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3）

8月1日

中共中央发出毛泽东起草的《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决定指出：“二十年来，我党对于中国历史、中国社会与国际情况的研究，虽然是逐渐进步的，逐渐增加其知识的，但仍然是非常不足；粗枝大叶，不求甚解，自以为是，主观主义，形式主义的作风，仍然在党内严重地存在着。”“党内许多同志，还不了解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真理。还不了解系统的周密的社会调查是决定政策的基础。还不知道领导机关的基本任务就在于了解情况与掌握政策，而情况如不了解，则政策势必错误。”“还不知道粗枝大叶、自以为是的主观主义作风，就是党性不纯的第一个表现，而实事求是，理论与实际密切联系，则是一个党性坚强的党员的起码态度。”“我党现在已是一个担负着伟大革命任务的大政党，必须力戒空疏，力戒肤浅，扫除主观主义作风，采取具体办法，加重对于历史，对于环境，对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具体情况的调查与研究，方能有效地组织革命力量，推翻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统治。”决定“责成各级党部将本决定与中央七月一日所发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联系起来，向党的委员会及干部会议作报告，并讨论实施办法”。

8月2日

复信萧军：“两次来示都阅悉，要的书〔1〕已付上。我因过去同你少接触，缺乏了解，有些意见想同你说，又怕交浅言深，无益于你，反引起隔阂，故没有即说。延安有无数的坏现象，你对我说的，都值得注意，都应改正。但我劝你同时注意自己方面的某些毛病，不要绝对地看问题，要有耐心，要注意调理人我关系，要故意地强制地省察自己的弱点，方有出路，方能‘安心立命’。否则天天不安心，痛苦甚大。你是极坦白豪爽的人，我觉得我同你谈得来，故提议如上。如得你同意，愿同你再谈一回。”

〔1〕指萧军向毛泽东借阅《毛泽东抗战言论集》。

8月3日

为加强河防事，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贺龙、周士第，指出：据报军渡、碛口线集日军四千余，准备渡河。查王震旅主力北调应付何文鼎〔1〕，河防空虚。望迅速布置加强河防兵力，准备打击渡犯之日军，另以一部从侧面威胁，务使日军不能得逞。

8月5日

复信谢觉哉。信中说：“你的各信我都转给弼时、王明、高岗、陈正人〔2〕四同志看，使他们多了解你。他们都愿意多和你及林老谈，都愿把事情把关系弄得好些。事情确需多交换意见，多谈多吹，才能周通，否则极易偏于一面。对下情搜集亦然，须故意（强所不愿）收集反面材料。我的经验，用此方法，很多时候，前所认为对的，后觉不对了，改取了新的观点。客观地看问题，即是孔老先生说的‘毋意，毋必，毋固，毋我’，你三日信的精神，与此一致，盼加发挥。此次争论，对边区，对个人，皆有助益。各去所偏，就会归于一是。”“事情只求其‘是’，闲气都是浮云。过去的一些‘气’，许多也是激起来的，实在不相宜。我因听得多了，故愿与闻一番，求达‘和为贵’之目的。现在问题的了解日益接近，事情好办。”“在短时间内，总结一下边区工作很好，请准备材料及意见。你身体有病，切勿过劳，暂时以休养为主很好。”

〔1〕何文鼎，当时任国民党军第八战区新编第二十六师师长。

〔2〕陈正人，当时任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组织部部长。

8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除继续听取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外，主要讨论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工作的几个争论问题。关于增发边币问题，原决定发三百五十万元，因经费困难至今年六月已发一千五百万元，有一种意见认为，边币贬值都是由于发行多了。关于盐的产、运、销问题，一种意见，主张由边区政府管理，盐的运销实行自由贸易政策，认为官督民运会引起民变；另一种意见，主张由留守兵团管理，由政府组织民众运输。会议决定委托毛泽东召集林伯渠、谢觉哉，高岗、陈正人、陈绍禹、任弼时、朱德商谈，统一思想，解决问题。会议还决定调南汉宸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财政厅厅长。

同日

致信谢觉哉，对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的基本方针提出意见。信中说：“近日我对边区财经问题的研究颇感兴趣，虽仍不深刻，却觉其规律性或决定点似在简单的两点，即（一）发展经济，（二）平衡出入口。首先是发展农、盐、工、畜、商各业之主要的私人经济与部分的公营经济，然后是输出三千万元以上的物产于境外，交换三千万元必需品入境，以达出入口平衡或争取相当量的出超，只要此两点解决，一切问题都解决了。而此两点的关键，即粮盐二业的经营，如能增产二十万至三十万担粮与运三十万至四十万驮盐出境，即算基本地解决了两个问题。”按此两点来检查我们的工作，则：（一）“今后必须停止公业投资，发动私业投资，即大放农贷与合作社贷款，兼放畜牧贷款与私商贷款，以达增加粮食产量，牛羊产量，与相当繁荣商业之目的。”（二）“盐为达到出入口平衡之唯一的或最主要的办法，只要能年输三十万驮出境，换取三千万元（以每驮法币百元计）棉、布进来，即算平衡了出入口”。“出入口问题一解决，则物价、币价两大问题即解决了。据此以观今年盐的官督民运政策，不但是未可厚非的，而且是完全正当的”。信中最后说：“昨日政治局会议决定委托我召集一次有关同志的会议，解决本问题。我想先作个别商讨，然后再开会议，较为有益”。

同日

致信林伯渠，询问边区财政经济方面的一些情况，并索阅预算表及林的边区财经意见书、三年计划等。

8月9日

复信谢觉哉：“八日信及安塞报告均收，已看一遍，尚待详看。准备开的总结会议是积极的，非单为辩论个别问题，请准备一积极建议，包括全部财经问题，分列若干条。”“大家希望能统一意志与统一行动，我意须确定一行动纲领，否则无法统一。”

同日

致信高岗、陈正人，信中说：谢老八日信及所附从安塞来的报告，均附上，请察阅。“如安塞报告，情形是很坏的，是否属实？你们有此类调查否？是否你们所得的仅偏于好的一面，而事情之实际则基本是坏的，即是说运盐是行不通的。又报告中所说‘向友区迁徙’，‘收成已坏’，‘无人锄草’等项是否属实，统请见告。”

8月10日

致信萧军：“我现在有时间，假如你也有暇，请惠临一叙。”当天晚上即与萧军晤谈，当萧军谈到《解放日报》拒绝发表他们与周扬争论的文章时，毛泽东说：《解放日报》不给登，你不是自己办了一份《文艺月报》吗？你可以登在《文艺月报》上啊！

8月11日

傍晚，从杨家岭住处漫步来到杨家沟半山腰的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住地，看望萧军、艾青、罗烽、白朗、舒群等作家，不巧罗烽、舒群不在。

8月12日

致信谢觉哉，谈劳役和边区政府党团问题。信中说：“劳役须经政治动员是完全对的，这就是我们的劳役与国民党的劳役之原则的区别，我们的特点是革命加战争。”“边府党团不应与政府委员会混同，党团只须三五人，任务是掌握政策”。

同日

清晨，致信萧军：“昨晚未晤罗、舒二同志，此刻不知他们二位及兄都有暇否？又艾青同志有暇否？又各位女同志有暇否？如有的话，敬请于早饭后惠临一叙。我们谈通一些问题，是很好的，很必要的。”当天早餐后，萧军、王德芬夫妇，艾青、韦嫈夫妇，罗烽、白朗夫妇，还有舒群，一同应约来到杨家岭毛泽东住处，畅谈有关文艺和文艺界方面的许多问题，并共进午餐。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陈云、宣传部副部长何凯丰也在座。

8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就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等问题发言。关于边区财政经济问题，毛泽东说：现在边区财经问题主要有两个矛盾，即生产的人民与消费的人员的矛盾，人民一百四十万要供给八万人的生活，军队、机关等自己生产只能供给五分之一，尚有五分之四须人民负担；其次是出入口不平衡，相差甚大（八百万元）。解决矛盾的方针是（一）发展经济：（二）使出入口平衡。发展经济，今年投资多在公营事业，今后要投资数百万元于民营的工、农、商业。发展经济的原则，主要民营，部分公营。扩大国营企业不是新民主主义前期的事，而是新民主主义后期的事，只有在有了大工业时才能办到。平衡出入口，要使盐大量出口，现在采用组织人民运盐的官督民运办法，是平衡出入口的好办法。运盐要不违农时，进行政治动员，组织劳动力。能够解决发展经济与平衡出入口这两个问题，就能使边币稳定。劳役问题，由于陕甘宁边区有革命的民众，劳役是可能的；由于战争，劳役是必需的。会议同意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陕甘宁边区工作方针的决定》。

同日

致电张冲〔1〕家属，吊唁张冲逝世。

8月14日

在陕甘宁边区政府接见绥德警备区学生参观团代表十余人，向他们了解绥德、米脂的民情及民众呼声，解答他们提出的各种问题。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想把中国搞好，希望把这个意思转告绥、米父老兄弟姐妹们，并要求大家努力学习，帮助和改进当地工作。

同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王世英，指出王靖国〔2〕即将东进中条山，显然是制造晋绥军与八路军磨擦的阴谋。指示王世英去见阎锡山，请阎保证王靖国东进后不反对八路军，保持八路军与晋绥军的良好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