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04）

4月27日—5月9日

出席在武昌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的中心议题是确定党在紧急时期的任务。会议接受共产国际第七次大会关于中国问题的决议，批评陈独秀的右倾错误。大会通过《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议决案》等项决议。这些决议强调争取领导权，但没有具体措施，对汪精卫、唐生智控制的武汉国民党和武汉国民政府抱有幻想。当时毛泽东对于党的政策，特别是关于农民运动的政策，很不满意。他向大会提出一个农民运动决议案，主张解决农民急需解决的土地问题，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大会没有采纳，甚至未予讨论〔1〕。大会通过的《土地问题议决案》同国民党召开的土地委员会扩大会议的精神相一致，即在国民党土地会议规定的范围内解决土地问题。大会选出二十九名中央执行委员和十一名候补中央执行委员。毛泽东当选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会选举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瞿秋白（后又增补李维汉）为政治局常委，陈独秀为总书记。

〔1〕一九三六年毛泽东同斯诺谈到这段历史时说：“在湖南我视察了长沙、醴陵、湘潭、衡山、湘乡五个县的农民组织和政治情况，并向中央委员会作了报告，主张在农民运动中采取新的路线。第二年初春，我到达武汉的时候，各省农民联席会议正在举行。我出席会议并讨论了我的文章中提出的建议——广泛地重新分配土地。出席会议的还有彭湃、方志敏等人和约克、沃伦两个俄国共产党员，会议通过了决议，采纳我的主张并提交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考虑。但是，中央委员会把它否决了。”“第五次代表大会，没有能通过一个适当的土地政纲。我要求迅速加强农民斗争的主张，甚至没有加以讨论。因为中央委员会也在陈独秀支配之下，拒绝把我的意见提交大会考虑。”

春

作《菩萨蛮·黄鹤楼》〔1〕词：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1〕毛泽东对这首词在一九五八年曾作批注：“一九二七年，大革命失败的前夕，心情苍凉，一时不知如何是好。这是那年的春季。夏季，八月七号，党的紧急会议，决定武装反抗，从此找到了出路。”

5月6日

国民党中央土地委员会举行第六次（最后一次）扩大会议，讨论通过各项议案。邓演达主持会议，汪精卫、谭延闿、孙科等参加。毛泽东未出席。谭平山对各项议决案作出说明，称“本案须经中央批准，始能决定可否发表，现在暂不发表”。汪精卫说：“解决土地问题，必定在全国统一之后，全国未统一，只能试办。”“土地问题决议草案，暂不发表，是很对的。”会议最后决定：将一切决议呈报国民党中央核准，或公布或实行。扩大会议后，土地委员会仍继续存在。

5月9日

土地委员会委员邓演达、谭平山、毛泽东、徐谦、顺孟余联名向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写报告，附上七个决议案，请求核夺。报告说：土地问题，从目前政治形势和农民本身的力量，均不许可全数收归国有，只能做到政治没收（部分没收），小地主及革命军人的土地均应加以保障，地主及佃农制度还不能完全消灭。至于解决土地问题的办法，中央只能规定一种原则，详细办法由各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自行解决。

5月14日

湖北麻城的土豪劣绅勾结河南光山会匪不断捣毁农会，屠杀农协会员并围攻县城。中共湖北区委向毛泽东请求救援。毛泽东即派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学生武装二百余人同湖北省政府警卫二团一营赴麻城剿匪，并将农讲所学生改编为中央独立师第二团第三营。农讲所学生同警卫团一营一起，很快将麻城土匪完全肃清。

同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改组中央农委，改组后的中央农委由谭平山、毛泽东、陆沉、周以栗、蔡以忱、瞿秋白、任旭、陈独秀、罗绮园、阮啸仙十人组成。

5月17日

武汉国民革命军独立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在宜昌叛变，进攻武汉。毛泽东组织农讲所部分学生，在武昌城内同武汉军分校学生一起实行戒严。十九日，武汉卫戍司令叶挺率部将叛军击退。

5月21日

汉口《民国日报》刊载武汉国民党中央连续发布的限制革命群众的两个“训今”。一为《各级党部及政府切实执行中央决议案》，称：“凡民众已获得之正当利益，必加以保障，而越轨之行动，亦必加以制裁。”一为《中央关于保护公正绅耆训令》，称：“本党党员应切实指导民众，不得滥施攻击，侵犯他人身体、财产、职业、信仰之自由，其有借端扰乱破坏公共秩序以快意者，即有损于革命之利益，即无异反革命。”

同日

驻长沙的国民革命军第三十五军独立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在军长何键策划下，发动反革命政变（即马日事变），袭击湖南省农民协会、省总工会、国民党省党部及一切革命组织，释放在押的土豪劣绅，杀害共产党员、国民党左派和2121927年革命群众。接着在长沙及其附近各县大肆逮捕和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人士。共产党的组织被迫转入地下。

5月26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举行会议，讨论湖南问题，决定致电武汉国民政府、湖南省政府和唐生智，要求“停止军事行动及恢复工农团体”，责问解散湖南省总工会、省农会事。还决定工农商各团体要表示接受国民政府政策，国民政府对湖南事要约束，军队要服从行政，交还纠察队枪械。

5月30日

同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陆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名义，向湘、鄂、赣三省农民协会发出训今。训令指出，在革命与反革命斗争愈加激烈的形势下，必须采用新政策，首要的是继续发展农协组织，及创设区乡县的自治机关。必须严厉反对一切反革命派及其挑拨离间政策；力求与小地主及革命军官家属合作；解除土豪劣绅之武装，武装农民；改良贫农生计，没收土豪劣绅及大地主之土地，尽可能使谷米流通，以活动乡村金融，购必须的物品；实施佃农保护法。

5月31日

在汉口主持召开全国农协和湖北省农协欢迎太平洋劳动会议代表大会。毛泽东致词：“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一部分，在过去只能有空洞之口号，然而今天欢迎会上已充实了此口号的内在性。”“中国农民运动，是革命进程中主要之力量，尤须与全世界工人阶级携手前进，深赖工人运动之影响与指导，这证明是工人天然成为农民之领导者。今天中国农民能得国际无产阶级领袖之指导，其有益于革命前途，实在无可限量。”

5月

鉴于中共湖南党组织遭严重破坏，向中央请求到湖南工作。

6月3日

在汉口出席国民党中常会第十四次扩大会议。会议对湖南问题作出决议：湖南省政府暂时维持现状；湖南省党部及省农民协会省总工会均应改组；长沙、岳阳一切部队归副军长周斓〔1〕指挥；军队及农民武装团体均应即行停止军事行动，各部队之进止须听周斓指挥，各农工武装团体应回原地，两方均绝对不得有寻机报复举动。

〔1〕国民革命军第三十六军副军长周斓，由唐生智委派处理湖南马日事变问题，也是国民党中央的特派员。

同日

全国农民协会发出通电，要求武汉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对许克祥立予免职查办。

6月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决定：批准毛泽东、周以栗去湘潭，由毛泽东、李维汉、易礼容、夏曦、郭亮、周以栗、彭干臣、王则鸣、柳直荀组织临时省委，毛泽东任书记。这个决定没有实行。

同日

同谭延圫、谭平山、邓演达、陆沉以中华全国农协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名义，向各省农协发出训令，提出为新政策的顺利实施所必须执行的五项规定：（一）注意强固组织，严肃纪律。各乡农协，要“审查过去工作，监督会员行动。如有不良分子发现，必须立即执行革命纪律，予以严厉制裁”。（二）注意革命同盟者的利益。与农村中的小商人应建立“亲切的革命联盟”。要使有余的谷米尽量流通，使小地主及富农不致感受不便，使中小商人之贸易得以无障碍地发展。（三）注意改良乡村旧习惯之步骤。改良恶习须经长时间的宣传，倘操切从事，则不但得不到良好效果，反使反动分子利用落后思想，造谣煽惑，向进步的农民运动进攻。（四）开始乡村建设事业。务于最短期间，使乡村自治机关完全建立起来。（五）加紧宣传工作。切实将贫苦农民受土豪劣绅压迫摧残之事实，充分宣传，以解除土豪劣绅进攻农民最大之武器。

6月10日

武汉国民政府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等赴郑州，与冯玉祥〔1〕举行会谈，企图联冯反蒋反共。六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冯玉祥同蒋介石等南京国民党首领在徐州举行会议，决定反共、反苏、实行宁汉合作。

6月13日

上午，出席国民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会议，报告湖南马日事变的情形〔2〕。

〔1〕冯玉祥，当时任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他率部由陕西出发，和北伐军会同进攻河南省。

〔2〕关于毛泽东报告的情况，据汪精卫在当日下午召开的第二十八次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上说：“刚才在军事委员会同程潜、唐生智、谭延闿、毛泽东诸同志的讨论来综合报告一下。这次的事变，毛泽东同志说得很详细，农民协会确有扰害军人家属的举动，但五月二十一那天晚上，则是军队向农民协会进攻，农民协会为自卫而抵抗，并不是农民协会去抢军队的枪械。”今天在军事委员会讨论甚久，“讨论的结果，是对于湖南的事件不用武力解决，免得引起纠纷。唐生智同志并愿意亲自到长沙去走一趟，以和平的方法，实行改组农民协会及农政部所提出之乡村自治条例等计划。毛泽东同志也承认不用武力的办法是对的。”

同日

同谭延闿、谭平山、邓演达、陆沉以中华全国农民协会临时执委会常务委员名义发出训令。揭露湘、鄂、赣三省土豪劣绅、反动军官残杀党员、农民、工人，离间军民感情，分裂联合战线，破坏三大政策种种事实。要各级农民协会一致请求国民政府：（一）明令保护工农组织及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惩办一切屠杀工农、扰乱后方之反动派；（二）肃清湖北各县勾结逆军土匪屠杀农民工人之土豪劣绅以巩固武汉；（三）明令惩办许克祥，解散其救党委员会、清党委员会等反动机关，从速镇压湖南的反革命派，接受湖南请愿代表团之请愿；（四）明令制止江西驱逐共产党及工农领袖之行动，并严惩屠杀民众之反动派。训令还号召各级农协，要团结农民，严密组织，武装自卫。

6月17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二十四次会议，讨论湖南问题。邓中夏报告去长沙、湘潭和衡山的情况，对湖南的工作提出批评。蔡和森提议改组湖南省委，书记由毛泽东担任〔1〕。这个意见在会上没有讨论。周恩来提出湖南暴动计划，后因共产国际反对，未能实行。

6月18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召开第二十五次会议。会议决定，由毛泽东根据中央的政治决定起草湖南问题的决议〔2〕。

〔1〕一九二六年冬季以来，完全代表湖南土地革命的倾向，为一切敌人之所痛恨，而为一切农民之所欢迎，所以马日事变后，和森主张他回湘工作，八七会议时又主张他在中央。”

〔2〕这个决议未保存下来。蔡和森在其《党的机会主义史》一文中说：“和森与毛泽东同志之关系，绝对不是甚么企图组织左派，只因泽东一向反对中央农民政策。

6月中旬

同李立三、郭亮召集湖南来武汉向国民政府请愿惩办许克祥的共产党员和骨干积极分子近二百人开会。毛泽东要大家回到原来的工作岗位，长沙站不住，城市站不住，就到农村去，下乡组织农民。要发动群众，恢复工作，山区的人上山，滨湖的人上船，拿起枪杆子进行斗争，武装保卫革命。在此期间，每日接待并听取从湖南逃亡来的同志及农民谈湖南有关情况。

6月24日

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第三十一次会议决定：组织新的湖南省委，由毛泽东等十七人组成，毛泽东、何资深、夏明翰、李植、林蔚为常务委员，毛泽东任书记。毛泽东随即赴湖南长沙，从事恢复党的组织关系，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与省委的联系，并计划成立湘南、湘西及宝庆指挥委员会，分别指挥所属各县的政治、军事、党务工作，恢复党的组织。在湖南期间，曾偕柳直荀等到衡山召集衡山主要党员干部和附近几县农会、工会、青年团、妇运会的负责人开会，谈马日事变后的形势，了解党的组织、工人纠察队、农民自卫军情况，以及国民党县党部、县知事的动态等。毛泽东在谈话中指出，马日事变是上海事件的继续，随着而来的将有无数个马日事变在全国发生，对不能合作已经反动的国民党分子要严加处置。强调各县工农武装一律迅速集中，不要分散，要用武力来对付反动军队，以枪杆子对付枪杆子，不要再徘徊观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