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3（04）

8月1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召开常会。鉴于江西省苏辖境太大，行政指挥上不便利，决定以于都、会昌、西江、门岭、寻乌、安远、信康七县成立粤赣省。为着造就大批新的苏维埃工作干部，决定开办苏维埃大学，成立以毛泽东为校长的大学委员会。决定第二次全苏大会议事日程，指定王稼祥、刘伯承、张闻天、毛泽东、刘少奇、陈云等十五位同志组织起草委员会，以梁柏台为主任。

8月20日—23日　

中央苏区北部十一县在博生县召开经济建设大会。大会对于经济建设问题，进行了四天的详细讨论，特别指出各县应该坚决反对并打击经济建设工作中的强迫命令摊派的官僚主义方式，应该广泛地发动群众，以经济建设的力量来帮助革命战争，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8月21日　

主持召开苏维埃大学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决定招收一千五百余学生。暂分普通班与特别工作班（土地、国民经济、财政、工农检察、教育、内务、劳动、司法等八班），在临时中央政府附近建筑新校舍，并定于九月初举行开学典礼。

8月25日　

同项英等发布《中央政府关于整顿财政部工作的训令》，指出苏维埃财政政策的原则应该是：（一）把负担加在剥削阶级身上，主要是在白区与苏区内向地主罚款，向富农捐款，以及在不损害苏区经济发展的条件下向商人作适当的征税。（二）努力进行经济建设，从发展国民经济，打破敌人封锁，节制商人剥削，来增加苏维埃财政的收入。（三）依靠劳动农民群众的革命热忱去征收适当的土地税，充裕国家的财政。

8月28日　

在《红色中华》上以“东”署名发表《开展拥护国币的群众运动》一文，说国币是发展国民经济、便利群众交易的工具。政府对于国币流通数量及其信用，是有一定计划与充分保证的。近来有一部分地方，发生不信用国家纸票、银毫或者降低纸票价格的现象。中央政府已命令各地政府，立即实行下列方法：（一）向群众作广大的宣传解释，鼓励群众普遍使用国币，严办故意破坏纸票的分子。（二）召集商人小贩开会，说明苏维埃纸票是有全部国家收入做抵押的。（三）各机关各部队必须一律使用纸票、银毫。

8月29日　

在《斗争》报上发表《查田运动的初步总结》。文章认为，从六月八县查田大会后，查田运动已经成了一个广大的群众运动，取得了伟大的胜利，但有些地方放弃查田运动的领导，有些地方竟对地主、富农投降。文章着重指出：必须迅速纠正侵犯中农利益的“左”倾错误。“要把侵犯中农的危险唤起全体党员的注意。要‘严厉打击任何侵犯中农利益的企图’。因为这是目前查田工作中已经明显表现出来了的十分严重的危险。”“已经没收了中农的土地财产的地方，苏维埃人员要向当地中农群众公开承认自己的错误，把土地财产赔还他”。

8月30日　

同项英等发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致国际反帝非战代表大会电。电文指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是全中国被压迫民众的代表，它否认帝国主义列强与中国国民党政府所订立的一切密约，它正在号召、动员与武装全中国的民众，以民族革命战争，来反对帝国主义瓜分中国，根本推翻帝国主义在华的统治，建立全中国的苏维埃政权，来保持中国的独立统一与领土完整。

9月6日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副主席项英、张国焘，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兼工农红军总司令朱德发表《告全世界工农劳苦民众宣言》。宣言指出：国民党军阀政客从美、英、日、法、德等帝国主义方面得到许多新式武器和战争经费。这些帝国主义利用你们制造的武器和从你们身上压榨出来的血汗钱，去消灭我们这些为自己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而奋斗的中国民众。希望你们帮助我们反对那些要使我们再过黑暗的非人生活并要屠杀我们的刽子手。宣言再一次向全国军队宣告：不论什么军队，只要赞成我们一九三三年一月十七日提出的三个条件，就可以和我们签订战斗协约，以便共同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他帝国主义，来保护我们的民族生存和争取我们的民族解放。

同日　

在瑞金召开的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大会上，作《今年的选举》的报告。报告指出：“世界上一切革命斗争都是为着夺取政权，巩固政权，而反革命的拚死同革命势力斗争，也完全是为着维持他们的政权。苏区的工农群众已经夺取了政权，我们要时时刻刻保护这个政权，发展这个政权，使之能尽打击内外反革命势力、增进工农生活福利的重大作用。要使之能尽这种作用，就要用选举的方法，把大批最觉悟最先进最积极的分子选进苏维埃去，而把旧人员中那些不中用的分子淘汰出来，这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报告提出工农民主专政的苏维埃，有两方面的作用：第一方面，是打击反革命的武器；第二方面，是工农群众自己管理自己的工具。报告还对选举运动中的宣传、组织、选举单位、工作报告、候选名单、选举大会、选举委员会等事项，作了具体的说明。九日，作大会总结。

9月　

当瑞金沙洲坝新创办的苏维埃大学开学后，经常到校给学员讲课。《乡苏维埃怎样进行工作》一文，便是毛泽东向学员授课的讲稿。同月　蒋介石调集一百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大规模军事“围剿”，其中五十万军队直接用于进攻中央革命根据地。敌人采用持久战和“堡垒主义”的新战略，于二十八日占领黎川。此时，共产国际东方部派驻中国的工作人员李德〔1〕，已从上海到达瑞金。他在秦邦宪的支持下，实际上掌握了军事指挥权，实施一系列错误的方针和战略战术。

〔1〕李德，原名奥托·布劳恩，德国人，秦邦宪在上海时得知他毕业于莫斯科伏龙芝军事学院，聘他为军事顾问。

10月10日　

同项英等公布由毛泽东主持制订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发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人民委员会命令，明确规定在这“以前各地处置之阶级成分不合本决定者，应即依本决定予以变更”。决定对土地斗争中提出的一系列政策问题作了明确规定，包括关于劳动与附带劳动的区别，地主与富农的区别，富农与富裕中农的区别，富裕中农与其他中农的区别，贫民问题，知识分子问题，游民无产者问题，地主、富农兼商人的问题，债务问题等，共二十个问题。决定指出：劳动是区别富农与地主的主要标准。富裕中农是中农的一部分，它同其他中农不同的地方，在于有轻微剥削；它同富农不同的地方在于其剥削收入不超过全年总收入的百分之十五。知识分子不应看作一种阶级成分，其阶级成分依其所属阶级确定。知识分子是一种使用脑力的劳动者，受到苏维埃法律的保护。一切地主、富农出身的知识分子，在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条件下，应充分利用他们为苏维埃服务。地主、富农兼商人的，其商业及与商业相连的财产不没收。这个决定，主要纠正“左”的偏向，同时也受历史局限存在某些“左”的错误，如仍规定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等。

同日　

临时中央政府批准毛泽东起草的《怎样分析阶级》一文。这篇著作，同样为了纠正土地斗争中发生的偏向和正确地解决土地问题而写的，它以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方法，对怎样划分地主、富农、中农、贫农作出明确规定，作为划分农村阶级的标准，是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土地改革政策的重要文献。这篇著作编入《毛泽东选集》时，题名《怎样分析农村阶级》。10月11日　

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于都、会昌、门岭、长胜、西江、瑞金六县农业工会查田运动大会，作关于查田运动的报告，着重指出查田运动是最后肃清苏区封建残余势力、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工作。同时讲到与查田运动不能分开的任务，是战争动员、扩大红军、经济建设、文化教育、开展反官僚主义斗争等。

10月15日　

同项英等发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会关于从新颁布劳动法的决议》，同时颁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劳动法》和《违反劳动法令惩罚条例》。决议指出：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一日所颁布的劳动法，经过一年半实施的经验，认为该劳动法的条文有些地方不合于现在苏区的实际环境，对于雇用辅助劳动力的中农、贫农与手工业者，没有变通办法的规定，在执行上发生困难，而且有许多实际事项没有规定进去，而这些实际事项又迫切需要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了增进工人的利益，巩固工人与农民的联盟，发展苏维埃的经济，在一九三三年四月间，组织了劳动法的起草委员会从新起草劳动法，五个月来这一新的劳动法草案经过各地工农群众的讨论，集合了许多意见。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劳动法草案与各地的意见加以审查修改。

10月18日　

同项英等发布《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为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紧急动员令》。动员令说：粉碎敌人五次“围剿”的大规模的决战已经开始，动员一切力量为苏维埃的出路而战，争取这一决战的全部胜利，这是整个苏维埃政权目前最中心最尖锐的任务。动员令要求各级政府用尽全部力量进行战争动员，必须完成扩大红军的计划；必须保证红军的物质供给，每一件经济建设工作应与战争密切联系起来；必须发动广大群众担任运输工作；必须特别加紧肃反工作与赤色戒严；必须以最大的力量注意边区、新区工作；必须加紧检举对于战争动员工作的消极怠工和官僚主义的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