人民進行社會主義革命和建設、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進程中提出的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重要內容。“文化大革命”結束後，尤其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在繼承和發展毛澤東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基礎上，提出了自己的“趕超”思想、現代化思想和“三步走”發展戰略思想，並在改革開放和建設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實踐中取得了舉世公認的偉大成就，對我們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具有十分重要的指導意義。
關 鍵 詞：毛澤東；鄧小平；中華民族復興；四個現代化
［中圖分類號］A8；D2-0；K27［文獻標識碼］A［文章編號］1005-4952（2014）03-0004-10
中華民族曾經創造過燦爛的古代文明，為人類做出過重大貢獻。但自1840年鴉片戰爭後，中國逐漸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主權喪失，政治腐敗，經濟落後，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中，因此，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把中國建設成為一個民主、獨立、文明、富強的現代化國家是近代以來中國人民矢志不渝的願望和追求。作為中國共產黨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央領導集體的核心，毛澤東和鄧小平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做出了巨大貢獻，中共十五大報告對毛澤東和鄧小平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的歷史地位給予了充分肯定和科學評價。學術界先後發表了一批研究毛澤東和鄧小平與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文章，但就這些文章的內容來看，很少涉及鄧小平對毛澤東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繼承和發展這一問題。本文擬在相關研究成果的 基礎上，就鄧小平對毛澤東的“趕超”思想、現代化思想和“兩步走”發展戰略思想的繼承和發展作一探討，以紀念鄧小平誕辰110周年。
一、對毛澤東“趕超”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所謂“趕超”思想，就是要在一個不太長的時間內，趕超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使中國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思想，這是毛澤東中華民族復興思想的重要組成部分。作為黨的第二代中央集體領導的核心，早在1977年，鄧小平在一次科學和教育工作座談會的講話中就提出了“我們國家要趕上世界先進水準”的主張。［1］1978年12月13日，他強調，沒有一批勇於思考、勇於創新的幹部，“我們就無法擺脫貧窮落後的狀況，就無法趕上更談不到超過國際先進水準”。［1］（p.143）此後，鄧小平又多次在不同場合闡述了趕超西方國家的可能性和必要性，如1980年1月，鄧小平在中共中央幹部會議上的講話中指出：“我們擁有各種有利條件，一定能夠趕上世界上的先進國家”。［1］（p.260）毛澤東和鄧小平的“趕超”思想可以說是一脈相承，鄧小平的“趕超”思想是對毛澤東“趕超”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首先，從“趕超”的目標上看。毛澤東和鄧小平都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作為中國要“趕超”的目標。早在1955年，即國民經濟恢復不久，毛澤東在中國共產黨全國代表會議上的講話中就提出，“要在大約幾十年內追上或趕過世界上最強大的資本主義國家”。［2］後來，毛澤東又多次向全黨和全國人民發出了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的號召，並指出，如果不能在一定時期內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我們將被開除球籍。［3］ “文化大革命”（以下簡稱“文革”）結束後，尤其是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鄧小平多次提出將“趕上世界上的先進國家”作為全黨和全國人民的奮鬥目標。他和毛澤東一樣，對趕超發達資本主義國家有強烈的緊迫感，認為中國已經落後於世界，如果再不奮起直追就有可能被世界淘汰。毛澤東把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作為中國要“趕超”的目標，同時他又選擇了當時最發達也最強大的美國和英國作為具體的趕超對象，所以毛澤東的“趕超”思想就是“超英趕美”。與毛澤東不同的是，鄧小平一方面提出要趕超世界先進國家或世界發達國家，這是中國長期追求的目標，另一方面又把中等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作為一定時期內中國要趕超的具體對象，如他提出到21世紀中葉，中國要在人均國民生產總值方面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這樣，鄧小平在“趕超”的目標上，就把長期要“趕超”的目標（世界先進國家或世界發達國家）和一定時期內要達到的目標（中等發達國家）有機地結合了起來，從而既樹立了“趕超”的遠大理想，同時又使“趕超”具有了一定的階段性和實現的可能性。這無疑是對毛澤東“趕超”思想的豐富和發展。
其次，從“趕超”的內容上看。毛澤東主要是把鋼鐵等主要工業品的產量作為中國“趕超”的內容。1956年，他在談到“趕超”美國時說，美國1.7億人口，但一年能生產1億噸鋼，而中國有6億人口，但年產400萬噸鋼，“美國建國一百八十年，它的鋼在六十年前也只有四百萬噸，我們比它落後六十年。假如我們再有五十年、六十年，就完全應該趕過它。這是一種責任。”［3］1957年，他在莫斯科共產黨和工人黨代表會議上說：“赫魯曉夫同志告訴我們，十五年後，蘇聯可以超過美國。我也可以講，十五年後我們可能趕上或者超過英國。因為我和波立特、高蘭同志談過兩次話，我問過他們國家的情況，他們說現在英國年產兩千萬噸鋼，再過十五年，可能爬到年產三千萬噸鋼。中國呢，再過十五年可能是四千萬噸，豈不超過了英國嗎？”［3］（pp.325~326）力圖在鋼產量上趕上和超過英國，這也是毛澤東後來發動“大躍進”並不斷加大鋼年產量指標（1958年1070萬噸、1959年2000萬噸~3000萬噸、1960年達到5000萬噸）的重要原因。在當時國家重工業基礎十分薄弱、鋼產量遠遠不能滿足工業化需要的歷史背景下，毛澤東把鋼產量作為“趕超”的內容完全可以理解。但一個國家的強弱不完全是由鋼鐵等主要工業品的產量決定的，還取決於包括政治、經濟、軍事、文化、教育、科學技術等多種因素構成的綜合國力，而且一味強調鋼鐵產量有可能造成經濟發展失衡，“大躍進”以“鋼”為“綱”的教訓值得認真吸取。儘管鄧小平也認識到在鋼鐵等主要工業品方面中國與西方發達國家之間的巨大差距以及 在國民經濟中的重要地位，［1］（p.260）但他在確立“趕超”的內容時則是以國際上衡量一個國家國力水準和富裕程度的通用標準，即國民生產總值和人均國民生產總值為依據。20世紀80年代，他多次提出，到20世紀末實現國民生產總值比1980年翻兩番，達到1萬億美元，人均達到800~1000美元，人民生活實現小康，到21世紀中葉，努力使國民生產總值達到6萬億美元，居世界前列，人均4000美元，達到中等發達國家水準。與毛澤東比較，鄧小平的“趕超”思想不僅內容更加科學，更加符合經濟發展規律，而且更加形象（如小康），更能與人民群眾的切身利益結合起來，更能最大限度地調動人民群眾“趕超”的積極性。
再次，從“趕超”的速度上看。“趕超”的核心是速度問題，也就是實現跨越式發展，在不太長的時間內趕上和超過西方發達國家。毛澤東曾經指出：“我們不能走世界各國技術發展的老路，跟在別人後面一步一步地爬行。我們必須打破常規，儘量採用先進技術，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把我國建設成為一個社會主義的現代化的強國。”［4］在毛澤東看來，社會主義制度的建立為中國在一個不太長的歷史時期內趕超西方發達國家、實現跨越式發展提供了可能。因為“社會主義和資本主義比較，有許多優越性，我們國家經濟的發展，會比資本主義國家快得多”。［4］（p.302）鄧小平繼承了毛澤東這一思想，並從多個角度論述了實現跨越式發展的重要意義。1978年9月，鄧小平在聽取中共吉林省委常委彙報工作時指出：“如果在一個很長的歷史時期內，社會主義國家生產力發展的速度比資本主義國家慢，還談什麼優越性？”［1］（p.128）他甚至認為，發展速度的問題，“不祗是經濟問題，實際上是個政治問題”。［5］因為，只有實現跨越式的發展，趕上和超過西方發達國家，對內才能滿足人民群眾不斷增長的物質生活的需要，實現國家的長治久安；對外才能縮小與西方發達國家 的差距，在複雜的國際鬥爭中處於有利地位。鄧小平說：“中國能不能頂住霸權主義、強權政治的壓力，堅持我們的社會主義制度，關鍵就看能不能爭得較快的增長速度，實現我們的發展戰略。”［5］（p.356）毛澤東和鄧小平雖然都十分重視中國的發展速度，希望以跨越式發展來“趕超”西方發達國家，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但在“趕超”的時間表上二人又有很大不同。毛澤東是在1955年提出“趕超”思想的。開始他認為中國要“超英趕美”，至少要五六十年，也許75年，或者更長的時間，但到了1957年以後，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毛澤東不斷縮減“超英趕美”的時間，甚至認為3年可以超過英國，10年可以超過美國。［6］後來，“大躍進”給國民經濟造成的巨大挫折使毛澤東開始反思急於求成、脫離實際“超英趕美”的教訓，重新回到了他以前對中國“超英趕美”需要五六十年甚至更長時間的估計上來。而鄧小平提出的“趕超”時間表自開始就比較合乎實際，他認為中國要到20世紀末才能過上小康生活，21世紀中葉才能達到中等發達國家的水準，至於趕超西方最發達的國家則需要中國人民的長期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