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18）
11月29日
同朱德、王稼祥复电叶挺、项英：“感酉电〔2〕悉。（一）同意直接移皖东分批渡江，一部分资材经苏南。（二）头几批可派得力干部率领，希夷可随中间几批渡江，项英行动中央另有电示。”
〔1〕杨爱源，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第六集团军总司令。
〔2〕叶挺、项英十一月二十七日，致电毛泽东、朱德，说经他们多方研究与考虑，由苏南北移路线，途中困难多，危险性较大，不如由新四军第三支队地区兼程北移皖北较有利，又直接增援皖东。因此决心将大批工作人员化装过封锁与部分资材先经苏南至苏北。请中央电示是否同意这一行动计划，以及叶挺与项英是否同行，或分途北进，何人先走等。
同日
致电董必武并告周恩来，刘少奇，项英，彭德怀，李克农，指出：“‘佳电’在各方面起了很好影响，使得国民党不好回答”。“我们应乘此时机更将‘佳电’广泛散播，我们人员应天天出马，采取‘佳电’立场，到处游说，即顽固分子亦应去见，表示团结、抗战、尊重蒋，只批评亲日派何应钦，使国民党中下人员更加泄气，特别是军人，着重军师两级。”“朱总二十日致胡宗南电，胡二十七日有回电，态度颇好”。我们决派南汉宸日内去见胡宗南，作一番大解释工作。胡军及西安紧张空气，可能大泄下去，进攻边区可能避免。“但我各地军事准备仍不可松懈，我们愈有准备，蒋愈不敢进攻，各办事处亦然。否则仍是危险的。”
11月30日
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权，同时公布了汪精卫和日驻汪伪政权的特命全权大使阿部信行签订的《日满华共同宣言》。
同日
获悉同盟社关于日本政府公开承认南京汪精卫伪政权的消息后，致电周恩来、叶剑英，董必武，李克农等，指出：“汪精卫任正式主席，不要林森〔1〕了，日汪条约快签订（有本日签订说），同时日军从二十四日起向鄂北、鄂西大举进攻。在此情况下，国共关系可能变化，望利用时机善处之。”“汤恩伯北进反共，敌人却西进反蒋，算是搬石头打自己的脚。”“在日本承认汪精卫后（二十七日汪有致蒋最后忠告电），打重庆危机可能到来，望预作宣传，把国民党反共气焰压下去。”
〔1〕林森，当时任国民党政府主席。
同日
关于目前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实质及我们的方针，致电周恩来、叶剑英并告彭德怀，刘少奇，项英，指出：“此次蒋、何、白串通一气，用‘皓电’、调兵、停饷、制造空气、威胁办事处等等手段，全为吓我让步，并无其他法宝。”还是我们历来说过的话，蒋介石既不能投降，又不能“剿共”，这种可能性依然存在，他只有吓人一法。“蒋现在的特点是内外不稳固（内外危机交迫）。在他统治下，军、政、财经、文化、人心一概不稳固，其危机在蒋历史上是空前的，这是其内部不稳固。对敌对我没有防线，这是其外部不稳固。为挽救危机稳固内外防线起见，结成蒋桂何联盟”。“其中心战略是攻势防御，以攻势之手段，达防御之目的，决非全般战略攻势，因为这是不可能的。”“本质上蒋与过去一样，依然未变，但是又抗日又反共的两面政策，而其对日则是绝对防御（毫无攻势），对我则是攻势防御，所以（一）不稳固；（二）两面政策；（三）攻势防御。这三点就是蒋目前的全般实质。在此情况下，我之方针是表面和缓，实际抵抗，有软有硬，针锋相对。缓和所以争取群众，抵抗所以保卫自己，软所以给他以面子，硬所以给他以恐怖。”而真正的军事调动，只有第一一五师两个团，其他一律不动，但各地仍须积极准备。
同日
致信延安大众读物社社长周文：“群众报〔1〕及《大众习作》〔1〕第二期都看了，你的工作是有意义有成绩的，我们都非常高兴。”
〔1〕群众报，即《边区群众报》，是延安大众读物出版社一九四○年三月创办的面向工农群众的报纸。
11月
为修改八路军政治部编的《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一事，致信萧向荣〔2〕。信中说：“战士课本写得很好。第一、第二、第四课〔3〕看了，可即付印。第三课〔4〕须加修改，望送来看，要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非亲日派（即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宣传部正在付印的一本书〔5〕中，我已将《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关于这一部分加了修改，请你向罗迈〔6〕同志索取一阅。在第三课中，主要应说各阶级对抗日的态度，才有现实意义，亦请加以注意。”“在去年十二月写《中国革命与中国共产党》第二章时，正在第一次反共高潮的头几个月，民族资产阶级与开明绅士的态度是否与大资产阶级大地主有区别，还不能明显地看出来，到今年三月就可以看出来了，请参看三月十一日我的那个《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
〔1〕《大众习作》，是延安大众读物社一九四○年八月创办的辅导通讯员和初学写作者提高写作能力的刊物。
〔2〕萧向荣，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宣传部部长。
〔3〕第三课的题目是“中国革命的动力”。
〔4〕毛泽东对《抗日战士政治课本》下册第四课作了修改，加写了“在今天就是不没收一切非汉奸的资本家的企业，凡属不是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的企业都不没收，而只实行劳动条件的相当改良。”“在今天抗日时期中，则不是没收任何非汉奸的地主的土地，而是将一切非日本帝国主义及其忠实走狗的土地实行改良政策，就是一方面地主应实行减租减息，一方面农民应实行交租交息，地主仍有土地所有权。”“在文化上，要废除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独倡的文化教育，将它改变成为一切参加抗战的人民大众服务的文化教育。”等文字。
〔5〕指中共中央宣传部编的《党建论文集》。
〔6〕罗迈，即李维汉，当时任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
12月1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叶剑英电，提出击破国民党反共进攻的十二项谈判条件，指出：“我们应从各方面采取攻势，击破国民党的反共进攻：（一）皖南部队北开，但须延缓开动时间，解决补充条件，保证道路安全。（二）苏、鲁、皖三省部队事实困难绝对不能移动，立即停止霍守义、莫德宏之进攻，否则引起冲突，我们不能负责。（三）华北部队无饷无弹，如再不发给，迫至无路可走，惟有渡河南下。（四）停止进攻边区之军事部署，停止构筑封锁线，我们则保证不向彼方攻击，所谓我向宜川、宜君攻击，全是谣言。（五）彼方释放罗世文〔1〕，我方释放孙启人〔2〕。（六）停止陇海、咸榆两路捕人、扣车、扣货，已捕之人、已扣之物一律释放归还。（七）如张国焘、叶青加入参政会，我方决不加入。（八）桂林办事处决不自动取消，如彼方要封，则让其封闭。（九）取消何应钦停发八路军饷之命令，要求立即发给十一月经费及十月余欠。（十）停止石友三隔老黄河之行为，并停止其配合敌伪进攻八路军。（十一）保证各办事处之安全，如有逮捕、暗杀、一九四○年三月在成都被国民党政府逮捕。失踪等事，彼方应负其责。（十二）拒绝与何应钦、白崇禧谈判，要求与蒋直接解决问题，或与指定之他人谈判，否则宁可不谈。以上十二项，除参政员一项外，均用朱、彭、叶、项意见提出，由你们代表转达之。也不必同时一次提出，遇谈判某一项或某几项问题时相机提出之，但对各项态度均坚决不变。”
〔1〕罗世文，当时任中共四川省委工委书记、川康特委书记。
〔2〕孙启人，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三师师长。一九四○年十月在黄桥战役中被新四军俘虏。
12月3日
关于打破汤恩伯、李品仙进攻的作战部署，同朱德、王稼祥致电刘少奇、黄克诚、陈毅，指出此次汤恩伯、李品仙进攻，必须坚决打破，现拟定部署如下：“（甲）黄克诚部主力不少于一万二千人，待命开皖东，立即调查由现地至皖东、淮南路之路程及沿途情形电告；（乙）罗炳辉〔1〕部待命开回皖东，受黄克诚指挥，准备协同黄部达成一定战略任务；（丙）陈毅部协同黄纵队留苏部分，巩固苏北根据地，以为整个华中之战略后方。”
〔1〕罗炳辉，当时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兼第五支队司令员。
同日
出席中共陕甘宁边区中央局召开的经济自给动员大会并讲话，说：现在根据地的工作粗枝大叶已经不行了，必须以细密的组织工作来代替，经济建设的任务就是适应现在的环境而提出的。要细心地待人接物，仔细地认识自己周围的人物，具体地分别地对待他们，团结他们，这样才能使革命走向胜利。我们今天进行的经济建设，也要懂得这个道理，孤家寡人是什么也干不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