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9（3）

　　10月5日　
　　母文氏病逝。毛泽东闻讯立即从长沙赶回韶山。
　　10月8日　
　　在母亲灵位前写成《祭母文》。祭文追述慈母勤俭持家、爱抚子女、和睦邻里等优良品德。“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并作泣母灵联两副：疾革尚呼儿，无限关怀，万端遗恨皆须补；长生新学佛，不能住世，一掬慈容何处寻？春风南岸留晖远；秋雨韶山洒泪多。
　　10月16日　
　　北京大学新闻学研究会举行第一次研究期满式大会，会长蔡元培颁发证书。毛泽东获得该研究会听讲半年的证书。
　　10月22日　
　　同湖南教育界一千二百七十二人联署发出公启，揭露张敬尧派其私党操纵改选并控制省教育会的内幕，反对张敬尧摧残教育事业。公启于次年二月二十日在《湖南》251919年月刊发表。
　　10月23日　
　　为问题研究会⑴起草的《问题研究会章程》在《北京大学日刊》刊出⑵。章程说，“凡事或理之为现代人生所必需，或不必需，而均尚未得适当之解决，致影响于现代人生之进步者，成为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应“先从研究入手”。章程列出要研究的大小问题一百四十四个，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社会、国际等各方面的实际问题。章程强调问题之研究，“须以学理为根据”，“在各种问题研究之先，须为各种主义之研究”；而且要“注重有关系于现代人生者”。但规定，研究会只限于“以学理解决问题”，不涉及“以实行解决问题”。章程引起北京学界的重视。
　　11月8日—10日　
　　长沙《大公报》连续三天刊登特别启事称：“本报添约毛润之先生为馆外撰述员。”此后的三年中，毛泽东同《大公报》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关系，为该报撰写了不少文章。
　　11月中旬　
　　出席新民学会在长沙周南女校召开的修改会章和进行改选大会。根据新会章，会议选举何叔衡、李思安任正副执行委员长；陶毅、周世钊、毛泽东、周敦祥、魏璧、陈书农、唐耀章、蒋竹如为评议员。会后，即进行驱逐张敬尧运动。会友多数外出，会务停顿一年。
　　⑴周世钊一九六六年四月二十日回忆：问题研究会“是拟划中的东西，它没有会员、组织，也没有开过什么会”。其会章“是毛泽东草拟的”，所列问题“全由毛泽东提出”。
　　⑵邓中夏在同期《北京大学日刊》上，发表《邓康启事》说：“我的朋友毛君泽东，从长沙寄来问题研究会章程十余张。在北京的朋友看了都说很好，有研究的必要，各向我要了一份去。现在我只剩下一份，要的人还不少，我就借本校日刊登出，以答关心现代问题解决的诸君的雅意”。
　　11月16日　
　　领导被张敬尧解散的湖南学生联合会的骨干分子，重建学联，于本日召开成立大会。大会发表再组宣言，指斥张敬尧一类军阀“植党营私，交相为病，如昏如醉，倒行逆施，刮削民膏，牺牲民意，草营民命，蹂躏民权”。
　　同日　
　　就轰动长沙城的新娘赵五贞因反对包办婚姻在花轿内自杀事件，在长沙《大公报》发表《对于赵女士自杀的批评》一文。文章分析赵五贞自杀，是由于“三面铁网（社会、母家、夫家）坚重围着，求生不能”。“这事件背后，是婚姻制度的腐败，社会制度的黑暗，意想的不能独立，恋爱不能自由”。希望热心的人要为一个殉自由、殉恋爱的女青年呼一声“冤枉”。此后，长沙教育界、新闻界和青年学生，纷纷着文，对赵五贞事件进行讨论，形成对封建婚姻制度的一次进攻。
　　11月18日—28日　
　　在长沙《大公报》和《女界钟》发表《赵女士的人格问题》、《婚姻问题敬告男女青年》、《改革婚制问题》、《女子自立问题》、《‘社会万恶’与赵女士》、《非自杀》、《恋爱问题——少年人与老年人》、《打破媒人制度》、《婚姻上的迷信问题》等九篇论文和杂感。这些文章集中抨击封建礼教和中国的万恶社会。其中说：“社会里面既含有可使赵女士死的‘故’，这社会便是一种极危险的东西。他可以使赵女士死，他又可以使钱女士、孙女士、李女士死；他可以使‘女’死，他又可以使‘男’死。”因此，“就不能不高呼‘社会万恶’”。在分析造成悲剧的社会经济原因时指出：在剥削制度统治下，“男女之间，恋爱只算附属，中心关系，还在经济，就是为资本主义所支配”，“这便是女子被压制不能翻身的总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