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05）

6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毛泽东起草的《中共中央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决定指出：“我们共产党人无论进行何项工作，有两个方法是必须采用的，一是一般和个别相结合，二是领导和群众相结合。”“在我党的一切实际工作中，凡属正确的领导，必须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这就是说，将群众的意见（分散的无系统的意见）集中起来（经过研究，化为集中的系统的意见），又到群众中去作宣传解释，化为群众的意见，使群众坚持下去，见之于行动，并在群众行动中考验这些意见是否正确。然后再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再到群众中坚持下去。如此无限循环，一次比一次地更正确、更生动、更丰富。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从群众中集中起来又到群众中坚持下去，以形成正确的领导意见，这是基本的领导方法。在集中和坚持过程中，必须采取一般号召和个别指导相结合的方法，这是前一个方法的组成部分。”在运用这些领导方法时还应注意抓住中心工作，“领导人员依照每一具体地区的历史条件和环境条件，统筹全局，正确地决定每一时期的工作重心和工作秩序，并把这种决定坚持地贯彻下去，务必得到一定的结果，这是一种领导艺术。”“我党一切领导同志必须随时拿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去同主观主义的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相对立，而以前者去克服后者。”这个决定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为《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

同日

复电彭德怀，同意他五月二十五日来电中提出的对太南庞炳勋残部、孙殿英残部的处置办法，并指出：国民党对敌、对外（英、美）、对共、对民、对党（中央与地方，ＣＣ系与复兴社）五方面均无妥善办法，危机日渐增长。国民党对我疑忌甚大，不愿解决问题，打击我党威信，厉行特务政策；企图从内部破坏我党。“抗战还须准备三年，彼时中国情况如何，深堪注意”。“我党应在此三年中力求巩固，屹立不败。对敌应用一切方法坚持必不可少之根据地，反‘扫荡’反‘蚕食’之军事斗争与瓦解敌伪之政治斗争均须讲究最善方策。对国民党应极力避免大的军事冲突，使彼方一切力量均用在对敌上。对人民除坚持‘三三制’外，应以大力发展农业、手工业，如人民（主要是农民）经济趋于枯竭，我党即无法生存，为此除组织人民生产外，党、政、军自己的生产极为重要。对党内政策，一是整顿三风（应坚持一年计划）；二是审查干部（清查内奸包括在内）；三是保存干部（送大批干部来后方学习）。如能实施上述各项，不犯大错，我党即可立于不败之地。”

同日

复中共冀中区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周小舟一月二十九日来信，复信说：“一个人只要无限忠心，什么缺点也易于纠正，你对自己的看法是对的。”

6月4日

复周恩来五月三十日来电并告林彪、董必武，要周恩来争取能顺利回延安。复电并指出：陕甘宁边区今年农、工、商、盐各业蓬勃发展，公私生活已大改善。“参加‘三三制’之党外人士情绪很好，认为只有我党有办法，边区为全国唯一乐土。精兵简政、拥政爱民、整顿三风、审查干部诸政策深入实行，党内外关系大为改善，党内主观主义、官僚主义作风大为克服，六月一日中央又发表关于领导方法的决定，当使全党领导方面有一进步”。

6月6日

关于紧紧抓住整风这个关键，致电彭德怀，指出：“整风前一阶段注重学风是正确的，但后一阶段便应注重党风。因学风是思想方法问题，党风是实践问题，只有在后一时期（今年下半年）注重党风，才能将思想方法应用于党性的实践，克服党性不纯现象。”在党风学习中，自我批评应更发展，应着重提出反对自由主义错误，从思想上纠正党内自由主义。“直待党风学完后（文风应和学风一起学）才实行审查干部（主要是清查内奸），应在明年上半年了。如能在今年一年真正做好整风，明年一年真正做好审查干部，就算是了不起的成绩，我党百年大计即已奠定，请你紧紧抓住此关键”。本日，毛泽东还将此电转发新四军军部、山东分局、第一二九师、晋西北、重庆等，希望参照办理。

同日

再致电彭德怀，对他四月七日关于民主教育的谈话提出不同意见，指出：“你在两月前发表的关于民主教育谈话，我们觉得不妥”。“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在政治上提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是不适当的，现在的任务是用战争及其他政治手段打倒敌人，现在的社会基础是商品经济，这二者都是所谓己所不欲要施于人，只有在阶级消灭后，才能实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原则，消灭战争、政治压迫与经济剥削。目前国内各阶级间有一种为着打倒共同敌人的互助，但是不仅在经济上没有废止剥削而且在政治上没有废止压迫（例如反共等），我们应该提出限制剥削与限制压迫的要求，并强调团结抗日，但不应提出一般的绝对的阶级互助（‘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口号。”

6月9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指出：“（一）回延宜速勿耽搁；（二）望带孔原〔1〕回延，留少文〔2〕为董〔3〕助手。”

〔1〕孔原，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组织部部长。

〔2〕少文，即刘少文，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情报部部长。

〔3〕董，指董必武，当时任中共中央南方局副书记（在周恩来回延期间任代理书记）兼宣传部和统战部的部长。

同日

何应钦、白崇禧、胡宗南等在陕西耀县举行军事会议，策划进攻陕甘宁边区。十八日，胡宗南在洛川召开军事会议，部署进攻陕甘宁边区，准备分九路闪击延安。七月二日，胡宗南电令各部于十日前完成一切准备，待命行动。

6月10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6月15日

致电周恩来、林彪：“何时动身，盼于七月一号前赶到延安，共商‘七七’宣言，成都、西安两地望勿耽搁，一则求速，一则避嫌。”

6月1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作关于形势问题的发言。他说：现在苏联的力量增加，有可能在今年冬季把德军打出去。关于国共关系，两年来我党采取“和国”方针，不刺激国民党，也没有在报纸上反对国民党。去年我们估计国民党在五月会有一次反共高潮，但没有来，只搞了两次反共宣传。最近周恩来、林彪见蒋介石时，蒋说要照他的《中国之命运》一书所说的办，要共产党交出军权、政权。王明认为国民党是民族联盟、民主主义与民粹派的这种估计，是不正确的。现在国民党不是大革命时代的国民党。他们所说的“民权主义”实际上是法西斯主义，没有民主；民生主义是闹得民不聊生，到处发生民变。在会议讨论“七七”宣言的起草问题时，毛泽东又说：我看日本的崩溃是必然的，国民党自蒋介石出版《中国之命运》一书后好转的可能很少。对国民党不采用决裂态度。国民党内部弱了，没有力量向我们大举进攻。边区现在进行生产建设、精兵简政、拥政爱民，做得很好。我们还需要时间，进行整风一年，读马列主义一年，读中国问题一年。我们的对敌政策是反“扫荡”、反“蚕食”斗争；对国民党是避免公开武装冲突，把同盟者国民党的力量用去对付日本；对民政策是拥政爱民，发展生产，使我党与农民关系弄好；对党内是保存干部，教育干部，进行整风。会议还继续听取刘少奇关于华中工作的报告。

6月17日

在杨家岭大礼堂设宴欢迎本日到达延安的邓宝珊。邓宝珊是奉命到重庆开会，特意途经延安，停留一星期。毛泽东同他几次单独会晤。二十日，在交际处再次设宴款待他。席间，毛泽东说：胡宗南以重兵包围陕甘宁边区，不过是挑了两筐鸡蛋叫卖而已，我们给他丢两块石头，就全部砸烂了。

6月28日

周恩来、林彪、邓颖超、孔原等一百余人，离重庆回延安。七月九日到达西安。七月十六日到达延安。

同日

收到彭德怀给中共中央军委的来电。来电报告国民党军李仙洲〔1〕部的一万余人袭占八路军巨野根据地，经多次交涉李仙洲部均置之不理，故拟消灭李部围攻八路军之一个团，然后退还部分人枪，求得和平妥协。二十九日，毛泽东、朱德复电彭德怀表示同意。

〔1〕李仙洲，当时任国民党军第二十八集团军总司令。

6月29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中共中央为抗战六周年纪念宣言》草案，决定照毛泽东起草的草案略加修改通过，并同意刘少奇的提议，在宣言末段增加“全体共产党员必能巩固地团结在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中央的周围”一语。会议决定七月一日由中央办公厅召集干部会议，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二十二周年，请毛泽东作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