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03）

2月20日　

致信张闻天，对陈伯达写的《孔子的哲学思想》一文提出商榷意见，主要有：一、“‘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作为哲学的整个纲领来说是观念论，伯达的指出是对的；但如果作为哲学的部分，即作为实践论来说则是对的，这和‘没有正确理论就没有正确实践’的意思差不多。”“孔子的体系是观念论；但作为片面真理则是对的，一切观念论都有其片面真理，孔子也是一样。”“又观念论哲学有一个长处，就是强调主观能动性，孔子正是这样，所以能引起人的注意与拥护。机械唯物论不能克服观念论，重要原因之一就在于它忽视主观能动性。我们对孔子的这方面的长处应该说到。”二、关于中庸问题，“伯达的解释是对的，但是不足的。‘过犹不及’是两条战线斗争的方法，是重要思想方法之一。一切哲学，一切思想，一切日常生活，都要作两条战线斗争，去肯定事物与概念的相对安定的质。”“‘过’的即是‘左’的东西，‘不及’的即是右的东西。”孔子的中庸观念，包含着从量上去找出与确定质而反对“左”右倾的思想。“这个思想的确如伯达所说是孔子的一大发现，一大功绩，是哲学的重要范畴，值得很好地解释一番。”三、关于孔子的道德论，“应给以唯物论的观察，加以更多的批判，以便与国民党的道德观（国民党在这方面最喜引孔子）有原则的区别。”“‘仁’这个东西在孔子以后几千年来，为观念论的昏乱思想家所利用，闹得一塌糊涂，真是害人不浅。我觉孔子的这类道德范畴，应给以历史的唯物论的批判，将其放在恰当的位置。”2月中旬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听取陈绍禹关于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的报告。毛泽东发言指出：现在日本的企图是在政治上拉拢国民党，建立傀儡政府，在军事上截断国际交通。蒋介石所谓抗战到底是只要恢复七七事变以前状态，这实际上是承认割让东北。现在国际上和平阵线尚未形成，民主国家与法西斯谋妥协，这是很大的国际形势变动。会议还听取李富春关于妇委工作的报告，毛泽东说：过去党内一贯忽视妇女工作，主要由于没有一些经常做妇女工作的干部，今后要负责同志经常注意妇女工作。会议决定中央妇委设立常委，建立机关进行工作。

2月25日　

出席延安召开的第一次技术人员晚会，并讲话，指出：今天开会，就是说明技术人员在政治上的地位，在政治上的重要性。我们是以政治管理技术，但是没有技术的政治是空的。一些人轻视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一些技术人员自己也轻视自己的工作，都是不正确的。没有技术人员和技术工作，就不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也不能建设新中国。

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作关于目前形势的报告，共讲四个部分。（一）和战问题。我们所了解的战争的长期性，包含了不战不和的情况。目前和战问题上战是主要的，因为日本进攻中国是坚决的。战争的发展是曲线的。日本提出的建立“东亚新秩序”，是一个大帝国主义的幻想。最近江浙资产阶级主和，国民党也有一些人赞成“东亚新秩序”。在和战问题上存在着两面性，但战是主要的。（二）军事问题。日本执行建立“东亚新秩序”的方针，对中国一方面是政治诱降，另一方面是军事进攻，用军事行动来达到政治目的。日本所占领的中国的地区都是军事要点，以压迫中国投降。最近日本扫荡华北，是为肃清共产党的力量，作进攻西北的准备。（三）政治问题——统一战线。在战争条件下中国是一定要进步的，但这种进步是错综曲折的、不平衡的，表现出进步与不进步的两面性。国民党的妥协倾向与磨擦倾向也是错综曲折的，不是直线的。国民党中主张联共同时又防共的占多数，我们要增加左翼，争取中间派。要阻止妥协、磨擦危险倾向的发展，我们的主要方针是争取国民党的大多数，争取中央军，发展八路军、游击队，要我们有力量造成抗战的局面，逼迫蒋介石不得不继续抗战。（四）结论：还是六中全会后的方针，援助蒋介石团结全民族，同时发展自己的力量，防止他们的动摇。只有斗争才能达到抗战到底的目的，妥协反共危险是可能克服与阻止的。我们的口号是打到鸭绿江，收复一切失地。执行巩固华北的方针，现在敌人要巩固华北，我们也要巩固华北，这是一个大的斗争。目前中心任务仍要宣传六中全会，对内加紧教育。

3月2日　

为聂荣臻写的《抗日模范根据地晋察冀边区》一书作序言。序言说：“晋察冀边区是华北抗战的堡垒，那里实行了坚持抗战的民族主义，那里实行了民主自由的民权主义，那里也开始实行了改良民生的民生主义，总之一句话，那里实行了互相联结不可分离的三民主义。”“唤起民众就是要实行民权民生主义，否则无从唤起，尤其是民权主义，真如大旱望云，一刻不可或缓。”“聂荣臻同志的这个小册子，有凭有据地述说了该区一年半如何实行三民主义与如何坚持游击战争的经验，不但足以击破汉奸及其应声虫们的胡说，而且足以为各地如何实行三民主义，如何唤起民众以密切配合抗战的模范。”十八日，毛泽东写信给聂荣臻，说：“你着的书及送我的一本照片，还有你的信，均收到。这些都是十分宝贵的东西。书准备在延安重庆两处出版（我与王主任〔1〕各作一序），照片正传观各同志。望努力奋斗，加深研究，写出更多的新作品。”

3月4日　

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讨论陕北公学和职工学校的教育方针。毛泽东发言指出：陕北公学是统一战线性质的学校，像过去的上海大学。职工学校同样要有严肃的政治纪律，防止工人中的帮口观念。职工识字少的要进行文化教育。会议决定调陈伯达到毛泽东处工作。3月6日　

关于抗大分校的教育计划问题，同王稼祥、滕代远、罗瑞卿致电朱德、彭德怀、左权、傅钟〔2〕并告一分校校长何长工、副校长周纯全，指出：原则同意抗大分校应当加强军事教育，以培养初级军事干部为目的的教育计划。同时指出：“虽以培养军事干部为目的，但政治教育仍占重要地位，至少亦应与军事教育列于同等地位。”“为了教育深入，必须坚持学校教育方法上少而精的传统”。“最好能给学生到部队中去实习的机会”。

〔1〕指王稼祥。

〔2〕傅钟，当时任八路军总政治部副主任。

3月8日　

出席在延安北门外广场举行的三八妇女节纪念大会，并讲话，指出：纪念三八妇女节开大会，就是要妇女结团体，争取妇女的自由与平等。妇女解放与社会解放是密切联系的，要真正求得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的妇女参加；同样，要真正求得妇女自身的解放，妇女就一定要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

3月12日　

出席延安纪念马克思、孙中山晚会，并讲话。他说：现在马克思主义与三民主义联系起来，在唤起民众和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以求达到中国之自由平等上基本上是相同的，国共应该很好地团结，长期合作。

3月15日　

在凤凰山住处会见印度援华医疗队的爱德华、卓克华、柯棣华、巴苏华、木克华五位大夫。毛泽东首先代表中国人民感谢印度国民大会和印度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所给予的同情和支持；并回顾了具有悠久历史的中印传统友谊，指出这种友谊在目前团结反帝的斗争中达到了新的高峰，医疗队来到中国，就传布了人民团结反帝的精神。在谈到甘地时，毛泽东表示他不赞成甘地的“非暴力抵抗”思想，并以中国历史为例，强调以革命暴力反对反革命暴力的必要性。谈话后，宾主共进午餐。进餐时，毛泽东说：我们吃的是小米，拿的是步枪，却满怀信心要战胜日本强大的武装。

3月18日　

出席在陕北公学大礼堂举行的延安纪念三一八惨案、巴黎公社和慰劳保卫工作人员的晚会，在讲话中指出：我们要消灭敌人，有两种战争：一种是公开的战争，一种是隐蔽的战争。隐蔽的战争有战略的进攻，打入敌人内心；也有战略的防御，保卫自己。要打败敌人，须内外夹攻，所以两者都有同样重要的意义。每个保卫工作人员应认识这一工作的重要性与光荣性。同日　同王稼祥、谭政、萧劲光致电八路军、新四军各政治机关：“在抗战中，从我们八路军、新四军的干部与战士中涌现出许多民族英雄。表扬这些英雄及其英勇行为，对外宣传与对内教育均有重大意义，各政治机关应注意收集这些英雄的事迹，除在各部队报纸上发表外，择其最重要者电告此间及广播。军政杂志今后专设八路军、新四军抗战英雄一栏，望各级政治部供给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