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19）

12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目前形势。毛泽东首先作长篇发言，分析了国际国内形势，回顾了抗战以来党的方针、政策，提出党的各项政策应当组织委员会进行总结并订出条例，指出了党的历史上特别是第三次“左”倾路线统治时期的错误。他说：目前国共磨擦有和缓的可能。十一月三十日蒋介石派人找周恩来谈，说江南部队开拔时间可以延迟，并要我军停止向他们进攻。胡宗南对我军的态度也有好转。现在，小的冲突不可免，但大的战争不会有。日本方针是承认汪精卫，打倒蒋政权，但日、蒋仍有合作的可能。日本可能先关大门（即南进占海口），后扫房子（即进攻重庆等），也可能先进攻中国内地。现在回想起来，自近卫上台后英、美诱降危险已经过去这个观点是对的。在国民党主张加入英美集团时，我们不主张加入英美集团的宣传是对的，但作为政策是不对的，重庆、延安方面都有缺点。去年反磨擦战争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创立了华中各处根据地，我军扩大到五十万人。有了上一次的经验，所以蒋介石这一次不敢大举“剿共”。此外还有外部原因，就是日汪协定，英、美援华、苏联的政策等使蒋不易投降。在蒋统治集团内部也有欧美派与亲日派的矛盾。我党在历史上有三个时期。在大革命末期，陈独秀主张联合一切，下令制止工农运动。到苏维埃时期，在初期暴动时实行打倒一切，到六大时纠正了。但到苏维埃末期又是打倒一切，估计当时是苏维埃与殖民地两条道路的决战。实行消灭富农及小地主的政策，造成赤白对立。这种“左”的政策使军队损失十分之九，苏区损失不止十分之九，所剩的只有陕北苏区，实际上比立三路线时的损失还大。遵义会议决议只说是军事上的错误，没有说是路线上的错误，实际上是路线上的错误，所以遵义会议决议须有些修改。在苏维埃后期土地革命潮流低落了，但民族革命潮流高涨起来。在过去这两个时期的“联合一切”、“打倒一切”的东西，的确不是马列主义，当时主持的人认为是马列主义，实际上这都是绝对主义。现在我们的统一战线的路线是又联合又斗争，不是绝对的联合或斗争。在抗日问题上对国民党又拥护又斗争，在反共问题上也有现在与将来之分，即反共也有高潮、低潮之分。在武汉失守前，国民党军队溃退，我们在日军进攻时和靠近日军的地区可以大发展，因此对蒋的办法应是先斩后奏（如王震旅到绥德、米脂），斩而不奏。这个观点现在只有项英处没有了解，因此军队少发展。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指示发得太迟了。在建立政权和吸收知识分子问题上，我们曾经失去了一些时机。我们总的政策是在团结中要斗争，在斗争中又要团结，是统一中的独立，统一是主，独立是辅。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在战略上是统一的，游击战是独立的，即统一中的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对统一战线政策（总的政策）、劳动政策、土地政策、锄奸政策、文化政策、干部政策、政权中的组织政策，都要准备总结，提议组织委员会负责。七七决议批评了“左”的错误，但对各个具体问题没有明确的指示。在陈绍禹、秦邦宪、朱德、康生、张闻天、陈云等发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他说：总结过去的经验，对于犯错误和没有犯错误的人都是一种教育。了解过去的错误，可以使今后不犯重复的错误。抗战以来的倾向，在统一战线初期是“左”倾（主张苏维埃与国民党对立），国共合作后有一时期是右倾，反磨擦后又是“左”倾。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会议否认独立自主的方针，提出“一切经过统一战线”是错误的，这一口号到六中全会才取消。在战略问题上，洛川会议确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但前方同志不服从，到十二月会议及六中全会才得到正确的解决。总结过去的经验教训，大体上要分大革命、苏维埃与抗战三个时期，总的错误是不了解中国革命的长期性、不平衡性。苏维埃末期犯了许多“左”的错误，是由于马列主义没有与实际联系起来。总结各项政策都要搞出条例来。关于时局估计是投降减少（这一次投降被制止），反共高潮开始下降（以后反共还会来的），宋子文〔1〕可能上台，这就是所谓时局有好转可能。

〔1〕宋子文，国民党英美派代表，当时任中国银行董事会主任。

12月5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反对国民党要张国焘任参政员，指出：“对张国焘态度是原则问题，须对彼方严正提出，如彼方令张国焘出席，是表示彼方愿以同张国焘合作代替同我党合作，我们即不能参加参政会，此点绝对不能让步。如彼方不顾抗议，我们决定真正不出席；如彼方尚愿顾全国共合作，自可令张国焘自动撤销参政员。”

12月6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叶挺、项英，彭德怀、左权，指出：为隔断韩德勤、霍守义，打通苏、皖，以便黄克诚增援皖东，粉碎桂军莫德宏之进攻起见，新四军苏北部队必须从淮安、宝应间打开一缺口。苏北新四军各部正与韩部在曹甸、安丰激战，韩部已被截断，只待曹甸、安丰、阳念、黄浦、平桥等地占领，此次战役即可结束。仍留兴化、高邮及他处不打，保存韩德勤。此缺口打通后，黄克诚主力即可向皖东增援。

12月7日　

蒋介石批准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十一月十四日拟定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十二月十日军令部部长徐永昌致蒋介石签呈中提出“有先行下达命令之必要”，如十二月三十一日“尚未遵令北移，应即将江南新四军立予解决”。

12月8日　

何应钦、白崇禧复电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再次强令八路军、新四军“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这个电报即“齐电”。

12月9日　

蒋介石下达手令：“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一月三十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

12月10日　

关于抗大问题，同王稼祥致电彭德怀、左权并告滕代远，指出：“为迎接新的局势，大量准备并培养干部是极其重要的。抗大总校不能取消。但由于分校之分散，对各分校之具体领导应责成各地分局及最高军事首长负责。完全统一是不可能的。总校应多注意总结经验、指导方针、统一材料之编辑、统一各种教法、培养教员、调剂干部，以帮助及加强各分校的领导及教育能力。”“各地任意抽调分校干部是不对的，已有另电纠正。”“总校机构宜小，而苏北局面扩大，望再分出一个分校的干部，派去苏北。此分校要比山东分校还要强些，因为苏北局面是很大的局面。”

同日　

蒋介石密令顾祝同，江南新四军至期限仍不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同时，国民党还故意泄露皖南新四军北移路线，暗示日军加强沿江封锁兵力，并令李品仙部在江北无为地区加强布防，准备与日军夹击新四军皖南部队。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致电聂荣臻、彭真，朱瑞，彭雪枫等，指出：“为重视学校，保证学校的教育能力，使教育干部及学校工作干部，不致任意调散，以后关于抗大各分校干部的调遣与改换工作谨慎从事，以增强而不削弱学校教育能力为原则。总校对分校有调剂之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