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04）

3月19日　

就目前战略部署、生产运动和在职干部学习等问题，复电彭德怀，指出：尽一切可能扩军是很对的。“巩固着重于华北”，“发展则应着重鲁、苏、皖、豫、鄂五省，目前请特别注意鲁省，该省我们已有基础”。“苏北亦应责成鲁南去发展。至于发展皖、豫、鄂三省，特别河南是我们全国长期抗战的枢纽地带，目前虽尚无大发展可能，但应极力准备之。”边区正发展生产运动，以备最困难时能自给自足。“前方注意银行、税收是很对的，但根本之计在生产，请考虑在某些较稳固区域不但发动民众增加生产，而且发动机关、学校、部队（在不妨碍工作、学习及战斗下）亦自己动手从事生产”。在职干部的学习是重要的，在不妨碍工作与战斗前提下应成为运动，中央已设立干部教育部。

3月2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会议听取张稼夫〔1〕关于晋西南工作的报告和林伯渠关于一届三次国民参政会的报告。林伯渠说：蒋介石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不少内容是对付共产党的，企图在理论上与我党斗争。毛泽东的《论新阶段》在上海印了十二万份，共产党的各种书籍在外面销售很快，国民党表示害怕。

〔1〕张稼夫，抗日战争爆发后任中共山西省委秘书长兼宣传部部长，一九三八年二月临汾失守后在晋西南坚持游击战争。

3月2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李维汉关于鲁迅艺术学院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鲁艺过去培养了一批干部，建立了学校的基础，领导者虽努力，但工作做得不好，主要是中央领导没有抓紧，没有确定正确的方向。现在必须确定明确的方向与制度。鲁艺的创作去年上半年较有朝气，后来差了，有许多非现实的非艺术的作品。

4月1日　

关于收集敌占区材料，致电八路军总部等，指出：“关于敌人在占领区的掠夺资财，攫取原料，经营工业，发行纸币，强征壮丁，以充其军实及队伍，其收效的具体程度究竟如何？请收集材料概略电告。并请此后党政军机关尽量注意此项材料，随时供给，以便参考。”

4月5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罗瑞卿关于抗大工作检查的报告。毛泽东就几个问题发表了意见：（一）道德教育问题。今后教育要注意人格的教育与人格的陶冶，人格的教育即思想意识的锻炼。（二）新老干部问题。过去在干部中主要反对骄傲自大，这是当时的情形。现在新干部人数多了，要注意教育新干部。新老干部要结合起来，老干部是骨干，有经验，有办法，同时要欢迎新干部，帮助新干部。（三）抗大的工作。过去对于抗大的招生工作没有很好地组织，今后归干部教育部执行。抗大要组建图书馆，进行捐钱捐书。

4月8日　

同王稼祥复电朱德、彭德怀：同意规定部队干部的等级，后方已设委员会研究此问题，惟规定每个干部之等级必须慎重估计其斗争历史及职务，否则会引起不满与纠纷。

同日　

下午，在抗大检查工作总结大会上作时事报告，指出：现在日本宣言要建立“东亚新秩序”，就是要在亚洲东部建立新的国际关系——独霸东亚，以代替旧的国际关系——门户开放。有些人说日本已经没有力量向中国进攻了，这是不正确的。在目前敌人停顿期间，速胜论又在发展起来。有些人以为这场战争很快会结束，不需要长期合作了，所以又跟共产党多搞磨擦，这对夺取抗战胜利是不利的。必须认清中国现在还处在劣势地位，日本还要继续进攻我们，抗战是长期的，长期抗战需要长期合作。我们全国大多数人民的抗战到底的“底”是在鸭绿江。抗大要有坚定的政治方针，艰苦的工作作风，灵活的战略战术。

4月12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六中全会决议发展华中的方针是正确的，现有两万党员，将近两万军队，这是大的成绩，比华北的发展更大。现在敌人准备大举进攻华北，派大臣及大将到华北部署大的进攻，将来趋势我们经济将更困难，部队也将缩小，地区也将缩小。现在全国共产党与游击战争的主要发展方向是华中。

4月19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关于陕西省委工作的报告和关于中央组织部工作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自长征时组织部工作是重新建立的。过去组织部工作缺乏长期历史的传统，一年多来组织部工作是有成绩的。今后组织部积累经验是重要的，仍要注意过去的经验，使党有一条正确的组织路线。要使延安的工作走向全国性的工作，过去组织部的工作主要是放在延安，现在各部门的工作都在积累全国性的经验，方法是找人来和派人去。

同日　

同王稼祥、谭政、吴溉之〔1〕致电八路军总部、三个师及有关的纵队、军区等，指出：日本特务机关正在华北各地大肆活动，开始打入八路军部队，进行收买并组织叛变。只有大批培养锄奸干部，健全和加强各级锄奸部门的领导，才能对付敌人的阴谋破坏。因此，决定在延安继续开办训练班塔养较高级的锄奸干部。电报还对各单位应选送学员的数目与标准作了规定。

〔1〕吴溉之，当时任中共中央军委总政治部锄奸部部长。

同日　

《新中华报》刊登毛泽东题词：“为消灭文盲而斗争”。

4月21日　

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发展华中武装力量的指示，指出：“我在华中之游击战争及武装力量有很大发展前途”，“华中是我党发展武装力量的主要地域，并在战略上华中亦为联系华北华南之枢纽，关系整个抗战前途甚大”。“新四军在江北指挥部应成为华中我武装力量之领导中心，除指挥我原有武装外，更有建立及发展新的队伍之任务”。

4月下旬　

写《五四运动》一文。文中说：“二十年前的五四运动，表现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已经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文中首次提出以下论断：“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的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这篇文章编入《毛泽东选集》。

4月24日　

在抗大生产运动初步总结大会上讲话。他说：抗大同别的机关一样，生产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已完成了，这证明中共中央所决定的计划是可以实现的。历史上几千年来做官的不耕田，读书人也不耕田，假使全国党政军学，办党的，做官的，大家干起来，那还不是一个新的中国吗？你们将工农商学兵结合起来了。你们读书叫学，开荒是农，打窑洞做鞋子是工，办合作社是商，你们又是军，你们是工农商学兵结合在一个人身上，文武配合，知识与劳动结合起来，可算是天下第一。最近我写了一篇文章，讲区分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标准只有一个，就是看他是不是同工农相结合。我们不但能组织工农，训练工农，并且自己也做工农，这样我们就更加革命化了。

4月26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毛泽东发言说：要用国民党提出的国民精神总动员在陕甘宁边区发动一个大的运动，反对纷歧错杂的思想与贪生怕死等，说明只要国民党抗日，我们就能服从。中央书记处作出一个提纲，从五月一日到三十日进行边区的大动员，动员反对反共，反对不民主，反对妥协，最重要一点是强调反对反共。利用他们的东西来反对他们，压倒他们。会议决定毛泽东在五月一日延安动员大会上讲话。

4月29日　

在延安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关于国民精神总动员问题的报告，指出：中国需要全国总动员，政治的、经济的、军事的、文化的等等，这样才能支持长期抗战。共产党是历来号召全国总动员的，就是要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胜利。国民精神总动员的纲领与办法，有它的积极意义，有它的好的方面；同时也有消极意义的方面，这一方面是对付共产党的。我们的任务，是发扬它的积极方面，防止和阻止它的消极方面，使它向正确的方向发展。谁是真正信仰三民主义的，要看他实行不实行三民主义，马克思主义者衡量一切东西的尺子，就是实践。同日　在中共中央组织部所在地同本日到达延安的邓发〔1〕、邓小平、萧三〔2〕相遇，邀他们到自己住处杨家岭共进晚餐。晚餐后同萧三谈话。

〔1〕邓发，此时刚从新疆回到延安，一九三九年底任中共中央党校校长。

〔2〕萧三，原新民学会会员，作家，一九三九年从苏联经新疆回到延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