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12）

12月22日　

设宴欢迎途经延安的抗日将领、东北挺进军总司令马占山。宴会后，陪同马占山出席延安各界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欢迎晚会。在晚会上讲话说：今天开会欢迎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的马占山将军。中国古代社会即是欢迎有始有终的人，一直到今天都是这样，半途而废的人不被人所欢迎。抗日是一件大事，要始终如一，抗战到底。现在有些投降派，半途而废，他们是虎头蛇尾。我们要和马将军一道，和全国抗战的人一道，抗战到底。

12月2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反磨擦问题。毛泽东发言指出：陕甘宁边区的武装冲突自今年三月起，七、八、九三个月停顿了，现在又发生武装冲突，并且有中央军参加。陇东、关中对边区关系很大，我们不能让步。现在国民党抓住我们不愿破裂统一战线这一点，准备搞大磨擦，但也不能认为便会是公开的“剿共”战争，国民党怕公开。我们对付的方针是反磨擦，但方法要灵活。现已发出通电号召全国反对磨擦。现在阎锡山表面上未投降，心中已投降，他在打新军便是投降，样子上还未投降，实际上已反共，样子上还没公开反共。我们要利用阎的这种矛盾，在拥阎之下反阎，在这种矛盾之下我们可以取得胜利。新军主要力量在晋东南，旧军主力在晋西南、晋西北。现在新军虽然打了两次胜仗，但局面还很严重，要准备长期斗争。这次的冲突，是新旧两派斗争的生死决斗问题，须严重注意，但不是短期能解决的。国民党自五届六中全会以后以军事反共为主了，与过去以政治反共为主不同。现在国内中产阶级更积极，马占山说投降很困难，中国没有武装民众不能决定问题。现在，我们要提倡坚持性顽强性。我们对陕甘宁边区须采取坚决争取的方针，一尺一寸也不放松。有磨擦也可以教育我们，实际上使民族斗争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

同日　

关于晋西事变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贺龙、关向应，指出：晋西南拥阎讨逆战争，取得了第一个胜利，但旧军主力在晋西南还有颇大力量，这是阎锡山决死之争，他必以全力对付，请你们注意其严重性。如此战新军失败，蒋介石必增强阎锡山，倚之为反共降日的华北支柱，那时就麻烦了；如此战新军胜利，可能使阎锡山转舵。同日　关于晋西事变，同王稼祥致电中共晋西北区委，第一二○师，八路军总部，彭绍辉、罗贵波等，指出：晋西北新派力量加上我们力量，可能造成优势，在反投降派的斗争中，如果方针不错，是有胜利把握的。你们对巩固新军及进步政权还须大胆地坚决地继续进行，并注意很有理由地应付阎锡山。阎已令赵承绶〔1〕调兵进攻四纵队，武装冲突势不可免。应立即准备作战，继续巩固新军。武装冲突不应由新军先发动，而应在赵承绶进攻时，新军占有利阵地，取防御姿态反攻而消灭之。第一二○师师部现在还不宜立刻到晋西北，但应立即准备于必要时转移。

〔1〕赵承绶，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战区第七集团军总司令。

12月26日　

同王稼祥致电朱德、杨尚昆并彭德怀，指出：据王世英电告，阎锡山拟过黄河召集重要军事会议，晋西南新旧斗争将进入更严重阶段。晋西我军及新军力量均较薄弱，晋西斗争我们如失败，则影响整个华北很大，请注意。

12月27日　

《新中华报》刊载毛泽东向该报记者谈话，驳斥国民党军某战区司令长官部通报所散布的谣言。该通报称：“据报，毛泽东已由新疆返延安，在本月五日向其所属各负责人报告，李立三率领七百三十人，内有俄人及苏联飞机多架，将乘反攻敌人之际夺取中央政权，以兰州为中国之莫斯科。”毛泽东驳斥说：“这种消息是日本人造的，怎样由中国的战区司令部发出来，未免奇怪”。“一切想挑动国共分裂准备投降日寇的人，造作了千百件情报，但这一件是最拙劣的”。“‘夺取中央政权’，好大题目！明明是夺取边区，还在今年七月就把边区的旬邑夺取了，近日又夺取了边区的镇原、宁县两城，飞机大炮全使用上来了。据闻还要夺取边区的庆阳、合水、淳耀、富县，打下夺取延安的基础。前面是日本人大块地夺取中国国土，后面是中国人小块地夺取陕甘宁边区”。

12月28日　

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杨尚昆、左权：“晋西斗争之胜利，依靠于正确政治方针，正确战略战术，强兵良将，缺一不可。”同日　关于做好巩固决死队的工作，同王稼祥致电朱德、彭德怀，贺龙、关向应，彭绍辉、罗贵波等，指出：“据德怀同志电告，决死三纵队八团、九团、十二团已叛变，这是一个严重教训。”希望立即进行下列工作：加紧肃清与撤换新军中的反动分子及坏分子，北方局及三个区党委应尽量设法抽调自己的委员和派干部去新军帮助做政治巩固工作。“应坚决撤换新军中反动军官，军事指挥能力固属重要，然政治上可靠为第一要义，否则背叛事件必再发生。”“在拥阎讨逆口号之下，完全独立自主自筹给养，遇敌进攻则消灭之，这是整个山西的总方针。”

12月30日　

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指出：你们需准备一切，将整个晋西北化为第二个五台山。你们的主要根据地是晋西北、绥德及吕梁山，望担起全部责任，师部宜即过来。

12月31日　

同王稼祥致电八路军总部、第一二○师，指出：“晋西南新旧军对战结果，我陈支〔1〕及决二纵〔2〕共五个团已于二十七日离开晋西南到达汾离封锁线以北之招贤镇，留保安旅及我之游击三团及游击四个大队于晋西南。”“目前整个形势，阎以全力进攻晋西南，准备得手之后，转攻晋西北，隔断华北与边区以及华北各个区域的联系。为此目的，中央军正在晋东南发动并准备随时增加晋西南战争，胡宗南〔3〕一个师已到宜川东南，将牵动华北全局，关系全党的重大斗争。”“胜利地进行这一斗争，保持山西抗战根据地在我手中，保持华北与西北的联系，这是目前中心问题。”电报还对军事部署提出了具体意见。

〔1〕陈支，指陈士榘任支队长、林枫任政治委员的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晋西独立支队。

〔2〕决二纵，即山西决死队第二纵队。

〔3〕胡宗南，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三十四集团军总司令。

12月　

主持撰写的《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一章、第二章定稿。第一章《中国社会》由几位在延安的同志起草，经毛泽东修改定稿。第二章《中国革命》是毛泽东自己写的。第三章准备写《党的建设》，因担任写作的同志没有完稿而停止。毛泽东在第二章中，分析和论述了中国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性质、前途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任务。他指出：中国革命的主要对象“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中国革命的主要任务“是对外推翻帝国主义压迫的民族革命和对内推翻封建地主压迫的民主革命，而最主要的任务是推翻帝国主义的民族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动力，他指出：“中国革命如果没有无产阶级的领导，就必然不能胜利”；“在中国社会的各阶级中，农民是工人阶级的坚固的同盟军，城市小资产阶级也是可靠的同盟军，民族资产阶级则是在一定时期中和一定程度上的同盟军，这是现代中国革命的历史所已经证明了的根本规律之一”。关于现阶段的中国革命的性质，他指出“是新式的特殊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革命”，首次提出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科学概念：“所谓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就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关于中国革命的前途，他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整个中国革命运动，是包括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两个阶段在内的全部革命运动；这是两个性质不同的革命过程，只有完成了前一个革命过程才有可能去完成后一个革命过程。民主主义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必要准备，社会主义革命是民主主义革命的必然趋势。而一切共产主义者的最后目的，则是在于力争社会主义社会和共产主义社会的最后的完成。”一九四○年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结束以后，毛泽东根据当时的形势和总结了反对第一次反共高潮的经验，对《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第二章第四节“中国革命的动力”这一部分作了修改，加写了三段话，主要内容是：将大资产阶级与民族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亲日派大资产阶级与英美派大资产阶级加以区别；将大地主与中小地主及开明绅士加以区别。这一著作编入《毛泽东选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