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04）

2月10日　

中共中央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电文说：深望国民党三中全会，本着和平统一团结御侮的方针，将下列各项定为国策：“（一）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二）保障言论、集会、结社之自由，释放一切政治犯；（三）召集各党各派各界各军的代表会议，集中全国人材，共同救国；（四）迅速完成对日抗战之一切准备工作；（五）改善人民的生活。”如国民党三中全会果能确定此国策，则中国共产党为表示团结御侮的诚意，愿给国民党三中全会以如下的保证：“（一）在全国范围内停止推翻国民政府之武装暴动方针；（二）苏维埃政府改名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直接受南京中央政府与军事委员会之指导；（三）在特区政府区域内，实行普选的彻底民主制度；（四）停止没收地主土地之政策，坚决执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之共同纲领。”

2月11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的经过与结束的报告。在会上发言指出：对西安事变我们过去估计前途有两方面是对的。对国民党的估计也是对的，我们这种估计是从去年九月开始的，西安事变后能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是因为我们的总方针正确。我们过去最大部分的工作是用在西北，现在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对全国工作的布置更为需要，全国工作摆在我们面前。关于和平是否确实的问题，我们应当认识，和平的可能性大，但也有打起来的可能，我们要准备自卫战。不过主要应采取巩固和平的政策，应向着联合全国抗日的方向努力。我们的通电〔1〕，是大的让步，是带原则性的让步，是对工人农民以外的小资产阶级等的让步。这是为着一个大的问题，就是为着现阶段的革命，为着抗日。对于土地问题，在大阶段来说是不放松的，但在目前阶段上是应停止没收土地的。苏维埃过去十年斗争是对的，现在改变也是对的，应从理论上说清楚这个问题。形式上虽然改变，然在实质上没有多大的改变。

2月12日　

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2〕，提出同张冲、顾祝同谈判应注意的事项：防地要包括金积、灵武在内，如东北军真调走时，我们还应要求海原、固原、镇原及西峰镇，因为现有的防地实在不够；西路军防地虽指定，但让防未实行，且未停战，应要求停战让防；陕、甘以外各省的红军游击队，一律改民团或保卫团，千人以上者亦然，绝不宜调来陕、甘集中；政训联络员设法拒绝，至少拖延之；致三中全会电中所述要求，他们实行五条，则我们实行四条，你谈判时应同时提出，否则彼方将迫我方再让步，实际在我方者是最低条件，勿要再让。

〔1〕指一九三七年二月十日《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

〔2〕周恩来二月十一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并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电中说：“今日张冲见顾询究竟，顾云，蒋电彼先与我商大概，然后再去见蒋。张因此提出两案，甲案系临时的，论防地、接济及联络人员；乙案是基本的，张提出取消苏府改特区，改变红军番号名称，照国军编制，政训工作派联络人，其他边区地方部队改为团队等四条。”

2月14日　

关于向国民党政府要求增加防地等问题，致电周恩来，指出：“借十五军团北调允许增加防地之机会，要求金积、灵武、中宁、豫旺、清涧、宜川六县及安边地区（包括宁条梁及靖边以北）与瓦窑堡。此外无定河下流两岸直至黄河，包括河口、川口、马灰坪、枣林坪一带原有苏区，现驻李仙洲部须退出。”“宁夏及整个陕北亦应提及，但可将来再商。”“西路军待春暖以一部占安西州，接取货物，主力在甘、肃二州地区，但须马部退出该地。”

2月15日　

致电周恩来：“西路军问题请作两步交涉。第一步电令二马停战让防，或派人示意令其自让，同时派飞机送款、弹去；第二步派兵增援。”

2月15日—22日　

中国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宋庆龄、何香凝、冯玉祥等向大会提出恢复孙中山手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案和联共抗日的主张。会议通过的《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虽然没有根本放弃反共立场，仍提出取消红军、取消苏维埃政府，但已由武力“剿共”变为和平统一，实际上开始接受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国共合作的主张。2月18日　

致电周恩来：“请多方设法找人去青海，西路军问题解决甚关重要。”

2月21日　

同张闻天、秦邦宪、朱德、张国焘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指出：“桂代表本日返三原，令其速赴川、桂、粤活动。京、沪两方小开〔1〕负责。山西彭雪枫回。直、鲁暂时无办法，过一时再说，但唐则民即可回津。各方活动均以巩固和平促成抗战为目标。”后方已实行裁员减膳，党政军共裁两千多人，伙食费每人每月不超过三元。

同日　

致电周恩来：“目前重点在再弄到五十万元款。（一）西路军甚急，目前已到不能不出兵援助之，募得款方可成行。（二）前方三月份无伙食费，因此伯承〔2〕谈话应着重于此，甚盼于二三日内带款回延，此二十分急迫。”

〔1〕小开，即潘汉年。

〔2〕伯承，即刘伯承，当时在西安参与同国民党政府方面的谈判。

2月22日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复电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并告刘伯承：增援西路军尚未作最后决定，但已到严重考虑时机，因西路军已至极危险时候，如该军失败则影响甚大。

2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会议讨论人事安排和特区组织机构。在会上发言指出：苏区工作委员会可暂不成立，中央在此，特区政府当然要归中央管，不归工作委员会管。会议决定：政府名义暂时不变动，工作由林伯渠负责，暂时不成立苏区工作委员会。会议还决定：秦邦宪任中共中央组织部部长，郭洪涛任副部长；何凯丰任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吴亮平任副部长；张浩任中共中央工农部部长；李见珍任中共中央妇女部部长，邓颖超参加工作。

2月25日　

同张闻天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并告周恩来：对国民党三中全会的讨论拟稍等一等，目前着重对南京关系各具体问题的解决及前方部队的训练。

2月26日　

就增援西路军问题，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周恩来、刘伯承：“甲、增援军决以四军、三十一军、二十八军、三十二军及骑一团充之。乙、立即准备完毕。丙、伯承接电即到淳化待命。丁、对外守秘。”二十七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决定刘伯承为援西军司令员，张浩为政治委员。

同日　

周恩来同参加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的张冲继续谈判。周恩来除表示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宣言和决议的某些内容保留将来申明的权利外，着重同张冲等谈红军改编的具体问题。经过激烈争论，双方各有让步，协议红军编制三个师。

2月27日　

致电周昆、袁国平〔1〕：现因准备增援西路军，须立即整理工兵连，并用大力在三天内招雇并准办匠工、器具、物料等，以每天造一只大型船为度。

〔1〕周昆、袁国平，当时分别任抗大第二分校（又称庆阳步兵学校）教育长和政治委员。

2月28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听取秦邦宪关于西安事变中党与群众工作的报告。在会上发言指出：（一）西安事变是在特殊的环境下，偶然地仓促地发生的，是不能事前准备的，并且转了很多弯，以后也少有。工作要按照政治情况急速地变化，在这里表现出与地方工作的隔离，我们定下来的方针与地方工作没有很好地联系起来。我们在急速转变的环境中，大的方面达到了我们的目标，这是好的。不过在总方针与地方方针隔离这一点上，是值得我们注意的。革命政党的方针，应注意到全部与局部的联系，要把我们的方针在政治上与群众联系起来。这次有一种冲突，一是要打要杀，一是要和要放，这种冲突表现在领导者与群众中。我们坚持了和平的方针，但在政治上与群众隔离了。（二）西安事变是暂时性的，我们的工作应在暂时的原则下进行与布置。（三）十五年来的斗争证明群众信仰共产党，在这次事变中更证明了群众从政治经验中相信共产党。我们政治路线上有大的转变，应对群众做大的教育，这是我们重要的工作。（四）在解决土地问题上的改变，主要是争取上层分子，土豪、商人、资本家，是消灭两个政权的对立。所以，这次是胜利了，是有意义的。（五）关于取消苛捐杂税、加薪加饷问题，尽量地废除苛捐杂税，这是必要的，然而仅限于此。（六）红军的影响很大，工作方法上应注意。组织参观团到西安与群众相见，解释和平解决的意义。秦邦宪在作结论中说，西安事变正如毛主席所说是暴风雨的突变。

同日　

关于增援西路军问题，致电周恩来并告彭德怀、任弼时，叶剑英，指出：“为避免平分兵力及准备万一时东面作战，一方面军全部不动为宜”。“增援步骤，第一步在靖远地域渡河，徐陈〔1〕主力置西岸，罗宋两部〔2〕置东岸，估计此时即可解徐陈之围。第二步，或徐陈去安西而增援军东归，或徐陈与增援军一同东归，或增援军主力与徐陈会合一同西进但罗宋东归，看情形决定，但似以第一种较有利”。三月一日，又致电彭德怀、任弼时：“增援军主力改以四军、三十一军即四方面军之两个军充之，十五军团不去，免平分兵力。罗、宋所部先行出动，抢渡造船。”

〔1〕徐陈，指徐向前、陈昌浩。

〔2〕罗宋两部，指罗炳辉任军长的红三十二军和宋时轮任军长的红二十八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