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年谱(1893-1949)中卷

1939(11)

129日 

同王稼祥致电贺龙、关向应、李井泉等,指出:晋西南新旧军已起武装冲突,晋西北武装冲突亦可能发生。我们意见,李井泉立即离开大青山支队,到晋西北加强政治领导。在晋西北组织军政委员会,统一地方党和军队的领导,由李任主席。

同日 

同王稼祥再致电八路军总部、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晋西独立支队等,补充说明对晋西事变的估计和我们的方针。关于对晋西事变的估计,电报指出: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其目的在向我们示威,取得我们让步,以便他能确实掌握晋西南、晋西北两区,压倒新派与我们力量,以准备实行投降时的比较有利阵地”。但目前阎本人“对实行投降与公开反共,似尚未下最后决心”。“整个说来,现时局是布置投降的时期,未至实行投降的时期。”“晋西南、晋西北两区为华北与西北间之枢纽,必须掌握在抗战派手里,决不能让投降派胜利,否则是很危险的。”关于我们的方针,电报指出:“坚决反击阎之进攻,力争抗战派的胜利。”应利用阎尚未至下最后投降决心时机,应利用旧派内部的矛盾。“估计到新军可能打些败仗,发生叛变,并要准备打些败仗与一部分叛变。”“新军中、政权中、牺盟中的统一与决心第一要紧,一切真正不稳分子,必须开除出去。”

同日 

为延安世界语协会题词:“我还是这一句话:如果以世界语为形式,而载之以真正国际主义之道,真正革命之道,那末,世界语是可以学的,是应该学的。”

同日 

晚上,出席在中央大礼堂举行的延安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大会,并发表讲话。他说:“一二九运动是动员全民族抗战的运动,它准备了抗战的思想,准备了抗战的人心,准备了抗战的干部。”“一二九运动发生在红军北上抗日到达了陕北之时。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胜利帮助了一二九运动,同时,一二九运动也帮助了红军。这两件事的结合,就帮助了全民抗战的发动,帮助了中华民族,增进了全民族的利益。”“一二九运动中共产党起了骨干的作用。没有共产党作骨干,一二九运动是不可能发生的。首先是共产党的八一宣言给了青年学生一个明确的政治方针;其次是红军到了陕北,配合了北方的救亡运动;再次是共产党北方局和上海等地党组织的直接领导。”“如果知识分子跟八路军、新四军、游击队结合起来,就是说,笔杆子跟枪杆子结合起来,那末,事情就好办了。拿破仑说,一支笔可以当得过三千支毛瑟枪。但是,要是没有铁做的毛瑟枪,这个笔杆子也是无用的。你们有了笔杆子,再加一条毛瑟枪,根据拿破仑的说法,那末,你们就有三千零一支毛瑟枪了。有了这,什么帝国主义也不怕,什么顽固分子也不怕。”“总之,一二九运动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纪念。”1212日 

关于巩固山西决死队第四纵队的方针,同王稼祥复电中共晋西北区委书记赵林,八路军第一二○师第三五八旅旅长彭绍辉、政治委员罗贵波等,指出:“你们对巩固四纵队的方针是根本妥当的,望坚决执行之”。“如果你们能够不失时机而方法又很恰当又很适宜地去巩固四纵队,则晋西北阵地就基本上巩固了,最好是能避免武装冲突,又能巩固四纵队”。“你们是否经常与雷任民、续范亭〔1〕二人接头。他们办法较多,你们要多同他们商量、讨论。要使雷任民能够直接指挥四纵队,号召四纵队的党员及新派团结在雷任民的周围,没有领导中心是不能胜利的”。

1〕雷任民,当时任山西决死队第四纵队政治委员。续范亭,当时任山西新军暂编第一师师长。

12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听取艾思奇关于准备陕甘宁边区文代会报告内容的介绍。艾思奇在介绍中说:新文化的性质是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文化,特殊地说是三民主义的文化,还有无产阶级彻底的民主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化。毛泽东发言指出:我认为不提三民主义文化为好,因为三民主义的本质就是民主主义。民主主义有两派,一派是彻底的民主主义,一派是不彻底的民主主义。以提中华民族的新文化为好,即彻底的民主主义文化。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问题,不能说马克思主义早已中国化了。马克思主义是普遍的东西,中国有特殊情况,不能一下子就完全中国化。边区的教育方针应该是民主主义的,应该宣传当前民主主义的任务,同时又宣传共产主义思想体系。因此,学校也不能只教共产主义思想体系,而忽视当前实际任务。新文化用下面四大口号为好:民族化(包括旧形式),民主化(包括统一战线),科学化(包括各种科学),大众化(鲁迅提出的口号,我们需要的)。

1220日 

为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在《新中华报》发表《斯大林是中国人民的朋友》一文,指出:“庆祝斯大林,这不是一件应景的事情。庆祝斯大林,这就是说,拥护他,拥护他的事业,拥护社会主义的胜利,拥护他给人类指示的方向”。“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只有社会主义的国家,社会主义的领袖,社会主义的人民,社会主义的思想家、政治家、劳动者,才能真正援助;而我们的事业,没有他们的援助是不能取得最后胜利的。”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1221日 

为八路军政治部、卫生部将在一九四○年出版的《诺尔曼·白求恩纪念册》写《学习白求恩》一文,指出:“一个外国人,毫无利己的动机,把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当作他自己的事业,这是什么精神?这是国际主义的精神,这是共产主义的精神,每一个中国共产党员都要学习这种精神。”“白求恩同志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精神,表现在他对工作的极端的负责任,对同志对人民的极端的热忱。”“我们大家要学习他毫无自私自利之心的精神。从这点出发,就可以变为大有利于人民的人。一个人能力有大小,但只要有这点精神,就是一个高尚的人,一个纯粹的人,一个有道德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纪念白求恩》。同日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陕甘宁边区党委、陕甘宁边区政府等联合举行的庆祝斯大林六十诞辰大会,并讲话。他指出: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几千年来总是说,压迫有理,剥削有理,造反无理。自从马克思主义出来,就把这个旧案翻过来了。这是一个大功劳。

 


版权声明:本网站所有权利归香港毛泽东诗词网所有 关于我们 站长统计 联系我们

©Copyright 2014 香港毛泽东诗词网 All rights reserve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