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05）

10月24日　

同项英等公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两周年纪念对全体选民的工作报告书》。报告书指出，残酷的持久的国内战争，要求苏维埃极大地注意于经济建设事业。经济建设事业的发展，必将使革命战争得到确实的物质基础，使广大工农群众的生活得到进一步的改良。关于苏区的经济建设，报告书提出：第一个任务是发展农业生产，第二个任务是发展工业生产，第三个任务是发展出入口贸易，而为了完成上述任务，发展合作社是刻不容缓的。报告书还提出，革命战争与苏维埃建设事业，要求苏区工农群众的文化水平一般的提高。使所有苏区的劳动民众都受到教育，开展文化战线的斗争，已成为苏维埃建设任务的重要组成部分。10月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颁布《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和《怎样分析阶级》两个文件以后，各级苏维埃政府认真贯彻执行。由于文件对阶级成分的划分有明确规定，各地在查田运动中错划的阶级成分基本上得到纠正。农民群众的革命积极性更加发扬，雇农工会与贫农团成为苏维埃在农村中的柱石。

同月　

同朱德在瑞金会见前来谈判的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和陪同人员第十九路军参议陈公培（吴明），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并赞同和第十九路军在抗日反蒋问题上的合作。二十六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及工农红军代表潘健行（即潘汉年）同国民党福建省政府及第十九路军代表徐名鸿草签了《反日反蒋的初步协定》，规定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疆界，恢复贸易，释放在福建关押的政治犯，并在政治、经济等方面双方开始实行一定程度的合作。

11月11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发表《为“中日直接交涉”告全国民众》书，揭露国民党反动派出卖东北、华北和镇压一切反日的革命运动的罪恶行径；指出“中日直接交涉”，“必然是南京政府进一步的投降卖国”；号召全国民众一致团结起来，武装起来，开展民族革命战争，为中国民族与中国民众的最后解放而血战；并再一次向进攻苏区的武装队伍提议，在三个条件下订立反日反蒋的战斗协定。

11月20日　

国民党军第十九路军将领蔡廷锴、陈铭枢、蒋光鼐和国民党内一部分反蒋势力李济深等，发动福建事变，成立抗日反蒋的“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公开宣布同蒋介石决裂。福建事变后，蒋介石迅速从“围剿”苏区的前线抽调九个师入闽，讨伐十九路军。这是红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有利时机，毛泽东向中共临时中央建议：以红军主力突破敌之围攻线，“突进到以浙江为中心的苏浙皖赣地区去，纵横驰骋于杭州、苏州、南京、芜湖、南昌、福州之间，将战略防御转变为战略进攻，威胁敌之根本重地，向广大无堡垒地带寻求作战。用这种方法，就能迫使进攻江西南部福建西部地区之敌回援其根本重地，粉碎其向江西根据地的进攻，并援助福建人民政府”〔1〕。但是秦邦宪和李德害怕红军转向敌人统治区会丢失根据地，拒绝采纳毛泽东的这一建议，以至于红军未能主动及时地援助十九路军，并错失了粉碎敌人“围剿”的有利战机。

〔1〕毛泽东：《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

11月中旬　

为了总结苏区乡苏维埃工作的经验，给即将召开的中华苏维埃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作准备，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到兴国县长冈乡进行调查。在列宁小学召集乡和村的干部有中共支书、乡苏主席、村代表主任、赤卫队长、贫农团主任等开调查会，还在同农民群众一起参加劳动中了解乡苏工作和农民生活情况。通过为期一周的实地调查，详细地考察研究了长冈乡的工作，随后写出《长冈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一）——长冈乡》）。通过系统的调查，总结了长冈乡的经验：第一，关于密切联系群众，充分发动和依靠群众，坚持党的群众路线的经验。第二，关于切实关心群众生活，把群众生活和革命战争紧密联系起来的经验。第三，关于把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任务同时解决的经验。十二月十五日，为《长冈乡调查》写一前言，指出：要动员群众完成我们提出的任务和计划，“这个问题的解决，不是脑子里头想得出来的，这依靠于从动员群众执行各种任务的过程中去收集各种新鲜的具体的经验，去发扬这些经验，去扩大我们动员群众的领域使之适合于更高的任务与计划”。

11月下旬　

长冈乡调查结束后，随即率中央政府检查团到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进行调查，先后召开由工人、农民和乡干部等参加的各种类型的座谈会，还走访红军家属和贫苦农民，对乡苏政权建设、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问题进行了详细的考察和研究。随后，写出《才溪乡调查》（原题为《乡苏工作的模范（二）——才溪乡》）。这个调查全面地总结了才溪乡苏维埃工作的成绩和经验，回答了在国内革命战争环境下根据地的建设是必要的和可能的这个重要问题，批驳了机会主义者脱离实际的错误观点。《调查》中指出：“我们重复的说，只有经济建设配合了政治动员才能造成扩大红军的更高的热潮，推动广大群众上前线去。”“铁的事实给了我们一个有力的武器，去粉碎一切机会主义者的瞎说，如像说国内战争中经济建设是不可能的，如像说苏区群众生活没有改良，如像说群众不愿意当红军，或者说扩大红军便没有人生产了”。

11月前后　

寄列宁所着《社会民主党在民主革命中的两种策略》一书给在闽西指挥红军作战的彭德怀，在书上用铅笔写着：此书要在大革命时读着，就不会犯错误。不久，又寄去列宁的《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左派”幼稚病》一书，在书上写着：你看了以前送的那一本书，叫做知其一而不知其二；你看了《“左派”幼稚病》才会知道“左”与右同样有危害性。

12月15日　

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处置红军中逃跑分子的命令。命令指出，“反逃跑斗争是保障红军战斗力的一个重要工作”。其中宣布：拖枪逃跑者，一经捕获一律就地枪决；组织逃跑者，一律逮捕经公审枪决；屡次逃跑、造谣破坏红军及归队运动者，一律逮捕送法庭处以有期徒刑直到枪决；因政治觉悟不够而个人逃回者，各级政府应加强对他们的宣传鼓动，使他们自愿归队，决不能采取逮捕禁闭等办法；任何逃跑分子绝对不许收容在后方机关、部队、团体中工作和服务。

冬　

同项英等署名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为号召群众努力冬耕、准备春耕给各级苏维埃人员的信，指出“经济建设计划之完成成为争取战争胜利最主要条件之一，而今冬与明春农业生产之有计划的与具体之进行则又占着经济建设之极重要位置”；强调“为了战争与群众迫切需要，我们必须具体的来准备明年春耕，这里最基本的工作就是今年的冬耕运动”；提出“乡村劳动互助社的成立与发展是进行冬耕准备春耕的有效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