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02）

1月9日　

关于潘汉年去南京谈判和周恩来致蒋介石信的内容，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甲）应痛陈和平，万不可战争，要蒋抑制一部分主战人物的不顾大局，客观上徒利日本大损中国。（乙）张回才能妥善解决西北问题，请蒋注意此点。（丙）撤兵组府请蒋另主持，不为旁人〔1〕。（丁）周暂难分身，一俟大局略定，即可出去见蒋。（戊）共产党在对内和平对外抗战基础上用全力赞助蒋。”

同日　

同张闻天复电周恩来，指出：“力主和平，拉拢蒋、宋，策动国内各派各界舆论，策动英美，保持西北目前局面，非不得已不开火，乃目前基本方针。此方针应使杨、何、孙、王、缪、刘、杜、黄〔2〕及宣传委员会主要人了解，改正其‘左’的宣传，但军事方面，仍极力备战，绝不放松。”“红军即在三原、咸阳集结待机，不可轻动。”

〔1〕原文如此。

〔2〕杨、何、孙、王、缪、刘、杜、黄，指杨虎城、何柱国、孙蔚如、王以哲、缪澂流、刘多荃、杜斌丞、黄显声。

同日　

蒋介石派王化一、吴瀚焘到西安，提出和谈的甲乙两案。甲案：东北军调甘肃，第十七路军不动，归杨虎城指挥，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至宝鸡沿铁路各县。乙案：东北军调河南、安徽，第十七路军调甘肃，红军回陕北，中央军驻潼关到宝鸡沿铁路各县。

1月10日　

随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由保安动身迁往延安。十三日，到达延安。

1月1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会议讨论延安工作问题。王观澜汇报来延安后二十天的工作，李见珍汇报进城的情况。毛泽东发言说：延安工作方针与方法基本上是好的，产生了好的影响，应该继续这一方针。现在不打土豪，土豪喜欢；保护商人，商人喜欢；取消苛捐杂税，使贫民喜欢。以后应进一步使群众更加喜欢，使土豪的喜欢减少。应该使在延安工作的同志明了，延安工作对全国有影响，延安的各种具体工作都应把握这一原则。关于延安的政权形式问题，抗日救国会只是暂时的，这里最好是不派县长，应成立抗日革命委员会，将来要成为苏维埃政权。因为这是我们首都所在地，不应与人共管。关于金融问题，毛泽东说：认为用白票就不能用苏票〔1〕、用苏票就不能用白票，这种估计是过分的。我同意总司令的意见，还是在城内苏票、白票混用。我认为中心问题是从外面办货来的问题，用合作社来调剂是可以的。

〔1〕白票，指国民党政府发行的纸币。苏票，指苏维埃政府发行的纸币。

1月16日　

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甲）杨、于即日通电就职〔1〕。（乙）向蒋交涉条件仍以你们前电各条为妥，因杨、于就职后南京更加无名，条件略高无妨碍，并为尔后留出再让一步之余地。（丙）条件中主要者为：（一）张回陕，顾驻洛。（二）华县以西属张、杨军。提出之语气尽量改得缓和些，可以不提红军。（丁）携赴奉化以速为妙。”

1月17日　

东北军和第十七路军代表携谈判方案在奉化见蒋介石，提出：（一）设陕甘绥靖主任，张学良为正，杨虎城为副，行营主任顾祝同驻洛阳；或设西安行营主任，张为正，杨、顾为副。（二）军事善后问题，潼关、华阴由中央军驻扎，陕、甘其他地区由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和红军分驻。还向蒋介石提出，由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决定抗日、联俄、容共国策。蒋介石表示不接受。

1月18日　

关于准备对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建议书和处理西安善后问题的条件，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指出：“（甲）对三中全会，正由上海、华北两方策动一大的左派运动，西安方面望注意策动宁、绥、川、桂，我们亦准备提出建议书。（乙）南京已宣传陕变即可告一段落，汪入京后左右派斗争当更趋激烈，内战对蒋系已处不利，和平解决之趋势已渐明显。杨、于、孙〔2〕就职，应与要求张回、要求陕甘防区不变二事同时进行，对后二事目前不应让步，在力求和平的总方针下争此二着之实现，这种可能是存在的。”

〔1〕一九三七年一月十五日，周恩来向杨虎城建议：杨虎城和于学忠通电就职；派人去奉化见蒋；坚决拒绝乙案，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须中央军全部出甘肃，西安留东北军、第十七路军各一部，等等。一月十六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通电，接受国民党政府革职留任处分，要求准许张学良回陕，并要在奉化的蒋介石回南京主持救国大计。

〔2〕孙，指孙蔚如，当时任西安戒严司令，抗日援绥军第一军团军团长。

1月中旬　

“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为“中国人民抗日军事政治大学”，简称“抗大”。中革军委主席毛泽东兼任抗大教育委员会主席。二十一日，抗大举行开学典礼，毛泽东出席并讲话，他说：抗大像一块磨刀石，把那些小资产阶级意识——感情冲动、粗暴浮躁、没有耐心等磨个精光，把自己变成一把雪亮的利刃，去打倒日本，去创造新社会。

1月21日　

同张闻天致电周恩来、秦邦宪并告彭德怀、任弼时，指出：解决西安问题，“在于是否有保证让步而确能停止战争，让步而依然是战争，且得出比西安事变前更坏之局面，则不能让步”。无论和战，应使杨虎城、孙蔚如、何柱国、王以哲、于学忠、缪澂流、刘多荃及左派自己打定主意，我们处在建议与赞助地位。无论和战，红军主力应按前定计划出至陕南，处在川陕之间。

同日　

同周恩来联名致电潘汉年，指出：“为避免内战一致对外，我们原则上不反对蒋之方针，并应劝告西安服从南京统一方针，蒋宜给张、杨以宽大，以安其心。”但坚决要求蒋同意下列各点：保证和平解决后不再有战争；不执行“剿共”政策，并保证红军最低限度的给养；暂时容许一部红军在陕南驻扎；令马步芳停止进攻河西红军；为使红军干部确信蒋之停止“剿共”、指定防地与发给经费，要求蒋亲笔答复周恩来一信。潘汉年接电后即与宋子文商议，但没有任何结果。

同日　

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在高台、临泽一带不能立脚。二十日晨高台被马步芳、马步青部攻破，董振堂牺牲，五军损失两个团。“他们从本日起转向东进，望速商于学忠准备派一部策应，并与交涉红军离开河西抗日，勿加干涉。”

1月22日　

同周恩来联名复电潘汉年，要求蒋介石：第一，“给我们以亲笔信，信内说明停止‘剿共’，一致抗日，再则指定驻地与允许按月发给经费”。第二，同意红军一部驻在陕南柞水、镇安、旬阳、安康、汉阴、紫阳、石泉、镇巴等八县（这八县原来大都是苏区），红军主力

则驻庆阳、合水、正宁、宁县、西峰、旬邑、淳化、中部、洛川、富县、甘泉、肤施、清涧、宜川、瓦窑堡、安边、豫旺等县镇。复电要潘汉年向蒋介石说明下列观点：“我们是革命政党，自己确定的政策决不动摇。我们的政策是与蒋一道团结全国（即反对分裂与内战）共同对日，以后许多事情均愿与蒋商量，一切有利日本与汉奸而有损国力与两党合作之事，均当与蒋一道坚决反对之。”

1月23日　

关于接应西路军东进问题，致电周恩来、秦邦宪：“西路军已于二十一日晚开始向东急进，以十天行程到达黄河边。甲、能否设法停止二马追击；乙、于学忠能否策应西路军；丙、至低限度请查清黄河结冰段或有渡船处，帮助西路军顺利渡过黄河右岸。”

1月24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作关于同国民党谈判问题的报告，指出：和平问题主要看我们决定，问题是如何保证。首先要蒋介石写亲笔信给我们，第一停止“剿共”，第二划清防地，第三保证给养。蒋介石有电报问我们到底要什么地方，我们提出了八个地方，我们有了这些地方，可以监视他们并同四川取得联系。关于防地，延安、延长、甘泉、富县，增加瓦窑堡以及豫旺等。蒋介石已答应凉州以西归我们，令马步芳不要进攻。自从释放蒋介石，我们总的方针是和平西安亦是如此。中国对日本，中国有理；西安与南京，西安有理。现在已一般地趋向和平了，所以能趋向和平，就是因为红军靠近张、杨，现在的问题，就是要顾祝同不来，张学良回来。我们的让步是潼关归南京，最后的让步是退到渭水以北，西安让给蒋介石，但蒋要少驻兵，杨虎城部驻一个师。我们不能让步的是张学良问题。现在的困难，就是怕和平没有保障。毛泽东报告后，会议进行讨论。最后，毛泽东再次发言指出：对国民党三中全会应有表示，这次表示应有新内容。应说明不是人民阵线而是民族阵线，对西安事变问题我们的立场是和平解决。关于这些问题的说明还是不够的。我们现在申明不待民主共和国成立就愿意成为统一的区域，一种是民族革命政府，一种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苏区是人民革命政府。我们是特别的，但应归他管。西安事变将蒋扣留，我们是主张和平解决的。释放蒋后，我们军队开去，还是为了和平，我们的错误，是在一九三五年十二月决议时提出了抗日没有放弃反蒋，然而在五月间还是渐渐在变，彻底的转变是在共产国际指示以后。西安事变后，我们通电中说将蒋交人民裁判，是不对的。