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12）

7月1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决定要求“党更进一步地成为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布尔什维克的党，要求全党党员和党的各个组成部分都在统一意志、统一行动和统一纪律下面，团结起来，成为有组织的整体”。决定指出：“今天巩固党的主要工作是要求全党党员，尤其是干部党员，更加增强自己党性的锻炼，把个人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把个别党的组成部分的利益服从于全党的利益，使全党能够团结得像一个人一样”。决定还指出存在于党内的各种违反党性的错误倾向，如个人主义、无组织的状态、分散主义等，并提出克服这些错误倾向的办法。

7月2日

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致电彭德怀，指出：日苏战争有极大可能爆发，如日本攻苏，将在华北加强镇压。我军须准备配合苏军作战，“但此种配合，是战略的配合，是长期的配合，不是战役的配合与一时的配合，请在此基点上考虑一切问题”。

同日

致信续范亭：“重庆买的药已到两盒，送上应用，不知是你讲的那种无误否？闻尊体有进步，大家都欢喜。我有些不适，近日已略好，勿以为念。”

7月5日

致电周恩来：“一、七七宣言今晚最后脱稿，明（六日）上午开始广播。二、宗旨主要拉英、美、蒋反德、日、意，但包括对蒋批评。三、你可将我党力主团结之方针告张冲，以影响他们的宣言。”

7月6日

致电周恩来，指出：“苏联战局有渐趋稳定形势，日本似不是攻苏而是牵制英、美，英、美均同情苏联，国共关系有好转可能。”“不管是否帝国主义国家，凡反法西斯者就是好的，凡助法西斯者就是坏的，以此来分界限，不会错的。”“目前反法西斯领导权，已握到苏联手中，只要苏联战局稳定，全世界反法西斯力量都环绕于苏，这是很好的形势。”“对英、美主要是拉，批评可减少。”

7月7日

中共中央发表抗战四周年纪念宣言，指出：“目前是全世界法西斯阵线与反法西斯阵线的伟大斗争时代，双方的决斗已经开始了。”“大家应该警觉起来，特别团结，特别努力，坚持我们民族解放的旗帜，脚踏实地，向前奋斗，配合各国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争，争取我们的完全胜利”。宣言提出中国当前内政外交十项基本方针的建议，并重申：“本党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始终不变，愿与中国国民党及一切爱国党派一切爱国人民团结到底，为抗战建国的共同目标而奋斗。”

同日

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设立调查研究局的通知：毛泽东为主任，任弼时为副主任。下设情报部、政治研究室、党务研究室，毛泽东兼政治研究室主任。

7月8日

致电周恩来、廖承志：我患肌肉性发炎，需用亚陀方耐尔，延安已无此针剂，别人亦需用，拟请设法购买若干，如有可能则买五十盒。

7月13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七月九日共产国际关于苏德战争与各国共产党任务的指示，表示完全同意这一指示。

7月15日

复电周恩来，指出：关于准备配合苏联对日作战问题，“我们决心在现在条件下以最大可能帮助苏联红军的胜利”。“我们采取巩固敌后根据地，实行广泛的游击战争，与日寇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而不采孤注一掷的方针。”“关于见蒋，张冲既两次来催，似可一见，看他说些什么，如能释放叶挺及发八路几个月饷，国共关系即可开始转圜，但仍不可求之过急”。“英苏协定〔1〕将成世界政治的枢纽，美国在政治上只能跟着这条路线走，不能操纵一切了。英苏协定将影响日本，增加其顾虑，亦将影响中国，促成中苏、国共的好转。”

同日

写信给刘雪苇〔2〕：“来信及提纲〔3〕收读。虽然我提不出什么意见，但是赞成你写这本书。”

7月18日

关于准备配合苏联对日作战的方针等问题，复电刘少奇〔4〕，指出：“反攻口号是对的，七七宣言上已提积极进攻口号，将来可用带战略性的反攻口号。”“但八路、新四大规模动作仍不适宜，还是熬时间的长期斗争的方针，原因是我军各种条件均弱，大动必伤元气，于我于苏均不利。”“全局决定于苏联打胜仗”。“乘机取利，制日制共，是蒋的方针，因此我们对蒋还是既不让又不攻的方针，让地盘给蒋在我既事实上不可能，他也决不会同日本拼，他是很机会主义的，很精巧的。”

〔1〕一九四一年七月十二日，苏联同英国缔结对德作战联合行动条约。

〔2〕刘雪苇，当时任延安星期文艺学园副主任。

〔3〕指刘雪苇写的中国新文学史讲授提纲。刘雪苇当时打算按这个提纲写一本中国新文学史。

〔4〕陈毅、刘少奇七月十二日致电毛泽东，说：“如日本向苏联进攻，我们当号召全国向日寇反攻，即使国民党不积极反攻，我八路、新四亦必须独力反攻，以牵制日本，敌后某些据点可能放弃。”

7月2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如何对付国民党最近制造的第十八集团军“近复擅自行动”的反共谣言。会议决定采取以下应付办法：用事实揭穿这一谣言，并指出国民党准备在苏联西线战争吃紧的时候压迫我军撤到黄河以北，美国企图拉拢日本退出轴心国，酝酿东方慕尼黑阴谋；解放社发新闻或社论进行驳斥。会议还讨论中央关于调查研究的决定，照毛泽东起草的草案通过。

7月22日

为中共中央书记处起草复周恩来、董必武电，请向各小党派说明：“（一）我们决赞助他们的民主运动；（二）国民党正在发动反共宣传，目的在杀鸡给猴看，打击各小党派，目前还谈不到对十二条的让步问题，仅在国民党真有好转诚意时，我们才准备谈判具体条文（对某几条可以商量）。”

7月24日

下午，谢觉哉来访，谈话至夜晚，派汽车送谢回住处。二十六日上午，谢写信并附《池盐运销研究》一文送毛泽东。当夜毛泽东到陕甘宁边区政府访谢，谈话至次日凌晨一点方归。

同日

致电彭德怀：“此次国民党发动反共宣传，全由何应钦一手主持，得蒋默认，但为英美派郭泰祺〔1〕、王世杰等所反对！自我们联络英、美在华人员与英美派，集中揭露亲日派阴谋后，据恩来二十三日电告，彼方〔2〕业已失败。”

〔1〕郭泰祺，当时任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

〔2〕指国民党。

7月30日

关于尽量吸收医务人材的问题，同朱德、王稼祥、叶剑英向各兵团首长发出指示：“医务人材培养过程很长，且技术不易高深，我军医务建设在技术上进步不大，今后应尽可能地吸收大后方与广大沦陷区技术水平高深的医务人材，不惜其津贴予以任用，政治上作非党干部看待，生活上作专门家待遇之。”

同日

关于当前形势和斗争方针，致电黄克诚并告刘少奇，指出：“只要苏能胜德（两星期来德军已无进展），日必不敢反苏，只要英、美、苏合作（英、苏已订同盟，美、苏日益接近），蒋必不敢大举反共，整个形势于我有利。假如日冒险攻苏，蒋迫我北上，我之方针亦无变更，政治上仍是反法西斯国际统一战线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军事上在武器未改变前仍是与敌人无时间的不冒险亦不消极的长期游击战争。华中、山东部队决不北上，对蒋之进迫则取自卫政策，对国民党每一反共宣传与反共行动仍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的方针，对蒋、何是何反我我亦反何，何停我亦停。此种方针应准备长期坚持下去，不为一时一事所冲动，望注意为盼。”

同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除继续听取彭真《关于晋察冀边区党的工作和具体政策的报告》外，还讨论改革中央机关组织机构问题，延安学校合并问题，中央领导同志分工问题，各办事处工作管理问题等，并作出关于这些问题的决议。

7月31日

关于陕甘宁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致信林伯渠、谢觉哉。信中说：“最近两次谈话，又读谢老两信，又得高岗同志转达二老意见，使我对现行边区财政经济政策的争论问题有更多的了解。我的了解仍不足，现行政策的几个根本点（预算分散，纸币，运盐）又尚在执行之中，最后的谁是谁非，还无法作结论”。“我现在不能断定纸币与运盐不失败，我同二兄谈过，如弄得不好，也要失败的。但我现在还不能同意停止现行政策，采用另一政策，因为另一政策也许要失败的，或失败得更大。”信中还建议他们：“多从反面（即现行政策的正面）设想，现行政策固然已出了很多毛病，但另一政策是否即毛病较少？从相对性设想，勿只从绝对性设想（即只设想现行政策完全是错的，另一政策完全是对的）”。“注意检查自己工作中的缺点，例如在税收工作上，在纸币发行工作上，在领导方式上，我觉得都是有严重缺点的。”

7月下旬

作家萧军想离开延安回重庆去，到毛泽东住处辞行。他向毛泽东谈了他在延安见到的一些不良现象以及某些同志的宗派主义、行帮作风，并建议党应当制定一个文艺政策。毛泽东挽留萧军留在延安，并托他帮助收集文艺界各方面的意见和情况。

7月

根据毛泽东《改造我们的学习》报告的精神，延安马列学院改组为马列研究院（九月八日又改名中央研究院），毛泽东出席成立大会，并作题为《实事求是》的报告，要求大家一定要以马列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以研究中国革命实际问题为中心，调查研究敌友我三方面的历史和现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