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04）

5月2日

刘志丹〔1〕灵榇在志丹县举行公葬。毛泽东为新建的刘志丹陵园内的纪念碑题字，正面题写“革命烈士纪念碑”，背面题写碑文：“我到陕北只和刘志丹同志见过一面，就知道他是一个很好的共产党员。他的英勇牺牲，出于意外，但他的忠心耿耿为党为国的精神永远留在党与人民中间，不会磨灭的。”

5月4日

关于研究彭德怀写的《论公营商店》一文〔2〕，致信贾拓夫。信中说：“彭德怀同志写的这篇文章，在边区是否可行？应否与如何改变现在公营商店的方针、性质？请你研究一下，并和高、贺〔3〕、陈云诸同志谈论一番，以其意见写出交我为盼！”“贸易公司就是公营商店，在此次高干会上是实现了彭文所指的方针的；其他机关、部队的商店，实是私营商店，不过以公营为名而已，要使这类商店实行彭文方针，似是不可能的，因它们是以为本机关、部队营利为目的，而真正的公营商店，是不以为自己营利为目的。”

〔1〕刘志丹一九三六年四月红军东征期间在山西三交镇战斗中牺牲。后葬于陕西子长县瓦窑堡，一九四三年五月由瓦窑堡迁葬于志丹县新建的陵园内。

〔2〕一九四三年五月一日，彭德怀关于他写的《论公营商店》一文致信毛泽东：“最近与华北来延某些干部谈及公营商店未得到解决，特别冀鲁豫、山东、太岳问题更多些，即延安最近会议虽然解决了许多问题，但金融政策及公营商店似还欠明确方向，我写了一个《论公营商店》，请审阅，如无多毛病，请加以修改后，最好以社论名义发表。”

〔3〕高、贺，指高岗、贺龙。

5月5日

印度援华医疗队巴苏华大夫离开延安，动身回印度。行前，毛泽东、朱德等分别向他介绍中国抗日战争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经验；并托他带回中共中央致印共中央的信和毛泽东、朱德致印度国民大会的信，信中对印共积极致力于全民族反法西斯统一战线和谋求民族独立的工作表示关切和支持，对印度国民大会派遣医疗队来华表示感谢。

5月6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委托高岗、贺龙〔1〕拟定在保安、太白镇之间地区的开垦建设计划。会议决定：从今年五月到明年五月内，留守兵团应着重注意进行军事教育，由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部拟交具体教育计划；审查内奸工作从四月一日起分三期进行，每期三个月，在此项工作进行过程中必须反对官僚主义与粗暴方式。

5月8日

关于目前不要刺激国民党等问题，复电周恩来并告林彪，指出：国民党联络参谋徐佛观、郭仲容已到延安〔2〕。“斯大林‘五一’声明后国际形势将好转，第二条战线今年可能开辟，今冬明春可能击败德国，国民党可能对我好一点，目前彼方可能不发动宣传攻势，故我们不应先作公开声明，只作文电声明及口头解释。《解放日报》及各根据地报纸还是一点也不刺激国民党。”

〔1〕高岗，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贺龙，当时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司令员和财政经济委员会副主任。

〔2〕国民党联络参谋陈宏谟、郭亚生一九四三年二月从延安撤回重庆，由徐佛观、郭仲容接替他们的工作。

5月15日

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到各国斗争情况的差异和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根据本国的情况独立地解决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

5月18日

关于在陵川、林县一带避免与国民党军发生冲突，致电彭德怀，指出：国民党正在寻衅发动反我斗争，因此我军配合作战部队必须避免与国民党军队任何冲突，避免给国民党任何借口，该地敌、我、友三方情况如何望即报。

5月中旬

会见近日到达延安的国民党联络参谋徐佛观、郭仲容，同他们恳谈国共关系问题，请他们向重庆、西安国民党方面转达共产党精诚团结的意旨。

5月19日

复电周恩来，指出：太南作战，日军先攻孙殿英〔1〕、庞炳勋，后攻我第一二九师，孙、庞大败，第一二九师奋战半月，已获胜利。我已电告彭德怀，“该地配合作战之我军部队即速北撤（该地似已无国军），不给国民党任何借口”。

同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决定改派袁任远〔2〕去榆林见邓宝珊、高双成，调整双方关系，去前先来延安一次，并要国民党联络参谋也派一人同去米脂视察一下当地情形。关于“七七”宣传运动周，会议决定：由解放日报社编委会准备起草“七七”宣言；指定前后方主要负责同志准备在六月上半月前各写一篇文章；由中宣部及总政编写八路军新四军抗战小册子。

〔1〕孙殿英，当时任国民党军新编第五军军长。

〔2〕袁任远，当时任绥德专署专员。

5月21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季米特洛夫五月二十日给毛泽东的电报。来电说，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将于五月二十二日公布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请中共中央急速讨论这一提议，并将意见告知。会议决定：（一）先由毛泽东复电表示赞成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二）待共产国际公开宣布解散共产国际组织的提议后，中央再作决定。（三）将季米特洛夫来电内容转告周恩来并告中央的处理意见，同时将此电发给北方局、华中局和晋察冀、山东、晋绥、太行四个中央分局。会议还决定今后防奸工作应遵照的六项原则：首长负责；自己动手；调查研究；分清是非轻重；争取失足者；教育干部。

同日

将季米特洛夫来电内容电告周恩来，并告知：“政治局会议于二十一日决定，完全同意此种提议。俟收到国际主席团正式提议后，当即发表中央的正式决定。你处收到国际主席团文件后应与各报同时在《新华日报》发表，但不作评论，俟收到中央决定后即公布中央决定，并发表拥护之社论。”

5月24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致周恩来电：“共产国际解散，中央即将开会讨论中国的政策，请你即回延安，能交涉飞机回延更好。”

5月26日

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这次会议是在中央本日收到莫斯科《真理报》发表的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后立即召开的。会议一致通过《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并决定即日召开延安干部会议，由毛泽东主席传达共产国际主席团的提议和中共中央的决定。中共中央的决定指出：（一）“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一九四三年五月十五日关于解散共产国际的提议。自即日起，中国共产党解除对于共产国际的章程和历次大会决议所规定的各种义务。”（二）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时期中，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包括对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尽一切可能给予援助。但在现在的各种条件下，各国共产党更加需要根据自己民族的特殊情况和历史条件，独立地解决一切问题，因此，“共产国际之解散，是比较其继续存在，更加有利的”。（三）“中国共产党的创立，是一九一九年五四运动以后中国工人运动发展的结果，是近代中国历史发展的结果。”“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斗争中曾经获得共产国际许多帮助；但是，很久以来，中国共产党人即已能够完全独立地根据自己民族的具体情况和特殊条件，决定自己的政治方针、政策和行动。”“共产国际的解散，将使中国共产党人的自信心与创造性更加加强，将使党与中国人民的联系更加巩固，将使党的战斗力量更加提高。”（四）“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因为马克思列宁主义是科学，而科学是没有国界的。中国共产党人必将继续根据自己的国情，灵活地运用和发挥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服务于我民族的抗战建国事业。”

同日

晚上，出席中共中央书记处召集的延安干部大会。大会由任弼时主持，李富春传达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和《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共产国际执委主席团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接着，中共中央政治局主席毛泽东向大会作关于共产国际解散问题的报告。他首先指出，共产国际的解散，是一件大事。他肯定了共产国际在它存在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在帮助各国组成真正革命的工人政党上，在组织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事业上，特别是在帮助中国革命事业上，有巨大功劳。他接着指出，但是现在共产国际这个革命的组织形式，已经不适合斗争的需要了，如果还继续保存这个组织形式，便反而会妨碍各国革命的发展。现在需要的是加强各国民族共产党，而无须这个国际的领导中心的必要了。共产国际的解散，不是为了减弱各国共产党，而是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使各国共产党更加民族化。这就增加了我们的责任心，每个同志都要懂得自己负担了极大的责任，从而发挥高度的创造力。他强调指出，有两种团结是绝对必要的，一种是党内的团结，一种是党和人民的团结，这些就是战胜艰难环境的无价之宝。全党同志必须团结在中央的周围，只要共产党人团结一致，同心同德，任何强大的敌人，任何困难的环境，都会向我们投降的。党的干部应当和广大群众打成一片，克服一切脱离群众的官僚主义。“我们共产党人不是要做官，而是要革命，我们人人要有彻底的革命精神，我们不要有一时一刻脱离群众。只要我们不脱离群众，我们就一定会胜利”。

同日

致电周恩来：“中央对国际解散共产国际的建议已作出决定，即日由战报发来，你收到后，除在《新华日报》上发表外，并请即交塔斯社驻渝代表，请他们全文发莫斯科，此间不再发去。《解放日报》另有社论一篇，亦将发给你”。

5月27日

主持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会议通过经毛泽东修改的《中央关于一九四三年翻译工作的决定》。决定指出：翻译工作尤其是马列主义古典著作的翻译工作，是党的重要任务之一。延安过去一般翻译工作的质量，极端不能令人满意。为提高高级干部理论学习，许多马、恩、列、斯的著作必须重新校阅。中央指定何凯丰、秦邦宪、张闻天、杨尚昆、师哲、许之桢、赵毅敏等组成翻译校阅委员会，由何凯丰负责组织这一工作的进行。今年要首先校阅党校所用全部翻译教材及译完西方史两册，以应急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